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川普总统在与习近平通话后,随即为习充当说客,劝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不要挑衅北京。这一举动既反映了川普的商人本质,也揭示了美国政客在关键战略时刻仍将商业利益置于首位的传统倾向。英国在二战面临纳粹德国入侵的危机之际,罗斯福总统在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也从英国获取了包括战略基地等可观利益,延误了协助民主阵营反击希特勒的最佳时机。这一先例提醒我们,与极权国家打交道时,用商业利益换取“暂时和平”,最终付出的代价往往更大。当前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这种基于交易思维的短期做法,不但削弱民主国家的战略一致性,也可能无意间为专制政权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 According to the WSJ, after his phone call with Xi Jinping, President Trump immediately acted as a lobbyist for Xi, urging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not to provoke Beijing on the Taiwan issue. This move reflects Trump’s inherent business mindset and also reveals the traditional tendency among American politicians to prioritize commercial interests even at critical strategic moments. When the United Kingdom faced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Nazi Germany during World War II, President Roosevelt, while providing military assistance, also extracted substantial concessions from Britain, including strategic bases—delaying the moment when the democratic camp could most effectively counter Hitler. This historical precedent reminds us that when dealing with totalitarian states, trading commercial interests for “temporary peace” often leads to a much higher price in the end. Given today’s even more complex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this transaction-oriented, short-term approach not only undermines the strategic coherence of democratic nations but may also inadvertently create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totalitarian regimes.
【被歪曲的“战后秩序”】在周一与川普总统的通话中,习近平再次歪曲历史事实,称“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谋图用二战反法西斯胜利的道德光环来为北京吞并台湾的野心背书。然而,习口中的“中国”,并不是当年那个接收台湾的“中国”—中华民国。 习近平的逻辑陷阱在于他试图构建一个“继承者神话”: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国就如同清朝一样彻底灭亡了,因此所有的主权遗产(包括台湾)都自动过户给了北京。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历史不容篡改。 1945年日本投降时,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接收台湾主权和治权的,是中华民国政府。那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连影子都没有。是中华民国的军队跨海接收,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台湾升起。如果要谈“战后国际秩序”的原始契约,签约方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而非毛泽东。中共试图跳过1945年至1949年的历史断层,直接将“二战战胜国”的果实据为己有,这是典型的偷天换日。 其次,中华民国从未灭亡,何来“继承”? 与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不同,中华民国并没有发布退位诏书,也没有彻底消亡。它虽然在内战中失去了大陆领土,但政府机构、宪法体系、军队以及外交关系完整地迁移到了台湾,并在此后70多年里持续行使独立主权。 一个政权既然依然存在,且有效治理着特定的领土和人民,另一个政权就无法单方面宣布“完全继承”。这就好比一个人还在世,他的邻居却拿着伪造的死亡证明并说服其他邻居相信其编造的谎言去继承他的房产一样,这在法理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更重要的是,“有效统治”是国际法的核心基石。现在的台湾(中华民国),拥有独立的国防、外交、货币和司法体系,发行护照,且拥有世界公认的民主选举制度。这完全符合《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中关于主权国家的所有定义。 反观北京,建政70多年来,未曾在台湾征收过一分钱税款,未曾在台湾驻扎过一兵一卒,未曾对台湾行使过一天的行政管辖权。 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独立运作的政治实体,北京所谓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只能沦为一种自说自话的政治宣传。 中共之所以歪曲“战后国际秩序”,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在法理上站不住脚。他们无法否认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因此只能靠篡改历史和事实来抹杀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企图说服美国改变其“知悉”而非“承认”的立场,为并吞台湾找借口。 所谓的“战后秩序”,在今天的语境下,恰恰应该是包括台湾人民自决权在内的民主自由秩序,而不是支持一个专制政权对一个民主国家的赤裸裸侵略。 台湾不需要“回归”,因为它从未离开过中华民国的治理;台湾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那个红色暴力政权从未拥有过它。这才是台海问题最朴素、也最实在的真相。
【血缘不是统一的理由,选票才是合法性的根基】中共长期宣传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诱惑台民众接受其吞并台湾。然而,这套说辞在中共自身的历史前显得十分苍白。中共对数以千百万计被其界定为“阶级敌人”的同胞毫不手软,杀干净而后快。在极权下,“党性”永远高于血缘和亲情。若连自己治下的人民都无法获得人道对待,又何来对台湾人民“一家亲”的真诚可言? 实际上,血缘从来不是国家统一的基础。国家能否整合,是制度能否提供安全、尊严与自由的结果,是价值与认同的选择,而不是基因的延续。同族相残的悲剧在人类史上不胜枚举。北爱尔兰便是典型案例: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同为爱尔兰人,但因身份认同撕裂而陷入长达三十年的暴力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作为成熟民主国家,最终并未以武力平息分歧,而是通过《贝尔法斯特协议》及全民公投,确立以民意为最终仲裁者的机制——只要多数支持,北爱即可自由选择未来的归属。 这一制度自信与政治文明,与北京当局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中共真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充满“四个自信”,为何不敢让台湾人民用选票决定自己的前途?甚至更进一步,既然两岸争议的根源在于政权合法性,为何不让十四亿大陆人民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自由选择? 如果中共政权真能在公正自由的选举中赢得人民授权,世界自然无话可说,其统治也将获得无可质疑的正当性。正因为它深知自己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检验,所以只能依赖暴力机器、全方位监控来维稳。不敢面对选票,恰恰暴露了政权合法性最深层的脆弱。 真正的统一,不靠口号,更不能靠武力,而要靠人民在自由选择中的心甘情愿。历史已经证明,只有选票,而非血缘,才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源头。
【被抽空的丰碑--纪念还是背叛?】习近平近高调纪念胡耀邦诞辰110周年,号召“学习胡耀邦精神”。表面看,很隆重、很体面。但稍微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心里恐怕只会产生巨大的荒诞感。 因为那些真正属于胡耀邦的、最核心的东西,被精心地过滤掉了。整场讲话听下来,似乎胡耀邦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对党忠诚”。 胡耀邦之所以是胡耀邦,是因为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他敢于破局,更敢于包容。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平反冤假错案、力主党政分开、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鼓励思想解放。 遗憾的是,这些充满勇气的政治遗产,在今天的纪念词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原因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因为这些主张,恰恰是当下最忌讳的;因为他当年的方向,和习的路子南辕北辙。 而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还是民族问题。这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彻底的禁区。 当年胡耀邦去其他族群地区调研,嘴边总挂着一句话:“要尊重民族感情。” 在西藏,他力挽狂澜叫停政治清查,恢复宗教自由;在新疆,他坚决反对把民族矛盾扩大成敌我矛盾。他心里清楚,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想要长治久安,靠的绝不是铁腕镇压,而是理解、修复和尊重。 然而,胡耀邦当年的“柔性治理”,如今已经被彻底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铸牢”、“改造”和“感恩”。 看看新疆的再教育营和高压管控,看看西藏日益收紧的宗教政策,再看看内蒙古被禁的母语教学。当下的逻辑不再是尊重多元,而是要强制同化。 官方之所以对胡耀邦的民族政策绝口不提,就是因为那面镜子太亮了,照出了当下的尴尬与粗暴。 所以,整场纪念会看下来,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儿: 官方越是高调纪念胡耀邦,就越显得现实与他背道而驰。 胡耀邦代表的是开放、自省、是对不同文化的宽容; 而今天强调的,是绝对的忠诚、统一、是控制一切。 把胡耀邦的灵魂抽干,只留下一具服务于当下权力的躯壳,把他变成一句政治口号的注脚。这不仅不是纪念,这根本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背叛。
【最伟大的总统】美国已进入庆祝建国250年的倒计时。我在想,如果要评选出唯一一位“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恐怕非华盛顿莫属。 在八年多的独立战争中,华盛顿的败仗多于胜仗,战略判断屡有失误,个人性格也存在缺陷。然而,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最终打赢了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帝国,更在于在胜利后他拒绝做什么——拒绝称王称帝。 当独立战争胜利在望、权力几乎尽在他手中之时,部下有人鼓吹建立世袭君主制。华盛顿在1782年5月22日致尼古拉上校的回信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共和原则的坚定信仰,对君主制建议的厌恶和震惊,并对这种建立世袭王权的念头予以严厉斥责。 华盛顿明确表示,这个提议让他感到痛苦,完全违背了他为之奋斗的一切。他写道: “我带着极度的惊讶和错愕,仔细阅读了您提交给我的那些情感(指建议建立君主制)……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比您转达的军中存在这种想法更让我感到痛苦,我必须以憎恶的态度看待它,并予以严厉谴责。” 他进而指出,让他成为国王的提议与他的人格和原则完全背离: “我实在难以理解,我的哪种行为会鼓励您给我写这样一封信,这在我看来,预示着可能降临到我国头上最可怕的灾难。 如果我对自己没有误解,您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反对您计划的人。” 华盛顿最后对尼古拉上校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那么,让我恳求您,如果您对您的国家、对您自己或您的未来有任何顾虑(意指如果尼古拉还珍视自己的人身安全、名誉和未来的幸福生活的话),或者对我有一丝尊重,请将这些想法从您的脑海中抹去,并且永远不要以您自己或任何人的名义,再传达类似性质的意见。” 我以为,华盛顿的崇高品格在于:他不迷恋权力,功成身退,坚持共和,拒绝家天下。仅凭这一点,他便足以当之无愧地位列美国伟大的总统之首。
【驳斥高志凯的“南北战争”类比】中共党国御用文人高志凯宣称,美国内战时期北方并未征求南方民意即可武力“统一”,因此中共也无须征求台湾人民民意即可以武力吞并台湾。这一类比很荒谬,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美国内战发生在同一主权国家内部。南方邦联是从一个已建立、被国际承认的单一联邦政府中非法叛离的势力,从未被国际承认为独立国家,国际社会普遍将其视为“内部叛乱”。 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联合国宪章原始签字国,也是1945年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基者之一。中共是苏俄豢养的叛乱集团,挑起内战导致中华民国(台湾)失利迁台,但政权与国家主体从未灭失,是一个自1949年以来仍实际存在、拥有主权、独立运作的政权,拥有自己的领土、军队、宪法和被国际承认的地位,直到1971年还是联合国成员,至今与多国有外交和半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和中国党国建交时,对党国的台湾主权诉求表示“知悉”(acknowledge)并非承认(recognize)。党国从未统治过台湾、双方实质分治74年。从国际法上来看,党国企图通过国家继承来抢夺台湾主权没有法理基础,事实是,台海是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比较接近的类比应是南北韩,而不是南北战争。 其次,美国南北战争发生在19世纪,彼时国际法尚未确立人民自决、禁武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核心原则。而在当今时代,《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要求各成员国必须遵守这些基本准则。中华民国在台湾发展成成熟民主社会,拥有自我治理体系、宪政秩序、常态选举以及稳定的民意机制。台湾人民享有《联合国宪章》所载明的人民自决权,台湾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高氏叫嚣无视台湾人民民意,完成中共的“统一大业”,是在用19世纪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叙事,来否定现代国际社会最基本的自由和人权原则,为党国侵略扩张制造借口。中共若攻打台湾,将是以专制政权武力侵略一个从未受其控制的民主主权国家,并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使用武力、人民自决等基本原则。这与19世纪内部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 第三,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联邦政府的目标最终目标是维护一个基于宪法和民主原则的共和国,废除奴隶制,推进人权。而中共党国攻台目标 是要将一个成熟的、拥有言论自由和选举权的民主社会,强行纳入一个一党专制、没有基本公民权利的极权体制之下。这种武力统一的本质是毁灭民主,强加奴役。 第四,高氏之流以为抓住美国历史的“把柄”就能为中共武力犯台提供道义遮羞布,实则逻辑混乱、张冠李戴。以历史错误为当下恶行辩护,本身就是“两错成一是”的谬论(中共惯用伎俩)。即便联邦政府在19世纪南北战争中未充分征询南方民意,那也是在国际法尚未确立人民自决原则的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它的存在既不能证明、也不能为中共在21世纪无视台湾民意提供一丝一毫的正当性。按照高氏的逻辑,美国曾经有奴隶制、曾拒绝黑人投票,那么中共如今剥夺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实行事实上的奴役,就都可以被视为“合理合法”了吗?历史的错误不能为当代的暴政背书,更不能成为侵略的借口。 综上所述,高志凯的言论不是历史分析,而是为侵略诡辩。真正的原则只有一个:尊重人民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任何试图以19世纪国内战争来为21世纪的侵略行为正名的,都在侮辱历史,也在侮辱常识。
【真假自由派的试金石:台湾人民自决权】支持台湾人民自决,还是支持中共强行统一,已成为当下检验“自由派知识分子”真伪的尖锐试金石。 人民自决权是联合国宪章明确确立的基本原则,任何真正信奉自由民主、人权和普世价值的人,绝不会否认此项原则。若以虚妄的“民族复兴”、“统一大业”、“历史必然”强行剥夺一个早已实际自治、民主运转数十年的2300万人的选择权,那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专制主义、帝国主义。 “大一统”本质上是党国基于家天下帝王思想蓄意打造的统治叙事与虚假民族主义。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自诩自由派的华人公知,在台湾问题上迅速滑向“大一统”教条陷阱。他们可以振臂高呼反极权要自由,却在台湾人民最需要被承认其主体性时集体失声;他们可以痛斥专制,却对北京叫嚣的武统一保持暧昧甚至公开支持。这种两面性与选择性沉默,暴露的恰恰是他们从未真正内化自由主义的普世性,而只是把“自由”当作批判中共的工具,一旦涉及自身认同的“国家”“民族”“历史”,便立即退回到最传统的家天下与党国一体的大一统思维。真正的自由派不会在“争自由”与“反专制”时慷慨激昂,却在台湾人民行使自决权时突然变成专制主义的拥泵者。 谁若连2300万台湾人的自由都不敢捍卫,就没有资格继续自称自由派。这块试金石,已经把伪君子们照得纤毫毕现。
【福利依赖的陷阱】国会似已达成协议,政府即将重新开门。可我倒希望它多关一阵,好让世人看看,没有政府,人民照样能活,甚至可能活得更好。唯有那些完全依赖政府的人,才会焦虑于政府的开关。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它原是大萧条时期的临时救济措施,如今却成了一个不受控制、自动拨款的福利项目(entitlement)。受益人数从几十万暴增至4200万,每年花费纳税人超过1200亿美元。 应当令人警醒的是,即便在经济繁荣时期,SNAP的参与人数与开支仍持续攀升。何为?任何无需努力就能获得的“免费午餐”,对人人(包括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诱惑力——惰性、自私、贪便宜等人性使之然。而政府项目掩盖了劫张三济李四的真实关系,让人们人们觉得反正那是“政府的钱”,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可以心安理得的去享受,甚至理直气壮地钻漏洞、行欺诈来获取。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SNAP,在各类联邦与州级福利项目中都极为普遍。尤其是医疗补助体系,欺诈更多、更恶劣。政客们乐于维持这种依赖性:民众越依赖,他们的权力越稳固;权力越稳固,便越有动力推出更多“福利”。于是,政治与依赖形成了一种相互喂养的共生关系。 然而,这种“伪善的仁政”最终压到的正是底层民众,使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社会理应援助那些真正无劳动能力的人,但当寄生者占用资源、真正无助者被挤压,所谓“福利”就成了对勤劳者的惩罚,对弱者的二次伤害。
【悼沃森】我昨天记下了对詹姆斯·沃森离世的感言,因为争议,原本不想分享,但又觉得在自我言论审查,所以将主要看法贴出供商榷。 1.我觉得他和克拉克共同发现DNA结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因为此前的发现,改变的是我们的外部世界,而他们的发现则会改变人类本身。沃森常纠正别人说,他是“the”不是“a”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一方面说明他的傲慢,也说明他充分认识自己发现的重要性。但是,我也认为,科学史从不属于某一个人。即使没有沃森,其他研究者如Pauling的团队也终将揭开这一谜底,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沃森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敢于跨界(从鸟类研究跳到陌生的分子化学领域)、敢于冒险,用直觉与拼图般的思维赢得了那场“生命结构的竞赛”。当然,其中有天分、勇气、勤奋、运气,也有取巧的成分,如不当利用Franklin拍摄到的DNA螺旋对称性的X光衍射图(Photo 51) 2.沃森居功自傲,从拿到诺奖后就在科学研究上没有什么作为了,而克拉克却却不断拓展生命科学的边界,对生物科学做了更多的重大贡献,体现了真正的科学精神。相比之下,我更钦佩后者。 3.沃森最有争议的是他对非洲人智力的结论。他2007年在一场采访中说了以下这段话而被f迫卸任冷泉研究所的领导职务。沃森表示他对非洲的前景“天生感到悲观”,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政策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智力与我们相同——而所有测试都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他进一步声称自己希望人人平等,但那些不得不与黑人员工打交道的人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声称有数据证明,但绝大部分科学家反对他的结论。 我的看法是,科学界公认不同人种在体质上存在差异,按推在智力上也会有差异,像中国人说的“一方土养一方人”。喜欢养狗狗的人知道,不同犬种的智力是有差异的,这也有科学研究支持。根据犬类心理学家 Stanley Coren(《犬类智商》作者)的经典研究,按三类智力(本能智力、适应性智力、工作与服从智力)评估,边境牧羊犬(Border Collie) 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如此,人亦然。从科学上对不同人种的智力进行研究无可厚非。 然而人的智力远比狗复杂。某一人种某些智力存在不足,但在其他类别智力上则有优势。不慎重的结论会让我们陷于希特勒日耳曼人优越的邪恶陷阱,合理化法西斯优生学。我认为,沃森的结论过于草率,显然带了某些偏见。如何在科学无禁区和社会责任中找到平衡点是一项重要挑战,但无论如何不应让政治正确有一席之地。 我也观察到,世界上华人中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最甚,沃森的观点为许多持左右立场的华人赞赏。这不是个好现象,值得我们警惕。 4.沃森/克拉克的发现带来的基因增强技术最终会民主化人类体质和智力的差异,这个发展趋势不是任何政府可以控制的。然而,在后人类时代如何保全人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就得认真研究,否则会措手不及。从这个角度来说,沃森/克拉克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还是为人类生存开创了一个更为广阔前景是一个问题。我比较倾向于后者,但是还是有点提心吊胆的。 总之,沃森对科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