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潮
6小时前
【支持边境安全,反对鲁莽执法】我是川普政府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常识告诉我们,在没有严重危机迫使人类人口大规模迁徙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任由边境被突破,必将引发社会内部动荡——欧洲近年来的教训已足够清晰。 但这绝不等于支持ICE“动辄开枪”(Trigger Happy)的鲁莽行为。在法治社会,即使面对阻碍执法的人员——除非执法者生命面临直接、紧迫的威胁——也绝不应以致命武力回应。最近在明尼苏达发生的两次枪击致死事件,必须严肃调查并追责。边境巡逻队指挥官Bovino被迅速撤换、返回原岗位,表明内部问责机制正在起作用,是必要的纠偏与调整。 同时,我也反对将ICE妖魔化为“恐怖组织”或“法西斯”。基于我对ICE内部运作的了解,目前执法重点确实是针对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ICE根本没有人力物力去大规模清扫两千多万非法人口。如碰上了,ICE也会收押没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而实际操作中出现的误抓,更多或源于工作量超载、新人培训不足以及现场判断压力,而非系统性恶意。 美国移民政策亟需全面、根本性改革,仅抓捕有犯罪前科者远远不够。但当务之急是大幅提升ICE的专业执法水平: 公开透明化接战规则(ROE); 最大限度推广非致命性武器和手段;建立更严格的独立监督与问责机制,防止过度执法。 最后,对那些持枪参与抗议的朋友有个善意提醒:合法持枪权利是为了自卫,而非对抗执法。在执法对峙现场携带武器极其危险。任何受过训练的合法持枪者都清楚:在接近执法人员时,应立即举起双手、主动大声告知“我携带枪支”,以避免因误判引发悲剧。安全第一,理性沟通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最好方式。
【越清洗越恐惧,越恐惧越清洗】认真读了解放军报1月25日的社论,认为这篇社论宣告了张、刘的政治死刑,表明这是一场仅次于林彪事件的大地震,更是习近平走向晚年斯大林、毛泽东老路的标志。以下是我的几点看法,分享如下: 1.以“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之名清洗张又侠,显得比较荒谬。作为红二代世交和军中压舱石,张又侠的忠诚度本不应存疑。然而,在独裁者晚期的心理病态中,能力即是威胁,威望即是罪证。 我不相信是因为张又侠真的谋反,而是习近平内心深处无法根除的不安全感与焦虑。从用完即弃的王岐山,到如今被立案的张又侠,习展示了一种吞噬性的政治逻辑:卧榻之侧,不容任何有独立人格或根基的盟友酣睡。他需要的不是战友,而是奴才。 2.相比于毛、邓、甚至江、胡,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已跌至谷底。他既无力让人“敬”,也无力让人“服”,最终只能选择让人“怕”。 然而,这种依靠高压清洗建立的恐怖平衡是极度脆弱的。连张又侠这种铁杆都保不住命,党内和军内必然产生强烈的兔死狐悲之感。这种清洗不仅无法立威,反而制造了深层的不买账与不作为。 3.在2027年建军百年目标迫近、完成“统一大业”的关口,临阵斩杀张、刘,肯定会削弱中共政权,但换上一批急于立功的少壮派会更疯狂盲动,让“长城”坍塌得更快。 4.社论提出“整顿用人”非常扎眼。制度不变,腐败的温床不会消失,军中买官卖官会持续,会更隐秘,整顿用人不会有任何效果。我也一点都不怀疑张又侠的贪腐罪名,洪洞县里无好人,他不贪都不行。 总之,张又侠的落马,标志着习近平已彻底成为孤家寡人。他陷入了“越清洗越腐败,越腐败越清洗,越清洗越恐惧,越恐惧越清洗”的死亡螺旋。这种内部的离心离德与仇恨积累,终将成为压垮这个极权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何必须逆转北京的蚕食战略】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称,华盛顿的目光盯着未来党国对台湾的入侵,而台北则焦灼于眼下每天发生的“灰色地带”进逼。我认为这一台海局势中的战略脱节的确存在,而这种美台关注点的不同也很危险,有必要指出。 美国必须意识到,聚焦未来的入侵固然重要,但反击眼下的灰色地带进逼更为迫切。因为阻止中共的“切香肠”战术——即阻止其在过去和现在不断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恰恰是防止其未来全面入侵的关键。 1.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共突破海峡中线、侵扰水域、环岛军演等破坏现状的行为缺乏强力回击,这在客观上鼓励了北京的激进冒险。我们必须认清中共切香肠的本质:制造莫须有的争议,以从法理上为其军事入侵制造口实。 中共之所以要破坏现状,因为对现状感到极度恐惧。时间、历史和法理都对北京极为不利:台湾自主存在已超过百年(先是日治,后由中华民国接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从未对台湾实施过一天有效的行政控制。在国际法视角下,“现状”本身就是中共对台缺乏主权及有效治权的铁证。因此,如果中共需要挑起莫须有的争议,来为其赤裸裸的侵略做准备。 2.正因为缺乏合法性,中共才急于通过打破现状来进行法律战。他们试图通过海警船的每一次越界执法,军机每一次的飞越领空等,在台海强行制造“管辖”的既定事实,企图通过伪造“实效控制”的假象,将未来的军事侵略包装成合法的“内政执法”,从而阻断国际干预的法理依据。 3.除了制造虚假法理,打破现状的目的还在于,持续对台湾政府和人民进行暴力胁迫和骚扰,削弱他们的斗志,使其接受中共的叙事,从而放弃自决权,以达到兵不血刃地占领台湾的目的。 4.美国建交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是“维持现状”。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华盛顿却坐视中共一步步蚕食现状而不作为,实际上导致“维持现状”政策破产。 如果不逆转中共对现状的蚕食,不将台海现状恢复到中共单方面改变规则之前,美国等于默认了中共党国的主张,给它提供了法理依据。未来几年,美国必须将注意力放在恢复现状方面,帮助台湾打赢当下这场反吞并、反伪造主权的“灰色地带”战争。唯有在每一寸被切下的“香肠”上予以回击,才能真正防止独裁者的侵略战争。 5.如果北京拒绝恢复现状,继续破坏现状,这就意味着美中建交的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美国应当正式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断交,恢复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并与之签订防务条约,来保卫世界和平。 这并非美国在改变现状,而是对中共彻底破坏建交前提这一既定事实的确认与回应。
【危险的卡尼“餐桌菜单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抛出的“餐桌菜单论”——“如非坐在席上,就会沦为菜单”(吃或被吃),以及他关于“旧世界已终结”的断言,得到社交媒体很多人的热捧,这一说法听似清醒的现实主义,实则是一份令人心寒的投降主义宣言。 这番言论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公然接受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此作为国家生存的唯一逻辑。卡尼宣称旧秩序不再,这不仅是对战后国际法治精神的背弃,更是在为自己与专制极权进行利益勾兑寻找借口。潜台词昭然若揭:既然规则已死,那么为了不被吃掉,加拿大就可以毫无道德负担地去和独裁者做交易。 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比烂”的逻辑。诚然,川普目前的孤立主义倾向确实对国际秩序造成了冲击,但这绝不能成为加拿大随波逐流、甚至主动破坏规则的理由。如果西方主要国家因为美国的摇摆,就争先恐后地放弃原则、拥抱野蛮,那才是对自由世界最致命的背刺。 卡尼这种打不过就加入的论调,正中普京和习近平的下怀。中俄多年来试图灌输给世界的,正是强权即公理的黑暗逻辑。当一个G7国家的领导人开始用“食客与食物”来划分世界时,他实际上是在道义上向独裁者缴了械。 面对秩序的动荡,自由世界需要的不是急于上桌分食的投机客,而是敢于修补防线、坚守底线的捍卫者。如果为了不当菜单而甘愿去当恶狼的帮凶,加拿大失去的将不仅仅是盟友的信任,更是立国的根基。
【去匪气讲文明】中共的政治文化中,长期弥漫着一股野蛮霸道的匪气。讲话粗鄙刻薄、不讲道理。这种作风,常在官方宣传中展露无遗。追根溯源,这与起家时的痞子运动及其对流氓无产者习气的推崇密不可分。 这种匪气已不仅是历史残留,更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场生态。上层往往默许甚至鼓励这种粗暴,讲话越脏越“接近工农”、越“革命”。我曾认识一位官员,作报告时句句必带脏字,却被上级视为敢说敢干、有魄力,因而一路高升。这种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逆向淘汰,它让文明让位于野蛮,让理性屈从于暴力。 遗憾的是,这种暴戾之气如今已不仅局限于官场,更如病毒般蔓延至社交媒体。许多人躲在奇形怪状的假名和面具之后,利用匿名的掩护,肆意施暴、霸凌他人。言论自由固然包括使用笔名的权利,但若以此为盾牌,用污秽的语言进行人身攻击,这既非自由,亦非勇敢,而是文明的堕落。 我之前在推文中提到,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将军曾严令禁止官兵使用污言秽语,违者必受鞭刑。华盛顿深知,要击败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英军,大陆军不能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必须是一支拥有更高道德水准的文明之师。正是这种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文明力量,帮他赢得了战争,甚至赢得了对手乔治三世的敬佩。 历史证明,文明才是最强大的力量。因此,我主张自由世界的人们在公共舆论广场上,应尽可能摘下面具,以真实面貌示人,践行文责自负的契约精神。即便因故必须匿名,也应坚守文明的底线——攻击观点而不攻击人身。 若我们以自由之名行野蛮之事,自由便失去了它的光彩;唯有在言行上体现出高于对手的文明素质,我们才配得上真正的自由。
【再议格林兰问题】川普为拿下格陵兰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应对中俄渗透,保障国家安全。我又去查看了一下资料,觉得这一理由在法理和现实层面并不充分。中俄确实对格陵兰虎视眈眈,但现有的1951年《美丹防务协定》已为美国提供了足够的防线,无须诉诸主权变更。 1. 该协定赋予了美军在格陵兰全境建立防御区域的权利,以及在领土、领海和领空广泛的通行便利。虽然主权行使属于丹麦,且美国在重大行动前需进行磋商,但这一框架足以确保美国拥有排他性的军事优势。如果北京试图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美国完全可以依据条约中关于北约防务义务,会同盟友将其驱逐。 2.在商业领域,条约虽然无法直接干预格陵兰的资源开发,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安全杠杆。通过将关键项目定义为安全问题,美国已成功促使丹麦介入叫停了多起中资收购(如废弃海军基地案)。目前,中共在格陵兰的战略推进已严重受挫:伊苏亚铁矿的许可证已被吊销,克瓦讷湾稀土项目因立法限制而陷入停滞,中资虽仍持有部分股权,但其“冰上丝绸之路”的实体开发计划实际上已被美丹联手冻结。 3.唯一的战略隐患在于格陵兰未来若投票完全独立(脱离丹麦),它将不再受北约和丹麦外交政策的束缚。而一个人口仅5.6万、急需资金的独立小国,极易被中共的金钱外交彻底俘获。但只要美国愿意投入资源,为格陵兰提供替代中共的经济发展方案,现有的条约框架加上丹麦的配合,完全可以封死中共的野心。 4. 如果说上述理由证明了吞并格林兰在战略上并非必要,那么关于罗纳德·劳德(Ronald Lauder)的报道则暗示了更危险的动机。据报道,这位川普的密友兼捐款人最早提出了买下格陵兰的建议,而劳德本人被指在格陵兰拥有涉及淡水出口和水电开发的私人商业投机利益。 如果此报道属实,这就更不应该了。 这意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正在被“裙带利益”所绑架。动用美国的国家信誉、外交资源甚至军事威慑去强占盟友领土,如果仅仅是为了给总统的富豪朋友圈地或做局,这就是赤裸裸的公器私用了。 5.所谓的“资源安全”理由也站不住,因为美国本土并不缺乏关键矿藏,且在基建为零的格陵兰开采,其成本与难度远超本土。 这进一步佐证了吞并并非基于经济理性的战略刚需,或许是为政治虚荣与裙带利益寻找的借口。 当然,如果在尊重丹麦主权和格陵兰人民自决权的前提下,双方你情我愿达成交易,应属文明规则内的契约行为。但如果动用军事胁迫或入侵,那就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北约盟友的公然践踏了。 美国不应为了一个现有机制足以解决的安全问题,去制造一个更大的安全隐患:北约的瓦解。
【构建一个“互联网月亮”——对 López “自由网络”战略的进一步思考】昨晚,我听了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 Leopoldo López 题为“自由网络:通过技术对抗暴政”的讲座。他敏锐地指出了两个关键痛点:1. 如何资助自由社会的成员?2. 如何建立自由开放的互联网? 我完全赞同他的判断。基于长期参与和观察反抗运动的经验,我认为这不仅是战术问题,更是迫在眉睫的战略需求。面对极权主义在21世纪的数字化升级,自由世界如果继续沿用旧思维,必败无疑。López 的讲座引发了我的进一步共鸣和思考:若自由世界能在资金模式和技术架构上实现两个根本性的系统迭代,我们完全有能力扭转全球民主下滑的趋势。 以下是我结合自身经验形成的几点思考: 一、 人的战略:打破“合规陷阱”,从 CSO 转向 CSI López 指出,自由世界的资金 99% 流向了“公民社会”,而支持“自由社会”(即在本国直接对抗暴政的高风险群体)的资金微乎其微。对此,我认为西方民主基金(如 NED)急需一场“资金革命”。 长期以来,西方援助习惯于对接“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这种依赖审计、报表和实体办公室的模式,实际上已经落入了一种“合规陷阱”。北京、莫斯科和德黑兰的独裁者们通过立法(如中共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可以轻易切断有形组织的资金链,甚至按图索骥进行抓捕。 更为严重的是,像 USAID 这类机构资助的活动,往往侧重于“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如果不推翻暴政、不更迭极权制度,人为灾难就会无休止地发生,救助款永远只是杯水车薪。钱实在没有花在刀刃上。 因此,早在中共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后,我就曾向民主基金会(NED)建言:资助重心必须从“组织”(CSO)转向“个体”(CSI - Civil Society Individuals)。 遗憾的是,这一建议至今未被采纳。 在原子化的极权高压下,真正的反抗力量必然是去中心化的。我们需要资助的不是一份漂亮的审计报告,而是那些在第一线以命相搏的“职业自由战士”(Professional Freedom Fighters)。只要自由世界敢于打破官僚教条,重点支持这些高风险的群体和个体,就能在极权铁幕后方制造出无数个无法被集中消灭的自由节点。 二、 互联网战略:从“马斯克陷阱”到“月亮模式” López 在讲座中作了一个极具诗意但切中要害的比喻:自由网络应当像月亮一样,独立于任何人、任何公司的控制。 这一点至关重要,它直接指出了当前技术路径的误区——我们不能指望商业公司来承担“自由灯塔”的重任。 1. 警惕“马斯克悖论” 虽然 Starlink(星链)展示了卫星互联网的巨大潜力,但其商业属性决定了它无法成为真正的反极权工具。马斯克已多次被报道在独裁国家的要求下同意“不予运营”或实施地理围栏。只要互联网服务的开关掌握在某一位 CEO 或某一家公司手中,商业利益(如市场准入、工厂投资)永远是自由的软肋。搞定资本家是独裁者的拿手好戏。 2. 构建“数字公海” 我们需要的自由公网,必须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全球公共基础设施。它不应属于 SpaceX 或任何私营实体,而应像空气和月光一样,成为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这种网络在架构上应当是“无主”的(Sovereign-Proof),没有总开关,无法被切断。 3. 物理层面的“降维打击” 一旦建立了这种“月亮模式”的连接,防火墙(Great Firewall)将从根本上失效。目前的翻墙技术(VPN、Tor)是在独裁者控制的管道里“打洞”,永远面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封锁。而一旦网络像月光一样直接覆盖头顶,物理层面的墙就不复存在了。当信号不再经过国家控制的路由器,穿墙技术、抗审查工具等问题将迎刃而解——因为墙本身已不仅是被翻越,而是被“无视”了。 三、 资金闭环:用暴政的钱埋葬暴政 建设这样的“月亮网络”和资助成千上万的“自由战士”,资金从何而来?答案就在独裁者手中。 我一直主张利用美国及盟国没收(Forfeiture)的独裁政权腐败资产——无论是委内瑞拉的石油黑金,还是中共红色权贵家族和俄罗斯寡头的海外资产——来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信托基金”。 目前的法律体系倾向于将这些赃款归还给当事国政府或仅用于人道援助,这是一种巨大的战略浪费。我们需要打通法律关节,将独裁者搜刮的民脂民膏,直接转化为推翻他们统治的资源。这在法理上完全符合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初衷,但在执行层面上,本应返还去资助人权项目的资金往往被挪作他用。 与此同时,鉴于 Starlink 等商业公司利用的是人类共有资源——外层空间——牟利,它们也应当像电视电讯公司缴纳普遍服务基金一样,为自由开放的全球公共基础设施预留免费频道和时段。这一举措会收立竿见影之效。 总而言之,独裁者正在用 21 世纪的人工智能监控人民,而自由世界不能再用 20 世纪的官僚程序和商业妥协来应对。 资助去中心化的个体以瓦解极权控制,构建不受政府和商业控制的月亮网络以瓦解信息封锁,并用没收的赃款来投入。我以为这是一套可持续的不对称战争战略,也是击败暴政的必由之路。
【关于近期推文的几点辩白】最近有朋友针对我评论川普关税、国家安全战略及抓捕马杜罗事件等推文,私下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觉得我似乎“沉不住气”了,反应过快,缺乏深思熟虑,与我以往稳重的风格大相径庭。我想,抱有这种看法的或许不止她一人,索性在此公开作个答。 首先,在这个自由民主国家,作为公民,对公权力进行监督、质疑与问责,不仅是权利,更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公民责任(Civic Duty)。政府做对了,那是它的本分,无需我们天天以此为荣去赞美吹捧;但当它出现偏差时,及时的警示才是真正的负责。这是我通过推特发声的唯一出发点。 其次,作为已经进入退休倒计时的我,既不需要向社会证明我的价值,也不再渴望获得某种社区或圈子的认可。现在的写作,更多是直抒胸臆,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已经很久不看关注数和点赞量了,某种程度上确是在自说自话。在喧嚣的舆论场中,哪怕只有一个读者能因我的文字而获得些许启发,我就心满意足了。 第三,当然,人的认知总有局限和误区,我也不例外。我对政策的评判,并非情绪化的宣泄,而是基于我在华盛顿几十年从事政策和研究工作的观察。更重要的是,我的思想基础——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构成了我的坐标。我极力要求自己做一个逻辑自洽、前后一致的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根据党派利益搞各取所需(Cherry-picking)的机会主义者。我也毫不讳言对那些立场摇摆、双重标准的所谓“保守派”表示不满——正是这种缺乏原则的投机,给了左派攻击我们的口实。 总之,我不认为我的观点都对。我始终欢迎批评与指正,只要言之成理,能指出我的认知误区,我都会欣然接受。
【评“阎淮现象”:爱国,还是心魔?】说来惭愧,我其实很孤陋寡闻。若不是昨天朋友打电话闲聊提起,我竟不知道我当作朋友的阎淮,在2024年出了一本新书叫《进出新加坡监狱》。更让我震惊的是,他在书中自曝了一段惊人往事:他曾以“自干五”的身份,在新加坡为北京提供情报,甚至为此沦为阶下囚。 他的行径可能造成数十人被害。 一个为了追求民主理念,毅然在64“退党辞国”的人;一个到了晚年回国,仍敢于组织纪念赵紫阳、为铁链女发声、甚至在二十大后公然上书最高层的人,为何甘愿充当党国的耳目? 这便是所谓的“阎淮现象”——一个充满悖论,却在那个群体中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现象。 在我看来,阎淮的悲剧在于:他的理性选择了民主,但他的潜意识仍属于那个体制。 当面对那些被自我定义为“国家大义”的时刻,他下意识地让党性替代了人性。他以为自己是在捍卫国家利益,殊不知,实则维护了那个他试图改变的、极权统治的根基。 而阎淮冒死为中共抓内鬼、立下汗马功劳,但这并没有成为他回国后的丹书铁券。当他开始践行公民权利、批评时政时,党国机器对他没有一丝温情——监控、封号、严防死守,待遇与其他异议人士别无二致。 阎淮的经历,恰恰是相当多“红二代”自由派的缩影:他们的灵魂,始终在民主与极权之间撕扯。 当下的台湾问题,就是一块试金石。在这个圈子里,很多人潜意识里仍认为支持中共吞并台湾才是“爱国”,而中共也精准地以此为标准,来区别对待自由派人士。 之前有朋友为了能让我回国参加父亲的葬礼,特意向当局求情。他列举的一条理由竟然是:“他是支持国家统一的。” 朋友是一番好意,但他并不真的了解我。他不知道,我始终坚持的是孟子的立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中国当下的党国体制下,“爱国”这个词早已被偷换了概念。它不仅变成了“爱党”或“爱政府”的代名词,更常常沦为压迫人民、甚至灭绝人性的借口。 这让我想到美国语境下的“爱国者”(Patriots)。那是截然不同的定义:爱国者即自由捍卫者,是为了捍卫这个国家的立国根基——自由与宪法,而敢于对抗政府权力的人。从独立战争开始,美国人是因为爱自由,才选择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不是因为爱一个抽象的国家,才被赐予了自由。 这一课,阎淮们或许至今没有补上。 所以,只要思维还停留在党文化的逻辑里,无论你是座上宾还是阶下囚,你永远都是极权体制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