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潮
23小时前
【在权力继承迷雾下的张又侠事件】毛泽东强加于其“最亲密战友”林彪的罪名之一是抢班夺权,而林彪的接班地位已赫然写进党章,且其身体状况极差,老大一死就是他当家,因此坐等接班远比冒险篡位更符合理性。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本质上是独裁者在权力交接焦虑下的幻觉。 审视当下,毛独裁的幻觉似乎仍在延续。张又侠作为超龄上岗的将领,其角色是为习过渡代管一下党卫军,他篡军夺权的可能性极小,所谓严重“践踏破坏”的指控恐怕也是莫须有,亦是毛式权力猜忌的产物。 习上台后的军队机构改革,虽在形式上照抄美军作业,但在权力运作的底层逻辑上,依然深陷传统独裁者的安全陷阱。关于接班人,习或已通过中组部确定了多名候选人,但仍在长期的审查与考验之中。这种赛马机制不仅是为了选拔,更是为了让候选人互相制衡,防止任何一人过早形成威胁。 习最终很可能按自己2007年被确定为王储的上位模式进行,即通过党内大佬的投票来敲定接班人。这种方式能为接班人披上一层所谓“民主选出“的合法性外衣,以缓解权力交接时的动荡,因为越往后,最高层领袖的威望会越低。当然,谁都知道这种投票是很容易控制和操纵的,不会出现他不喜欢的黑马人物。 最后,我也不认为他老婆会明目张胆地去插足军委工作,道理很简单:彭丽媛不是江青。
【再谈张又侠倒台】关于张又侠事件,该说的都说了。但一位大佬又把魏玲灵20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发来,坚持问我意见。我没有觉得该文有什么新信息。除了增加了一些学者的意见,基本是炒冷饭,把坊间流传的旧闻重新包装了一下,中心意思是习近平开始清洗自己的老大哥了,而此次整肃近似于林彪事件。 应当肯定的一点是,魏玲灵承认张倒台的具体原因仍然扑朔迷离。 我觉得张倒台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张比习大3岁,这是什么概念?在中共机关大院长大的人知道,张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习是跟着大孩子屁股后面跑腿听吆喝的。不管身份发生什么变化,这个早期留下的印记和心态是难抹掉的。太知根知底了,大哥有时会忘记俯首称臣,流露出一点大哥本色,因为他心中是不服气的,这最容易招皇帝嫉恨。中国历史上,同类的事件发生得太多了,所以用了“辜负信任”的罪名。 有一点可以肯定,整老大哥并非今天才开始的。习上台不久就把他的耿大哥(耿飚之子)抓起来审查了3个月,整得死去活来,害得耿大哥好几年不敢沾任何生意。听说耿大哥钱也是收了的,帮人办事也是尽力的。我敢肯定,张大哥不仅收了钱,而且数量要远大于耿大哥,这是军中腐败环境造成的,贪,才能进步。 顺便提一句,习清华化工系毕业不愿去基层工作,走老爸后门去求做耿飚秘书(没有什么任命程序),从而开启官运。 不仅是对大哥们,我听说他对家里的兄弟姐妹也有严厉约法三章。 之所以这样,我认为这跟习极力把自己打造为雍正式“励精图治”翻脸不认人的帝王形象有很大关系。 习近平查张沈阳任职情况,跟不接受张建立人脉关系网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早年的贪腐比较好查,搞定一桩,再步步进逼,置其于死地。 最后,经过913事件的人知道,林张两者可比性不强。林彪是钦定接班人,战功是打出来的,在党国和军中的威望仅次于毛。当时,每个听到文件传达的人,都有一种五雷轰顶难以置信之感。张的倒台,绝不会再有这样的震动。张案至今未见全国性传达。批林搞了好几年,牵涉面之广、惩治之严也是目前张案无法比的。但魏文章最后总结还是到位:“林彪和张又侠的倒台都反映了中共历史上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那个最接近最高领导人的人,往往会成为最大的被怀疑目标。” 当然,这些东西只是个人读后感,讲给美国人他们也听不懂,所以我没有发给那位大佬。
【警惕被拉斯普京之流钩走魂魄】前两天,我再度看到一百年前(1916年)拍摄的俄罗斯神棍拉斯普京的照片。看到他那对曾让罗曼诺夫王朝迷失在神迹幻象中的、摄人心魄的眼睛,仍然令我起鸡皮疙瘩。因为深深感到,一百年后,虽然社会进步了,但各类拉斯普京换了皮囊,依然活跃在政治、商业与宗教的舞台。 这让我想到如何守护我们的精神主权,不被各种神棍钩走魂魄的这个老题目。之前,我对这个题目也有讨论,在今天的晨记中,我重新写下来提醒自己,也写给一位受过骗而倍感失望的朋友,希望她能读到这个推。 要识别现代神棍,必须建立起一套心理防御系统,我们需要从以下四个维度修持: 一、 承认恶的永恒,蹦紧心中的弦 无论教育多昌明,文明多发达,拉斯普京这类坏人永远不会绝迹。他们是人类中的寄生虫,擅长利用人性在病痛、权欲、恐惧时的脆弱。总有人会上他们的当,吃他们的亏。因此,我们心里的这根弦要时刻绷紧——对神迹的每一次轻信,都是在给骗子递刀。 二、 保持怀疑之心:多源验证,逻辑查证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说教和观点,即便那是所谓的“共识”或主流认知。 面对任何说教和观点,要启动多源查证。用科学理性的方法去对比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信息。凡是禁不起逻辑推敲、不敢面对事实质疑的论点,无论其包装得多么神圣,其内核往往都是虚假的。 三、 警惕“天才”陷阱:好听的话往往是毒药 说得越好听的越不可信。越是自诩为天才,或被标榜为旷世奇人、无所不能者,越要马上亮起红灯。 观察他是否允许质疑和批评。真正的真理不怕被火炼,而神棍的共同特征是排斥异议。当一个体系开始神圣化领袖、并试图消灭一切批评声音时,那就是你应该迅速抽身的时刻。 四、 迭代思辨能力:跑赢骗术的演化 拉斯普京式的骗术在不断演进和提高,他们现在甚至会披上大数据、量子力学或某种政治正确的外衣。如果我们识别骗子的能力不提高,最终还是会受骗。 这种能力无法一劳永逸,只能通过广泛阅读、深入思考、细心观察来实现。要培养批评性思辨和逻辑推理的习惯,在脑中模拟对方的谎言链条。只有认知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骗子的维度,我们才能看破那双摄人心魄的眼睛。 归根到底,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然是当下识别拉斯普京式神棍的座右铭。 善与恶、正与邪的博弈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足够清醒和强大。拒绝被任何救世主钩走魂魄,拒绝把灵魂抵押给任何幻象。唯有精神独立,我们才能在喧嚣的世界中,主宰自己的人生。
【最高法还是白宫的“无法无天”?】美国最高法院近日以 6-3 的多数裁定,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了法定授权范围。法院的核心判断十分清晰:征税权属于国会,行政部门必须在明确授权下行使权力,IEEPA没有授予总统广泛的关税征收权。 对此,副总统万斯将裁决斥为“来自最高法院的无法无天”(lawlessness from the Court)。 问题不在于万斯不同意裁决。问题在于——作为副总统和法学精英,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法律论证。 他没有指出多数大法官意见如何曲解了 IEEPA 的文本;没有论证法院在宪法分权结构上的推理存在何种根本性错误;没有说明司法审查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越界”;甚至没有提出一个可供严肃讨论的替代性解释框架。 他给出的,不是论证,而是标签。 在一个以司法审查为制度常态的共和国里,将法院依法解释授权的行为直接定性为“无法无天”,却不给出任何法理说明,这本身就是一种轻率。不同意判决,大可以争论法理、争论立法历史、争论制度理论;但如果跳过所有论证环节,直接宣称最高法院在“造反”,那更像是政治情绪的宣泄,而非宪政层面的批评。 尤其令人玩味的是,万斯毕业于耶鲁法学院——一个以严谨的宪政结构与司法理论著称的学府。受过这种训练的法律人,不可能不知道司法审查行政边界是美国制度设计的核心机制。法院裁决行政行为是否超越授权,是三权分立运作的日常,而非制度性的“叛乱”。 当一个受过顶级法学教育的政治人物,在法理争议面前放弃论证、选择情绪化定性时,那么这不是对法院的裁决理由的反驳,而是对理性公共讨论的主动退场。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语言背后的后果。 当“无法无天”这种本应用于形容违法犯罪的词汇,被用于描述一项按法定程序作出的宪法裁决时,公共讨论的界线就被刻意模糊了。分歧被渲染为“非法”,制度争论被定性为“背叛”。长此以往,被削弱的不再是某一次具体的行政权力,而是公众对整个制度正当性的基本信任。 法院此次裁决并未剥夺总统所有的贸易工具,也未否认国会可以通过更明确的立法赋予行政部门更大空间。它只是重申了一个简单的法治逻辑:现有法律文本不足以支持如此广泛且不受限的关税权。而且,这种对总统行政权力的限制解释也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一直所主张的立场。 如果反对这一结论,完全可以提出法律理由。但当政治人物选择放弃理由,只保留情绪时,真正令人担忧的不再是政策的输赢,而是理性政治的退化。 在一个宪政共和国里,激烈可以存在,愤怒也可以存在,但论证不能缺席。否则,“无法无天”最终将不再指向法院,而会侵害公共讨论本身,并最终反噬这个体制赖以生存的三权分立根基。
【国际乱象的真正病因:极权威胁,而非文明冲突】 卢比奥国务卿近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他敏锐地指出了西方过去三十年在全球化战略上的严重失误,并明确重申美国将继续与欧洲盟友并肩同行,不放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机构。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这种清晰的表态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在对这场全球性危机的病因诊断上,他的观点似乎并未完全切中要害。 应当看到,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单纯是因为西方对自由贸易的盲目乐观,不是因为放弃主权而追求全球化,不是盟友的贸易保护主义占了美国的便宜,也不是文明冲突。当今世界乱局的真正根源,是中共极权体制以及俄罗斯等附庸政权,长期以来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进行的蓄意且系统性的寄生与破坏。这不同文明之间的摩擦,而是现代制度文明与前现代极权野蛮之间的根本对立。 以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安全为例,当前最大的破坏者和军事威胁源正是北京(国务卿讲话中有影射)。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恰恰是华尔街资本精英与西方政客(如基辛格、克林顿等人)利益驱使的短视妥协恶果。正是他们,在中共远未进行实质性经济结构改革、且充斥着虚假承诺的情况下,为了追求短期资本利益,将其匆匆拉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这种农夫与蛇式的战略短视,才是导致民主世界面临生存性危机的真正推手。 有鉴于此,美国决策层必须牢牢抓住极权与反极权这个主要矛盾,切忌陷入战略误判的陷阱。客观而言,卢比奥国务卿提到的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与文化摩擦固然存在,但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目前远未达到决定全球命运的临界点。同理,其他如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暖、移民潮等都是存在的问题,但不是决定性和根本性的,而且也是比较容易纠错的。 如果将一场纯粹的体制对立与意识形态较量,误判为宗教冲突或文化冲突,将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对次要矛盾的夸大,不仅会模糊民主世界的焦点,削弱构建广泛反极权同盟的努力,更会被党国巧妙利用——他们乐见西方陷入文化叙事的泥潭,从而掩盖其极权专制对现代文明规则的系统性颠覆。我们要防止误诊,否则必将给全球的民主与自由带来更为深重、难以挽回的危机。
【评清华“两晖”对中国模式的错位批判】春节期间,有个住在台湾的美国朋友问我对清华“两晖”——秦晖与汪晖——理论观点的看法。我写了一点文字给她,正好当下简中圈出现对党国体制好坏的争论,所以将此贴出如下: “两晖”是中国学术界的标志性人物。尽管秦晖对体制有着极其深刻的批判(这与汪晖为体制辩护截然相反),但他并非纯粹的古典自由派,而更接近于社民主义者。他的核心诉求是公平。他用尺蠖效应(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来批判体制,其潜台词是:政府既然握有如此庞大的权力,就应当提供北欧那样的全生命周期福利。他对体制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责备其“没有尽到社会主义的福利责任”。而汪晖则是极权/国家主义的左派拥趸者。他视资本与市场为万恶之源,为了对抗资本,他甚至愿意拥抱、美化那个不受制约、充满极权暴力的国家机器(利维坦)。因此,在基本问题意识上,两人其实是站在同一政治光谱(左翼/社会主义传统)两端的学者。 我认为,党国的政经制度,其本质是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融合。这个体制的底层代码根本不是为了人民的自由或福利而设计的。它之所以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暴力控制)与国家资本主义(极度压榨)融合在一起,唯一目的是实现党国权力的最大化与永久化,以及统治集团与家族既得利益的绝对固化。政权也会为民众提供福利或做好事,但不过是挟恩图报的手段,意在让民众感恩戴德、屈从统治,为其永久执政披上合法性外衣(如北京在西藏、新疆的扶贫)。如果试图向这个由权贵垄断的国家资本家索要北欧福利,在逻辑上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它的社会主义仅仅是用来维稳和剥夺私产的工具。看不清这一点,就极易被其“为人民服务”和高度发展的假象所蒙蔽。 既然你对汪晖更感兴趣,我便重点剖析一下。作为中国新左派的代表,汪晖理论体系最大的硬伤,在于对中国经济体制性质的根本性误判。他试图生搬硬套西方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来解释中国问题,却对中国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深度融合的怪诞现实视而不见。这种诊断不仅药不对症,更为权力的无限扩张提供了危险的掩护。 首先,错把权力之恶当成市场之恶。汪晖将中国的贫富悬殊与社会撕裂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和全球资本主义。然而,中国经济的真相是:国家利用社会主义的权力的高度垄断控制土地、能源、金融等与核心资源,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的逐利机制,在低人权优势下进行残酷积累,来打造一个争霸世界、永不变色的红色帝国(社会帝国主义)。这种极权融合体才是制造不公的超级机器。汪晖对着新自由主义这个稻草人猛烈开火,却掩盖了那个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的真正掠夺者——“国家利维坦”。 其次,无视制度性剥削的政治根源。中国的所谓奇迹,建立在绝对权力对公民权利的碾压之上。权贵集团右手高举国家社会主义铁锤进行暴力维稳与管控,左手挥舞国家资本主义镰刀收割民脂民膏。贫富差距绝非源于自由市场的竞争,而是源于特权阶层对社会财富的结构性掠夺(如土地财政、国企垄断、官商勾结)。汪晖避而不谈政治体制的极权属性以及制度性腐败,反而呼吁加强国家能力,这无异于把致病的毒药当成了救命的解药。 第三,为反文明的历史倒车背书。汪晖对所谓中国道路的推崇及对普世价值的排斥,本质上是在为这种拒绝政治改革的融合模式辩护。他暗示中国可以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的道路,却刻意忽略了这条道路是由数代劳工的血汗、生态环境的透支以及公民权利的匮乏铺就的。他用晦涩的学术语言,将一种前现代的权力任性美化为后现代的制度创新,客观上沦为了阻碍中国走向法治与宪政的理论帮凶。 所以,对于中国模式的批判,我不完全认同秦晖基于社会民主主义视角的“讨要福利/追求公平”,更坚决反对汪晖“反资本/拥抱国家”的主张。我的观点是,中国当下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左右之争,只存在极权与反极权的对立。 一定要认清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国家社会主义(以剥夺个人政治与社会权利为代价的全面控制)与国家资本主义(以权力寻租、低人权、低劳工标准为优势的残酷掠夺)的完美融合。这头怪兽并非因为偏离了左或偏离了右才导致不公,而是它从基因里就是一个“极权统合主义”(Totalitarian Corporatism)的怪胎。它用左手垄断收割资源(偶尔分点饭渣渣),用右手镇压维稳。这两者的并存不是体制的失灵,而恰恰是这套体制精密运转的成功所在。 总之,中国的问题绝非患上了所谓西方的富贵病(市场过度自由),而是未能脱离共产极权的原生疾(权力不受控且血腥暴力)。汪晖的理论蓄意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反而在反西方的宏大叙事中,让知识分子丧失了对本土苦难根源最起码的诚实审视。
【总统节感言】今天是总统节,华盛顿诞辰纪念日。 纪念华盛顿,不仅因为他的丰功伟绩,更因为他的练成之路。 少年丧父的他,并非生而完美,既没有名校学历,也没有显赫家世。华盛顿之所以能成为华盛顿,一方面得益于他的长兄劳伦斯和恩师Fairfax上校。他们不仅让他看到了努力的方向,更在他16岁时给了他第一份测绘工作,让他学会了独立与担当。 是他们用言传身教,将荣誉、责任与绅士精神注入了他的灵魂。另一方面归功于他近乎苛刻的自律修身——他手抄《文明规则》,研读斯多葛哲人塞内卡(Seneca)的著述,将自己从一个弗吉尼亚的乡间少年,硬是锻造成了拥有古罗马式美德的领袖。 少年华盛顿用手抄的《文明规则》第56条规则告诫自己: “如珍惜自己的名誉,要与品质高尚者结交;与其与低俗者为伍,不如独处。” 他做到了。他选择了高尚的朋友,也成就了高尚的自己。 我读完《华盛顿传》之后深切感到,自律修身不是少年人的专利,而应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在今天这个节日,我特意写下以下感言,与年轻朋友们共勉: 我们选择的朋友圈,决定了我们的高度; 我们自律修身的意志,决定了我们的成就。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无论长幼,愿我们都能像年轻的华盛顿一样,主动寻找良师益友——若现实中难觅,便在历史与经典中确立榜样。在他们的指引下磨练心性,为未来承担重任和面对艰难积蓄力量。 这才是对华盛顿最好的纪念。 #PresidentsDay #GeorgeWashington #Mentorship #Character
【警惕党国对话陷阱】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卢比奥。 从昔日国会山激进的意识形态斗士,到如今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的美国首席外交官,卢比奥展现了令人瞩目的政治成熟。他不再单纯以价值观划线,而是将与中共党国外长王毅的会晤定义为“防止误判的大国责任”。这种从情绪化对抗向战略务实主义的转身,既是工作需要,也是成熟表现,这一点无疑值得肯定。 然而,在赞赏其务实的同时,我必须指出:切勿将维持对话本身视为最高外交KPI,从而掉进北京精心设计的对话陷阱。 卢比奥声称“不对话是地缘政治的失职”,这话在西方听来是理性的,但在中南海的逻辑中,这恰恰暴露了美方的软肋。长期以来,尤其自拜登政府时期开始,北京毫不在意“失职”,而是处心积虑将高层对话进一步武器化。他们动辄以切断热线、中止沟通作为讹诈手段,以此来逼迫急于建立沟通机制防止擦枪走火的西方做出实质性让步。 在中共眼里,对话从来不是解决问题、防止误判的工具,而是恩赐给对手的奖赏,或者是勒索对手的筹码。 如果卢比奥为了履行所谓“大国义务”,为对话而对话,在这个怪圈中打转,不仅会重蹈拜登政府“求着谈、追着谈”的覆辙,更会让以强硬著称的现政府显得软弱可欺。 真正的务实,不是寻找理由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对话”,而是要具有“我们不怕对话中断”的底气。卢比奥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乞求对话的延续,而是要防止美国外交政策被北京的“中断威胁”所绑架和讹诈。 只有当北京意识到美国已经做好了在冷和平甚至无接触状态下通过实力单方面解决问题的准备时,真正平等的、非讹诈式的对话才会开始。这是卢比奥作为新鹰派必须具备的觉悟。
【与三甲医生商榷】读罢这位三甲医院医生的感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不可否认,医生劝诫世人少些攀比、多关注内心的初衷是善意的,这也是其言论“通透”的一面。但若将其推导至“人生是骗局、人与蝼蚁无异”的结论,这便成了一剂裹着糖衣的虚无主义麻醉剂。作为对生命有着最高解释权的职业群体,发出如此论调,虽可同情其职业倦怠,但在逻辑与伦理上,让人不敢苟同,有三点必须要与这位医生商榷。 首先,人绝非蝼蚁。 将人降格为昆虫,抹杀了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尊严。蝼蚁终其一生受本能驱使,它们不会建立三甲医院去对抗生老病死,不会为了延续陌生人的生命而彻夜手术。人类之所以为人,恰恰在于我们能超越原本的生物性,赋予生命以意义。医生手中的柳叶刀、他所处的现代化医疗体系,本身就是人类拒绝像蝼蚁一样“顺其自然”死去的文明铁证。若人真如蝼蚁,医学本身便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其次,简单将物质奋斗贬低为“虚荣”,是一种伪善的清高。 房与车,在世俗语境下虽被讥为“欲望”,但它们实则是责任的载体。作为人类这一物种,我们不仅拥有爱的本能,更承载着一种刻在基因里的深层责任——既要延续个体的生命,也要营造有利于整体繁荣的环境。房是为父母遮风挡雨的壳,车是接送孩子免受风雪的脚。这些所谓的“俗物”,恰恰是责任的具体化。我们的使命不仅是确保自家血脉的温饱,更在于通过个体的努力,共同打造并维护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没有这个整体的庇护,个体的繁衍将无从谈起。 最后,“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并非真理,甚至往往沦为懦弱的借口。我们必须诚实地指出:即便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也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真正的自由需要能力来支撑,而非靠逃避来获取。若所谓的“做自己”,是建立在“啃老”之上,或建立在抛弃赡养父母、抚育后代以及造福社会的责任之上,那这绝非潇洒,而是彻头彻尾的懦弱。 如果把“喜欢”定义为舒适与逃避,它便会沦为好吃懒做、浅尝辄止、受挫则退的挡箭牌。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欲望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建立在自律与担当之上的——“不想做什么,也可以不做什么”。 那些被这位医生轻描淡写为“使命感”的东西,恰恰构成了社会未曾崩塌、文明得以延续的脊梁。 正因为人生终将归于尘土,正因为生命有时限,我们才更不能像蝼蚁那样悄无声息地爬过。要知道,我们正身处人类文明的顶峰,科技的昌明与思想的激荡,赋予了生命和生活前所未有的精彩。这是一场值得我们去热爱、去感受、去享受的盛宴,而不是一场所谓的“骗局”。 奋斗和拼搏的过程,反抗命运与创造机遇的过程,本身就其乐无穷。我们从中获得的生命体验和认知维度,远非“躺平”所能企及。因此,我们应当在有限的时间里,切莫虚度光阴。我们要为自己和所爱之人,更为人类物种的整体延续,刻下比“晚霞”更持久、比“红头文件”更厚重的生命刻度。
【习近平讲话透露的信息】习近平周二慰问军队的讲话值得认真推敲。他提到:“过去的一年很不寻常、很不平凡。人民军队深入推进政治整训……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全军广大官兵特别是基层官兵……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 首先,用两个“很不”形容过去一年,等于正式承认了军队内部刚刚经历了一场伤筋动骨的剧烈动荡。所谓“革命性锻造”,暗示了清洗的烈度超乎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清洗的主线名义上仍然是“反腐败”,而非直接的“政治不忠”。习试图以此显示枪杆子依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失控风险,从而赋予清洗行动正当性。 其次,习近平特意强调“特别是基层官兵”坚定听党话,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切割术。他试图将腐败的高层与基层士兵隔离开来,以此安抚军心,防止高层的大规模清洗引发全军恐慌或士气崩溃,同时也进一步孤立了那些落马的高级将领。 再次,所谓“过得硬、信得过”,很大程度上是唱给敌手听的“空城计”。面对外界对解放军战斗力的质疑,习必须对外示强,警告潜在敌手:不要以为我们搞内部清洗就会削弱战斗力,不要误判形势。 然而,这段讲话暴露了一个致命的自相矛盾:既然全军官兵已经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为什么还要强调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整训”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严重问题。按照中共文件反着读的逻辑,这恰恰说明军队内部思想依然混乱,甚至可能存在普遍的厌战、畏战或消极怠工情绪,是一支过不得硬、信不过的腐败之军。 事实上,军中的腐败是系统性、生态性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那样一个高层烂透了的环境里,试图把基层描绘成并未受污染的净土,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减肥太快反伤身】最近看到不少推友在积极减肥很高兴,但想提醒一下,不要减得太急,减肥太快反伤身。为什么呢? 90年代初进行的著名“生物圈2号”(Biosphere 2)实验中,随队医生沃尔福德医生(Dr. Roy Walford)不仅是热量限制长寿理论的先驱,更提出了一项引人深思的观点:减肥速度如果过快,可能会导致身体中毒。 沃尔福德博士曾建议,每月减重不应超过2到3磅(约0.9至1.4公斤)。虽然这一标准在今天看来极为保守,但其背后的科学逻辑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的核心理论是脂肪是毒素的“仓库”。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 许多环境污染物,如多氯联苯(PCBs)、农药以及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具有“亲脂性”(lipophilic)。这意味着它们极易溶解于脂肪中。当人体无法通过代谢将这些毒素排出时,为了保护重要器官,身体会将它们“封存”在脂肪组织里。 当人们进行减肥,燃烧脂肪时,脂肪细胞随之萎缩,原本储存在其中的毒素便会重新释放进入血液循环。在生物圈2号实验期间,由于圈内农作物歉收,沃尔福德医生和队员们的体重急剧下降。随后的血液检测证实了这一理论:他们血液中的毒素水平出现了惊人的飙升,远超实验开始时的数值。 所以,针对这一现象,沃尔福德医生提出了每月减重2-3磅的严格限制。这一建议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1.降低毒素负荷:较慢的减重速度可以防止毒素像洪水一样瞬间爆发,从而避免肝脏和肾脏不堪重负;2.避免代谢崩溃:在热量限制疗法中,目标是平稳降低身体的代谢“设定点”,而不触发饥饿反应。过快的减重容易导致代谢受损。 目前主流医学界通常认为,每周减重1-2磅(即每月4-8磅)对于代谢和心脏健康是安全的。相比之下,沃尔福德的标准显得非常谨慎。对于普通减肥者而言,除非有过特殊的重度毒素暴露史,否则不必严格恪守每月仅减2-3磅的“龟速”。 尽管我们不必完全照搬沃尔福德医生的速度限制,但他关于如何缓解毒素副作用的建议在今天依然是金科玉律:不仅要减,还要排。他认为“排”有两个关键: 1. 多吃纤维食物: 沃尔福德极力推崇高纤维饮食(如大量蔬菜和全谷物)。纤维在肠道中就像一块海绵,能吸附并结合从脂肪中释放出的毒素,通过排便将其带出体外,防止毒素被肠道重新吸收。 2. 多喝水:在减重期间增加饮水量,有助于肾脏过滤并排出代谢废物。 因此,沃尔福德医生的警告至今仍有警示意义——快速减肥确实会释放体内储存的毒素。最健康的做法并非追求极速瘦身,而是采取“适度缓慢的节奏 + 高纤维饮食 + 充足水分”的组合策略,在甩掉脂肪的同时,保护身体免受毒素的反噬。
【复盘卢比奥对委政策】卢比奥国务卿5天前在参议院关于委内瑞拉政策的听证讲话,干货很多,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评论,但我觉得几个重点值得复盘一下,特别是“渐进而非清洗”的做法,对中国未来极有参考价值。 后马杜罗时代美国对委政策的核心可归纳为五点: 1. 美国的行动并非觊觎委内瑞拉的石油(世界并不缺重质原油,加拿大亦有产出),而是为了切断中国、俄罗斯、伊朗在西半球的战略跳板,并铲除以此为基地的跨国毒品犯罪网络(如FARC、ELN)。一句话:地缘战略意图高于石油利益。 2.切断对华利益输送,恢复市场定价。 此前,委内瑞拉被迫以低于市价20%的折扣,有时仅20美元/桶的易货方式向中国抵债,属于贱卖国民财富。美国解除制裁后,委内瑞拉石油得以回归全球市场以正常价格销售,此举实际上斩断了中共廉价掠夺资源的管道。 3.取消石油制裁是有条件的,卖油收益必须存入美国监管的特设账户,实行专款专用,仅用于支付公务员(如警察、环卫工)薪资、购买药品及重油运输所需的稀释剂(此前依赖俄罗斯,现转为美国供应),确保资金用于委内瑞拉人民福祉,而非用于重建独裁机器。这是“石油换民生”的做法。 4.美国刻意保留了现行执政体系,以避免内战、大屠杀和难民潮;选择与现有的国家机器(包括执法部门和政府机构)保持接触与合作,首要目标是维持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日常生活。特别吸取伊拉克教训,更注重维持国家机器运转: 5.实施循序渐进的民主化改革。政治转型分为“稳定、恢复、民主”三步走。目前正处于推动改革阶段,当局已废除查韦斯时代限制私人投资的《碳氢化合物法》,并正在释放约2000名政治犯。最终目标是实现自由选举,但这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 我的点评: 卢比奥国务卿的这番讲话,透露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且高明的转变:从理想主义的政权更迭,转向了现实主义的国家转型。 1. 拒绝“去复兴党化”的翻版是最值得喝彩的一点。显然,美国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吸取了血的教训。当年美军在伊拉克推行激进的“去复兴党化”(De-Ba'athification),解散了萨达姆的所有军队和政府雇员,结果制造了数十万失业且受过军事训练的愤怒人群,直接催生了后来的ISIS,导致了无尽的恐怖袭击和巨大的地缘灾难。 此次在委内瑞拉,美国没有寻求彻底清洗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的基层结构,而是保留了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不仅避免了社会权力的真空,也防止了因绝望而滋生的恐怖主义。这是一种成熟的政治智慧:惩罚首恶,通过体制内力量维持秩序,逐渐走向民主。 2. 这一做法对未来中共党国可能出现的解体与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曾有激进观点主张,应当仿效战后对纳粹的清算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追杀中共党员。且不论当年被追究的是犯有明确血债的纳粹分子,而非普通党员,这种情绪本身虽可理解,但在现实操作层面极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将数量高达一亿的党员及其更多的家庭整体推向对立面,不仅无助于实现正义,反而可能制造出一个规模空前、被系统性排斥的社会群体,进而滋生极端化与长期不稳定,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真正的正义,应当体现在对负有明确决策责任、造成严重人权灾难的个人进行依法审判,而不是对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实施无差别的政治清洗。从现有经验看,委内瑞拉的实践表明,尽可能保留去政治化的行政与公共治理功能,是实现社会平稳过渡的关键基础。 3. 此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习近平姐姐通过倒卖20美元一桶的委内瑞拉石油获暴利”的说法,显然是从卢比奥的讲话中再加工或编造出来的,卢卿说是中共用20%的折扣甚至20美元一桶的低价来割委内瑞拉的韭菜,并没有具体说明交易的细节,更没有点名齐桥桥。任何反对极权的人士都应警惕,不要用廉价的阴谋论去解释复杂的国际政治。这种缺乏证据支持的传言,只会削弱严肃批评的力量,损害反抗者的公信力。 我之前批评过美国抓捕马杜罗的做法,主要是认为国际执法要有国际授权才能师出有名。现在我仍然持此看法。但我注意到川普团队在委内瑞拉展现出的耐心与务实,证明了其在西半球重塑影响力的决心。我以为川普政府的这个不追求一夜之间建立完美民主,而是通过控制财权、保留行政架构、逐步释放政治空间的方式,或许真能走出一条低成本、低流血的转型之路。当然,最后结果还要拭目以待。
【被低估的“局外人”】外界常给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贴上“福克斯主播”或“意识形态斗士”的标签,从而低估了他在五角大楼权力运作中的务实与老练。我也曾是低估他的人之一。但近期观察发现,此人确有过人之处:一在其识,二在其用。 海格塞斯的见识在于,他深知华盛顿僵化的军事官僚体系已无法应对当下的多线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共党国的威胁。他要整顿军风,扫除军队中的“觉醒文化”,将重心拉回大国竞争,回归到“杀伤力至上”、打赢战争这一唯一目标。 海格塞斯的用人则体现了他的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作为局外人缺乏高层指挥经验和深厚的人脉。但他并未选择一位深谙华盛顿政治的将军,走一条更为轻松的道路,而是选中了三星将军拉内夫(Lt. Gen. Chris LaNeve)——一位曾指挥过第 82 空降师和驻韩第八集团军的“战士中的战士”。这步棋证明了他比批评者预想的要精明得多。 拉内夫并非西点或常青藤出身,也不是靠坐在五角大楼里纸上谈兵晋升的。他的每一个台阶都是在第 10 山地师、第 101 空降师、第 82 空降师等野战部队摸爬滚打上来的。作为典型的“泥腿子”(Muddy Boots)将军,他的履历写满了前线作战和高风险地区的指挥经验。 拉内夫代表的是纯粹的作战效能和传统的军事纪律。他不仅能帮海格塞斯稳住军心,更因刚从烈度最高的东亚前线归来,对太平洋局势和大规模地面作战有着深刻理解,是执行海格塞斯“全力应对中国挑战”战略的最佳人选。 近日,参议院正式确认拉内夫出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晋升为佩戴四颗银星的上将。 我对这个军事团队充满信心。只要没有政治干扰,他们绝对有能力击败党卫军,以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