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治国VS法治治国】佛弗研究所青年学者王丹(此王非彼王)的新著《极速:中国利用工程打造未来的征途》(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近来受热捧。他上月在《纽时》发文称美国输给中国的原因在于党国是工程治国、效率高,而美国是法治治国、效率低。两个美国亲戚问我对此的看法,我不同意其工程治国论,写了以下的文字来商榷: 首先,美国并未在美中竞争中失败,王丹“美国输了”的结论为时尚早。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美国至今仍在技术创新、金融体系、军事威慑力和制度软实力上保持着压倒性优势。美中两国制度根基不同,不应进行简单的线性对比。更重要的是,王丹在提出“美国输了”的判断时,并未提供可靠数据来支撑其论点。 第二,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苏联共产模式和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继承与演化。这种体制并非源于纯粹的工程精神,而是依赖于精致的暴力专政机器、高度的权力与资源垄断,以及国家全民动员能力。它利用举国之力快速提升实力,以实现其称霸野心。其内核是体制驱动下的人海战术和持续的准战争动员。在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工程师在官僚体制中占比极小,但其军事经济实力仍在苏联帮助下迅速提升,充分说明了驱动力在于体制,而非技术官僚。 第三,尽管在开放后四十年中提拔了大量技术官僚,但“举国体制”的本质没有变化。这种所谓的“工程治国”,其本质是服务于政权永久统治的政治目标,而非纯粹的技术理性。在政治指令下,它要求牺牲一切——即便是瞎指挥,不合工程原则也必须执行。由此导致的拆了建、建了拆等现象,人为制造的巨大浪费不可计数,这是对真正工程精神的背离。 第四,相比之下,私有财产权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实行三权分立与法律制衡,即便在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征用”时,也必须遵循合法程序并接受司法挑战,不能像中共党国那样为所欲为。自由经济而不是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干预能更有效的调配资源,进行颠覆性技术创新。尽管表面效率看起来较低,但在危机和紧急状态下,自由制度会展现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韧性。二战期间,美国迅速成为“民主世界的军火库”,正是自由制度下灵活而高效的国家能力的体现,足以反驳美国效率低下的观点。当然,美国制度和政策也存在许多问题,但不是法治之过,而是背离了美国传统价值的政治精英之过。
【美国对台政策:重申“不变”已陷入战略失灵】 最近美国驻党国大使庞德伟又重申美对台政策不变的论调,再次让我感到这样的做法不靠谱,提出一些看法如下: 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强调一中政策不变、恪守《台湾关系法》、3个公报、6项保证,维持现状、和平解决争端”,这一框架曾是维系台海稳定的重要支柱。然而,面对北京日益疯狂的军事胁迫与战略进逼,仅靠反复重申“政策不变”,不仅无助于维稳,反而暴露出战略的空转与失灵。 所谓“维持现状”早已被中共政权单方面打破。通过“切香肠”式的渐进战术,中共军机军舰常态化穿越台湾海峡中线、逼近甚至侵入台湾领空领海,并通过高强度的认知作战,系统性地侵蚀台湾的主权空间和海峡的非军事缓冲功能,重塑了台海战略格局。 若美国在此背景下仍止步于“政策不变”的口头重申,不采取对等反制,势必被北京视为默认甚至纵容其步步进逼。结果不仅是威慑力无效,更可能使美国在该区域的政策信誉遭受结构性侵蚀,最终失去对冲突态势的掌控力。 要重建有效威慑,美国必须从模糊性转向有条件的战略清晰,不仅在政策讨论层面发出强烈信号,也要在行动层面同步跟进,措施包括: 1.公开审视“一中政策”与相关法律框架,包括评估是否以《美台安保条约》替代或强化《台湾关系法》。即便不立即改变政策,评估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加大北京战略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有助于拉高其动武决策的代价。 2.以实际行动推进清晰化战略,包括加快对台军售进程、提升台美军事协同与联合作战能力、并联合关键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强化对台海中线的默契承认与共同捍卫。 总之,面对中共极权利用诡道来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必须认识到,当现状已经改变,维持原有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政策必须随着现状的改变而改变。唯有通过公开的战略和政策改变的讨论和制定,以及实质性的军事反制双管齐下,才能回到“现状”,重建对北京的有效威慑,真正保障台湾的和平与稳定。
【国庆日反思:暴政的现代化】今天是中共党国的“国庆日”,我们不应庆贺,而应当反思这个政权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带来的、以及即将带来的深重灾难。 中共认苏俄为父,与日寇勾结,用暴力窃取政权,执政76里,杀害了包括强制堕胎致死的数亿计中国人,当下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监狱,但很多人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来为这个暴政存在找借口,为其恶行开脱,这是极其荒谬的。 这就像是说:将动物庄园”现代化**,解决了驯从动物的温饱问题,并将由此而强化的对动物的全面监管,说成是社会的进步。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物质进步与人权底线的本质区别。 我们不能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忘记了政治压迫的成本。如果说中共早年的镇反、文革等政治清洗和屠杀已成历史记忆,那么近年来的新疆集中营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其对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也应当让人记忆犹新,并成为对这种体制的清醒警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共统治的核心逻辑: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诡道为方式,以人民的名义来实施恶行。其核心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为党内少数权贵阶层谋取私利,永坐家天下,而不是为人民的福祉。 在东升西降的叙事下,这种专制体制的“崛起”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对自由和民主价值的深刻威胁。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反思和警惕这种体制的本质危害,才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负责任的态度。
【民主与极权全球治理理念冲突下的联合国结构性瘫痪】 川普总统在联合国的讲话引起全球各国和民众的强烈反应,褒贬不一。我和联合国有些渊源,早先参加过其中若干工作。我感到联合国改革刻不容缓。以下是我的一些看法。 联合国作为二战后全球治理的核心机构,其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然而,自成立以来,虽然没有出现世界大战,但大小战争发生了70余场,在应对当今重大危机时更显无力。显然,它未能履行其职责。这个结果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先天治理理念矛盾和后天滋生的内部腐败所致。 一、 宗旨与强权政治的结构性限制 主权原则凌驾一切:联合国最核心的困境是:成员国高举和平旗帜,却不愿放弃任何主权权力。这使得联合国系统在国际法执行上缺乏强制力。当国际法与大国的核心利益冲突时,国家主权总是优先于集体安全。 理念冲突导致瘫痪:安全理事会的否决权机制,是民主和极权两大阵营妥协的结果,也是理念冲突的焦点。极权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将所谓“多极化”作为破坏现有基于规则、人权和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的借口。这种根本性分歧,使得安理会在涉及大国利益的危机中陷入永久性的政治僵局。 尤其是中共党国,利用联合国大量捞取好处,为其独裁和永久执政骗取合法性,通过对联合国的大规模渗透掩盖其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恶行,将世界民主治理变为中共模式的专制治理。北京基本主导了这个机构,而西方民主国家对此束手无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是典型的例子。 原则的虚置:联合国规定了人民自决权、政治和公民权利和其他普世人权,但对极权国家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像中国这样的常任理事国可以利用其权力,有效地打压台湾,拒绝让本国人民享有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并阻止对其人权记录的调查和谴责,使联合国原则在强权面前沦为一纸空文。联合国对其毫无约束,让它为所欲为。 二、 内部运作的官僚主义与资源浪费 精英官僚主义与裙带关系:联合国已演变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成为了非民主国家统治阶级安排子女亲友工作的场所。我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碰到过不少抱住联合国这个铁饭碗不放的各国太子党。这种裙带关系不仅损害了机构的专业性,也使真正的人才难以进入核心决策层。 效率低下与形式主义:机构内部普遍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日常工作表现为开会多、发言多,务虚多、务实少。这种形式主义和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的钱财资源,使得联合国在落实具体的和平与发展项目时,往往无法兑现其承诺。 总之,我认为,联合国本来是美欧追求和平和平等美好理想的产物,但却不仅成为受地缘政治利益左右,受制于两种截然对立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冲突的空谈会,更是沦为极权国家反美、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前沿阵地。而其日常运作又被内部的官僚体制腐败和资源浪费严重侵蚀。要让联合国重获信誉并有效维护和平,必须回归初创宗旨,包括人民自决在内的原则,将联合国主导权夺回,真正实现肯尼迪总统所说,“强大者是公正的,弱小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得以保全。”
【对TikTok交易的评估】川普总统近宣布通过一项剥离方案来解决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同时让美国用户能继续利用该平台。我觉得他低估了中共党国控制模式及其带来的核心风险。 人员渗透的风险:方案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明确排除在合资公司中任职的、带有中共背景的关键技术或管理人员。只要技术和管理人员仍与原母公司(字节跳动)及其背后的党国保持联系,这些人员就有可能在代码优化、软件更新或非正式渠道中,执行《国家情报法》规定的义务,实现隐蔽性的信息收集和操纵,审查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内容,以及帮助讲好中国故事。 技术规避的挑战: 即使美国安全伙伴对算法等进行监控,但TikTok的基本技术和构架未变,中共对此了如指掌,能轻而易举入侵,也可以通过施压、利诱或非官方指令等方式影响内容生成和投放,而无需在算法中留下直接的后门证据。 所以,川普政府的这一交易是以商业手段解决地缘政治问题的尝试。它在数据存储和法律结构上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降低了风险,但本质上是用物理隔离和法律制衡来对抗一个追求全方位控制的党国体制。这个做法对中共对诡道认识不足,造成实践中的巨大挑战。只要人员和技术链条上的信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美国的安全担忧就很难被完全消除。
【二战无名英雄引发的联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德国都先后开发近炸引信炮弹,但都未成功。因为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给养军火供应运输队常常遭日本空军打击,损失惨重,美国急需寻求有效办法来保护运输线。英国和美国分享了其不成功的技术,美国则突破了数百个技术难点,最终在1943年完成了近炸引信炮弹的研发和部署工作,开始在太平洋海战中使用。 这种炮弹通过装载于弹头上的液体电池、微型电子元件组成的雷达,在接近目标时自动引爆,而不是依靠预设的时间或撞击,能有效打击敌人目标,从而重创日本空军,导致战机飞行员短缺。日军组成神风自杀队,以突破美军防空网,但近炸引信炮弹也是神风的杀手。在1945年的冲绳战役中,日军一次动用150架神风敢死队飞机对美两艘驱逐舰进行连番攻击,被尽数击落,无一漏网。而在整个战役中,日军出动了1900架神风自杀战机,绝大部分被近炸引信炮弹击落,日本丧失制空权,进而导致日海军最大战舰大和号和大和特攻舰队的覆灭,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在保卫伦敦的空战中,近炸引信炮弹击落德军V导弹成功率达80%,大幅减少了伤亡和破坏,后来在诺曼底和突出部战役中,美陆军开始使用。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给德军造成重大伤亡。因此这个创新列为仅次于原子弹和雷达的决定性创新,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事业中功莫大焉。 美国的创新能力在战时尤为突出,当前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匹敌或超越。这种能力根植于社会与民间,是一种独特的美国基因与文化,与国家主导下的指令式创新不可同日而语。每年,美国全国各地举办的少儿科技项目大赛生动展现了这种巨大的创新文化与潜力。每个项目吸引数万名儿童参与,他们凭借创新技能竞相争胜。每次目睹这一场景,我都深感震撼:这些孩子从小就敢于挑战权威、无惧失败、勇于另辟蹊径,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到的。我的感慨还包括,若中共不自量力,误以为能如昔日日本军国主义般可以挑战美国,必败无疑。因为一旦美国社会的巨大潜力被激发,便能战胜一切敌人。若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相信“东升西降”,必将铸成历史大错。
【西方培养的党国御用文人】阎学通、张维为等党国顶尖御用文人,都曾在西方顶尖学府接受教育,但他们却比本土学者更为激烈地反对民主和普世价值,为专制极权出谋划策、摇旗呐喊。 因为我80年代认识的张维为和现在判若两人,令人困惑,导致我反复思考这种现象。我以为这绝非纯粹的学术转向,恐怕更多是对权力的趋附和利益的追逐。 这些人过去大都在西方默默无闻、社会科学学者尤为如此。西方人才济济,竞争激烈,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学术文章及研究出人头地,令其感到不得志,不风光,而回党国“发展”则可以名利双收。这是主要驱动力。 要回国发展首先就要依附中共权贵,一切要与党老大保持一致。所以激烈批判西方、狂热鼓吹“中国模式”,能够带来巨大的政治红利和社会曝光度。相反,坚持倡导普世价值的学者则面临资源被切断、甚至身陷囹圄的风险。因此,这种立场转变是学者们在特定政治环境中,为实现个人利益和权势增长的最优策略。 拥有西方教育背景,在意识形态竞争时期反而容易背负“不纯”和”被污染”的嫌疑。因此,他们必须采取比本土学者更极端、更具战斗性的姿态来批判西方,以证明自身的政治可靠性和忠诚度。这种走极端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自证,目的是消除自身背景带来的不信任。 而他们对权力的趋附,被党国宣传机器成功地包装成“对民族的自信”、“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西方霸权的批判”。这种宏大的叙事赋予了他们的极端言论以虚假的道德合法性和集体认同,从而使得个人的趋利自肥行为难以被直接质疑。这些学者在西方接受教育,回国后却成为中国暴政模式的坚定捍卫者,凸显了中国当前意识形态竞争中精英与权力相互勾结的典型现象:精英投靠权力,权力收编精英,狼狈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