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专制

韩连潮
1个月前
【真假自由派的试金石:台湾人民自决权】支持台湾人民自决,还是支持中共强行统一,已成为当下检验“自由派知识分子”真伪的尖锐试金石。 人民自决权是联合国宪章明确确立的基本原则,任何真正信奉自由民主、人权和普世价值的人,绝不会否认此项原则。若以虚妄的“民族复兴”、“统一大业”、“历史必然”强行剥夺一个早已实际自治、民主运转数十年的2300万人的选择权,那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专制主义、帝国主义。 “大一统”本质上是党国基于家天下帝王思想蓄意打造的统治叙事与虚假民族主义。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自诩自由派的华人公知,在台湾问题上迅速滑向“大一统”教条陷阱。他们可以振臂高呼反极权要自由,却在台湾人民最需要被承认其主体性时集体失声;他们可以痛斥专制,却对北京叫嚣的武统一保持暧昧甚至公开支持。这种两面性与选择性沉默,暴露的恰恰是他们从未真正内化自由主义的普世性,而只是把“自由”当作批判中共的工具,一旦涉及自身认同的“国家”“民族”“历史”,便立即退回到最传统的家天下与党国一体的大一统思维。真正的自由派不会在“争自由”与“反专制”时慷慨激昂,却在台湾人民行使自决权时突然变成专制主义的拥泵者。 谁若连2300万台湾人的自由都不敢捍卫,就没有资格继续自称自由派。这块试金石,已经把伪君子们照得纤毫毕现。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YouTube更新: 社運圈與民運圈五大不同之處 我們在前面解釋過,中國的“反對派政治”跟民主國家的反對黨或在野黨聯盟完全不同。對中國來說,“反對派政治”首先是一種社會運動,其次是圍繞社會運動展開的公共政治活動。 我們在前面講,反對派政治運動有兩個首要戰略目標,其一是培養反對派群體,其二是打造一個聯結海內外社群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這兩個目標都是為反對派運動創造條件。 假如我們用“社運圈”來指稱反對派政治運動的主要參與群體,這恰好可以跟一般海外流亡群體所構成的“民運圈”區分開來。社運圈與民運圈即使完全可能在不同領域互相合作,但本質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圈子。 第一個關鍵不同點在於,民運圈以六四運動流亡群體及其他不同政見流亡者為主體,由於長年孤懸於海外,逐漸與中國大陸社會脫節,無法與中國大陸社會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動;為了克服民運圈無法重啟社會運動的困境,在新生代海外流亡群體牽頭之下,社運圈早期成員擬在重新整合海內外反對者群體基礎上,重啟社會運動。也就是說,相比孤懸於海外且社會運動策略逐漸老化的民運圈, 社運圈更強調海內外反對者群體,以全新的組織動員策略,形成新的整體和社會分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社運圈特別注重反對者群體的重建過程,尤其是通過新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形成新的社會動員模式。如果說民運圈常見的自我定位是民主人士和不同政見者,社運圈的自我定位則是反對派。所謂反對派不是政治組織成員身份,而是在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等方面形成的新群體。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二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通常由流亡的著名政治犯和不同政見者組成,其社會影響力並不必然兌現成社會運動的領導力;相反,由於流亡之後與中國大陸社會日漸脫節,逐漸失去了社會運動的實際領導力;相比之下,社運圈早期成員往往缺乏民運圈人士的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這些早期成員之所以從草根社會脫穎而出,更主要依靠在社會運動中的實際領導力。 這裡講的實際領導力,指的是流亡的公共領域中的意見領袖、宣傳人才、社會活動家、思想理論人才、組織動員人才、政治顧問,以及資助社會運動的企業家。由於其特殊的早期成員構成,社運圈通常比民運圈更加注重人才訓練和領導力培養,尤其是培育思想理論扎實、精通公共政治、在社會運動方面有專業分工的運動骨幹。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三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有一個實現民主轉型的宏大目標,但是缺乏組織運動策略和專業分工來實現其目標,還無法突破理論障礙重建海內外社會聯結,也無法克服中國社會的原子化問題和普遍社會心理障礙;社運圈將宏大目標拆分成階段性目標,包括反對派政治運動階段、反對派運動階段和國家轉型階段,而反對派政治運動階段有一系列組織運動策略跟專業分工,還有三個階段性目標,包括重新整合反對者群體、進行公共政治訓練、搭建一個貫通海內外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 在這裡,“反對派”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和新身份認同,其戰略意圖在於恢復海內外社會聯結,促成明確的海內外分工和協作,以及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動,直至形成一個能夠從一般反對團體中脫穎而出的社會聯盟。由民運圈群體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也有不同政見者聯盟性質,但是社運圈的反對派聯盟,不但是基於社會運動的聯盟,還是策略性重塑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的結果,也可以說,是用社會互動和社會紐帶來代替尋求最大公約數,克服因具體政治分歧不能實現多元合作的障礙。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四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沒有的東西,那就是社運圈將重構流亡海外的第二公共領域,為形成平行社會戰略創造基礎條件。對於社運圈來說,重構第二公共領域意味著形成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生活運動,同時利用新的技術條件,形成從海外倒灌中國社會的系統性策略。重構第二公共領域不是一味宣揚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而是建立海外與中國社會的溝通平臺,以一種務實的合作態度關注中國社會問題,同時承認和支持不同社會群體在反抗專制活動中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將社會運動從狹義的民主派抗爭,擴大到更務實、更具包容性的反對派抗爭。 正如我們前面所講,即使東歐劇變,也不是民主派跟專制政權的鬥爭,而是社會反對國家。反對派聯盟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承擔著連通海內外社會和形成溝通機制的重任,還形成政治顧問團隊和一系列平行替代方案,為大規模社會運動和國家轉型做準備。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五個關鍵不同特點是:社運圈尤其強調在社會運動中,突出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合作的重要性,盡最大可能避免非專業人士堆積在不恰當位置,產生毫無必要的社會分歧、互不理解和互相怨恨。在前中東歐國家,我們已經見識過清晰的社會分工合作對社會運動的推動作用。 在既缺乏社會運動又缺乏專業分工的國家,比如現在的中國,很容易將不能勝任相關能力的非專業人士堆積在同一個領域,其結果只能是吵吵嚷嚷阻塞社會運動,連累專業人才不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而普通民眾也不知道社會困境的癥結出在哪裡,轉而悲觀絕望、乃至憤世嫉俗。 社運圈在推進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合作方面的努力將有助於分化出新的社會職能,這將大大補償以往因專業化程度欠缺和社會分工不足造成的缺憾,淤塞在同一個領域的社會人才也將通過社運圈的整合行動,重新分配社會職能。儘管社運圈完全可能跟民運圈實現跨界合作,但我們必須正視社運圈作為一股新生勢力,正在激發不可小覷的社會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