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

1个月前
说说重农抑商这个事儿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重农抑商」应该是儒家文化的要义,其实并不。它是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时候提出来的,很显然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只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被作为意识形态的外衣,穿在了法家的内核的外面,所以它会被认为是儒家所推崇的。 这些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宪政的推崇,舆论圈对商鞅以及它的变法思想的批判也蔚然成风。但你若回来那个时候的经济社会史会发现,各国都在变法,商鞅没去时的秦国,可以说是国力最弱的,再不变法就会被周边已经变过法的强国吃掉,变法势在必行。于是,商鞅来了,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变法成功了。 为什么商鞅的变法是最成功的,因为周边其他国家已经陆续推行了变法,但因为贵族的强烈反对,只能在某一方面推行,而商鞅作为集大成者,在制度、法律、户籍、文教等多个方面相互配合,做了系统性的变法,所以经过前356和前350年的两次变法之后,秦国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家。 而所有变法,都围绕着一个目的进行,那便是最大程度的汲取民间的财力物力,实现中央集权,进而在被别人吃掉前先吃掉别人。重农抑商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 你知道,战争年代,国家最需要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兵源,一个是粮草。有了兵源就可以随时反击对手或对外出兵;有了粮草出兵就有了后勤保障。但粮草需要有人在土地上持续耕种,稳定兵源就需要有人在政府可以管理得到的地方持续生育。但那时候,经商是很赚钱的,而且商人为了获利经常在各国之间流动,很难停下来成为国家的兵源和粮草补给开源。特别是某地,比如咸阳粮食丰收的时候,邯郸正好闹灾荒的时候,就会有人为获利,把咸阳的粮食贩到邯郸为卖。所以商鞅就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为了把尽量多的余粮控制在政府手里,商鞅还推行了粮食换爵位。比起贩卖时各国的重重关卡,直接拿来换取爵位还是划算的。慢慢地,秦国就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直到统一六国。虽然中间也有贵族势力的反复回潮,但有些趋势是很难阻挡的。就像毛泽东在1940年代成为中共的旗帜一样,就算不是商鞅也会有其他人来推行变法,就算不是秦国,也会有其他国家来统一天下,这是当时的趋势,非人力可挡。 有人肯定会说,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呢?就不能各国和平共处?还真不能!要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暴力机器,长期不用就会腐化、被吃掉,所以暴力机器得频繁使用。不是用来攻打别人,就是用来抵御别人的攻击,不会白养的。在当时生产力地下,剩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是区别。 加之,到了战国时代,人口已经达到2000多万,土地比人口更稀缺。谁占有了土地,谁就会获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更多的财富和资源就意味着更多的安全和权力。这也是整个农耕时代,中华帝国都痴迷土地,崇尚统一天下的内在原因。 所以你看,即使到了后工业化商业逻辑主宰世界的今天,大部分中国人,依然痴迷土地崇尚统一。不然那句「宁愿祖国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也不会久久回荡在中国上空。
1个月前
拜读过袁伟时先生的《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深感历史的轨迹如同镜像一般,折射出百年之后的现实世界。袁先生深刻总结了晚清社会的现象:“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教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君主和各级官员体现的行政权力统治天下,‘君师合一’,管治和教化百姓。” 追溯历史,发现满清王朝并不是后人所描述的那么不堪一击。当时的清军,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军力数量,都远远超过八国联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意识到强大的军队对统治者的重要性,因而清王朝迅速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清军,并且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训练军队,武器装备也堪称世界一流。 临时拚凑起来的八国联军只有区区两万人,清王朝装备精良的清军不下十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兵力,其规模远胜于八国联军。没想到,八国联军一占领大沽口炮台,慈禧就乱了阵脚,1900年6月下旬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8月7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慈禧太后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8月21日,北京沦陷,慈禧太后带着一干人浩浩荡荡逃出京城,在逃跑途中以光绪之名下”“罪己诏”,命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共同协商议和事宜。 这才有了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也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清王朝和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西班牙王国、尼德兰王国、比利时王国,十一国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条约。 梁发芾先生早年有篇文章,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喝彩声。中国人以如此心态笑看清军溃败,英军统帅巴夏里大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 鸦片战争说起来是屈辱,然而,鸦片战争终结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人穿着长马卦留着长辫子的时代,而南京条约割让港岛,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到1898年拓展新界等地,是一段丧权辱国的历史记忆,但香港从历史走到今天,融合了传统文化和西方制度,包容了迥异价值观的市民,使之成为一个文明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社会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曾经拥有良好的法治。 一代王朝即使到了末世,其实也并非如后人所说的那般艰难。那些身处末世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处于末世之中,即使灾难来了,尚未知彼知己,就有一堆不假思索的理由来为现实来解脱,使自己的精神处于亢奋状态,与精神亢奋相匹配的,还有不期而遇的繁荣,使人们如痴如醉陶醉在梦中。 清朝末期,财政收入也暴增,年收入达2亿两白银,朝廷上下一扫庚子以来的晦气,因为“不差钱”陷入亢奋狂喜之中!除了海关税收暴增以及对烟、酒等不断课以重税外,国有铁路年收入高达数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一省的税收,而由铁路带来的商业繁荣,使各地关税暴增,原本微不足道的崇文门税关就因为前门火车站周边的商业兴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税关。 纵观中外历史,所谓伟大的君王往往都是百姓的灾难。明末的没落,在利马窦的眼里,百姓却是那么和谐安逸。所谓的康乾盛世,在马戛尔尼眼中,中原却是遍地饥民。一个是在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和亡国之君崇祯治下,一个是在康雍乾三朝所谓的明君治下。仅从明末780多万公顷土地和乾隆740多万公顷土地比较,社会财富总量的多寡就一目了然。显然,所谓的康乾盛世完全是虚假的历史。 再以国人最骄傲的唐朝盛世为例,安史之乱,到处人吃人,被包围的睢阳城,6万余人的县城吃到最后,只剩下400来人。白居易(772~846年)的《轻肥》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黄巢的部队把陈州四周的老百姓都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最保守的估计,吃掉10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人口——60万。 在一般人的历史常识里,最不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权,被视为黑暗、反动、卖国。然而一生经历了从大清到北洋到民国到解放四个不同时期的百岁老人周有光生前却说:百年风雨沧桑,最难忘的是北洋时期,统治精英对民众的体恤宽容,造就了一段民众免于暴政的历史佳话。周有光先生认为读的许多历史都是假历史,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档案公开,24小时开放,天天都有人去看。 老舍先生的《茶馆》中有句台词: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北洋政权选举虽然存在赂选,但是,这也说明北洋政权不敢公开地或赤裸裸地强奸民意。北洋政权之所以不敢任意妄为,经常被迫向民意让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政权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个人道德操守,内心有所节制。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顯而易見:袁立的見識非比尋常,那些只會讀死書的書呆子的認知怎能與之相提並論。 以下文字节选自袁立写在川普胜选日的文章。非常值得好好阅读。 “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文人,法律人,媒体记者特别讨厌川普,甚至上升为仇恨?并给支持川普的人,贴上标签叫做川粉? 第一,他们讨厌川普,是因为中国文人骨子里有士大夫情结,他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在他们眼里,商人算什么?不入流,如何可以去参政议政?成何体统?从政,只有他们才配。中国文人历来对商人的理解就是:商人重利轻别离。殊不知受海洋文明的影响,真正的商人是:自由至上,契约精神至上,他们以追求独立、自由、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公平交换,守约,效率、创新和公平。如果有一天中国社会真正能做到有契约精神,中国社会就会开始改变。 第二,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上升为仇恨,甚至给人贴标签呢?是因为受了文革的影响,社会是一个仇恨的伤痕氛围,他们不是给人贴标签,就是别人给他们贴标签,他们曾经是臭老九,现在是公知。所以他们也习惯给别人贴上川粉的标签,以此来羞辱别人。  第三,他们大多没有信仰甚至贬低信仰,对信仰不屑一顾。他们不知道基督信仰,成就了今天的科学,医学,法律,宪政。没有基督教在中国开创的大学,他们连大学都没见过。现在他们跟在西方左派媒体的屁股后面吃屎,因为他们并没有系统的懂得西方的政治、历史,甚至简单的英语,甚至美国为什么变得如此的败坏,他们都不懂其中原因。 他们极其的傲慢又极其的可怜,他们的处境是令人同情的,但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这样的文人水平段位根本没有力量带领中国走出困境,进入应许之地,上帝也不会使用他们。   无论是个人乃至国家都有自己的命运。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最后我想以一句经文,告诉他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照亮给谦卑的人。】 那些动不动就骂川普和川普支持者的人,只不过就是一群识字的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