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拜读过袁伟时先生的《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深感历史的轨迹如同镜像一般，折射出百年之后的现实世界。袁先生深刻总结了晚清社会的现象：“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教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君主和各级官员体现的行政权力统治天下，‘君师合一’，管治和教化百姓。” 追溯历史，发现满清王朝并不是后人所描述的那么不堪一击。当时的清军，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军力数量，都远远超过八国联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意识到强大的军队对统治者的重要性，因而清王朝迅速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清军，并且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训练军队，武器装备也堪称世界一流。 临时拚凑起来的八国联军只有区区两万人，清王朝装备精良的清军不下十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兵力，其规模远胜于八国联军。没想到，八国联军一占领大沽口炮台，慈禧就乱了阵脚，1900年6月下旬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8月7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慈禧太后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8月21日，北京沦陷，慈禧太后带着一干人浩浩荡荡逃出京城，在逃跑途中以光绪之名下”“罪己诏”，命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共同协商议和事宜。 这才有了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也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清王朝和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西班牙王国、尼德兰王国、比利时王国，十一国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条约。 梁发芾先生早年有篇文章，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喝彩声。中国人以如此心态笑看清军溃败，英军统帅巴夏里大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 鸦片战争说起来是屈辱，然而，鸦片战争终结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人穿着长马卦留着长辫子的时代，而南京条约割让港岛，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到1898年拓展新界等地，是一段丧权辱国的历史记忆，但香港从历史走到今天，融合了传统文化和西方制度，包容了迥异价值观的市民，使之成为一个文明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社会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曾经拥有良好的法治。 一代王朝即使到了末世，其实也并非如后人所说的那般艰难。那些身处末世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处于末世之中，即使灾难来了，尚未知彼知己，就有一堆不假思索的理由来为现实来解脱，使自己的精神处于亢奋状态，与精神亢奋相匹配的，还有不期而遇的繁荣，使人们如痴如醉陶醉在梦中。 清朝末期，财政收入也暴增，年收入达2亿两白银，朝廷上下一扫庚子以来的晦气，因为“不差钱”陷入亢奋狂喜之中！除了海关税收暴增以及对烟、酒等不断课以重税外，国有铁路年收入高达数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一省的税收，而由铁路带来的商业繁荣，使各地关税暴增，原本微不足道的崇文门税关就因为前门火车站周边的商业兴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税关。 纵观中外历史，所谓伟大的君王往往都是百姓的灾难。明末的没落，在利马窦的眼里，百姓却是那么和谐安逸。所谓的康乾盛世，在马戛尔尼眼中，中原却是遍地饥民。一个是在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和亡国之君崇祯治下，一个是在康雍乾三朝所谓的明君治下。仅从明末780多万公顷土地和乾隆740多万公顷土地比较，社会财富总量的多寡就一目了然。显然，所谓的康乾盛世完全是虚假的历史。 再以国人最骄傲的唐朝盛世为例，安史之乱，到处人吃人，被包围的睢阳城，6万余人的县城吃到最后，只剩下400来人。白居易（772～846年）的《轻肥》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黄巢的部队把陈州四周的老百姓都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最保守的估计，吃掉10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人口——60万。 在一般人的历史常识里，最不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权，被视为黑暗、反动、卖国。然而一生经历了从大清到北洋到民国到解放四个不同时期的百岁老人周有光生前却说：百年风雨沧桑，最难忘的是北洋时期，统治精英对民众的体恤宽容，造就了一段民众免于暴政的历史佳话。周有光先生认为读的许多历史都是假历史，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档案公开，24小时开放，天天都有人去看。 老舍先生的《茶馆》中有句台词：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北洋政权选举虽然存在赂选，但是，这也说明北洋政权不敢公开地或赤裸裸地强奸民意。北洋政权之所以不敢任意妄为，经常被迫向民意让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政权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个人道德操守，内心有所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