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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体的建立，并非意味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充分实现。” 駁"民主運動多餘"論 六十四问：有些人主张，民主运动是多余的。他们也向往民主，但他们主张，有民主思想的人应当进入共产党内部，影响执政者，或逐步成为执政者，经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就可实现。你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答：历史的无情事实是，没有一个民主政体是通过这种纯粹内部运作的方式建立的 。为什么？道理十分简单，缺少人民的压力和争取，没有一个执政集团愿意自动放 弃既得的利益和权力。不斗争，不争取，馅饼不会自动从天而降。以美国为例。没 有华盛顿的革命抗暴运动，英国绝不会让美国建国。虽然，美国在两百年前独立后 ，既已确立了民主政体，但超过半数人的权利并没有完全得到，主要是妇女和黑人 。经过妇女运动多年的争取，女性公民直到一九二零年才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选举 权。无数黑人的抗争、坐牢和鲜血，在一八七零年换取了法律上的选举权，但在实 际生活中，黑人仍被严重歧视。在某些州，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黑人的选举权仍被 限制。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终于废除了黑白分 校制度和一系列黑白不平等的制度。英国也是一样。十七世纪，英国王室在人民的 革命中被推翻了。后来，王室恢复，但权力转移到国会手中。可是，公民的投票权 并没有得到保障。有人估计，一八六一年，只有二十多万人有资格在下院的选举中 投票。历经人民无数次的抗争，直到一九二八年，新法律才把投票权扩展到所有的 成年人。这里也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概念：民主政体的建立，并非意味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充分实现。在民主体制建立后，尚且如此，何论专制的中国。 在台湾，没有一批批民主斗士的坐牢，也绝不会有国民党的开放党禁。同样，没有一九七六年 天安门的民主运动，就没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 进入体制内改革，不失为一个途径，但既不是唯一、也不是主要的途径。一九八六年二月，我到美国密执根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论中共改革派的处境、作为即前途》。结识了朱嘉明先生。当时，他在密大进修。时任河南体改委副主任，是赵紫阳改革派的智囊之一。回国前，他冒着风险到纽约与我密谈。我是民运的头面人物，他是体制内改革系一员。我俩却一拍既和，默契的不得了。我们达成了共识：民运在外面压，他们在里面拆，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各有所为。我告诫他，改不下去的时候，受保守派威胁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中国之春》这条出路。他鼓励我，《中国之春》要壮大，她是一个替代的力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后，赵紫阳改革派遭到整肃，人员外逃。九月，六四镇压逃出来的人士在巴黎聚会，没想到，我竟与朱嘉明在会场重逢。他变成了民运队伍的一员。体制内、体制外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历史的嘲讽？还是历史的必然？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体制外的民运是中国社会改革绝对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我绝不否认体制内改革的作用，但也要举出它的局限性：你要执行上面的指示 ，等于帮专制的忙；你要抵制，可能会被罢官。反之，你要推行民主的理念，上面会兴师问罪，不推行，呆在里面又有何用？拿挈分寸，绝非易事。我要忠告的是，进入共产党体制内改革，还有其蜕变的可能性。当享受到权力的滋味时，可能受不了权力的诱惑。我称之为上车原理。挤公共汽车时，拼命向上喊：再挤一挤，里面 还有空！一旦踏上车，就往下喊：别挤了，等下面一辆吧。车上车下，利害关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据说，七八、七九年西单民主墙时期，胡耀邦还没上台前，鼓动子女去民主墙，为中共老干部喊冤争权。突然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后，他开始拦阻子女去民主墙。台上台下，不一样了。进入体制内，掌握了权力时，仍然 坚持民主理念，并为民主尽力、不怕丢乌纱帽者，才能有助于民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