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2天前
「生存压力下,辽宁、吉林数千辆出租车相继罢工(2025.11.21-24)」近日,中国东北地区的辽宁阜新和吉林松原接连爆发大规模出租车罢工事件。面对微薄的收入、巨大的生活压力以及“黑车”的冲击,数千名司机选择了停运抗议。 11月21日,辽宁省阜新市约3000辆出租车集体停运。据当事司机透露,罢工的直接导火索是近期大量“黑网约车”抢占了客源,而当地政府干预不力,导致本就收入微薄的司机们入不敷出。司机们曾试图集体驾车前往沈阳上访,但在途中遭到警察拦截。迫于压力,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当日即发布通告,承诺将于11月26日前清理滴滴平台中未取得网约车运输证的车辆。仅三天后,吉林省松原市的2000多辆出租车也因遭受同样的生存挤压,发起了集体罢工。 根据“昨天”项目统计,2025年以来,东北三省已先后发生十余起出租车罢工事件。如此频繁的罢工背后,除了私家车增多,网约车、共享单车等新兴业态的市场冲击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当地低迷的经济环境与极度饱和的出租车市场。以辽宁阜新为例,该市人口仅约160万,2024年GDP仅650亿元,却拥有三千余辆出租车,相当于每533人就拥有一辆。这一人均保有量远超一般三四线城市,密度堪比北京、上海。出租车数量如此之多,一方面源于阜新市是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在大量的矿企倒闭后,下岗的工人们便涌入了出租车这一入行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追求财政收入,也曾滥发大量出租车牌照。在市场极度饱和的状态下,任何未经许可的外部运力(如“黑车”)介入,都会成为压垮司机生计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而引发罢工。 面对行业日渐衰落,司机们为何仍不转行?原因在于,出租车牌照和车辆成本高昂,动辄数十万元,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很难通过转手收回投入。此外,受年龄和技能限制,许多司机除了开车几乎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尽管他们清楚这是一个“黄昏产业”,但在经济压力与就业局限的双重夹击下,只能艰难坚持,直至陷入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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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前
「贵州农民围县长反强制火葬:怒斥官员“先挖习近平祖坟”(2025.11.22)」本周六(11月22日),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石硐镇连续爆发两起农民示威事件,村民们为抵制当地政府推行的强制火葬政策,与政府人员发生了激烈对峙,并一度围堵了一名副县长。 强征火葬政策不得人心,村民怒斥官员“先挖习近平祖坟” 事件的起因是息烽县近期开始实施的强制火葬政策,该政策要求辖区内所有居民,死后必须进行火化。这一政策一经推出,便引发民间普遍不满。村民指出,周边许多市县因政策遭反对,已从“强制火葬”改为“自愿火葬”,但息烽县却坚持强推,且无法拿出法律依据。村民表示,当地政府为了敛财,强制推行火葬,不但违背了“入土为安”的传统习俗,还将增加农户负担。不少村民在支付火化费、购买骨灰盒后,还要按照传统购置棺木为逝者进行土葬,因为农村没有专门的地方存放骨灰盒。 在面对进村宣传政策并要求村民签字的政府人员,村民曾愤怒质问:“如果共产党要挖祖坟,就先把习近平家的祖坟挖了再说!你们敢去挖吗?”此外,村民还警告政府人员,政府若想要强行挖走已下葬的遗体,“你们就放马过来,看看老百姓会不会放过你们” 木杉村:数百村民聚集阻政府偷尸 周六白天,在石硐镇木杉村,数百村民在听闻政府人员将挖走一名以下葬死者的遗体后,迅速聚集。在现场,村民们手持棍棒守在坟头四周,表示若政府人员强挖遗体,他们将“拼死阻拦”。此外,村民们还在现场用音响持续播放诉求,要求取消强制火葬政策;直至当天深夜,大批村民仍在坟山周围值守,而此前曾扬言要进村抢尸的政府人员,则因人数劣势,未有行动。 水头村:副县长殴打死者家属被围 周六晚,在距离木杉村仅数公里的水头村,一场更为激烈的对峙爆发。据当地村民称,息烽县副县长强勇在要求家属交出一名死者遗体时,殴打了死者的妹妹,引发众怒。 愤怒的村民迅速聚集,人数从几十人扩大到数百人,将副县长与随行的多名政府人员及警察层层围堵,期间,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现场视频显示,副县长强勇曾承诺会承担伤者的全部医药费用。双方的对峙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在此期间,副县长强勇趁乱逃离了现场。 目前,两起事件仍在当地不断发酵,有大量周边网友表示将会到现场支持村民的反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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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四通桥、万润南、彭立发:两代勇者与不屈的印记」2025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集团创始人、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在法国病逝。 这一天,距离另一位勇者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点燃抗议烽火,正好过去了三年。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不仅是日期的巧合,更是那座象征着思想、良知与抗争的桥——四通桥。 “四通桥”之名,源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传奇企业——四通集团。创始人万润南,清华出身,是八十年代中国最具远见的企业家之一。他以理性与理想推动了大陆最早的科技创业浪潮。然而,历史很快将他推向了政治风暴的中心。1989年春夏,当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改革时,四通公司和万润南积极响应并给予大力支持。风暴过后,他被中共当局通缉,被迫流亡海外,从一名企业家转变为一名坚定的民运领袖。 三十三年后,2022年10月13日,北京海淀区的四通桥上,另一位勇敢的公民——彭立发独自登上桥身,点燃了抗争的烽火。他悬挂两幅醒目的横幅,高声呼喊:“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呼吁人们“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这场孤身抗争如同划破极夜的闪电,震撼了被封锁的时代,成为随后“白纸运动”的思想先声。 然而,勇者的代价是惨烈的。彭立发被秘密逮捕,后以“寻衅滋事罪”“纵火罪”被重判九年徒刑,其家人亦遭严密监控与连坐。而万润南流亡海外后,投身民运三十余年,直至病逝,仍未能重返故土。 如今,四通桥上的路牌已被移除,地图软件中再无此地名。然而,记忆并非可以简单移除的路牌,它已深深地刻在了无数反抗者的心里,作为对抗遗忘和审查的文化地标。 从万润南以企业家的良知介入公共事务、被迫流亡海外,到彭立发以个体之身孤身抗争、身陷囹圄,再到“四通桥”成为了反抗的象征,这一连串事件跨越数十年,却讲述着同一个命题:在高压与恐惧之下,总有人以良知为炬。那座桥,无论名字如何被改写,始终象征着不屈的灵魂——他们用行动证明,真相与自由的火焰,纵被压制,终不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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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在广州街头张贴反共海报的孤勇者:陈邦超」近日,因在广州地铁张贴海报、呼吁中共实行多党选举、废除香港国安法、承认台湾不属共国,以及结束维吾尔族灭绝政策而被关押十八个月的广东青年陈邦超,通过邮件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这位年仅二十出头的行动者,在一次孤身抗议后被国安系统逮捕、审讯、判刑,并在狱中长期遭受精神与肉体折磨。他的经历揭示了“白纸运动”之后,当局对政治异议的恐惧以及令人窒息的打压。 设计反共海报 2022年底,白纸运动的余波尚未平息。面对持续的言论封锁和高压政治环境,陈邦超决定以个人方式表达抗议。2022年12月,陈邦超设计了一份名为《地铁宣言》的海报,提出十三项关于政治与公民自由的诉求,内容包括“实行多党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去政治化”、“停止言论审查”、“关闭网络防火墙”、“废除香港国家安全法”、“承认台湾不属共国”、“结束对维吾尔族的灭绝”等。同时,他还呼吁全国民众于2023年9月30日举行全球性抗议活动。 这份宣言语言犀利、结构清晰,最后以“抵抗不迟、推翻极权、夺回尊严”作为结语,延续了“白纸革命”的精神,却更直接地挑战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广州地铁独自抗议 2023年2月27日早晨,陈邦超携带100份印好的《地铁宣言》海报,前往广州的地铁站点张贴。原定首个目标是地铁广州塔站,但因现场警戒森严,他转而前往珠江新城站、大学城北站、大学城南站等地张贴。他共张贴了55张海报,在发现异常后,将剩余部分藏于地铁洗手间,并换装离开。由于一时疏忽,陈邦超将一张折叠的副本留在了包内,这成为了他被定罪的最直接证据。 约一小时后,在一列离开广州的火车上,陈遭到警察抓捕。 被押回广州后,国安人员对他进行了威胁与嘲讽:“要是在朝鲜的话,你早就被枪毙了。”并表示:“这又不是一张白纸。” 白纸运动之后,当局对类似政治表达的敏感程度显而易见 羁押与虐待 在广州一处偏僻的派出所,陈邦超被持续审问超过24小时。在此期间,他被剥夺休息,并遭到警察的威胁与恐吓,身心极度疲惫。随后,他被转入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并被强制进行精神鉴定。四个月后,他又被押往番禺区看守所。 在这两个设施中,他经历了持续的睡眠剥夺与精神折磨。牢房灯光昼夜不熄,每晚他被随机唤醒、强迫站立。白天则被命令盘腿坐在木板上观看央视宣传节目,不得低头、不得闭眼。长时间的疲劳导致他出现严重的注意力障碍与慢性认知损伤。 国安人员曾恐吓陈:“如果这东西在外面满天飞的话,你就会像那个彭立发一样,永远都出不去了。你家人也会不好过的。” 还有国安人员称:“有人拍了照,还好我们及时处理了,把这把火熄住,要不然…” 但也有人承认:“还是有些人看到了,他们的思想会改变,你不知道他们以后回去做些什么。” 至于如何“及时处理”,据开庭时检方的陈述,当天,当局曾出动了约1,500人去排查他所张贴的海报。 2023年7月27日,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起诉陈邦超。审判在看守所旁的密闭法庭内进行。开庭前几日,他才首次见到中共指派的律师——一名公开表态“拥护党领导”的辩护人。同年9月21日,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个月。 监狱生活 服刑期间,陈邦超先后被关押于北江与韶关监狱。他被迫接受所谓“行为矫正”和“思想学习”,每天多次被要求保持静止状态蹲伏十至二十分钟,导致其长期脚踝疼痛。除此以外,每天还必须端坐在矮凳上观看电视宣传节目,音量高达上百分贝,每次持续30至90分钟等。他被要求反复抄写监规,并为其他囚犯做带有侮辱性质的杂务,作为未完成生产指标或被指“不服从”时的惩罚。以上种种,均对陈对身心造成了伤害。 出狱后被被监控、被限制出境 2024年8月,陈刑满释放,但他的自由并未恢复。在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间,他至少六次被国保或公安传唤,被警告只能“接触国家批准的媒体,不得翻墙或绕过审查。” 2024年9月27日,他尝试续签港澳通行证时,被告知已经被限制出境。2025年9月,他再次申请,被电话通知不允许签注。 以上种种以及两次可疑的被跟踪事件,让陈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决意离开中国。2025年10月8日晚,陈邦超成功过了边检,逃离了中国。 流亡与呼吁 陈邦超目前在马来西亚,已向联合国难民署(UNHCR)提交注册申请。他担忧中共在东南亚的跨境行动可能威胁自身安全:“绑架一个人从陆地押回中国,或者用政治手段施压马来当局并不难。” 他希望通过公开曝光,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得到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 (注明:以下展示的《地铁宣言》版本为原始版本,张贴的海报经过改进后,只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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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被“煽颠”的女权活动人士、独立记者:黄雪琴」黄雪琴(Huang Xueqin),1988年出生于广东韶关,是中国独立记者、女权倡导者及 MeToo 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她曾在《新快报》、《南都周刊》等媒体担任调查记者,长期关注性别平等、官员腐败、企业污染以及弱势群体等议题。 2017年,她在新加坡参加亚洲记者奖学金项目时启动“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通过网络问卷收集数百份受害者证词,并于2018年发布《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这一行动不仅在国内外引发关注,也使她成为中国 MeToo 运动的代表性人物。 黄雪琴曾协助多名性骚扰受害者发声,包括北航博士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案件,并推动成立“水果硬糖”联盟。此行动最终导致涉事教授“长江学者”称号被撤销,她由此成为中国女权行动的重要代表。她还积极关注其他高校和社会事件,推动弱势群体权益,持续为受害者提供报道与声援。 2019年,黄雪琴参与并记录香港“反送中”运动,其文章《记录我的“反送中”大游行》引发关注,随后遭广州警方骚扰,并于10月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改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20年1月获释。 2021年9月19日,黄雪琴因与公益人士王建兵在广州发起“夜航船”每周聚会,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此时,她已获得英国志奋领奖学金,并计划于当日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攻读性别与发展硕士。 2024年6月14日,中共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黄雪琴五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黄雪琴当庭表示上诉,但二审未经公开审理程序即被驳回。 在狱中,黄雪琴健康状况严重下滑,据悉出现继发性闭经、体重骤减、严重缺钙、低血压、低血糖及腰部疼痛等症状。其律师反馈,她依旧精神明亮、坚定表达希望,“骨里有气,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穿上自由的衣裳”,展现了非凡意志。 黄雪琴曾于2022年荣获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颁发的“Wallis Annenberg Justice for Women Journalists Award”,以表彰她在新闻与性别正义领域的勇气与贡献。她的遭遇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联合国人权专家、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以及多家国际媒体呼吁关注并释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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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公民记者张展被捕一周年」2025年8月28日,是公民记者、异议人士张展再次被捕一周年。一年前,她只身赴甘肃营救同为异议人士的张盼成,于返家途中遭中共抓捕。在羁押期间,她再次以绝食抗争,并遭到强制灌食。 张展出生于1983年9月2日,陕西咸阳人,基督徒,曾居上海浦东。她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保险学学士和金融学硕士学位。2010年以人才引进的身份来到上海,曾任律师,但因参与维权和推动律师制度改革而被注销律师执照。此后,她长期在网络发表对一党专政和官员腐败的批评,屡遭传唤。2019年,张展因公开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并在街头举伞表达诉求而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并被强制送做精神病鉴定,后取保释放。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张展只身前往武汉,通过微信、推特、YouTube等平台直播报道疫情真相,帮助受害者维权。5月14日,她在武汉被捕,后移送上海。同年12月28日,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四年徒刑。狱中,张展以长期绝食抗议,遭受强制插管灌食、戴脚镣、捆绑双手等折磨,健康急剧恶化。2021年,她的病危消息引发国际关注,并获得林昭自由奖、比利时自由大学言论自由荣誉奖、青年中国人权奖、新闻自由勇气奖等国际奖项。 2024年5月13日,张展刑满出狱。出狱后,她继续通过社交媒体声援维权人士。8月,她赴甘肃帮助张盼成母亲签署法律委托书,返乡途中被警方带走。9月初,她被拘留,11月18日正式被捕,后被羁押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2025年1月26日,检方以“散布严重损害国家形象的虚假信息”为由,建议对其判处四至五年徒刑。 张展因揭露武汉疫情真相和持续关注弱势群体而屡遭迫害,她的勇气让她成为全球新闻自由与人权运动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