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传播,实际上是一种技术传播。 是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那些生产技术的传播一个性质的,社科领域的技术的传播。 被标签为“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实质上是为经济基础而设的“配套技术”,欧美国家多年以来对自身政治制度的修整打磨,全是为了让它更符合经济的需求。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清晰的,如果你是个理性而务实的建设者,你会知道,让“改开中国”的遗民们夺回其人生愿景的唯一希望,是为“改开中国”届时残存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配套”上适合的政治秩序,以便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向产业链逻辑的方向,向现代化的方向,自然修复。 是让重生的“世界工厂”不再痴迷于吃人口红利,而是和所有踏上技术升级人口升级正途的产业链国家一样去追求技术红利。 看看台湾,看看日本,看看韩国! 看看这些后发的产业链国家在踏踏实实对科技领域进行长期投入后,获得了怎样的回报! 虽然这些国家各有各的问题,但对正苦于996和失业危机的中共国打工人来说,它们都是值得向往的移民目标国。 哪怕有语言、文化差异等种种阻碍,中共国打工人还是向往这些国家为打工人提供的生存环境,向往由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维护出来的工作环境。 如果“改开中国”的遗民们,能成功在中共帝国的废墟上构建起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能给经济基础做一个适合的配套,他们就能在自己的故乡过上梦想中的生活。 就能让自己的故乡变成“小台湾”、“小韩国”,变成“山寨日本”。 但建设者,也就是届时的新兴国家决策者,需要头脑清醒,思路清晰,需要知道你的目标不是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而是为经济服务。 是让政治建构围绕着经济的需求展开。 而从双链争持的大势大局出发,你需要明白,新兴国家的政治建构,为了能获得产业链阵营的长线投资,必须围绕着本国经济与产业链阵营的整合互补、长期合作展开。 从一开始,你就要摆明车马,你是来与欧美合作,绝不是与欧美对抗的。 为此放弃对“大一统”的执念,放弃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的野心,放弃对台湾的威胁,放弃对图博特、东突厥、南蒙古的领土要求,是最起码的“投名状”。 这才是“为人民利益着想”,这才是“顾全大局”。 这是未来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建国者着手恢复经济,重建社会秩序时的政治起点。 到那时,在沦陷区内部,人民会告诉你们,他们不需要新的帝国,不需要新的皇帝。在沦陷区外部,欧美列强也会告诉你他们不想看到一个新的帝国,一个新的远东安全威胁。 不论内部还是外部,所有能影响沦陷区局势的人想要的是什么? 是“改开中国”的遗民重建“世界工厂”,但不再贪图“大而全”,不再试图通过同时占据产业链上下游而获得勒索合作者的能力,而是满足于承担自己能承担的部分,让自己的经济与列强经济紧密相连,互为依存。 也是在沦陷区重建政治秩序的建国者们,能把自己视为重建“世界工厂”,不,应该是重建“世界工厂部分车间”时的秩序供应商,厂区安保和行政管理人员。 这很难吗? 不难。 并不比改开时期设立“特区”和管理“特区”更难。 所有你没有的技术,你都可以引进。 只要在战略判断上没有大的失误,只要你能保持与欧美列强技术来源国的良好关系,你将能从产业链阵营获得建设新兴国家的各种资源,包括社科领域的学术资源和人力资源。 沦陷区新兴国家将承担起历史使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展开政治层面的“招商引资”,完成政治层面的“改革开放”、“技术引进”,做成“改开中国”无法做成的事业,驱逐马列,恢复文明。 在“改开中国”夭折之后,在“红色中国”猝死之后,各族各地新兴国家将承接这技术任务,为沦陷区残存的经济基础打造配套的政治秩序。 为幸存的亿万民众打造由技术逻辑支撑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打造容许他们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而这些建国者,将自“改开中国”的遗民中涌现,将从那些能理解技术逻辑的年轻人中涌现。 仍在把“民主”视为道德偏好的人,仍痴迷于“大一统”的人,仍有浓厚帝王思想的人,都会在风云变幻中出局。 还没看明白吗? 社会转型是一场宏观的技术迭代。 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技会先行,但社科领域的科技要随后配套。 民主与法治相对于专制独裁的优势不是道德优势,是技术优势。 是从科研团队管理到企业管理到国家治理一路延展的技术优势。 从方励之到编程随想,从彭载舟到戚波,你可以看到技术人员是天然会站到哪个阵营里的。 而从文革期间暴君对无数理科专家学者的残酷迫害,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从伤害链逻辑对族群思维能力、逻辑能力、创造力的阉割,你也能看到,专制独裁有多么强烈的反技术倾向。 双链争持,争的是人类要升级到文明2.0还是退化到文明1.0。 习近平想活150岁,想永远做文明1.0阵营的老大。 那么你呢?你是愿意活在文明2.0阵营里,还是做被蛆虫压垮的“代价”?
温家宝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不论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这话没说错。 无数改开受益者现在就要面对这个“得而复失”了。 以中年人无法维持家庭,老年人无法安度晚年,年轻一代纷纷变成“烂尾娃”的形式。 红二代们没有勇气为“红色 中国”殉葬,但改开受益者们,无数“改开中国”的顺民,是不得不为“改开中国”殉葬。 他们的人生是与“改开中国”绑定在一起的,他们在“改开中国”冉冉上升的年代抓住各种机遇,铺陈自己的人生愿景,凭着聪明才智和一些好运,过上了比更早一辈人好得多的半现代生活,他们对这样的生活十分满意,他们因此“岁月静好”,他们因此不想改变现状,甘心跪在独裁者的脚下,愿世世为臣,永为牛马。 但“改开中国”无法长存。 “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伤害链逻辑与产业链逻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把只能依靠产业链逻辑支撑的生活状态,构筑在遵循伤害链逻辑的政治基础上,一切终将化为泡影。 亿万改开受益者将因为“改开中国”的死,失去自己的生活,失去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他们重建生活的唯一希望,是在中共帝国的废墟上,再造产业链逻辑的政治基础。 是让产业链逻辑赢,让产业链阵营赢,让“世界工厂”独立成国,按老年人熟悉的话语体系是让“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让“改开中国”浴火重生。 只有让“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无数人的生活才能重建,老年人才有晚年,中年人才有现在,年轻人才有未来。 是的,年轻人,那些拼尽全力卷生卷死,从学校一直卷到社会的年轻人,那些承载着父母期望,本以为拿到文凭找到工作就能好好过日子的“烂尾娃”们,只有这样,才能夺回自己的未来。 文革末期出生的人今年已经有50岁了。 他们的孩子,年轻的一代,整个人生都是在“改开中国”度过的。大部分80后根本不知道改开前是什么样子,更谈不上去理解适应改开前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 “红色中国”对他们来说就是朝鲜,是盲山,是无法想象的生存状态。 强行让他们“穿越”到这样的剧目里,绝大多数人活不过第一集。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对他们而言是什么? 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生命。 即将因“红色中国”的复归“得而复失”的,是他们的生命,不仅是肉体生命,也是精神生命,是在改开时代出生成长的人对整个世界的所有信念。 “改开中国”的死,这场已无法避免无法改变的死亡,于他们,是整个世界的崩塌。 但他们只能承受。 承受这场“得而复失”。 并由他们中的幸存者,在内部外部因素的促成下,努力尝试“失而复得”。 “烂尾娃”们不是没有咸鱼翻生的机会的,如果沿海安全区成功建立,如果“世界工厂”的遗址能分别独立成为新兴产业链国家,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中华沦陷区一部分区域能构建起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政治秩序,能打造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他们将能回到熟悉的生活里,甚至更进一步,夺回自己的人生愿景。 但想要最终实现这样的浴火重生,他们要先穿过死荫的幽谷。 他们要先熬过“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得而复失”,先熬过失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付出了全部努力却看不见一丝希望的痛苦年月。 而且他们中必须有人去思考,为什么“得而复失”,怎样才能“失而复得”,必须有人去思考,为什么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够,为什么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抓住机会去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必须立足于现实,去思考,去推演,去建构属于自己的未来。 绝大多数饱经阉割的中共国人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他们对民主、法治,只有朦胧的向往,少有具体的认知。 许多人只有一个印象,印象中,“民主”是更道德的。 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民主活动家应该是道德家,民主运动应该由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君子”领导。 但事实不是这样。 民主与法治,能为产业链国家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政治秩序,是技术性的存在。 是与现代科技,现代生产条件相适配的“配套技术”。 只有道德水准,只有道德偏好,只有道德高度而没有相应的技术能力,是建设不好民主与法治的。 只有懂技术的实干家们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或者说,只有能理解技术逻辑的团队领导者,才能在获得欧美国家技术支持和政治投资的情况下,在中华沦陷区有限的区域实现现代化政治秩序的建构。 我相信“烂尾娃”群体里有这样的人。 “世界工厂”运行了那么多年,要培养出懂技术逻辑的新生代人口还是不难的。 当我看到“红色中国”的喽罗们还在试图从道德角度攻击抹黑一些海外民运名人的时候,我就放心了。 他们的关注点还是一如既往的错。 虽然海外民运中的许多人也一样,错误地把民主运动当成一种追求更高道德、提高官员道德水准的政治运动。 但不论是中共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得而复失,还是亿万人必然要拼死寻求的“失而复得”,都是现实议题,都只能依托于技术能力解决。 在历史舞台上,经济才是主线,技术才是主角。
朱韵和
3个月前
BBC中文:您自己有没有反思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当年是否有办法避免“六四”的发生? 鲍:我这一辈子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一事无成。我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件做成功的。毛泽东时代是这样,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现在当然也没什么事情,一事无成。 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毛泽东不怕 党内出赫鲁晓夫,不搞文化大革命吗?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办法叫毛泽东不怕出赫鲁晓夫,那也没有办法叫邓小平不怕出赫鲁晓夫。毛泽东就是怕刘少奇做秘密报告所以才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同样,邓小平也是怕赵紫阳做秘密报告,因此从顶层设计了一个“六四”事件。唯恐天下不乱的不是学生,是邓小平。他要乱,才能至少在他在世时根除党内出赫鲁晓夫的可能性。 BBC中文:30年来“六四”在中国一直是禁忌。您认为是时候公开讨论“六四”了吗? 我曾在“六四”10周年时写过,邓小平留给后继者最大的历史遗产就是“六四”。谁只要平反了“六四”,谁就得到民心,谁就超过了邓小平,也超过了毛泽东,就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所以这是最大的历史遗产。这件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一做就成功。 现在的领导人要心平气和看这个问题,不要把自己跟邓小平捆在一起,应该把自己跟邓小平切割开来。特别是当国家遇到困难,需要团结、凝结人心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值得郑重再三考虑的问题。他要真想摆脱现在的各种矛盾和困境,真想得到选民的信任,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这种矛盾作为一个公民个人很难感受到,但作为领导人如果连这个感觉都没有,那是不可思议的。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蔡慎坤
9个月前
温家宝2024年12月23日给母校中国地质大学杨巍然老师用毛笔写了一封信,信里谈论的都是学术和人情,只字不谈政治,按说这样的信在稍微开明的年代,完全是可以登在官媒上的,只是一尊时代,任何退隐的党内元老都不允许现身不允许发声,温家宝这封信只能在民间传播。 温家宝给这个时代给一代人留下来的最大的警示就是沒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当年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温家宝的身影,许多人对他的这种勤劳不以为然,给他贴上“影帝”的标签,他谈宪政谈改革谈民主谈人权都被骂成是作秀演戏,他的讲话被禁,央媒不给报道,现在回头看看,温家宝主政的时代是不是相对开明的时代,虽然囿于形势,也有诸多掣肘,但那是一个可以放胆说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中产阶层迅速崛起的时代,那是一个还有一点美好回忆的时代。 温家宝给杨巍然老师的信: 尊敬的杨巍然老师,您九月十日的信,及所附《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动力机制及其远程效应》论文,曾伍勋教授九月四日的信,及所附《大地行吟》五节专辑均已收悉,十分感谢! 惊悉李舜贤教授,王思源教授不幸逝世。深感悲痛,谨致哀悼,并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您和郭铁鹰老师都年过九十,仍坚持指导年轻教师从事青藏高原构造研究,对事业的热爱和对学术的追求令人感佩。 对西藏高原地质构造,我没作过任何研究,只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接受美国《自然》杂志主编艾伯茨专访时谈到地震成因时,提到青藏板块。 我说,这次地震是印度板块向北俯冲造成。青藏板块向东俯冲,地震区处在龙门山断裂带。断裂西部向东仰冲,然后向北东走滑,经过精确测量震中地区地壳水平位移1.5米,折层东部下陷20 厘米。 此后我十分关注青藏板块形成演化的动力机制,特别是地幔活动的影响。我认为燕山晚期至今,地幔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青藏高原隆起的重要因素。地球科学的研究,应将内圈层外圈层作为一个整体,青藏高原构造研究,特别应重视地幔的活动。 《大地行吟》越办越好,这是学校支持,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之所以支持和鼓励办好《大地行吟》,根本考虑是科学必须与文化,艺术相结合。近代以来,随着矿业的发展,我国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地质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科学及,也是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像李四光,丁文江,章鸿钊,杨钟健,谢家荣等。我常饶有兴趣地读他们各类著作,了解他们的历史经历,生活情操,思想境界,学术造诣,治学精神和工作作风。 我曾在《纪念马杏垣先生》文中写道,在西南联大期间,马先生曾以“马蹄”为笔名创作了一幅表现八路军战士的木刻作品,并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除表现出爱憎分明,思想更加炽热外,也反映出他从年轻时就有良好的艺术基础。学地质的一定要学一些文学,艺术。这对于发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启迪青年的创作思维,具有深远意义。 值此新春到来之际,请转达我对全校老师同学们的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学习进步,新年快乐! 此复,顺致敬意 温家宝 二0二四年 十二月廿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