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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高瑜:江油事件中触目惊心的数字 编者按:被中共用暴力强行镇压下去的四川绵阳地区县级市江油数千人参加的抗议事件,是白纸革命之后中国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民众向政府的问责事件,它由一起中国频繁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引起。 高瑜女士以她独特的视角用这次事件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数字说明当前中国现行法律与现实的冲突,即预防不了青少年犯罪,又给予不了青少年学校和社会的安全保障。 司法不公激起江油民众愤怒走上街头,伸张正义,绝不是骚乱,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问责,是向专制政权索要宪法保障的公民的政治权利。 六四血腥镇压过去36年,中共暴力镇压模式在高科技的武装之下大大更新迭代,但是“一秒八棍”依然在加剧着中共的治理危机和社会深深的裂痕。此次江油民众用手机把事件真相传播到全国、全世界,被网络誉为“江油照相馆”,彰显出突破中共信息封锁的强大能力,对全国乃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教育。 江油事件被警察和特警极其残暴地镇压下去已经一个星期了,但是公众拍摄的一系列视频中呈现出来的一系列数字,一直在我头脑中萦绕,已经到了不吐心绪不宁的地步,只能写下这篇短文。 …… 进入2025年,政治、经济、社会危机都在加剧,中共的治理矛盾已经积累到无法修复的程度,对民众的问责,从来不回应,而是要解决掉提问题的人。这样发展下去,必将是不可挽回的社会断裂。江油人民做出榜样,用街头行动进行政治参与,用手机拍摄冲破中共的信息封锁 ,他们的抗争为全中国树立了榜样。
【嘉文】 许倬云:中国文化让我伤心的地方 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于中国文化,殷爱之深,瞩望之切,令人动容。 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 …… 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 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
【首发】 乔治民:杀人放火认作父,救苦救难逼自清——批判网络上的一股歪风 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浮现出一股令人齿冷的歪风:凡有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公益志愿者、宗教团体或香港社团援助中国内地受难者、异议者、外逃维权者,便被一群不明来路、话术一致的网民“围剿”。 他们自诩“正义”、“反诈”,实则全力配合中共舆论战,逼迫救人者道德自清、金钱自证,甚至要为被救者的一切言行承担责任,试图制造“海外都是骗子”、“民运全是伪善”的整体性污名化氛围。这种颠倒黑白、扭曲善恶的行为,不能不加以揭露与驳斥。 以1989年“六四”镇压后逃亡的民主人士为例,当年无数香港和台湾民间组织、宗教团体以及欧美人权网络伸出援手,为数千人提供藏匿、转移、安置乃至庇护的协助。他们为此倾尽家财、冒着风险,成为无数人走出黑暗、抵达自由世界的生命转机。 然而今天,在类似的行动再次出现时,却遭到一波网络“民意”围攻:有人质问“为什么要帮他?他配吗?”、“花了多少钱?帐清不清楚?”、“他不是也曾支持过习近平吗?”仿佛被拯救的人必须品格完美、历史清白、政治正确才有资格被援助;而救人的人也必须事前申报预算、事后上交帐本,并永远承担“如果他变坏了,是你害的”这一责任。 这不是舆论审查,而是道德恐吓。这不是追问责任,而是打压援助。这种风气,实质上正中中共的下怀。 ……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股扭曲正义、打压良知的网络歪风。也应当支持那些仍在一线救人、传递希望的组织和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擅言辞,是否账目精细,是否完美无瑕。他们承担着你不曾承受的风险,行走于你不愿踏入的边界。 他们值得的,不是逼迫式的“自清”,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鸣与声援。
【民企】 王安娜:推翻中共独裁,终结对民企的“套、养、杀” 我的成长经历:从大学老师、下海经商到实业救国 习近平打着右灯往左转:口头支持民企,实际严酷打压 中共定位民企是国企的拾遗补缺 孙大午被中共割韭菜:“套、养、杀”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致富?国企垄断了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 陈毅:被迫跳楼自杀的上海民营企业家,是“空降部队 习近平时代大规模用“黑社会罪名”,没收民企全部财产 亲身见证民企被迫害:张总家破人亡 唯有推翻中共独裁体制,才能终结对民企无止境的盘剥、诋毁、防范、收割 从我个人来讲,刚才我的经历主持人已经做了简介。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企业界人士。我是在兰州大学读历史专业,当时兰州大学以苏联史研究见长。 后来机缘巧合,我下海经商。因为信奉实业救国,我走上经商的道路。在经商过程中,我发现中共统治下的社会非常黑暗。 我们做企业的人都知道,首先是苛捐杂税,民营企业面临各种税费,罚款很多。民营企业就是各级政府砧板上的肉,是被敲诈勒索的对象。 …… 但中国的媒体被共产党把握,他会诋毁所有人,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他是系统的、蓄意的,诋毁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和社会声誉。然后他来挑拨民营企业和各界的关系。 因为企业家的力量是强大的。企业家能够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他们和社会、和资源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共产党对民营企业的盘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对民营企业家整个群体的诋毁和防范,是一致的。 这也是我特别想讲这个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问题的原因。
【嘉文】 傅国涌:“中国的高尔基”还是“中国的伏尔泰”——盖棺论定说鲁迅 上个月在东京神保町的山本书店淘到一本旧书《鲁迅先生纪念集》,是根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初版影印的。2023年10月19日,离鲁迅去世已八十七年,在时间的缝隙里, 再也没有肉身的周树人,而精神的鲁迅依然在呼吸,在上海,也在东京。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生命并不等同于周树人的生命。 …… 称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是从他的文学创作着眼,他在晚年曾介入左翼文学运动,临终前没多久还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事实上,他的主要作品《呐喊》《彷徨》《野草》乃至《朝花夕拾》等都是在定居上海“且介亭”之前完成的,与高尔基的文学道路也不大一样。 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则是就他对启蒙的贡献而言,这是贯穿他一生的努力,特别是他在北京《新青年》《晨报》副刊等报刊发表的作品。“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就被来华访问的几个西方哲学家称为“启蒙运动”,法国的德日进、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等人在论及中国的文章中都认为:“中国人追求新文化的狂热,似乎就是一个半世纪前欧洲启蒙运动的翻版。”(【美】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遗憾的是“五四”启蒙时代持续三四年就夭折了,但鲁迅作为这一启蒙时代的主要代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几乎都是知识界的共识。 可以肯定的是,自鲁迅离世,“中国的高尔基”这一面几乎掩盖了“中国的伏尔泰”这一面。自1936年10月19日以来,八十七年间,鲜有人留意《大公报》转译的斯诺这篇《中国的伏尔泰 一个异邦人的赞词》,也未见有人将《阿Q正传》与《老实人》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中国的伏尔泰”其名一直不彰, 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淹没在了海量的鲁迅悼文之中。 “中国的伏尔泰”一说为何在1936年秋天惊鸿一瞥之后,再也没有激起回响?这是不是也值得追问一下。 呜呼,八十七年也不过一瞬。 2023年10月19日东京郊外天蓝云白,鲁迅殁后八十七年
【嘉文】 傅国涌:被遗忘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编者按:2025年7月7日,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因病离世,年仅59岁。他深耕中国近代史,尤以《大商人》系统梳理张謇、卢作孚等第一代企业家精神而著称。 先生以史笔为炬,照亮被遗忘的民族实业脊梁,其“经济创造力、社会责任感、管理制度化”的企业家精神论断,至今仍为商界提供思想养分。辛庄课堂转发傅国涌先生此文,让先生笔下的历史微光永续照亮今人前行之路。 “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 这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自然是因为胡有着“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与社会各层面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从体制内寻求创业资源,有助于迅速聚集财富。 但胡氏没有投资新式企业,没有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所以,他算不上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 卢作孚、刘鸿生、范旭东、穆藕初、荣氏兄弟,还有状元商人张謇,这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创造了百年前的商业奇迹,更昭示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可惜的是,如今已经少有人记得他们,至于他们所代表的的那种生根于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的企业家精神,就更是无从寻觅了。或许正是这种精神的缺失,地沟油、毒奶粉等产品才会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评论】 余茂春:中国不可告人的秘密——扶持普京以保自身暴政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在欧洲的表现之厚颜无耻,几乎突破了人类的基本道德底线。他当着欧洲的面,几乎毫不掩饰地承认了中国真正的战略盘算: 北京承受不起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王毅在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时断言,如果俄罗斯战败,美国将可以毫无牵制地将注意力转向应对中国。 这一惊人的坦白,彻底撕下了中国共产党的伪装,展现出它那根植于道德虚无、意识形态狂热与为全球霸权而不择手段的世界观。中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场掠夺战争的坚定支持,是其道德破产的最终体现。北京不是站在一个为生存与自由而战的主权国家一方,而是选择支持莫斯科的扩张主义,并用”被美国逼到墙角”的虚假叙述为其遮羞。这就是道德腐烂,毫无掩饰,是一个地痞流氓披上外交官外衣的心态。 像一个老练的宣传家,王毅试图把中共自身的道德失败转嫁给美国,仿佛中国支持普京的狂暴行径,是华盛顿的过错。这正是中共一贯的本能反应:把自身的共谋转化为对批评者的指控。但支持一个轰炸妇产医院、强行驱逐儿童的政权,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饶恕的。耻辱,只属于北京。 …… 如果欧洲看不清这一点,它将重蹈1930年代的盲目悲剧——误把掠夺者当成受害者,让宣传迷雾遮蔽了赤裸裸的现实。王毅的坦白,不仅是一场外交事故,更是一座中共道德腐败、宣传攻势与对自由世界仇恨不悔的纪念碑。现在,世界是时候认清这个政权的真面目了:它不是全球稳定的拯救者,而是最危险的破坏者。
【文摘】 《胡耀邦:从国共内战到天安门事件(1915-1989)》第九章 邓小平的愤怒与胡耀邦的下台 回顾一九八○年代中期政局,以及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往往使人相对而言疏忽了总书记胡耀邦与总理赵紫阳之间的关系。 如果当年两人能够联手对抗邓小平,对抗保守左派与固执元老,政治情势可能改观。但胡耀邦与赵紫阳没有这么做,或许基于结构、政治与个人因素,他们也没办法这么做。 与赵紫阳相比,胡耀邦在文革期间碰上的政治困境严重得多,在劳改营的时间也长得多。两人都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替邓小平工作,不过赵紫阳当时在四川省工作,胡耀邦则处在左、右两派之争核心的北京。像邓小平一样,胡耀邦也注意到赵紫阳在四川成功管理的经济复苏、特别是农业复苏的成就。一九八○年,当胡耀邦与赵紫阳一起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时,胡耀邦或许了解他们两人的任务就是一起工作,支持邓小平的现代化中国经济政策。两人都了解邓力群与胡乔木这类左派残余势力对他们充满敌意。赵紫阳甚至曾对胡耀邦在共青团的一名亲信说,一九八四年的他与胡耀邦「都在一条船上」,这话让胡耀邦非常鼓舞。但赵紫阳在遭到罢黜后,在自己的书中与接受其他历史学者访问时,表达的并非那般大公无私,而且前后并不一致。 ……
【首发】 王安娜:九十华诞松树长青--来自故乡雪域高原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致敬与祝福   ---纪念一位伟大精神领袖的智慧、慈悲与坚忍 达赖喇嘛尊者1935年7月6日诞生于青海省西宁市红崖子村,作为来自尊者家乡——青海西宁的一员, 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与我故乡千千万万生活在中共严酷控制下的藏汉同胞不同,而能在此自由地表达对尊者的敬意与祝福,令我倍感荣幸。 我从中学时代起就与藏族朋友结下深厚友谊,他们让我了解了藏族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与现今的苦难,尤其是1958年西藏大起义的悲壮历史,以及随后中共以“平叛”之名对藏区人民展开的残酷镇压。 从1956年起,勇敢善良的藏族人民在尊者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整个藏区兴起了中共建政后境内第一个全民性民族起义,以对抗中共暴政,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这次起义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却展现了藏族人民无畏强暴、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坚毅精神,值得永远铭记。起义失败后,尊者被迫流亡印度,在此他积极推动藏族民主政治改革,建立流亡政府议会制度,接轨现代文,他对藏族文化的弘扬以及对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上持续的推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达赖喇嘛不仅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更是和平、慈悲与人道主义的象征。他一生倡导非暴力抗争,为藏族的宗教自由与文化传承而奔走。他的著作,如《幸福的艺术》,帮助无数人找到内心的宁静。他也致力于推动宗教间的对话与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气候、贫困与冲突等挑战。尊者去年成功接受膝盖手术,衷心祝愿这位智者健康长寿,继续为世界带来光明与智慧。 值此尊者达赖喇嘛九十华诞之际,谨代表家乡的汉藏父老,向尊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祝福 九十载春秋, 愿尊者如松莲智慧如光, 慈悲永存 健康
【嘉文】 世界在下沉,中国在狂欢 这是写在如今这个幻觉年代里的文章。今天,我们沉迷于短视频,团播,其他虚拟的一切,直播间里的喧闹掩盖了街道的沉寂,当这一切成了我们唯一的慰藉,我不禁怀疑起了那些「努力就会有未来」的信仰,是否早已悄然崩解。 让我们从一场虚拟狂欢的场景出发,追问一个我们都回避已久的问题:当世界下沉的时候,我们还能怎样活着? 中国人正在面对一个奇怪的时代: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毫无信心,宣传里一片稳中向好,让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我采访过的小伟,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纯粹的个人原因而不是结构性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即便是社会出了问题,他们也毫无机会改变。 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庞大,目前仍然庞大,但个体获得感几近消失。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全国青年失业率一度超过21%,虽然后来「停止公布」,但我们看到身边的人经历的事情足以说明一切。 许多人相信的「读书改命」、「买房致富」的中产叙事,正在一点点瓦解。 35岁成了职场死线,考编成为逃难的手段,硕士生报名送外卖,博士生转行做主播。 如今,「润」也成为流行语。 「润」象征的可能不是移民本身,而是一种向失控社会秩序的精神出走——对制度性冷漠的反射性逃避,也是青年人对现实的最低限度回应。又或者一种期望,期望有朝一日离开这个国家之后自己的处境可以有所好转。 ……
【嘉文】 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编制由来 当今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外,有八个参政的民主党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主同盟(民盟)、 民主建国会(民建)、民主促进会(民进)、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与民主党派并列的,还有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两个界别。 但1949年在北京召开新政协时,民主党派单位有11个,宣布成立的是”联合政府”,也未明确”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区别。这其间的政治变迁,可追溯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的政治格局变化。 …… 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对分工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有些人(按:指民盟叶笃义)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按:其实是重提中共的合并方案)。上述意见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统统成了”右派言论”。 民主党派最终沦为”政治花瓶”。1989年重大历史事件后,更被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定性为”参政党”。时至今日,她们仍须按照50年代划定的”防区”,每年以不超过5%的额定净增率发展党员。加入民主党派,通常被认为比加入中共还难。
【嘉文】 马雅:云中之鹤章立凡 革命时代的另类少年 近日获悉,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硕士研究生、民主人士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先生,于3月下旬去世,享年75岁。本号重发章立凡先生青少年时期的好友马雅女士的一篇旧文,以志缅怀。此文中的鹤君,即为章立凡先生。 他出身世家,故隐其名。他身材修长,高视阔步,举止轻灵,有如鹤在云中飞翔, 故称之为鹤君。 认识鹤君,还得从思邈谈起。思邈在初中和我同校,曾主动跟我结识,理由是:“我喜欢你的发型,乱蓬蓬的带自来卷儿,有点儿像贝多芬。”但我知道思邈偏爱我还别有原因。我在学校里以崇拜西方名著出名,这在当时被视为“思想落后”,更在干部子弟中几乎绝无仅有,所以让思邈“慧眼独钟”。 思邈出身“高职”,她家的亲戚遍及海外。到了“文革”,那是啥滋味,不提你也明白。思邈成了一个活跃的“四三派”,对抗 “老红卫兵”“血统论”,替“出身不好” 的人鸣不平。我爹算“文革”前就“出事”了, 我本人一天红卫兵也没当过。 所以,虽然没有“揭竿而起”,像某些“黑五类”子弟一样,我却淡化了同干部子弟们的关系;不过,对各方神圣,我都保持距离,隔岸观火。后来,社会上就把像我这样无党无派、悠哉游哉的人士, 统称为“逍遥派”。 ……
【嘉文】 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