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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文】 卢跃刚:《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序章 软禁至死(1989—2005) 一个时代的结束竟是这般草草。 2005年1月17日七时零一分,赵紫阳在北京医院逝世。新华社发了一条讣告,藏匿在《人民日报》四版的左下角,「明天天气预报」上端。 全文是:「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细数简讯,共有六十二个字,会问:赵紫阳是谁? 时隔十四天,《人民日报》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发表新华社电讯,1月29日赵紫阳遗体在八宝山火化。消息四百五十多个字,介绍了赵的生平,但是提供的内容继续含糊,说赵曾经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但是「犯了严重错误」。官方发布的消息问题来了:赵紫阳担任过什么领导职务?到底犯过啥错误? 新华社的两条消息营造了一个讳莫如深的气氛。显然,这样的稿件是高度政治化的,基调、措辞应与新华社无关。不难判断,这两条消息应是最高层定稿,字斟句酌,新华社照发,《人民日报》照登。相比而言,二版头条突出处理,规格似乎提高了。但不是因为赵,而是因为出席送别仪式的人有几位显赫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还有赵的前政敌邓力群,不好把他们塞到四版的左下角去。 ……
【嘉文】 资中筠:但开风气不为师——怀念李慎之先生 我晚年也在做点‘学术工作’,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破’,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末流;一是‘立’,立民主、法治、人权、理性、科学的思想。” ——李慎之 也许你对“李慎之”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对于二十年前那篇风靡海内外的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你大概会有印象。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李慎之。 与李锐、杜导正一样,李慎之是中共党内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在学校时已经参与中共地下工作,毕业后先后进入《新华日报》、新华社,成为供高层内部阅读的“大内参”的编辑,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时,点名要他作为外交助理随行。李可谓少年得志。然而他很快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1956年发生波匈事件,毛泽东震惊之余,派秘书向“大内参”编辑李慎之、王飞了解情况。李慎之大放厥词,说当时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联系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民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中国必须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李慎之被毛“钦点”为“极右派”,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 ……
【首发】 艾地生:当年明月安在哉–略谈对历史文化的现代价值判断 当年明月安在哉?石悦的经历遭遇无疑具有中共特色国典型的社会学样本意义。但笔者还要从其阅历和作品本身引申,略谈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现代价值判断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从作品一窥作者的价值观。“当年明月”的笔名出自宋代晏几道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中的词句“当年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可以看出石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和认可。他熟读中国史书,尤其是明史,其认知视野和价值观深受中国传统儒家出世经世济世的影响,这也解释得通其热衷官场宦途的原因。 他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还特别推崇张居正、王阳明等,真不能排除其有“帝王师”的想法和野心。作者出身基层公务员的家庭背景,以及大学年代与初入社会进入体制时,正是中共改开新洋务运动高潮的江胡时代,其知识结构和认知基本不具备周有光先生所倡导的“多从世界看中国”的格局,与1980年代胡赵主政时期的教育及社会文化氛围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中共“工程师治国”大行其道的年代,正是国家社会充斥工具理性而不问价值理性的年代。所以石悦的认知里理所当然地基本不具备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而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底色及中共特色体制的工具理性为主,价值理性稀里糊涂甚至阙如。多年来,笔者目力所及,石悦这类文化人可以说比比皆是,见怪不怪了。 ……
【首发】 丁鸿富:在纽约李江琳追思会上的书面发言 朋友们,汉藏兄弟姐妹们: 我代表我的夫人李江琳,代表我自己,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我和江琳还要感谢很多朋友在这一年里给与我们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 …… 在她诊断为患了无法治愈的绝症,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候, 她变得很安静,一定是想了很多。 在她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她看不动书了,就听音乐。她听佛教的药师佛吟唱,听大悲咒,也听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和东正教修道院的吟唱。 在她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我发现她每天只听基督教的歌咏吟唱了,从早到晚地听。我俩都明白这是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最后阶段。 …… 我和江琳一起生活的十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江琳也说过多次,这十几年是命运给她的最好的十几年。这十几年,我们朝夕相伴,从来没有分开过。我开车出门,身边永远有她。每天每日,我们永远是一起出现的。十年里我们做了三次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环美旅行。我们一起去欧洲开会,一起去印度采访,分吃一块饼,分喝一瓶水。我们一起欣赏印度次大陆的风景,一起仰望喜马拉雅山的星空。我们互相赞美,彼此欣赏。我们还有过很多很多计划,梦想,和野心,没想到生命会嘎然而止。 现在,我没有江琳了,我的生命中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无法填补的虚空。江琳,我亲爱的夫人,我的挚爱,你是我的全部生命,你是我的整个世界。江琳,你在那儿等着我,我很快就会来的,我会找到你,和你在一起,再也不会离开你,再也不会让你孤独。
【纪念李江琳逝世 · 系列四 】 李江琳:毛泽东的预言为什么落空 1959年4月,中共在四省藏区推行土改,镇压藏人反抗的“平叛”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在得知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4月16日,毛泽东召集了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名之为“最高国务会议”,而且开得时间很长,议题却只有一个:西藏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发表了一番讲话,一改以往所强调的对藏政策必须谨慎的态度,为中共在全藏区展开镇压而陈述理由,鼓舞士气。然而,达赖喇嘛的成功出走,仍然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他在讲到达赖喇嘛的时候说:“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 ” …… 西藏问题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中一个代表性的话题,它具有示范意义。西藏问题不解决,新疆问题就更无出路,中国的西部广袤区域永无宁日。西藏问题解决了,其他民族区域问题都有可能顺势而找到妥协的方案。而西藏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当初桑东仁波切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指出的,就看中共有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给非汉民族以真正的民主自治的政治意愿。西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这一点,中国政府应该早日明理。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需要智慧,需要胸襟,需要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