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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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显现出来的“帝王性”是不是一个历史文化必然呢？还是他的个性造成的呢？ 余英时：个性也有关系，但最大的一个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在国民党时代，也就是共产党所谓的“旧社会”，蒋介石统治的时代有一个特色，就是社会的资源、财产、土地、房屋种种，都是在老百姓手上的。政府不 能把它都没收过来，国民党也没有力量把它变成党产。只有在共产党（统治时代），把所有人民的生产资源全部收归党所有，也就是共产党所有。要想吃饭你非得靠共产党不可。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才能发挥他那种（帝王）威力，否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私有财产，比如像梁漱溟在国民党时代，社会上有势的人、有钱的人同情他支持他的，他办学校，讲反对国民党的话，都可以说的。在共产党、毛泽东时代，说得很清楚，你说你要不干政协委员，看你吃什么东西，你试试看。所以，这就是分别所在。这点是很关键性的，就是所有财产、所有资源都控制在一党之手以后，而最后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在党内又被毛泽东抓在他手里，成了他个人的决定了。 ---余英时: 习近平难以抓到毛泽东的遗产 尚清 BBC中文网记者
#新中国成立 #毛泽东 #历史文化 #余英时 #个性与历史 #国民党时代 #社会资源分配 #党产 #共产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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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 】 张先玲 | 余英时表哥说：「六四惨案不解决，我不会去大陆！」 编按：2021年8月1日晨间，学者余英时在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余英时表妹、天安门母亲行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撰文回忆与「面黄体瘦」表哥的童年交往， 日后相见时无话不谈的场景，以及六四屠城发生后余英时的哀悼与愤慨。而今天人两隔，「早日能在北京包饺子」的期望终未实现，张先玲却在文字中重回故地、与不同时期的表哥余英时再相见。 ……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我的小儿子王楠在南长街南口遇难，他1993年知道这个消息，在《中国时报》发表了〈民主、天安门与两岸关系：一位母亲的来信〉一文，披露孩子遇难的事实，谴责了大陆政府的暴行。对于我参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事，他十分理解，并嘱咐我注意安全。 90年代后期，他曾将一笔稿费捐赠给群体中困难的老人。 2004年3月发生的变化却不太好。那是六四15周年前夕，香港送给「天安门母亲」几十件T恤，北京国安局将我和另一位在北京接收邮包的「天安门母亲」拘留，并将人在外地的丁子霖监视居住。消息披露，世界舆论哗然，纷纷谴责中国政府，表哥也积极参加营救活动。 好的变化虽没发生，我们还是常在电话中谈到期望早日能在北京包饺子。淑平表嫂是坚强而睿智的女性，她常在电话里爽朗笑说她今天跑了哪些地方，办了那些事，然后加一句：「我是行万里路，你表哥则是读万卷书。」我想，正是她行万里路，才保证表哥能读万卷书，写下等身著作。 可惜，在北京一起包饺子的期望终于还是没实现，表哥就遽然仙逝了，给我们心中留下无尽的遗憾！
#余英时 #六四事件 #天安门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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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余英时教授的“小儿麻疹” 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讲述他年轻时进入燕京大学，一度受左倾思想短暂洗脑影响。 时代的瘟疫席卷全球，由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巴金的“家春秋”小说三部曲，反抗封建礼教，加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一概定性为吃人的恶魔，有足够 的空间，输入那时欧洲兴起的政治虚无极端思想。 余英时忆述，在北京的时候，一个牧师刚由安徽回来，探访他堂兄。牧师在讲述目睹乡间的教堂和信徒被共产党干部迫害之种种，年轻的余英时突然大为愤慨，觉得这是国民党造谣，以严厉的语调，直斥这位长辈。但长大后想当年，他为当时的失态感到内疚。 幸好此一状态为时甚短，余英时一度北上迎接新中国，火车到石龙，故障停车。就在那一刻，余英时反复思考，及时回头，回来香港，进入新亚书院跟随钱穆之后，很快就回复正常。 到底这种激进左倾意识形态，为何能在短时期席卷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大脑？ 余英时认为：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早有“天下为公”的诉求。而“天下为公”也是礼记的第一句理想：“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然后中国早年的知识分子就以为共产主义等同中国遥远的儒家理想：人人有饭吃、财富分配平均、公平公义，万事大吉。 但中文的缺陷，就在这里：你可以说老子的一句“上善若水”，用字比英文精炼，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理，但也可以说太简单的四个字，还有大量空间，缺乏细节，须要进一步的诠释。 中国文化由中医到烹饪，都只讲“意会”。“意”，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感受，不可以定义言传。厨师炒菜油盐糖放多少，有如庄子里的庖丁解牛，用刀讲心法，凭感觉就知道牛的筋骨在何处。中医把脉，片刻就认为病人有了“虚寒”，并无体温数字，也没有 MRI之类的扫描报告佐证。 “天下为公”是一个粗浅的大概念，实在缺乏内容。在西方学术角度，这四个字不足以成一部理论，需要不断的论证和诠释。 但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凭这句古训的感觉，就认为马克思列宁那套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千百年贫富不均的问题，实在幼稚。 这一切，又以中国语文的象形结构决定。中国文字长于感性，理性的词汇不足。感性先行，对于理想和理念，即容易被一人掌控了话语权，成为教主，知识分子率先，即走入魔道。 什么叫“天下为公”？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用养老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加以重税，早已实践了此一理想。其中不必流血的探索，也不必内战和暴乱。 这一切，当年的知识分子如果去一次北欧，去一次英国和美国考察，包括余英时，回来中国，或可以想通很多，就能避免一段血腥的弯路和歪路。 余英时是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唯智者如此，年轻时也难免中招，何况庸人满街的今日。 ---陶杰：余英时 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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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文】 余英时：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 如果以其内在理路来审视，并用其自有的术语来理解，则漫长的中国思想传统可以划分出三个主要的突破。最早的突破大约发生在孔子的时代，当时各种哲学派别如儒家、墨家和道家开始创造出最基本的文化传统， 这种文化传统被《庄子》最后一章的作者称作”天地之纯”，或简称为原初之道。这个作者也是第一个中国思想史家，他导入了”思想突破”的观点。随着各种哲学学派的出现，他说，”道术将为天下裂”。 …… 在本文结束时，我必须说明，我并不是在重复已过时了的传统批评，以为新儒家只是伪装了的禅宗。对新儒家是儒家传统在主要框架上的更新，我没有丝毫怀疑。我所说的是，如果不把禅宗的突破考虑在内，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新儒家的突破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事实上，如果以一个宽阔的历史视野，将新儒学的崛起视为由新禅宗最初始于8世纪的长久而持续的精神运动的顶峰，那么对它就能有更好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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