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

雪柔

2个月前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第一次去东北见张作霖，张作霖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5000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大帅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还把儿子送进了燕京。为了筹款，司徒雷登又去拜访孙传芳，孙好奇的问，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雷登答，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把世界各族文明融合为一体，能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孙传芳听完，当场把随身带的100美元捐给了司徒雷登，随后又慷慨的捐了2万美元，并把儿子送进了燕京读书。斯徒雷登就是这样周旋于中国政要和美国的富人之间，在14年里凭借一己之力累计筹集450万美元，给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顶尖人才。遗憾的是，这个1876年出生于杭州，1919年任燕京大学校长，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斯徒雷登，于1949年8月被迫离开了中国。中共土匪来了，所有好人都要走。

#教育 #历史 #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 #张作霖 #孙传芳 #中外交流

朱韵和

5个月前

余英时教授的“小儿麻疹” 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讲述他年轻时进入燕京大学，一度受左倾思想短暂洗脑影响。时代的瘟疫席卷全球，由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巴金的“家春秋”小说三部曲，反抗封建礼教，加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一概定性为吃人的恶魔，有足够的空间，输入那时欧洲兴起的政治虚无极端思想。余英时忆述，在北京的时候，一个牧师刚由安徽回来，探访他堂兄。牧师在讲述目睹乡间的教堂和信徒被共产党干部迫害之种种，年轻的余英时突然大为愤慨，觉得这是国民党造谣，以严厉的语调，直斥这位长辈。但长大后想当年，他为当时的失态感到内疚。幸好此一状态为时甚短，余英时一度北上迎接新中国，火车到石龙，故障停车。就在那一刻，余英时反复思考，及时回头，回来香港，进入新亚书院跟随钱穆之后，很快就回复正常。到底这种激进左倾意识形态，为何能在短时期席卷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大脑？余英时认为：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早有“天下为公”的诉求。而“天下为公”也是礼记的第一句理想：“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然后中国早年的知识分子就以为共产主义等同中国遥远的儒家理想：人人有饭吃、财富分配平均、公平公义，万事大吉。但中文的缺陷，就在这里：你可以说老子的一句“上善若水”，用字比英文精炼，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理，但也可以说太简单的四个字，还有大量空间，缺乏细节，须要进一步的诠释。中国文化由中医到烹饪，都只讲“意会”。“意”，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感受，不可以定义言传。厨师炒菜油盐糖放多少，有如庄子里的庖丁解牛，用刀讲心法，凭感觉就知道牛的筋骨在何处。中医把脉，片刻就认为病人有了“虚寒”，并无体温数字，也没有 MRI之类的扫描报告佐证。 “天下为公”是一个粗浅的大概念，实在缺乏内容。在西方学术角度，这四个字不足以成一部理论，需要不断的论证和诠释。但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凭这句古训的感觉，就认为马克思列宁那套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千百年贫富不均的问题，实在幼稚。这一切，又以中国语文的象形结构决定。中国文字长于感性，理性的词汇不足。感性先行，对于理想和理念，即容易被一人掌控了话语权，成为教主，知识分子率先，即走入魔道。什么叫“天下为公”？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用养老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加以重税，早已实践了此一理想。其中不必流血的探索，也不必内战和暴乱。这一切，当年的知识分子如果去一次北欧，去一次英国和美国考察，包括余英时，回来中国，或可以想通很多，就能避免一段血腥的弯路和歪路。余英时是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唯智者如此，年轻时也难免中招，何况庸人满街的今日。 ---陶杰：余英时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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