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

3个月前
抗战征兵不等于“抓壮丁” 把征集抗日兵员等同于“抓壮丁”是绝对的荒谬,不是恶意污蔑就是愚蠢无知。须知“抓壮丁”绝不是国民政府的征兵政策,国民政府从来就是严令禁止强迫征兵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以国难日亟,开始规划建立现代兵役制度,1933年6月17日颁布《兵役法》,1934年8月又颁布《兵役法施 行条例》,1937年9月发布《战时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编成办法》。国民政府军令部1940年颁布《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办法》,1942年又颁布《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征兵政策,对募集抗日兵员的程序作了具体规定。根据中央部署,1938年7月15日,四川省颁布《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又颁布《四川省非常时期征集兵员第一次抽签实施办法》,1939年9月颁布《四川省征集兵员第二次抽签办法》。根据这些办法,四川省把征兵工作分为壮丁身家调查,抽签、征调、交拨等步骤,在中央直接督导下由专职兵役人员在乡保长配合下将适龄壮丁姓名、年龄、住址、文化、健康等情况登记在册。第二步是壮丁抽签,根据身家调查资料,以乡为单位举行抽签仪式,由县长主持,由保抽户、由户抽丁的抽签办法决定服兵役名单,从而制止了乱抓壮丁,买卖壮丁,冒名顶替等不法行为,以及壮丁逃跑等到现象。第三步是由乡征集各保壮丁,然后向上级兵役部门交拨。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征兵工作,是在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政府通力协作,最后由乡保长完成的有序过程,是实施抗战兵役动员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乡保长们的历史功绩,绝对不能用“抓壮丁”三个字来诋毁、丑化、攻击。这项工程,因为征兵量大,涉及面广,任务之艰巨,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特别是那些偏僻落后,信息闭塞,地方势力强大的地区,漏报、谎报、隐匿、逃避等事时有发生。如果没有乡保长们在基层的细致工作,征兵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被中共有意抹黑歪曲的抗战中的乡保长 作者: 陶渭熊
3个月前
抗战期间,国家把八路军归我指挥,就是把共产党的党政军的人才,拔茅连茹的来到二战区,我不能不为国家表现国家的态度,与合作的真诚。我虽对他们表了十分的好,他们却不惜对我报了十二分的坏。我说共产党是九条尾巴的狐狸精,是蛇蝎,是豺狼。我这不是一点彰人之恶的心理,纯乎是为世界人类呐喊的心 理。并且我说,共产党的害人毒人,并不是他们的生性,是完成他们的主义必经的途径。这也是和唐僧取经,必须经过九妖十八洞的一样的不能避免。我是向来抱的宁教天下人负我,我亦不负天下人。我今天更不会无理由的说上些对共产党的坏话,来欺骗我的干部,如不是我的真心话,我决不敢和你们说。 我不敢任性,我也不敢自欺欺人,我并且深知道欺不了人。假定要能欺了人,自己的后患更大。我告诉你们,我生平向来自持的:人有十分错我只说他九分,自己有十分,错承认是十一分,我绝不肯张大了他人的错,和你们做一种怒寇怠我的反效用的说话法。 我再给你们提出十二个口号,作你们认识和努力的目标。 一、共匪是九条尾巴的狐狸精,最能迷惑人。 二、共匪是蛇蝎,谁近他,他咬谁。 三、共匪是豺狼,谁靠他,他吃谁。 四、共匪算老账,逼上人民,填炮眼,换子弹,要拿上富人的钱,地主的地,穷人的命,作他造乱的本钱。他是富人的仇人,穷人的罪人。 五、我们实行兵农合一,平民经济。我们是穷人的恩人,富人的救星。 六、划清国家与国家的敌人,铲除了国家的敌人。 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就是国家。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就是国家的敌人。 八、我们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我们是国家,共匪是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共匪是国家的敌人。 九、我们一定要尽力肃伪,作政治救护;救护不出来的,把他铲除了。 十、我们一定要说服争取,一变十,十变百的壮大。 十一、讲堂上教育,等于下雨,下雨可以普遍;屋子里组织,等于锄耨,锄耨必须一苗一苗的。 十二、大家万不敢认为共匪,现在能利用你们,将来也能优容你们,若今日钻了黑沟洞就走了任人宰割的自杀路子。 ---《阎主任兼主席对山西省集训小学教育干部训词》
3个月前
如果说“长春围困战”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那么,“联日反蒋”简直使人无法置信!如果“长春围困战”反映出来的是“残暴”两个字;那么,“联日反蒋”让我们感觉到的是“无耻”两个字。 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 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的和平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不该被历史忽略掉的。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影佐为防潘与汪密谋反日活动,才派李士群同去以进行监视)其实潘汉年此行不过是把他与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报一下,并代表毛泽东向毛的恩师汪精卫作礼节性的拜访而已(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提拔毛任副部长),这次会见并无实质性内容。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泽东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联日反蒋”的惊人内幕 作者: XUPING
3个月前
不得不战的蒋介石 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 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4个月前
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空军已有9个大队(3个轰炸大队、3个驱逐大队、2个侦察大队、1个攻击大队),及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机队。当时全国计有机场262个,各类飞机600余架,其中305架可用于升空作战。 同时期,日本可用于作战的飞机有约2300架,数量是中国的7倍。日本最初用于中国战场的飞机为 443架,后来最多时在800架以上,实力远在中国空军之上。更重要的是,日本有自造飞机的工业实力,月产飞机60架,且能不断更新相关技术。而中国工业落后,空军所用飞机全部来自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一方面很多机型已然过时,另一方面零件补给困难,严重限制了中国空军能力的发挥。 对空军抗战之艰难,蒋介石曾如此描述:“我们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五倍以上兵力继续三个至六个小时的始终苦斗,每一队飞机至少有三分之二皆被敌机枪炮弹击中的,有一次,周志开同志所驾驶的飞机,被击中九十九颗枪弹,又加一颗炮弹……” ---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的牺牲有多悲壮? 作者: 杨津涛 图1:刘粹刚,1937年10月25日殉国淞沪战场,是年24岁。 图2:阎海文,1937年8月17日殉国淞沪战场。 图3:追晋空军少将 高故将军志航 图4:8月14日的空战英雄乐以琴。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保卫战中殉国,时年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