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机密

1个月前
戒严部队军警的死亡情况 作者:吴仁华 【说明】一、中共当局当年在宣传戒严部队军人英雄模范事迹时,出于保守军事机密的考虑,没有透露部队的具体番号,因此,笔者在破解戒严部队的具体番号方面花费了无数的时间,一直到《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出版之时,尚不知15名死亡军警中的马国选、王锦伟、臧立杰、王景生的具体所在部队(只知道所在的军、师或团),后来有一位匿名人士提供了一份解放军内部资料,才得知马国选、王锦伟、臧立杰、王景生的具体所在部队。二、六四事件时担任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的张万舒,2009年5月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其中提到,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中共党组书记的谭云鹤告诉他,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14人。谭云鹤同时说,所有死亡的军警、民众的遗体均亲自检验过。谭云鹤的说法验证了笔者关于军警死亡情况的研究结果。笔者所列的15名死亡军警中,王景生是在1989年年7月4日于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与6月3日晚至6月4日晨的镇压无关,即与六四事件无关,因此,与六四事件有关的死亡军警应该是14人。在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中,与六四事件无关,但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期间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的军人,还有多人。笔者之所以将王景生列入这份死亡名单,是因为王景生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广为人知。 ————————— 通常所说的伤亡人数,包括死亡和受伤的人数。一场战争或战斗结束,照例会统计或公布伤亡人数。战争或战斗的伤亡人数比较容易统计,死亡自不必说,受伤的标准也很明确。但是,统计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军警的伤亡人数,颇为困难。首先是由于中共当局至今不允许任何团体或个人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其次是由于中共当局刻意扩大军警的伤亡人数,缩小民众的伤亡人数,以突显所谓的反革命暴乱。 此外,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不是一场战争或战斗,一方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全副武装,配备自动步枪、冲锋枪、机枪、装甲车坦克,另一方的北京市民和学生赤手空拳,少数人手中的抗暴“武器”,也仅仅是棍棒、石头、砖块而已。因此,双方受伤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标准大不一样,受伤的民众几乎都是因为中弹,而绝大多数所谓受伤的军警只是皮肉伤,在战争或战斗中根本够不上受伤标准。 在1989年6月30日召开的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中共中央委托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其中谈到六四事件的伤亡人数,这应该是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和说法。陈希同说:“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千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他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千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陈希同提到军警“死亡数十人”,说法很模糊,从21人到99人,都可以说是“数十人”。其实,中共当局很清楚军警的具体死亡人数,故意采用这种模糊的说法,误导人们以为军警死亡了很多人。 在1989年6月19日至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作了一个报告—-“关于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情况的报告”,其中也谈到北京市民、学生,以及军警的伤亡情况。他说:“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戒严部队23人中,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约7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5千余人,重伤的136名;市民约2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亡的36名大学生,分别属于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6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死亡3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各死亡2名,其余10所高校各死亡1名。” 李锡铭的说法与陈希同不一样,提出了明确的军警死亡数字:“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其实,李锡铭所说的数字也是不真实的。陈希同报告的时间晚于李锡铭的报告时间,反而没有军警的具体死亡人数,这也是令人奇怪的现象。 (未完待续)
2个月前
2023年4月23日: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科尔班·舒尔茨(Korbein Schultz)今天被判刑84个月,因涉嫌密谋收集并传输国家防务信息,包括敏感的、非公开的美国军事信息,向他认为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个人提供。 舒尔茨在2024年8月认罪,承认密谋收集并传输国家防务信息、非法向中国出口受控信息,并在交换敏感的、非公开的美国政府信息时接受贿赂。 从2022年5月到2024年3月被逮捕期间,舒尔茨持续参与密谋,向一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国籍人员提供了数十份敏感的美国军事文件——许多文件包含出口管制的战术和技术信息。尽管有明确迹象表明该个人(在起诉书中称为“共谋者A”)可能与中国政府有关,舒尔茨仍继续与其保持联系,并收取了约42,000美元的财务报酬。作为交换,舒尔茨提供了与美国军事能力相关的文件和数据,包括: • 他所在的陆军单位在部署到东欧支援北约行动前的作战命令; • 美国陆军从乌克兰/俄罗斯冲突中获得的与台湾防御相关的经验教训; • HH-60直升机、F-22A战斗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技术手册; • 有关中国军事战术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信息; • 美国在韩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演习详情; • 涉及美国军事卫星和导弹防御系统的信息,如高机动火箭炮系统(HIMARS)和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 • 反无人空中系统的大规模作战战术。 共谋者A在舒尔茨获得“最高机密/敏感分级信息”(TS/SCI)许可后不久,通过一个自由职业的网络平台首次联系了他。共谋者A伪装成一个来自地缘政治咨询公司的客户,要求舒尔茨就美国军事能力和计划,特别是关于台湾和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情况,制作详细分析。 随着关系的进展,共谋者A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具体和敏感——要求提供技术手册、操作程序和情报评估。共谋者A明确表示对非公开材料的兴趣,并鼓励舒尔茨寻求更高等级的机密信息,强调“独家性”和“CUI及更高级别”。舒尔茨同意为共谋者A获取更高等级的机密信息,并以此交换金钱。 舒尔茨完全意识到其行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影响,利用自己的职位和访问受限数据库的权限——包括美国政府的封闭计算机网络——下载并传输至少92份敏感的美国军事文件。 舒尔茨曾多次试图招募他的朋友和同为陆军情报分析员的同事加入这一密谋。当时,舒尔茨的朋友被分配到美国国防部的印太司令部(INDOPACOM),该司令部负责中国及其区域影响范围的事务。舒尔茨与共谋者A讨论了需要招募一个更有机会接触机密资料的人员,并同意这一招募需要“慢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