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胡平：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2009年7月） 继去年六四吴仁华推出力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今年六四，吴仁华又出版了一部厚达600页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此书一出，立刻引起广泛重视。作者在北美西欧举行了多场专题讲演，海外各大媒体，包括几大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和法国国际广播公司──都对此书作了专题报道。 吴仁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八九民运爆发，吴仁华是最早投入民运的教师之一。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镇压开始时，他就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属于最后撤出广场的一批。1990年7月，吴仁华跳海游泳至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曾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现在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 破解六四事件的若干重大问题 作者以八九民运从始至终的参与者和六四屠杀的现场目击者的身份，本着文献学家的严谨态度和专业精神，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写下了这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解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六四屠杀？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还有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降兵军，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另外还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跟警卫第三师；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14个集团军进京兵员并非全部，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 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部队？戒严部队如此之多，其公开任务当然是镇压民运，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跟部队的兵变。 开枪杀人的主要是哪些部队？开枪的部队一支是从西长安街进来的陆军第38军，还有从珠市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京的空降兵第15军。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但杀人最多的是这两支部队。 士兵是擅自开枪还是奉命？有没有开枪的命令？作者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作者搜索到11条具体资料为佐证，包括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开枪的时间是在6月3日晚10点钟左右下达的。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部设在军事博物馆，其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开枪命令来自军事博物馆的前进指挥部。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是38军。第一枪在五棵松路口打响，现知第一个死难者就是被打死在五棵松路口的。 屠杀发生在什么时间，主要在哪些地点？6月3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1点30分，屠杀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6月4日凌晨1点30分以后，屠杀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最惨烈的地点是位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南池子街南口。 在整个事件中，哪些部队表现得最恶劣最残忍？在六四事件中，最残暴的莫过于六部口事件。6月4日凌晨5点20分，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大批手无寸铁的学生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回校园的途中，戒严部队竟然动用坦克车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却沿着自行车道高速行驶，追杀学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制造这一惨案的属于坦克第一师，指挥官是罗刚团长和副团长贾振禄，疯狂轧人的坦克车编号是106.哪些部队、哪些官兵表现消极乃至拒绝执行杀人命令？他们后来遭到怎样的迫害？确有不少军人不愿对人民开枪，例如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解除职务，后来判刑5年；第28军军长何燕然及政委张明春被降级调职，第38军步兵116师师长许峰丢掉了军职，还有更多下级军人当时官方声称失踪，其实是离开现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 作者还对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情况作了考证。因为中共在六四后一直对外宣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不得已才开枪镇压。吴仁华根据自己的调查指出，在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了15人，没有一个早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可见军队镇压在先。 吴仁华分别列出了15名死者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其中，38集团军炮兵旅的6个士兵，在6月3号夜里接到紧急命令，前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翠微路路口翻车，结果油箱爆炸，无法挣脱出来而丧生；第24集团军少尉王景生，在1989年7月4日，也就是六四镇压1个月以后，在部队巡逻途中突然病发死亡。他的死亡通知书上清楚地记载着心力衰竭是造成死亡的重要死因。第39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是被戒严部队自己打死的。于景禄是在1989年6月3日晚上跟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的时候，部队受到了群众的阻拦。于景禄急于想到天安门广场拍摄清场照片，不听别人的劝阻，换穿了便装，独自向天安门方向前进，结果在途中中弹受伤（戒严部队见拍照的就打），被群众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以上8人的死亡与所谓“暴徒”毫无关系。另外祇有7人之死和所谓“暴徒”有关，那是在军队开枪屠杀之后，少数民众愤怒到极点，出手打死了几个行凶的士兵。 作者特地指出，祇要军队听从民众的劝阻，停止前进，民众就对他们非常友善。例如在天坛东大门墻外，有6、7万民众把3百多官兵层层包围，祇因为这些官兵没有开枪，也不再前进，就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相反，民众还给他们送吃送喝，还主动把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往医院急救。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吴仁华这本书，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人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但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但我们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在中国，唯一能使坏人有所忌惮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将记入历史，被后人唾骂。吴仁华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查出六四屠杀内幕，查出戒严部队的番号和官兵的姓名，等等，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六四事件迫使人们思考军人服从命令的问题。祇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不够的，正像美国的军人誓词里所说的，军人也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义务。军人如果执行了不合法的命令，必须承担罪责。在美军中担任军中牧师的熊焱在《军人天职与六四屠杀》（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一文里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清楚，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元凶。就凭六四这一滔天罪恶，邓小平就使自己名列史上最大暴君与屠夫。在这里，没有什么三七开或七三开。正像英国政论家塞西尔所说：“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 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人类道德底线的事。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100个病人，祇害死了10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10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后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后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于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后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这就是我读了吴仁华新书后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