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榕

2个月前
写在面纸巾上的最高指示 一九九二年秋十四大前夜的“倒杨事件”发生后,虽然是江泽民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宣布让杨白冰脱掉军装,并亲自主持了军队高层,尤其是总政治部系统的干部队伍改组工作,但当时即有报道说:这整个过程都有邓榕参与决策,全部改组名单都曾经向她征求过“意见”。而且,邓榕则具体布署了每一 个运作过程,审查了每一个被撤换或提升的军官。所以,邓榕一翻脸,当年被她口口声声叫得蜜一般甘甜的“白冰叔叔”不但本人要退隐江湖,其过去的忠实追随者只要是没有立刻“反戈一击”者,也个个都被邓榕的朱笔打上了红叉。中国大陆上当时 有人说:“邓榕虽然只是个上校,但她一句话就可以把任何一个解放军上将变成上尉。”此话并不夸张。 这篇报道形容说:如果说用“挟天子以令诸候”形容邓榕对中国大陆政坛的实际发言权不甚准确的话,则应该把这句话改成“挟‘太上皇’以令诸候”。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政治现象出现在一九七六年,当时是毛远新随时代替伯父毛泽东降诏挟制华国锋。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才是中共政权的最大“特色”之一。 转眼到了九五年春,邓榕为推销大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开始巡游欧美。在法国巴黎,接受当地右派大报《费加洛报》的记者专访时回忆说:父亲九二年巡视南方几城市时,事先根本没有准备发表演说,连我自己都没有被预先告之,所以我连一张写字纸都没有带在身上,只好随手掏出口袋里的纸巾临时赶记。 如此说来,人们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些被断断续续记在纸巾上的最高指示整理成文件后,是否还能百分之百地“尊重原作”? 从翻译角度讲,历来讲究“信、达、雅”之标准,而邓榕“翻译”和“转述”的邓小平指示(无论是九二年的南方讲话还是其他),唯独一个“信”字令外界怀疑。 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 尸骨未寒,“接班人”华国锋就在前朝老臣叶剑英的辅佐下把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东主席政治联络员”毛远新打下天牢。 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对除邓朴方外的其他邓家后代逐一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清算。邓小平去世之后关于邓小平家族的最新动向是几天前才传出的消息:曾是邓小平外孙女婿的吴小晖所创办的安邦保险集团,已被新成立的大家保险集团接盘,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的“安邦保险集团”大厦11日正式更换牌匾为“大家保险集团”,这代表资产曾达近2万亿元的邓小平外孙女婿的“安邦集团”正式走入历史。这意味如果说继当年的江泽民对邓家第二代进行的清算主要是以政治层面为主的话 ,那么如今习近平再接再厉,对邓家第三代的经济清算行动已告尾声。 ---夜话中南海: 邓公南巡讲话竟是邓榕写在面纸巾上的最高指示
2个月前
从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在十三大上不再进入政治局常委,只担任军委主席直到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这近十年时间里,邓榕作为中共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首长”的贴身的秘书,其权势远非一般省部级干部可以与其相比,甚至政治局常委、包括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也得巴结她,否则便难以得到机会拜见“总设计师”。 在中共历 史上,能与那十年之间的邓榕的这种特殊地位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文革”后期毛泽东身边的毛远新。当时,因为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前除了毛远新,连“母后”江青和接班人华国锋都很难见毛泽东一面,所以毛远新被称为毛泽东的“专线电话”。 中共政权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直都是公开承认从“文革”开始到毛泽东去世的那十年时间里,“党内生活”是极不正常的。其实从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开始到邓小平去世的那十年时间里,所谓的“党内生活”更不正常。 当时的中共党内戏称邓榕是邓小平的耳朵和嘴巴。因为老邓讲话含糊不清,多数时候由邓榕加以补充复述,老邓的听力更差,各位官员在拜见时又不敢太大声说话,只好由邓榕在他耳朵边上大声复述一遍。所以又有人形容邓榕是“总设计师”的“助听器”和“扩音机”。 邓小平南巡的讲话传达之后 ,一些左派人物恨之入骨,曾私下里发牢骚说:传达到我们耳朵里的这些东西未必就是老邓的原话,经过邓榕那台“扩音机”以后,失真和变调都是难免的。 确实,邓榕在帮助父亲听取汇报或发布指示时,不但要起到“扩音机”和“助听器”的作用,时不时还要为讲非四川方言的汇报人将汇报内容翻译成四川话,据说父亲在接见外宾时,邓榕也会时常将外宾的话直接翻译成四川话说给父亲听。那么,这种翻译是直译、意译还是曲译,只有邓榕一人知道。 ---夜话中南海: 邓公南巡讲话竟是邓榕写在面纸巾上的最高指示
2个月前
邓榕当年在美国当中共政权的第一代驻美外交官时,她的弟弟邓质方也随之成为中共政权对外开放以后的首批官费赴美留学生。至于为什么邓榕在美国怀孕为什么一定要回国生产,弟媳怀孕后却会留在美国硬是把邓小平唯一的孙子弄成了美国国籍,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实话实说,当年的邓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第一 家庭,对美国国籍真的不是那么感兴趣。具体到邓榕,据说她在华盛顿怀孕的消息传回中国后,外交部向邓家及时汇报了驻外人员外派期间怀孕后,按政策是可以直接在驻在国生产的,所需医疗费用由使馆公费支出,实报实销,意思是花多少都会全部公款报销。外交部还特别解释了驻非洲等落后国家的女馆员如果怀孕,因为那里的医疗条件不好,一般建议回国生产,但美国医疗条件比国内好得多,所以外交部建议邓榕留在美国生产,但被邓家拒绝,理由是邓小平的后代在美国生孩子 “国际影响不好”。 八十年代初北大毕业后在中国中国科学院短期工作了一段时间的邓质方到了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攻读物理学,导师是著名量子光学理论家高孚教授。不久他的妻子刘小元也到了美国。 邓质方获得博士学位后,因为等待妻子毕业(刘小元在同校攻读生物物理博士),便在IBM等大公司任职两年。这段期间爆发的一条被广为流传的新闻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七日,刘小元在美国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此前,邓质方原计划暑假送妻子回北京生的,后来,经医生检查,说那样很危险,不如在美国生安全。 依照美国的法律,这男孩生在美国国土上就可以是美国公民,所以海外对此多有议论。 孩子顺利产下后,邓质方赶快给家里打了长途电话,喜气洋洋地告诉家里母子平安。接着,不知是邓小平的旨意还是邓质方夫妇确实没有精力自己带孩子,中共驻美大使馆接到指令,要求他们找政治及各方面都非常可靠的回国人员帮邓质方将孩子带回北京。据说驻美大使馆官员接旨后丝毫不敢怠慢,知道邓小平这唯一的龙孙如有闪失该当何罪,於是哪里敢随便找一个普通回国人员,只能在大使馆里选派一个政治上非常可靠,平日在生活习惯上又非常细致的工作人员担此重任。 结果,这位有幸给邓家龙孙护驾回京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在飞机上硬是二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将龙孙放在睡袋里平安交给前往接机的邓朴方后,长舒了一口气说:“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邓朴方亲自给弟弟的孩子接机,邓府上下则全部守候在客厅里等候。有民间文学描述说:当孩子送到邓小平怀里时,邓小平乐得眼睛眯成两条细缝,一边端详一边称道:“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也可能因为邓小平只得了这一个孙子,所以取乳名“小弟”。 ---邓家第二代盗卖国资换钱,第三代空手骗钱(高新)
2个月前
邓榕的丈夫贺平说起来是邓家后代第一个涉足商界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共专门对外从事军火生意的保利公司正式以中信公司子公司名义对外挂牌之初,才从美国回国不久的贺平即开始以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身份兼任该公司副职,王震的长公子王军则中国投资信托总公司副总经理名 义兼任该公司总经理。当时邓、王、杨三家的长辈还没有在政治上闹分裂,所以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也被延揽进去,与贺平同任副总经理。先后在该公司担任要职的太子党成员还有姬鹏飞儿子姬军、叶剑英儿子叶选廉等。 在涉足商界,身体力行岳父大人“先富起来”政策之前,这位贺姓驸马爷和邓家三公主邓榕也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对美开放政策的首批受益者。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已经是工农兵学员的邓榕随即从江西医学院转到北京医学院就读,虽然其间邓小平又一次落难,但时间并不长。一九七七年,邓榕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 七九年,邓榕加入中共。同年中美建交,她和丈夫贺平便被派往中共驻美大使馆,邓榕任三等秘书,主管侨务,贺平任武官助理。当时,邓榕改名为萧榕。 自邓家开此先例后,中共高干子女中曾掀起过一阵“驻外热”,当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在大陆兴起,大陆驻外的各种公司还不象如今这样时兴,所以如陈毅、陈庚、薄一波、余秋里等一批中共元老的子女中,都有派到中共驻外使馆工作的。而这些人因为出国前大都没有过外事工作的阅历,所以一般都喜欢以武官、武官助理身份驻外。 当然,这些中共元老的子女在选择派驻国家时,也很自然地根据其父亲的地位和权势排座次,邓小平是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所以他的子女自然挑选世界第一经济、政治、军事大国。而其他元老们的子女如果也想到捞到驻美使馆的美差,则是非常知趣地排在邓家子女之后。 ---邓家第二代盗卖国资换钱,第三代空手骗钱(高新) 图:邓小平和小女儿邓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