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波

周与江青的关系 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是不可比的,因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 成了周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 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39-540) 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们读完这段文字,也是悲愤难平!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已经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这成什么体统!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32-733) 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疯狂,如此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 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像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然而,他们错了吗? 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这么一句话,浓缩到处理好与毛、林、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 陈 昭 图:1972年2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毛泽东夫人江青在上海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观看文艺演出
朱韵和
11个月前
写在面纸巾上的最高指示 一九九二年秋十四大前夜的“倒杨事件”发生后,虽然是江泽民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宣布让杨白冰脱掉军装,并亲自主持了军队高层,尤其是总政治部系统的干部队伍改组工作,但当时即有报道说:这整个过程都有邓榕参与决策,全部改组名单都曾经向她征求过“意见”。而且,邓榕则具体布署了每一 个运作过程,审查了每一个被撤换或提升的军官。所以,邓榕一翻脸,当年被她口口声声叫得蜜一般甘甜的“白冰叔叔”不但本人要退隐江湖,其过去的忠实追随者只要是没有立刻“反戈一击”者,也个个都被邓榕的朱笔打上了红叉。中国大陆上当时 有人说:“邓榕虽然只是个上校,但她一句话就可以把任何一个解放军上将变成上尉。”此话并不夸张。 这篇报道形容说:如果说用“挟天子以令诸候”形容邓榕对中国大陆政坛的实际发言权不甚准确的话,则应该把这句话改成“挟‘太上皇’以令诸候”。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政治现象出现在一九七六年,当时是毛远新随时代替伯父毛泽东降诏挟制华国锋。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才是中共政权的最大“特色”之一。 转眼到了九五年春,邓榕为推销大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开始巡游欧美。在法国巴黎,接受当地右派大报《费加洛报》的记者专访时回忆说:父亲九二年巡视南方几城市时,事先根本没有准备发表演说,连我自己都没有被预先告之,所以我连一张写字纸都没有带在身上,只好随手掏出口袋里的纸巾临时赶记。 如此说来,人们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些被断断续续记在纸巾上的最高指示整理成文件后,是否还能百分之百地“尊重原作”? 从翻译角度讲,历来讲究“信、达、雅”之标准,而邓榕“翻译”和“转述”的邓小平指示(无论是九二年的南方讲话还是其他),唯独一个“信”字令外界怀疑。 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 尸骨未寒,“接班人”华国锋就在前朝老臣叶剑英的辅佐下把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东主席政治联络员”毛远新打下天牢。 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对除邓朴方外的其他邓家后代逐一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清算。邓小平去世之后关于邓小平家族的最新动向是几天前才传出的消息:曾是邓小平外孙女婿的吴小晖所创办的安邦保险集团,已被新成立的大家保险集团接盘,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的“安邦保险集团”大厦11日正式更换牌匾为“大家保险集团”,这代表资产曾达近2万亿元的邓小平外孙女婿的“安邦集团”正式走入历史。这意味如果说继当年的江泽民对邓家第二代进行的清算主要是以政治层面为主的话 ,那么如今习近平再接再厉,对邓家第三代的经济清算行动已告尾声。 ---夜话中南海: 邓公南巡讲话竟是邓榕写在面纸巾上的最高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