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

朱韵和

1周前

很多行宫是毛泽东在全国处于大饥荒时亲自决定修建的，毛泽东在1960年5月向湖南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行宫，以便以后可以来此休息。湖南省委深谙朕意，便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203工程）。滴水洞行宫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室内豪华的游泳池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后来又增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防震室、指挥室等军事设施。洞的两端各有厚度近尺，重达几吨的装有自动控制的粗重铁门。即使洞外施放原子弹，也无损洞内指挥系统和洞里人员的安全。滴水洞工程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一号仿毛主席中南海的住房模式，供毛主席使用，双回廊，内设主房、副房、会议室等。从一号通往二号的回廊，有数间偏房，为卫士、服务员所居住。二号是两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三号有数层，就在进大门不远的山脚下，距一号和二号约有六百米左右，是毛主席的警卫中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留宿地。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到1962年竣工的这座别墅，连修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美化环境在内，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除滴水洞外其它的行宫还有：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合肥董浦宾馆、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南昌828宾馆、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武汉东湖梅龄别墅、武汉东湖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湖心岛别墅、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北京玉泉山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广州小岛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南京伊村饭店、杭州西湖行宫、杭州刘庄宾馆、杭州汪庄宾馆、金华601别墅、上海西郊宾馆等61处奢华行宫，其中滴水洞使用率最低，滴水洞从1962年竣工到80年代末期开放，毛泽东仅于1966年6月18日至28日在此居住过11天。1986年滴水洞终于水滴石穿，对外开放，已经变成韶山的著名旅游景点。 ---毛太岁：众多行宫今犹在，不见当年毛主席

毛泽东豪华行宫建设引发社会争议，民众苦难与权力奢华形成鲜明对比· 4 条信息

#毛泽东 #大饥荒 #行宫建设 #滴水洞 #湖南韶山

寒江独钓

2周前

众所周知，1949-1976年毛泽东都是中国实权最高领导人，至于所谓的退居二线，一是毛始终紧紧抓着党权和军权；二毛低调了几年，那也是1962年后。毛独霸所有权利期间酿成饿死四千多万人的饥荒，这是铁的事实！一个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简直是前无古人！中华上下三千年，全世界，都没有饿死这多人的大饥荒！

大饥荒文革：毛泽东罪恶下的四千万冤魂· 13 条信息

#毛泽东 #中国历史 #大饥荒 #党权 #饥荒 #1962年 #三千年 #饿死 #军权

朱韵和

2周前

大饥荒：解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众所周知，毛氏文革，与毛过去所发动的诸多政治运动相比，具有突出的特殊性。观察家们一直困惑的一点是，毛为打倒刘少奇，何以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向自己创立的体制开火？这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运动，它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注定了其左右支拙，进退失据，最后弄得天怒人怨，成为孤家寡人。这种行为方式与毛历次政治运动的方式，格格不入。何以如此？毛在文革中避讳说出的关键词——大饥荒，正是解开这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从防守的心理看，毛耿耿于怀的，是他的政策导致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他要洗掉其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空前恶名。然而，这一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黑白分明，无可辩驳，无法用意识形态来扭曲(诸如饿死者皆“阶级敌人”……)，难于把罪责嫁祸于他者（诸如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地富破坏……不久后都沦为笑话）。中国老话谓之人命关天。更何况是非战争年间史无前例地活活饿死几千万条人命。要想洗白，谈何容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毛对他所烂熟的历史之感受，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一场规模巨大的人心攻防战，如果他不能在这场攻防战中转移焦点、反客为主、反守为攻，如果他不能力挽狂澜把民心汇集在自己一边，他要从民众生命的剥夺者转变为下层民意的代言者，从政敌手中抢回道德的制高点和民意的汇聚点，是完全不可能的。文革中毛曾向人吟咏清人赵藩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反映了人心走向在毛意识中的极高分量。以攻心战掳掠民意，进而扫荡政敌，这是前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得心应手的事。在当时情势下，除了奋力一搏，扭转人心，夺得道德制高点，毛别无选择。否则，势将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里的斯大林一样，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没有别的出路。况且，毛创历史记录的几千万饿殍早已超越斯大林党内大清洗之罪了，而毛泽东却并无斯大林那种领导卫国战争击败希特勒德国之巨大功勋。由此可见，打一场大规模的人心民意争夺战，以毛当年的政治处境，以毛的秉性，势在必行。于是，文革开场未久，毛的运动方向出现了颠覆性的翻转：有了令党内同僚瞠目结舌的“炮打司令部”，有了“造反有理”，有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有了“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自从1966年10月之后至1969年初，毛直觉到并利用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受压抑者的不满情绪，突然允许了有限度的自由结社，允许学生、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分化为两大派：原来党团机构在背后支持的，组成保皇派组织；与他们对立的过去受压的在野人群，则组成造反派组织。后者奉毛旨而造反。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反对刘邓的工作组开始，基本上是毛及其指派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抗拒各级当权派的政治迫害，支持“砸烂公检法”，支持焚烧“黑材料”，反对“血统论”，通过中央文革支持地位卑微的合同工、临时工，……如此等等。总之，毛泽东摇身一变，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代言人，炮打当权派，炮打旧体制。中国的政治天空，风云翻转，中共掌权十七年来一直被压在底层的人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感。毛成了他们的保护神。而毛之下的“大官们”成为老百姓怒火的发泄对象和出气筒。一时间，“党天下”大乱。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过去，在文革之前的历次毛式政治运动中，他镇压的矛头一直就是对准中国的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地富反坏右以及前国民政府人员的。因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就是十七年体制的最高代表者。他本人就是“党天下”的皇帝。何以在文革初期毛能把自己的角色颠倒过来？原因在于： 1）毛在中共党国的独一无二之至尊地位，其权力的自由度已臻最大值。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后，解放军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进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虽受挫而退居二线，但刘等高官与毛实际上达成了某种利益交换的默契：他们在一线获得实际权力去调整，毛退二线却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即是说，以“出让治理实权”换取“保留至尊声望”。故毛公开的崇高地位未受影响。反而在林彪的神化宣传下，毛登上了神坛，至文革前夕，业已登峰造极。毛发动文革正是利用其公开的不可挑战的地位，直接号令天下。此时的刘少奇们，想必有一种被请君入瓮的痛切感受。 2）毛以一农家子而于1949年夺得神器，飘飘然，自认“可上九天揽月”，拥有无所不能无限膨胀的自信。 3）毛预先做足了充分的军事（拉林彪入夥，并拱卫京城）、政治和舆论准备。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大饥荒文革：毛泽东罪恶下的四千万冤魂· 13 条信息

#大饥荒 #毛氏文革 #政治运动 #刘少奇 #反权威 #文化大革命

朱韵和

2周前

仔细审阅毛的着作及其在文革中的言行，有理由确信，“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大饥荒之后的毛氏着作中，竟然只字未提。文革的发生，距大饥荒结束不过四年，并不太远。然而，如此巨大而悲惨的事件——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的饿殍遍野，毛却一直保持缄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刘1962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麽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时，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麽办？”（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P. 90）注意，毛的焦点是自己死后的政治场景。不难想见，他头脑里冒出的，正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鞭笞斯大林的场景。曾经对毛百般恭顺的刘少奇，何以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与毛唱反调？其内心，正如他曾愤愤而言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试想，谁愿意承担人类史上最大饥荒罪魁祸首的恶名？（张素华：《七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321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不难想象，刘1962年关于历史审判这句话，是深深地烙刻在毛的心中了。无疑，它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林彪确实是对毛的心理琢磨得相当透彻的：“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政变讲话,1966年5月18日。有谁比林更看透毛？）。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大饥荒文革：毛泽东罪恶下的四千万冤魂· 13 条信息

#毛泽东 #文革 #大饥荒 #历史事件 #政治禁忌

朱韵和

2周前

概览毛执政以来的连串罪行，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有脉络可寻的，甚至是有因果关联的。文革与大饥荒的关联就是一例。为了掩饰自己政策失败导致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毛殚思竭虑，惨淡经营，结果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文革。为了掩盖一桩罪行，结果导致另一桩更大的罪行。这一现象，我称之为罪恶的连环反应。回溯既往，倘若没有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字狱”——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中国上百万敢言精英知识分子被打入地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导致的全国鸦雀无声，一年之后毛氏发动的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大饥馑可能发生吗？拆除了一切刹车装置（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中国这辆赤色列车，不疯狂地冲向万丈深渊才是咄咄怪事。这里，反右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亩产万斤-公共食堂-大锅饭-废除家庭）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是难于否认的。再往回溯，人们不难发现：一边倒-韩战-闭关锁国-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大学院系调整-交心运动-批胡适-反胡风–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些运动之间的内在脉络，那将是一件有趣而痛苦的炼狱之行，同时也是一桩精神探险之旅。笔者并非历史决定论者。中国六十多年亦有多次机会可能走上其他路径，惜乎国运不佳，坐失良机。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大饥荒文革：毛泽东罪恶下的四千万冤魂· 13 条信息

#毛泽东 #大跃进 #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 #反右运动 #中国历史 #文字狱

海外爆料

2周前

🔥 浙大教授讲大饥荒，第一次听这么详细的讲述大饥荒，确实有点儿震惊😱‼️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351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541 条信息

#民生多艰：中国多地欠薪潮加剧· 552 条信息

#浙大教授 #大饥荒 #震惊

海外爆料

2周前

🔥乌克兰的大饥荒是天灾还是人祸？与俄为邻的国家，没有一个不受其害的！

#乌克兰 #大饥荒 #天灾人祸 #俄罗斯 #邻国关系

德潤傳媒

2周前

1930年代，哈萨克斯坦大饥荒，每天饿死不少人，还有人偷尸体吃。草原上的掘墓人奉村长之命去萨尔坎德（虚构地）讨要救命粮食，历经艰难来到城市，发现各地盖着公章讨粮的信封如雪花般那么多。他和一起穿越草原的独眼老人累得在城市中心的椅子上休息，背后的宣传语深红醒目：一切为了人民，为人民的福祉。哈萨克斯坦2023年出品的电影，《奔逝》。

#哈萨克斯坦 #大饥荒 #电影奔逝 #历史事件 #草原 #求生 #社会现实

班昭姐姐

3周前

浙大教授讲大饥荒，第一次听这么详细讲述大饥荒，有点儿震惊😱！

#浙江大学 #大饥荒 #历史事件

Dajun Zhang

3周前

强烈推荐这部大饥荒纪录片。它是我所看到的目前为止最精彩、最全面的讲述1959-1961年因大跃进而引发大饥荒的纪录片。历史没有终结，我们还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中。《粮食关》

#大饥荒 #大跃进 #纪录片 #历史 #粮食安全

zhang haitao

1个月前

我已年至耄耋，身患恶疾，随时可能走完生命的旅程。到死亡那一天，我对我的人生并无遗憾。我的人生很丰富，我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浩劫那些疯狂和荒唐的年代，更经历过中共建政后有唯一的“黄金十年”之称的1980年代。在1980年代，我有过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虽然未曾成功，并因我个人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失败而辞国流亡。但人生的追求并非都有结果，只要为之奋斗过，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满足。我是一名职业记者，我人生和职业的使命是用文字记录我所经历、所了解的世界，但我却一直没有想过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类的历史比较起来，微不足道，就像驾着一叶扁舟在大海中航行，身后留下一道水波，瞬间不见了痕迹。从古到今，人类每天写下数以亿万计的文字，能在世间流传的能有多少？我喜欢逛书店，二三十年前，我所居住的美国旧金山湾区有十几家中文书店，是我常常流连的地方。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中注意到，我熟悉的几位极负盛名的作家曾经热销一时的著作，热度过后，被丢弃在降价处理的书架上，一元钱一本，无人问津，最后将被作为废纸处理掉。我站在书架前面沉默良久，为这些躺在一元一本书架上的名著和撰写这些名著的作家伤感。于是我想到，如果我写一本回忆自己人生片段的文字，命运可能还不如这些躺在书架上一元一本的著作。以后每次逛书店，站在降价处理的书架前，我便一次一次的打消写回忆录的念头。我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多年，一半在我出生和成长的中国，一半在我的政治流亡地美国。在中国，我从广播电台到报纸，从广州的《羊城晚报》到北京的《人民日报》；从见习记者、记者、高级记者到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从采访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到1980年代报道和参与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到89六四血腥屠杀；从中共的高级干部，到辞国离乡、被列入禁止回国黑名单；从混迹于中国的上层社会，到挣扎于美国社会的底层；从充当中共的喉舌，到成为美国的媒体人，为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担任美西特约记者长达二十多年，我的人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饱经变故，阅人无数。我大约二十五年中国大陆中共媒体人生涯，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见证并报道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就是被人们称做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我在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中不算出众人物，更不是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北京以赵紫阳为首、地方以梁湘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而在新闻界则是高举新闻改革大旗的《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以及扼杀改革的邓小平、陈云，等等。我只是改革阵营的一位普通成员，是改革先驱们的追随者。因为我是一名记者，使我有幸见证了、记录了、并且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从兴起、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我80年代及80年代后的人生的跌宕与荣辱，都与1980年代连在一起。多年来，不断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那十年的经历写下来？我把不写回忆录的原因告诉他们。一位与我一起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朋友说，我的想法从“留名”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留史”的角度则不可取。如今在中国，官方刻意的将1980年代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包括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就像他们不让人们知道中国曾有过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饥荒、文革浩劫、89民运和六四屠杀，年青人也不知道上个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个黄金80年代。朋友说：每个人活着要讲真话，死了要把真话留给后人，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谎言写成。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开始，80年代的过程，80年代的结局，都被中共的谎言掩盖着、歪曲着，不但后来者懵然不知，当年的亲历者也都渐渐淡忘。只有把那个年代的历史真相写出来，尽管写的只是历史的片段，也可告诉当今和后来人，中国的1980年代，是中共1949年建政后最好的年代，是唯一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有可能自我救赎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们精神振奋、思绪飞扬，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那个年代，也是我人生中唯一有机会一酬壮志的年代。如果那个年代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不至于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沦为愚昧、暴戾和流氓化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不至于成为如今日这样恶贯满盈、与人类为敌的犯罪集团。我是从中共体制内走出来的人，别人看来，我的脸上有一记中共体制的烙印，我并不介意，也无需掩饰。我与在中共体制外、长期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一样，揭露和谴责中共的罪行，但我与他们中一些人的区别在于，我愿意理性的看待中国的1980年代，主张给予在那个年代抱有真诚的救国救民愿望、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而探索、奋斗、牺牲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的革命者、改革者，予以正面的评价。我希望人们不要用今日中共党徒的无恶不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曾有过善良、正直、勇敢，为国家与民族无私奉献的人，不要用人们今日的大彻大悟来否定当年人们的混沌初开、大梦初醒。而且我还认为，中国的改变，在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改变；海外中国民运如果继续拒绝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仍将一事无成。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历史常常以惊人的相似重现。未来的中国成为什么样，谁也说不准。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不会永远像今天这样，也许变好了，也许更坏。当然，未来的中国，我见不到了。我辞国三十多年，被当局阻断了回国之路。我曾经对故国的河山、文化、亲友有过强烈的思念，但我思念的一切，都已经被中国越来越严酷的专制政治阻断了，我的思念也就逐渐的淡如轻烟薄雾了。现在的我，已经不为我曾经思念或爱恋的祖国所困扰、所折磨，但我对那个国家，对那个国家的1980年代，仍然珍存着与当今许多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记忆。 1980年代，已经逝去，永远回不来了。那么就趁我生命仍未结束，记忆仍未消失，仍然能够思维和敲打键盘，就记录下我对1980年代的回忆吧。我不是史学家，没有能力全面记录那一段历史；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能力对那个年代做理论的阐述；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对那个年代我个人经历的人和事如实道来。历史会被人打扮粉饰，理论常常荒谬苍白，唯有事实永远闪亮。我的文字写给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缅怀当年他们所经历的人和事，唤回已经远去的理想和情怀；我的文字写给未曾经历那个时代的后来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知道中共建政后也曾存在一个有诗歌与远方，有热血与浪漫，有漫天风华、遍地风流的年代；同时也写给我的无憾人生，即使我的这些文字被摆到书架上无人问津，在浩瀚的网络中无影无踪，我也不在意，我也很满足。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1980年代的死亡，是在瞬间发生的，它猝死于北京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六四屠杀。六四，是对和平请愿要求反贪污、反官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也是对1980代的大清算、大屠杀。我则在这场大屠杀后，告别了1980年代，辞别祖国和亲人，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一）我目睹1980年代的死亡，不是在6月4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而是在《海南日报》总编辑岗位上。虽然在席卷全国的89民运期间，我没有参加游行示威请愿活动，六四屠杀后，我也没有被通缉、被追捕，我没有机会展现自己与首都大学生、市民和新闻工作者那样的风采。 89年4月初，我因心脏不适和严重的胃病住进了海南人民医院。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天安门广场风云乍起，我心中震惊、伤感、迷惘、悲痛，预感会有一场悲剧发生。我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但表面仍强作镇定。我无法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医院里，每天晚上，我都自己驾车回报社，审阅稿件，安排版面，嘱咐各部门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小心谨慎。我不希望《海南日报》在这个敏感时刻发生版面或者文字上的问题。海南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只准记者去了解情况，采写“内参”，送交省领导阅读，而以“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为由，拒绝公开报导，招致大学生们到报社门前抗议，指名道姓要我出来与他们对话；我指示报社保卫科紧闭大门，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些大学生。当时，我内心的冲突极为激烈：我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我不能不忠于职守，不能逾越党为党报总编辑划定的底线；同时，我也有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底线不可逾越；这意味着，逾越其中的一条底线，必须放弃另一条底线。我对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表达诉求的北京学生寄予深深的支持与同情，作为新闻工作者，竟然置身于一个重大事件之外，这怎么不令人感到痛苦。此时，我知道，如果坚守党报总编辑的底线，放弃人的良知底线，那么我的下半生就会在对自己的谴责和痛恨中度过；如果我坚守人的良知底线，放弃总编辑的底线，那就意味着失掉自己在中共体制内享有的地位和利益，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将遭受无尽的苦难。 4月25日晚间，新华社电讯发来《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报社总编室主任赵希龙拿着社论电讯稿，火急火燎赶到医院。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指示，必须将这篇社论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制作一个通栏大字标题，以表示对社论积极拥护的态度。但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去理解、去认同这篇社论：明明是和平有秩序的请愿，为什么要定性为动乱？明明是为了清除腐败、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心颤抖了，我知道党中央有人起杀心了，他们的一个罪恶决定已经酝酿成熟。我不能再沉默，我感觉到自己可能守不住党报总编辑的底线了；我虽然没有“国将不国，夫子拍案而起”的勇气，我起码应该表明自己做人的良知。我略加思考，便告诉赵希龙，将这篇社论从头版头条位置撤下来，放到第四版去，以表达我们对这篇社论的反对。我对赵希龙说：即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有过火的行为，但群众的一万个错误，也比不上党中央的一个错误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四十年来，共产党犯的错误太多了，现在又到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我相信，民众不会同意这篇社论，历史迟早要否定这篇社论，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我们现在就否定它！那一天，从中央到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类报纸，如此以否定的态度处理四二六社论，唯《海南日报》一家。我明白我把天捅了一个窟窿。第二天，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要我列席省委常委四二六社论学习会。按照中共的传统，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会议室里有我的一个固定座位。那一天，我走进常委会议室，从进门到我的座位，不过五、六米距离，平时，几步就走到了，这一次却像是走了五六十公里。一进门，常委们每人一份《海南日报》第四版，所有常委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我如芒刺在背，但走到最后几步，我反而一阵轻松，心情出奇的平静，我用骄傲、凛然的眼神扫了常委们一眼，挺直了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那次常委会，常委们除了轮流做一番空洞的拥护四二六社论的表态，却没有人质疑《海南日报》为什么把这篇社论放到第四版；会后，省委书记许士杰和任何一位常委，也没人找我谈话。两天后，我在省委礼堂门口碰到省长梁湘，梁湘看了我半晌，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我也没说什么，对梁湘报之一笑。那一天的省委常委会议，是从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与市民前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到6月4日，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坦克车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前后50多天的时间，我唯一见到许士杰的一面。会后，我曾走到许士杰跟前，想请他对《海南日报》作指示，他装作没看见我，掉转头走开了。《海南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省委书记许士杰是我的直接领导，许士杰赋予我比一般部委、厅局领导更高的待遇，《海南日报》的重要评论和报道，反映的都是以许士杰为首的省委常委会的精神，有的就是许士杰本人的指示。许士杰很清楚，海南办大特区，《海南日报》全国瞩目，不仅各省市的党政机关订阅《海南日报》，中央领导，上至政治局委员、常委，下至部委办的部长、主任，都通过《海南日报》了解海南大特区的情况，这对海南省一众领导、尤其许士杰本人，极为重要。因此，我与海南的其他官员相比，面见许士杰格外容易。许士杰注重个人养生，他每天早七点起床跑步，每晚十点半入睡，十点过后，任何人，包括副书记、副省长，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务，都不可打扰他，唯有我例外：为了审阅根据他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重要报道，他常常等我到11点以后。1980年代以及之前，主持党报编务与笔政的总编辑，都由资深新闻专业人士出任，都握有一支健笔，有倚马可待的本事；不像现在的总编辑，由党政官员出任，不懂办报，只懂监督报人办报。海南建省期，《海南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由我撰写，一篇两千字左右的社论，从写第一行字到排出和校阅清样，大约两个钟头。按照报社的工作日程，如果是下午撰写的社论，晚上九点钟截稿前便可送许士杰审阅，不打扰他早睡；如果是晚上撰写的社论，要十点过后才能送审。许士杰知道这是报社工作的常态，他只有为《海南日报》改变自己的早睡习惯。但在四二六社论常委学习会后，我曾三次打电话，要求当面向他请示工作，都被他的秘书挡驾、拒绝。当我第三次被拒绝后，我恍然大悟，许士杰不见我，是在利用《海南日报》做一场赌博：如果中央以赵紫阳为首的一派与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一派就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博弈中，作为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支持赵紫阳的立场被博弈的最终结果证明是对的，这份功劳当然属于省委书记许士杰的；如果被证明是错的，那么许士杰就可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将来中央一旦追查，他的活动日程没有记录显示，他在这段时间与我单独见过面，或有任何接触。既然如此，我就只能自行其是了。那期间，《海南日报》就好像不再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而成了在我的主导下，我与我的同事们的同仁报。我并非执意要卷进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我亲历过暴戾而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我听过前辈讲述野蛮血腥的镇反、反右、大跃进，我预感到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结局也许会比我经历或听说过的那些运动更悲惨。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诉求的支持，也坚决反对当局后来对和平情愿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屠杀。也许是因为参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形成的坚定理念，也许是因为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改革的强烈渴望，也许是因为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深度忧患，也许是因为受到人的良知的召唤，或许是因为邓小平、李鹏等中央领导人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态度激起我的愤慨。当5月19日首都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后，二十多万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着坦克车杀进北京，实行全城戒严，让我觉得即使学生有一万个错，也不容遭受冲锋枪和坦克车的屠戮。 5月19日以前，我仍对中共中央寄予希望，期盼领导人与学生对话，中共党内改革派能够主导与学生的对话与合作，接受学生们提出的部分条件，作出政治改革的承诺，让学生们撤离天安门广场；但5月19日后，我知道中国改革派大势已去，天安门学生运动将陷入腥风血雨之中，我对共产党绝望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守自己的良知，在党和人民两者之间，站在党的对立面，我不能跟着这个党走向邪恶。我目前有手中掌握的《海南日报》，我决心让自己获得一点新闻自由，尽管自由是短暂而有限的，并且将会付出惨重代价，但却是中国的媒体人自1949年以来从未享有过，足以让自己的新闻工作生涯，让《海南日报》的历史，在1980年代黄金十年死亡前夕，写下最后的辉煌一页。正如中共海南省委给我下的结论，从此，我“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二）我究竟走了多远？“六四”以后，中共海南省委派出七人工作组进驻报社，对我进行了彻底审查，写出一篇翔实的《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报告发布时，我已经离开海南，一位朋友将报告的文本转发给我，他说：这份《调查报告》，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对《海南日报》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89民运的洪流中，凭着自己的良知，作出历史性选择的记载。为再现这段历史，我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照录如下：《调查报告》指控我—— 5月19日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以后，政治分野已经清楚，形势已趋明朗，但程凯同志仍然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制造了错误的舆论导向。 1、执意发表赵紫阳同志的照片。程凯同志不听劝告，在5月20日执意发表了赵紫阳同志看望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两幅照片。关于如何处理赵紫阳的这两幅照片，副总编辑杨宗生当时提出，为慎重起见，赵的照片最好不发，如要发，是否不要两幅都发？但程凯同志认为，既然新华社对这两幅照片没有发来取消公鉴，说明赵紫阳还是总书记，两幅照片都要发。杨宗生回到宿舍就寝前对此仍感不安，又一次给程凯同志电话，提出这两幅照片还是不发为好，程凯回答：“你别讲了，我定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这两幅照片就这样发表了。 2、借报导“匈”事件流露对戒严的不满情绪。5月22日，《海南日报》在发表戒严部队告市民书的同时，发了花边新闻：《匈牙利面临发生动荡的潜在危险》和《保证记者的正常采访》。一版副主编王属生在处理《匈》稿时，加上副标题：“应该不准任何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杨宗生发现后，将副标题删掉，并对值班的同志说：“如果这条稿要发一版，位置也不要放太多。”在场的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晚程凯来到总编室，看了版面安排，说：“这条稿可用，副标题照用，我负责。”还亲自把被删掉了的副标题重新写上，稿子也放在显着的位置上。 3、指导编排倾向性明显的版面。倾向性非常明显的23日一版，是在程凯同志指导下研究编排的。这个版面突出两条稿：一是消息《万里委员长说要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放在头条，用大号黑体字作标题，新华社电讯稿的原标题中这有一句话：“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被删掉；二是新闻特写《人民万岁》用特大号空体字作标题。这天，还有新华社播发的海南省委坚决拥护制止动乱致电党中央国务院的表态稿。从我省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条重要消息，但这条重要稿件却同另外两条简讯以新闻集纳的形式被放在两条大稿的左下角。 4、支持发表错误文章。《海南日报》从23日起，在第四版开始发表时事部编辑撰写的《当今世界三大趋势》三篇国际发展评述文章，并在同日报纸的一版以强化处理的手法发了标题新闻。第一篇《专制衰败，民主勃兴》，论述从拉美到东欧“民主勃兴”的趋势，以浓厚的兴趣重点介绍了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推动了“改革”，匈牙利尝试实现“多党制”，推动了“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的舆论多元化”和民主选举使“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值班的经济部主任张正坤发现这个评述文笔观点上有错误提出停发，程凯知道后，给时事部副主任冯锡锦打电话说，我看这个文章可发。于是这个鼓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正在把自己作为剥削制度加以否定”的错误文章得以继续发表。 5、亲自选定发表《赵紫阳，您好！！！》的照片。5月24日，《海南日报》一版左下角发表了由程凯同志选定的海大师生高举着《赵紫阳，您好！！！》标语牌游行的两幅照片。这两幅照片是该报记者于21日拍摄的，次日是否见报，当晚已有一次争论。过了两天，即23日晚，记者要求发一些照片，有人选了游行队伍大场面的两幅，程凯同志看后不满意，于是亲自选定了《赵紫阳，您好！！！》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两幅，并决定用三栏半宽的版位发表。同时，该报还冠以花边，用较大黑体字作标题在报眼发表了新华社稿：《泰国总理意邀中国领导人赵紫阳访泰》。这条消息的主题是谈柬问题，但编辑部根据程凯同志的意思以喧宾夺主的手法，做了突出赵紫阳的标题处理。着力渲染赵紫阳，是这天报纸的倾向。《调查报告》还对我的另一些“严重错误”进行了指控—— 1、支持上街游行。5月18日上午，报社部分新闻工作者酝酿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政文部一记者将游行的打算向程凯同志反映，立即得到支持。 2、反对向省委汇报情况。同日上午，记者部副主任王国雄获悉有人下午要上街游行的消息，即将情况告诉副总编辑郭泽福。郭找来人事部主任陈文安、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副总编杨宗生一起讨论，大家认为此事不妥，并由郭打电话给程凯同志，问知不知道游行的事，程回答：“知道了，刚才有人来我这里说了，我说你们去吧，我是支持他们的。”郭提出应该将此事向省委报告，程反对说：“不必要。要报告，就以你们个人名义，不要以我的名义，也不要以办公会议的名义。但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报告。”接着他说：“我说三点，第一这个行动是爱国行动；第二游行要发消息；第三今晚我要去安排版面。” 3、亲自修改审定游行报导消息。同天下午三时半，程凯同志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总编办公会议，他开始就说：“要不是开会，我也上街游行了。”这天晚上，程凯同志亲自修改本报记者来写的《海南日报》部分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的消息稿，选定游行照片，并安排版面。 4、签署声援电文。 5 月18日下午编辑办公会议期间，全国二十家妇女报刊驻海南联合办事处的两个人带来声援北京绝食请愿的声援书，要求报社签名盖章。程凯同志接过声援书看了一遍说：“我看应该声援。”当时郭泽福同志表示不能以报社名义签名，程说：“这么多学生在天安门绝食，难道不能表示一下同情心吗？”他不听劝阻，在声援书上签了字，并说：“我负责。”然后叫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在声援书盖上了海南日报社公章。 5、带头并动员领导干部在《同仁书》上签名。18日近中午时分，几名记者在政文部起草了《告新闻界同仁书》，呼吁：声援北京、声援海南、声援学生！并将《同仁书》分别张贴在报社大门口和食堂两处。程凯同志于下午一时左右，从宿舍下来，在张贴在食堂的《同仁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下班时，他对几位部主任说：你们为什么不签名？在程签名后，报社有7位处级干部也签了名。在《同仁书》上签名的主要是编辑部的同志，共计七十四人。 6、公开散布同中央精神相悖的言论。5 月23 日，也就是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首都政军干部大会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得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作用”的第三天，程凯同志在报社全体干部群众大会上还坚持错误立场，说：“同志们参加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游行是一种爱国行动，是被一种忧患意识激发起的革命热情。我为我们报社有这样多具有革命热情的同志而感到骄傲。”又说，对这次游行，“如果报社外面有人要来追查，我们把他顶回去。我们报社内部也不允许追查，如果谁要追查，我作为总编辑，我要运用自己的权力，追查那些主张追查的人！”程凯同志的这番话，使部分有错误思想倾向的人受到鼓舞，先后两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7、《海南日报》社的问题出现后，先是省委宣传部，然后是省委对报社提出严肃批评，要求程凯同志认真总结教训，但他毫不在乎，充耳不闻。以致他回深圳养病后，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抄录完《调查报告》的主要部分，我作几点说明和补充：《调查报告》只列举我在5月19日以后的“错误”，回避了4月26日我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从第一版放到第四版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处理四二六社论，才是我最严重的“错误”，也可看做海南省委犯下的“错误”。我相信《调查报告》是由许士杰最后审阅批准，也许，海南省委、许士杰回避这一“错误”，不仅为我，更是为自己，他们承受不起公开这一“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调查报告》称“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指的是当日《海南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说“六四期间死亡的学生和市民只有二十三人”。这是中共政府向全世界撒下的弥天大谎。《海南日报》不敢不刊登他的谎言，编辑却在废稿堆中发现6月6日新华社发来的的另一则电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于是编辑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版面编排技巧，将两篇稿子同时见诸报端，安排在邻近位置上，其版面语言之鲜明，不言而喻。另一次“错误”《调查报告》没有提及：6月4日新华社发来解放军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电讯，编辑们知道，北京流血了，电讯稿掩盖了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如何把流血的消息告诉读者？恰在此时，海口发生一场车祸，有人在车祸中死亡。按往常，这是可报可不报导的消息。但这天，编辑们却把这个消息排上版面，标题只一个字：“血！”与清场的消息相对应。凡智力健全的读者，都明白《海南日报》在告诉人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至于我离开中国以后，海外有些报刊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出版李鹏下台的“号外”，并且亲自拟定欢呼李鹏下台的新闻稿。工作组也曾为此事审问我。但这完全是没有的事，我不是赌徒。整个89民运期间，我所主持的《海南日报》，所有版面，都是经过审时度势后安排的。【回忆录】程凯：我的1980年代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 (程凯家属提供) 责编：陈美华原載新世紀網站

#大跃进 #大饥荒 #文革 #1980年代 #改革开放 #理想 #奋斗 #人生 #流亡

海外爆料

1个月前

🔥 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9600万！ 💥 这是杨尚昆亲自统计出来的——所以中共不停的教育中国人恨日本，恨美国，恨台湾......这样中国人才意识不到谁才是最可恨的！

#大饥荒 #饿死人数 #杨尚昆 #中共 #意识形态 #历史反思

记者易速利

1个月前

美国中情局CIA在冷战时期曾以多种方式资助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流亡政府，包括训练藏人特工后空投回中国境内开展游击战但并不成功，情报收集活动则取得CIA历史上罕见成绩，获取了大跃进、大饥荒、中苏交恶等议题上的第一手内部文件。

#美国中情局 #冷战时期 #达赖喇嘛 #藏人流亡政府 #藏人特工 #游击战 #情报收集 #大跃进 #大饥荒 #中苏交恶

悉尼閑人

2个月前

向英雄致敬 1960年, 被北大开除的24岁黄立众, 在安徽无为县组织「中国劳动党」, 不到3个月时间, 共发展成员119人, 试图带领饥民暴动, 推翻中共, 次年被捕, 1970年7月被枪毙! 无为县原98万人口, 3年人为大饥荒饿死32万。他的狱中诗: 饿死千千万, 家中无鼠粮, 感时天落泪, 悲来风癫狂。

#黄立众 #中国劳动党 #大饥荒 #饥民暴动 #无为县 #历史事件

朱韵和

2个月前

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其动机都比较单纯。大都是中国农民在树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极端绝望的生死线上做出的一种被迫的人性向兽性的沉沦。如果我们把它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中国农村的“人相食”的现象做一对比，便不难发现它们有很大不同。文革中广西在1968年出现过相当规模的吃人狂潮，这一人道灾难有如下几个特点：1）明显的派性和阶级性――-吃人者大都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派”（保守派）和党团员积极分子，被吃者则是反对派“四二二”（造反派）或所谓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即“阶级敌人”；2）吃人事件一般发生在各级中共领导和军队掀起的大规模“镇压阶级敌人”（实质是乱打乱杀）的浪潮后，受到当局的唆使、纵容和默许；3）吃的主要是受害人的心肝，因为据说这可以“壮胆壮身”。第一位揭露这一“万人吃人运动”的作家郑义和当年组织吃人者的凶手谢锦文有过一段如下的访谈，很能说明两者的区别：他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后又任大队支书。……见我只问吃人细节，顿时轻松起来，主动谈起他光荣的吃人历史。谢参加过中共游击队。一九四八年，一奸细带国民党警察来抓人，他们杀了奸细，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记载：井冈山红军亦杀人吃心，尤其是新战士。原由与谢锦文一般：壮胆壮身）……我突发异想，问道：“过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还是这次煮的好吃？”答：“还是烤的好吃，香，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生理的极端厌恶之外，对这位食人者我还有几分谢意。感谢他点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吃人是历史的继续。可以吃奸细的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种人”的肝，可以吃国民党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对立派和“走资派”的肝。红军、游击队可以吃人肝，“革委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自然同样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便可！[15] ---宋永毅：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之一瞥

#大跃进 #大饥荒 #文革 #广西事件 #人相食 #中国历史 #人道灾难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2个月前

4月19日(发布)，甘肃。一名七旬老人讲述自己辛苦劳累的一生：59年之后吃大锅饭，60年代赶上大饥荒，上学的时候天天搞批斗，30岁后结婚因超生被罚款，现在70多岁了，还要继续努力奋斗，否则就会吃不上饭。

#甘肃 #七旬老人 #大锅饭 #大饥荒 #批斗 #超生罚款 #老年生活 #社会发展

朱韵和

2个月前

写出大饥荒小说被判刑十六年依娃：我知道，你在年仅二十一岁的时候，写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揭露了三年大饥饿的真实原因，而坐牢十六年多。你怎么会看出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张方晦：我写这篇小说是一九六三年。农场解散后，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报入户口的，户口就在自己口袋里，叫“袋袋户口”，最后勉强落户在我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当农民种地为生。父亲因为不堪精神打击不堪饥饿疾病，一九六一年底获准赴沪看病，五十七岁逝于上海，我赶回去的时候只见到一盒骨灰。我是几乎被迫害漩涡吞噬掉的人，经历的看到的思考的和同龄人截然不同。在阿克塞农场的时候，我曾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和一个中年男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蹲在墙角，又饿又乏。据别人说，这对父女是河西走廊张掖的农民，因走投无路，离乡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设兵团”而免于饿死。。。。。。我老大不忍，给女孩找来一双弟弟的旧鞋，场部给他们十来个馍就打发了。。。。。。这个画面让我耿耿于怀，回到海门后就以这对父女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依娃：你这样写，意识到危险性吗？张方晦：我当然知道。我对母亲说，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进炉膛，一把火烧掉。我那时年轻耿直血气方刚，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这篇作品。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就是吃人的狼。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间秘密传阅。后来因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们交往做朋友，我们一共七人于一九六四年九月被统统逮捕。小说手稿曾在设于上海师范学院的“镇压反革命展览会”上当作“罪证”陈列展示，当时轰动上海，全市大、中学校师生一概被当局安排集体前往参观。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八年余间我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长宁区体育馆召开万人审判大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案七人。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高级法院宣告撤销原判、无罪释放。高院给了我四百元人民币，说道，“这些钱，既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坐牢的这些年，我时时刻刻都在绝望之中，时时刻刻都感到会被处死逼死。因为长期饥饿，营养严重不良，我的脖子上曾经长出过很多淋巴结核的肿瘤，也曾大量便血，人干瘦得皮包骨头，几度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我不后悔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我长期想不通的是：全国那么多大科学家大作家大学者，从一九四九年开始，都一直歌功颂德、紧跟当局，违心地指鹿为马，怎么会看不出我一个十八岁高中生凭直觉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大跃进放卫星，那样离谱，怎么没人看出是虚假欺骗？五十年过去了，直至今日，我还时常会在睡梦中忽然惊醒，突然看到一个饿死的人的脸，那种神魂不宁的痛苦对谁去说？中国历史几千年，有哪一个暴君哪一个昏君曾经草菅人命到这种地步？丧失人性到这种程度？我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读过一本书，是苏联马戏训兽专家杜罗夫写的《我的会演戏的鸟兽》，说他训练动物的一个诀窍就是不给它们吃饱，那样它们就会百依百顺地听从指挥；在它们出色地完成了一套表演动作后，才给一点食物，但仍不让它们吃饱，它们才会永远俯首贴耳顺从如奴──毛时代的农民，还不如训兽师笼子里的鸟兽。 ---一群死里逃生的上海人作者：依娃

#大饥荒 #小说创作 #历史真相

朱韵和

3个月前

农村大饥荒来临时，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纪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7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大批进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 ---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作者：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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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4个月前

不用他讲，我们那代人都知道，大饥荒年代，几千万农民就是这么饿死的。

#大饥荒 #历史 #农业政策 #饥荒年代 #农民困境

NiKITa🇺🇦 ꑭ

4个月前

加拿大議員查理安格斯：烏克蘭人在大飢荒中幸存了下來，烏克蘭人在斯大林統治下幸存了下來，烏克蘭人在切爾諾貝利事故中幸存下來，烏克蘭人已經熬過了這場災難，你認為特朗普能夠打敗烏克蘭人嗎？🇺🇦

#乌克兰 #生存历史 #特朗普 #大饥荒 #斯大林 #切尔诺贝利 #灾难 #政治

朱韵和

4个月前

如果说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吃人现象尚可以归纳入“求生性食人行为”，那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绝对不属此类。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其动机都比较单纯，大都是中国农民在树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极端绝望的生死线上，一种迫不得已的人性向兽性的返祖沉沦。如果我们把它和广西文革中的吃人现象做一对比，便不难发现它们有很大不同。除了吃人者（国家机器的代表军人、武装民兵等）和被吃者（黑五类及其子女、造反派）的鲜明的阶级属性不同外，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 ”中，吃的是一切人肉，即求生的蛋白质的需求。而广西的吃人者吃的是受害人的心、肝和生殖器，因为据说这可以“壮胆、大补”。很明显，这种吃人绝非饥荒所迫，更像是有意谋杀。作家郑义和当年组织上林县“木山惨案”吃人的凶手谢锦文有过一段如下的访谈：他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后又任大队支书。……见我只问吃人细节，顿时轻松起来，主动谈起他光荣的吃人历史。谢参加过中共游击队。一九四八年，一奸细带国民党警察来抓人，他们杀了奸细，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记载：井冈山红军亦杀人吃心，尤其是新战士。原由与谢锦文一般：壮胆壮身）……我突发异想，问道：“过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还是这次煮的好吃？”答：“还是烤得好吃，香，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生理的极端厌恶之外，对这位食人者我还有几分谢意。感谢他点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吃人是历史的继续。　从谢锦文的回答中倒是透露了一个秘密：对敌人的“剖腹取肝分而食之”原来是一种革命传统或革命遗风。上文提到上思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照腾熟门熟路地参与剖腹取肝，并以和谢锦文同样的理由（“他鼓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让群众共食以示“共同专政”，可以推测，他们在以往的革命战争中，完全可能有过和谢锦文同样的杀人食肝的经历，而文革又给了他们制造了另一个机会。郑义遂有如下的感叹：可以吃奸细的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种人”的肝，可以吃国民党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对立派和“走资派”的肝。红军、游击队可以吃人肝，“革委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自然同样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便可！　 ,,,,,, 无论在地理规模还是数量规模上，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都是史无前例的。经过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恶性事件都是由政权的代表人物策划和推动的，是有组织的群体暴力。因此，它完全是一种国家机器行为。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体暴力事件中所显露的人性的缺陷：人与兽之间没有绝对不能逾越的界限，而文革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和释放了人性中的恶，才使“人”迅速地完成了向“兽”的返祖转化。作这一如是观，只要文革的毒素还弥漫于中国的公共社会，人吃人的悲剧就有可能再一次重演。 ---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宋永毅

#中国大跃进 #大饥荒 #文革 #吃人现象 #广西 #历史事件

李幺傻

5个月前

谁看过杨继绳的《墓碑》？如果看过了，就不会质疑这个数字了。

#杨继绳 #墓碑 #历史 #大饥荒 #中国 #饥荒纪实文学

大雄的微笑

5个月前

赵紫阳曾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滴，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3年大饥荒。

#赵紫阳 #替罪羊 #自然灾害 #林彪 #四人帮 #大饥荒 #党认错

德潤傳媒

5个月前

往昔今日：60年代大饥荒台湾人民和香港民众为大陆付出很多了，要铭记感恩！

#60年代 #大饥荒 #台湾人民 #香港民众 #大陆 #铭记感恩

朱韵和

5个月前

全世界都知道奥斯维辛，我们却遗忘了夹边沟。奥斯维辛不曾有过人吃人，夹边沟却有。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以1960年为最烈。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人每天热量摄入量应为3500千卡，轻体力的城市人为2000千卡。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当时每天人均吸收热量仅为 1534.8千卡，城市家庭妇女不过1200千卡，只有正常热量摄入的一半左右。而在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苦役犯的每日热量还有1300到1700大卡。当然，奥斯维辛也没有出现人相食。 ---中国大饥荒50年祭作者：杜君立

#夹边沟 #大饥荒 #奥斯维辛 #历史比较 #人道主义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