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商城县酷刑录 信阳商城县档案馆馆藏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一份“敌人残害广大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中记载—— 1、锄头砸大脑: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宇弄到大队,用锄头在脑门上猛打,打的头破血流,当场丧命。 2、剁手指头:达权店公社 副社长陶幼卿,去冬到小店大队看见社员柯子文拿食堂一点东西,便逼柯自已用斧头将手指剁掉两个。 3、火剪夹耳朵:余巢公社马糟大队长X瑞江,前冬逼迫社员雷显生投资,雷说没钱,当即剥光衣服,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以后死去。 4、铁丝串耳朵:钟铺公社观店管理区妇联主任易守青,前冬进城开会时,社员陈开元拿了她两件小东西,回去后即把陈关起来,用烧红的粗铁丝把双耳打通,又用细铁丝拴在XX上,后伤残。 5、脸上刻字:伏山公社月塘大队贫农社员高少银于60年 6月份摘了几个豌豆角,被大队长陈德珍知道后,先吊起来打,后用小针在脸上扎“小偷”二字,血迹内涂上黑墨。 6、缝嘴: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支书,前冬把贫农社员范守琴的嘴用大针粗线缝起来,缝的鲜血直流,伤重而死。 7、嘴上拉弓: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听见后,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的嘴里,当即把孕妇的嘴撕成两半。 8、大针扎嘴:何店公社官X大队生产队长涂族荣,把一个因为没饭吃而拔几个萝卜的妇女拉到管理区,用大针把嘴扎一圈子,以后死去。 9、割嘴唇:上石桥公社崔楼大队副支书汪守兴,于60年 2月份审讯贫农社员李世有时,用小刀将李的上、下唇割开,鲜血直流。 10、称钩子勾嘴:钟铺公社三教河大队支书阮永安,前冬把雇农余培X的儿子(15岁),用称钩子从嘴里勾进去,从鼻孔里兜出来,当场被钩死。 11、铁铣铲颈脖:上石桥公社周寨大队治保股长张X芝,前冬将社员申利海的母亲捆绑起来,先毒打,后用铁铣在颈脖上狠铲,被铲得鲜血直流,当场昏死。 12、铁丝烙肛门: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支书王克干,前冬把作业组长梁祖海吊起来,用烧红的铁丝向肛门里捅,当即捅死。 13、松枝扎阴道:何店公社宫畈大队生产队长涂X荣,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裤子扒掉,用松枝扎阴道,扎开后撒上青灰,再扎再撒,以后死去。 14、捅肛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中农社员傅万江,于1959年11月份挑了一担稻回家,这情况被驻队干部彭帮后知道了,用一尺五寸长的铁条,对准傅万江的肛门捅进去,当场捅死。 15、踢阴道口: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生产队长蔡文清,前冬逼迫社员左右珍说出杀牛人的姓名,左说不知道,蔡即对准左的阴道口踢几脚,当即踢得鲜血直流。 16、柴油烧:钟铺公社王平塘大队干部丁祖琴,前冬把贫农社员徐正清,先弄到大队打,打死后抬到山上,盖上稻草,浇上二斤柴油,点火焚烧。 17、干柴焚烧: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治保主任彭启民,把社员陈祖更、徐正舟二人拉到大队部,硬说杀死了耕牛,把衣服扒光,用湿绳绑起来,架上干柴,点燃焚烧,活活烧死。 18、火烧幼儿:余集公社杨湾大队中队长杨国和,在锅灶里煮了一罐饭,社员胡月英三岁的小孩抓了一点吃,杨看见即把小孩摔在院子里掼,后又将小孩塞在锅灶里烧,活活烧死。 19、火锅烙:上石桥公社前山坎大队生产队长吴昌龙,前冬“盖大锅”时在食堂烙馍吃,被贫农社员刘保山的六岁小女儿看见,吴当即把小孩按在烧红的火锅里烙,脚、腿、臀都被烙伤,后又摔在雪坑里冻饿而死。 20、火灰灌肠:长竹园公社武畈大队油厂会计张泽迪将外队逃来的贫农社员周某某吊起来,身压青砖用火灰灌在周嘴里,并把嘴捂住不准吐出,当场致死。 21、大椒面参烟薰:长竹园公社岳卜大队支书张之友,前冬把贫农社员汪晋亭吊在餐厅里,用燃着的纸烟撒上大椒面对鼻孔里薰,当场薰死。 22、吊大拇指:上石桥公社一姓潘的社员前冬没饭吃捏死一条小牛,被该大队支书刘炳荣知道后,即将潘的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了一天一夜,连吊带打而死。 23、稀饭缸里烫:达权店公社前湾大队队长石大喜前冬打饭时,12岁的小学生吴长先扒在缸边拾了几粒饭吃,石即将小学生两腿提起来,头朝下,塞在稀饭缸里,当场烫死。 24、大拇指和大脚趾捆在一起吊:余集公社文桥大队干部余良方,前冬将社员余前责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捆在一起,吊起来进行毒打,打后死去。 25、吊起来用石头压:上石桥公社崔寨大队支书胡力,前冬强迫贫农社员林殿云承认偷稻,林不承认,即将林双手反绑吊在梁上,剥光衣服,身泼冷水,颈脖上挂两张约60斤的铁犁,身压一块40余斤大石头,当场即死。 26、两头吊,中间骑人:上石桥公社XX大队副支书刘道立,把因没饭吃而杀牛的姓毛的社员双手绑在一起吊在屋梁上,双脚绑在一起吊在窗户上,在腰上骑个人乱颠,嘴里塞生牛肉吃。 27、铁棍吊打:上石桥公社一生产队长X发龙,前冬把因饥饿而吃死人肉的傅姓社员的衣服扒光,吊在梁上,让十六个社员用铁棍打 200多棍,当场打昏死,次日死去。 28、身压石条,再上人踩:何店公社四顾孜管理区总支书记刘乃发,前冬把社员候传轩捆起来,绑在凳上,身压一块百余斤石条,再上人踩,当即压得口吐鲜血,三天后死去。 29、跪磁瓦砾:何店公社下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扒光,先毒打一顿,后拉到大路边,跪磁瓦砾。 30、头朝下掼:城关公社新华大队妇女主任梁秀英,前冬把社员拉到大队斗争,逼迫两个人抬起,头朝下使劲掼,脑袋掼破,当即死去。 31、从高坎往下摔:伏山水库民工队长赵承鳌,前冬把民工陈某从五尺高的土坎子上往下面摔,当场被摔死。 32、灌大粪:达权店公社九曲河大队队长吴宜学,去春把贫农社员刘瑞成拉到大队部,先进行吊打,后把刘摔倒,弄一碗大粪灌在嘴里,当即呕吐不止。 33、逼迫吃屎: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前冬硬叫社员谢昌玉投资银元六百元,谢拿出四十五元,徐说不老实,把谢拉到厕所,逼迫吃屎,不吃就打,谢被迫吃了一堆屎,次日即死去。 34、逼迫社员装狗吃食:何店公社峡口大队支书芦永民,前冬把十个因没饭吃而拔菜拔萝卜的社员,拉到大队部,每人给一碗稀饭,强迫社员跪在地下,装着狗吃食的模样吃饭,不这样就毒打。 35、戴“狗头”游乡:何店公社卜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拔了几棵菜的贫农社员杨允新,捆到大队部,用纸做个“狗头”,戴到头上,到各食堂游乡。 36、头顶方桌,再上人压:伏山公社七里冲大队红专学校教员高运芳,前冬逼迫社员甘世发头顶方桌,方桌上又上四个人压,当场压倒。 37、结发抬:上石桥公社五岔塘大队支书张保铎,于去年强迫社员余国富、张泽海投资,因无力投资,便将其二人的妻子头发结在一起,中间插上抬杠,两个人抬着跑,边跑边摔。 38、手脚捆在一起抬着跑:上石桥公社干部李长彬,前冬派两个民兵,把因饥饿而杀牛的老社员胡学信,手脚捆在一起,用杠子抬着跑四里多路,活活抬死。 39、耳朵扎通拴在牛尾上:余集公社雷冲大队原治保股长刘义民,于前年春节晚上,把社员花某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牛尾巴一摆动,三个人即跟着挣扎,当场死去一人。 40、冰田拉犁: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支书杨允年,前冬硬强迫社员王天福、蔡振礼等七人在冰田里拉犁,杨手持木棍站在田埂上,谁不走就用棍打,结果当场致死三人。 41、雪下冻:县工会主席朱德田,前冬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把一个偷了一点菜的小孩衣服扒光,推在雪坑里,一夜冻死。 42、雨淋:上石桥公社中队长马成良,前冬把社员岳德雨衣服剥光,五捆大绑,推在外面淋雨,连淋带冻而死。 43、摔在塘里淹死:何店公社高斛山大队食堂会计黄盛年与其老婆偷烙油馍吃,被贫农社员杜传金的儿子看见,当即把小孩捆起来,用罗筐盖着,半夜时摔在塘里淹死。 44、活埋: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队长陈恩建,前冬将身患浮肿病的贫农社员万忠文抬在山上,用锄头对头部猛砸,接着埋掉。钟铺公社平塘大队队长李奠忠,去春把两个摘豌豆的小学生,拉到山上挖个坑子活埋掉,幸被人发现得救未死。 45、剥人厅、落魂厅: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戴云霞、福利厂厂长张青山两人为主,在机关“收容所”内设立剥人厅、落魂厅,凡被扣押的群众,都先到剥人厅剥光衣服进行斗争,快死的群众抬到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猪啃蹄、鸭子浮水、大针扎等手段残害群众,收容二千九百多人,致死一百二十多人。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朱韵和
1个月前
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 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 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大饥荒 两千多吨茅台酒背后的血与骨" 帅好
朱韵和
2个月前
朱韵和
2个月前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 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 ,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 件,其中6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年3月 12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 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墓碑》 杨继绳著
朱韵和
2个月前
董国和: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 《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 年2 月记至1962 年12 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 “困难时期”一路吃喝 歌舞升平 他第 一次出访到河南,时在1960 年2 月27 日:“九时乘火车赴洛阳,阿平送我上火车。”28 日“下午二时半到洛阳,住西工区国际旅社”;“旅社中饭菜甚佳,不免吃得过饱,有消化不良现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见效。” “菜甚佳”为2 月29 日所记,3月2 日则记云:“晚上有宴会,酒有多种、菜亦丰盛,以肠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会散后有舞会,我不会跳舞,当然不参加。” 3 月2 日,记有买生姜者一笔,此因“生姜在北京极难买到也”,可知北京的供应也是每况愈下。这次出访到16 日“乘车返北京”,期间还参观了三门峡、花园口等地,沿途也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因他“饭量大减”,款待文字着墨不多;而其中闲笔,却颇有深意: “ 下午, 参观管城红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号)住一七十多岁之老人,门口张贴一告白,中间大字书‘代写书信’,方有两行小字,其文曰:‘代写检讨、坦白、悔过各书,保证一定作用。’其人从前殆一讼师也。”此为3月12 日所记。 去浙江途经上海,1962 年1 月7 日:“在上海大厦吃午饭,有煮干丝、红烧划水等,好极。”此行访问先到杭州,晚“八时二十分”到达,“副省长任一万”等官员迎接他们,“九时半,吃夜饭,有鱼头豆腐、红烧肉。” 1 月19 日:“晚上,田县长宴请我们,喝了好多杯山西竹叶青。”1月20 日:“中午到宁波,宁波市委、市人委负责人请我们吃饭,有不少省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亦在座,大悲和尚、尘空和尚及杜伟、胡耕民等都跟我热烈握手。” 1 月26 日:“上午,参观金星制笔厂、上海塑料制品三厂,午饭与圣陶等同吃,饮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参观,乘车赴苏州,苏州市政协秘书长朱公亮、市交际处钱伯仁、市人委办公厅何介雄来接,住南林饭店四号房。南林饭店为苏州最高级之招待所也。晚饭在南林饭店吃。” 27 日:“晚饭饮洋河高粱。” 28 日:“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园、西园,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罗运来书记、市委凡一书记和茅玉一市长请客,座有王亚南、吴强,他们都说宋委员海量,于是大家来劝酒,喝醉了。” 29 日:“上午,参观城隍庙豫园,照了三张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七种点心:糖粥、蟹壳黄、南翔馒头、八宝饭、鸭血汤、酒酿圆子、葱油面。同徐铸成一道回上海大厦,纵谈为乐。徐去而志行来,作长谈,留他吃夜饭,我又喝了绍酒。” 30 日:“七时,偕圣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饭店,应金仲华之邀,吃晚饭,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 31 日:“下午四时上火车,住五号车厢,一号铺,与曹杰同房间。晚饭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此次沿途款待,比上一次更丰盛也更热情,宋云彬因胃口好,记述的就更详细更生动;而他的胃口好,则由于“处境顺利,心情愉快”。“三年困难时期”,香烟也按票购买,但照样有特供。他嗜酒也嗜烟,1960年6月2日“上午与千家驹同车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林伯渠”,“家驹谓政协可配售香烟,归来特致函政协询问”。 但询问结果,却是“无回音”:“上星期四瞿瓞初语余,谓曾接政协电话,问余之吸烟情况。今见郑洞国,我问他配了香烟没有,回说配到了两条牡丹牌。看来政协不会配给我了,而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事情就是这样的可恶可恨,我却有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 这件“大好事”,记于1960年6月12日。10月29日他被“摘帽”,老友张阆声贺诗说“孟嘉仍是旧丰神”。而在11月24日,就记有“人事组给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级油票”;此前在21日已记有:“政协服务组来电话,谓购煤事已解决。余不需购煤,问之彬然,始知人事组用余名义向政协请求,用来调剂缺煤之同事也。”这“用余名义”,正是“丰神”的最佳写照。 “丰神”如故,又可以发表文章了,这就有人来约稿。他于2月1日晚抵京,“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相当劳累”。然而就在这一天,“中国新闻社寄来征稿信,约我写参观访问感”。此后在2月21日,他又记上一笔:“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座谈号码检字法,即在俱乐部午餐。昨天与潘光旦、费孝通约定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民盟中央作谈话录音。”因中间有变,“五时许,民盟用汽车接我到文化俱乐部,我和潘、费作了谈话录音,谈的是这次访问苏州的一些观感,据说将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云。”由此可知,这次出访,他们还要畅谈“到处莺歌燕舞”。 1960 年4 月8 日记:“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这是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 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中写道:“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 邵先生的反思振聋发聩。在一碗稀粥就可救一条人命之时,“无愧室”所记真可谓春秋之笔。
朱韵和
2个月前
李肃:当初不开仓放粮的决定是地方上做出来的,还是中央做出来的? 杨继绳:比如固始县县委书记石绍举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管的粮食局局长说,能不能借300万今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粮食局长说,石书记,我没这个权力,这粮食是吴芝圃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所以看着人 就饿死了,就救不出来。 李肃:您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开仓放粮的? 杨继绳:私下的有。比如我们县的副县长放了一部分粮,我前年才听说,我当时不知道,后来这个人到新疆,不是干部要到新疆吗,后来就没消息了,可能在新疆就死了吧。还有个别地方我们《炎黄春秋》发过几期,在极个别的小地方,这样的干部挨整了以后,后来又平反了。这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话,就不至饿死人了。 李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一层谈到是否开仓放粮? 杨继绳:中央没有。中央如果有开仓放粮的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李肃:也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杨继绳:毛泽东有句话,不但不放粮,还要增加粮食征购。1960年1月份,大饥荒严重,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中说,粮食征购从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59年12月份已经收得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亿斤还超过了6%。按粮食秋季计算,到59年12月25日,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59年到60年粮食年度收购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不知道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李肃:这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 杨继绳: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还在想办法增加库存。 ---解密时刻:大饥荒 - 天灾还是人祸? 美国之音
编者按:今年9月22日,是物理学家顾雁教授的父亲顾仑布(1900~1970)去世五十五周年。顾仑布,上海南汇县顾氏家族中最早登陆欧洲大陆的世家子弟,他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到工厂就业。十多年里,他自学纺织技术,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润。他还带动了表弟傅雷留学法国,使傅雷在人生历程中迈出重要一步。20世纪30年代初顾仑布回国,1932年,与大同大学毕业的孙缦真结婚。 孙缦真(1902~1998)是奉贤县金汇镇首富之家孙炽昌(1878~1944年)之女,也是那个时代较早接受现代教育洗礼的女大学生。顾仑布和孙缦真育有两子一女,其次子即顾雁。 顾雁后来的同事和学生很少有人知道,顾雁在大饥荒年代发起创办地下刊物《星火》,抨击思想专制,呼吁民主,因此被捕入狱。他与林昭、梁炎武被列为同案起诉,获刑十七年。父母与年仅二十五岁的爱子长别离,心灵上承受了深重的创痛。 这里刊出的是顾雁、顾麋兄妹对父亲的回忆,其中也穿插了母亲的故事。《“阅尽天涯离别苦”》,标题来自王国维的词,顾雁的父亲顾仑布晚年时常吟诵。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顾雁:《父亲期待的那一天》,下篇为顾雁、顾麋《“寂寞梧桐寂寞风”——怀念我们的父亲母亲》,标题来自顾雁的妹夫、戏剧评论家李惠康(1936~2022)1973年为顾麋所写的一首祭父词。妹妹顾麋的回忆,补充了父母家人视角中的场景和经历。她讲述了顾雁被捕当天在上海家中的搜查、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带给父母的安慰、父亲临终前的悲怆,还有她在兄长缺席、政治高压下独自办理父亲后事的情形。这辑纪念文章还包括艾晓明《狱中家书——读顾仑布致顾雁的两封信》。 顾雁 艾晓明 | “阅尽天涯离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