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

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 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 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大饥荒 两千多吨茅台酒背后的血与骨" 帅好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 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 ,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 件,其中6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年3月 12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 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墓碑》 杨继绳著
朱韵和
1个月前
董国和: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 《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 年2 月记至1962 年12 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 “困难时期”一路吃喝 歌舞升平 他第 一次出访到河南,时在1960 年2 月27 日:“九时乘火车赴洛阳,阿平送我上火车。”28 日“下午二时半到洛阳,住西工区国际旅社”;“旅社中饭菜甚佳,不免吃得过饱,有消化不良现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见效。” “菜甚佳”为2 月29 日所记,3月2 日则记云:“晚上有宴会,酒有多种、菜亦丰盛,以肠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会散后有舞会,我不会跳舞,当然不参加。” 3 月2 日,记有买生姜者一笔,此因“生姜在北京极难买到也”,可知北京的供应也是每况愈下。这次出访到16 日“乘车返北京”,期间还参观了三门峡、花园口等地,沿途也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因他“饭量大减”,款待文字着墨不多;而其中闲笔,却颇有深意: “ 下午, 参观管城红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号)住一七十多岁之老人,门口张贴一告白,中间大字书‘代写书信’,方有两行小字,其文曰:‘代写检讨、坦白、悔过各书,保证一定作用。’其人从前殆一讼师也。”此为3月12 日所记。 去浙江途经上海,1962 年1 月7 日:“在上海大厦吃午饭,有煮干丝、红烧划水等,好极。”此行访问先到杭州,晚“八时二十分”到达,“副省长任一万”等官员迎接他们,“九时半,吃夜饭,有鱼头豆腐、红烧肉。” 1 月19 日:“晚上,田县长宴请我们,喝了好多杯山西竹叶青。”1月20 日:“中午到宁波,宁波市委、市人委负责人请我们吃饭,有不少省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亦在座,大悲和尚、尘空和尚及杜伟、胡耕民等都跟我热烈握手。” 1 月26 日:“上午,参观金星制笔厂、上海塑料制品三厂,午饭与圣陶等同吃,饮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参观,乘车赴苏州,苏州市政协秘书长朱公亮、市交际处钱伯仁、市人委办公厅何介雄来接,住南林饭店四号房。南林饭店为苏州最高级之招待所也。晚饭在南林饭店吃。” 27 日:“晚饭饮洋河高粱。” 28 日:“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园、西园,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罗运来书记、市委凡一书记和茅玉一市长请客,座有王亚南、吴强,他们都说宋委员海量,于是大家来劝酒,喝醉了。” 29 日:“上午,参观城隍庙豫园,照了三张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七种点心:糖粥、蟹壳黄、南翔馒头、八宝饭、鸭血汤、酒酿圆子、葱油面。同徐铸成一道回上海大厦,纵谈为乐。徐去而志行来,作长谈,留他吃夜饭,我又喝了绍酒。” 30 日:“七时,偕圣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饭店,应金仲华之邀,吃晚饭,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 31 日:“下午四时上火车,住五号车厢,一号铺,与曹杰同房间。晚饭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此次沿途款待,比上一次更丰盛也更热情,宋云彬因胃口好,记述的就更详细更生动;而他的胃口好,则由于“处境顺利,心情愉快”。“三年困难时期”,香烟也按票购买,但照样有特供。他嗜酒也嗜烟,1960年6月2日“上午与千家驹同车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林伯渠”,“家驹谓政协可配售香烟,归来特致函政协询问”。 但询问结果,却是“无回音”:“上星期四瞿瓞初语余,谓曾接政协电话,问余之吸烟情况。今见郑洞国,我问他配了香烟没有,回说配到了两条牡丹牌。看来政协不会配给我了,而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事情就是这样的可恶可恨,我却有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 这件“大好事”,记于1960年6月12日。10月29日他被“摘帽”,老友张阆声贺诗说“孟嘉仍是旧丰神”。而在11月24日,就记有“人事组给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级油票”;此前在21日已记有:“政协服务组来电话,谓购煤事已解决。余不需购煤,问之彬然,始知人事组用余名义向政协请求,用来调剂缺煤之同事也。”这“用余名义”,正是“丰神”的最佳写照。 “丰神”如故,又可以发表文章了,这就有人来约稿。他于2月1日晚抵京,“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相当劳累”。然而就在这一天,“中国新闻社寄来征稿信,约我写参观访问感”。此后在2月21日,他又记上一笔:“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座谈号码检字法,即在俱乐部午餐。昨天与潘光旦、费孝通约定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民盟中央作谈话录音。”因中间有变,“五时许,民盟用汽车接我到文化俱乐部,我和潘、费作了谈话录音,谈的是这次访问苏州的一些观感,据说将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云。”由此可知,这次出访,他们还要畅谈“到处莺歌燕舞”。 1960 年4 月8 日记:“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这是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 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中写道:“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 邵先生的反思振聋发聩。在一碗稀粥就可救一条人命之时,“无愧室”所记真可谓春秋之笔。
朱韵和
1个月前
李肃:当初不开仓放粮的决定是地方上做出来的,还是中央做出来的? 杨继绳:比如固始县县委书记石绍举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管的粮食局局长说,能不能借300万今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粮食局长说,石书记,我没这个权力,这粮食是吴芝圃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所以看着人 就饿死了,就救不出来。 李肃:您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开仓放粮的? 杨继绳:私下的有。比如我们县的副县长放了一部分粮,我前年才听说,我当时不知道,后来这个人到新疆,不是干部要到新疆吗,后来就没消息了,可能在新疆就死了吧。还有个别地方我们《炎黄春秋》发过几期,在极个别的小地方,这样的干部挨整了以后,后来又平反了。这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话,就不至饿死人了。 李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一层谈到是否开仓放粮? 杨继绳:中央没有。中央如果有开仓放粮的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李肃:也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杨继绳:毛泽东有句话,不但不放粮,还要增加粮食征购。1960年1月份,大饥荒严重,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中说,粮食征购从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59年12月份已经收得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亿斤还超过了6%。按粮食秋季计算,到59年12月25日,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59年到60年粮食年度收购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不知道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李肃:这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 杨继绳: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还在想办法增加库存。 ---解密时刻:大饥荒 - 天灾还是人祸? 美国之音
编者按:今年9月22日,是物理学家顾雁教授的父亲顾仑布(1900~1970)去世五十五周年。顾仑布,上海南汇县顾氏家族中最早登陆欧洲大陆的世家子弟,他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到工厂就业。十多年里,他自学纺织技术,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润。他还带动了表弟傅雷留学法国,使傅雷在人生历程中迈出重要一步。20世纪30年代初顾仑布回国,1932年,与大同大学毕业的孙缦真结婚。 孙缦真(1902~1998)是奉贤县金汇镇首富之家孙炽昌(1878~1944年)之女,也是那个时代较早接受现代教育洗礼的女大学生。顾仑布和孙缦真育有两子一女,其次子即顾雁。 顾雁后来的同事和学生很少有人知道,顾雁在大饥荒年代发起创办地下刊物《星火》,抨击思想专制,呼吁民主,因此被捕入狱。他与林昭、梁炎武被列为同案起诉,获刑十七年。父母与年仅二十五岁的爱子长别离,心灵上承受了深重的创痛。 这里刊出的是顾雁、顾麋兄妹对父亲的回忆,其中也穿插了母亲的故事。《“阅尽天涯离别苦”》,标题来自王国维的词,顾雁的父亲顾仑布晚年时常吟诵。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顾雁:《父亲期待的那一天》,下篇为顾雁、顾麋《“寂寞梧桐寂寞风”——怀念我们的父亲母亲》,标题来自顾雁的妹夫、戏剧评论家李惠康(1936~2022)1973年为顾麋所写的一首祭父词。妹妹顾麋的回忆,补充了父母家人视角中的场景和经历。她讲述了顾雁被捕当天在上海家中的搜查、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带给父母的安慰、父亲临终前的悲怆,还有她在兄长缺席、政治高压下独自办理父亲后事的情形。这辑纪念文章还包括艾晓明《狱中家书——读顾仑布致顾雁的两封信》。 顾雁 艾晓明 | “阅尽天涯离别苦”
朱韵和
1个月前
抓住“流窜犯”扒光衣服 余德鸿记述:信阳地区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 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新年,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怕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朱韵和
1个月前
劳改队里埋一具尸体奖励二两米 四川井研县研经镇廖沛林回忆:他因参加过远征军抗日,中共建政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劳改、“二劳改”长达29年。大饥荒中,他的父母、女儿、一个妹妹、两个姐姐、两个姐夫相继饿死。1959年,他所在的打索厂劳改队,已经有很多犯人浮肿,三肿三消就没命了。队里天天都在死 人,每天专事埋人的人挨铺清理,推推搡搡,不动弹的就抬出去。有的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同样像拖死猪样拖出去,免得第二天再麻烦。从近到远,埋了一大片,重叠掩埋的也不少。在死气笼罩下,人的嗅觉已经迟钝,根本闻不到腐臭。活着的人早饿成了行尸走肉。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又让转换工地,到60华里外的江镇修水利。正常情况下一天就能到达目的地,由于把部分人饿得走路打晃,直到两天后,200多人中还有17个没有到地方。队里派人去接,找到的都是尸体,有人已被野狗、山鼠撕咬得面目全非。 到江镇水利工地情况更糟,病倒送到医院死的更快,无一活着出来。医院人满为患,从每天埋几具尸体,很快激增到每天十四、五具。原来医院专职埋人的两个人不够用,又增加两人,负责挖坑、背尸、掩埋。埋一具尸体有二两米的奖励。原来是一坑埋一人、二人、三人,到1960年是十个、八个一堆。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們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一 九七○年。"[《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 根據中國歷年預算決算報告,1959—1963年對外援助支出高達23.62億元。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有不少的人在國內問題上積極鼓吹什麼"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企業,包產到戶)、"單干風"(指恢復個體經濟)、"自由化"、"翻案風"以及在統一戰線方面的投降主義,在國際問題上宣揚"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支援要少)。他們用這些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來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對外政策總路線相對抗。[周恩來《1964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 1956年—1966年,毛是杭州飯店、中南海等舞會上的常客。一個女演員回憶:"那時候天天都有舞會---- 舞會中間有一盤盤的炒杏仁兒、大香蕉和其它水果點心,都是平常吃不著的東西。十一二點舞會散場,夜宵很豐盛,有魚有肉。這一切,對於我們這些每頓飯只買半個菜的女孩子們來說,都非常美好。"[徐寶鳳《和中央首長跳舞的日子》,《華夏》] ---大飢荒,不是沒糧食,而是沒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