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大饥荒：解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众所周知，毛氏文革，与毛过去所发动的诸多政治运动相比，具有突出的特殊性。观察家们一直困惑的一点是，毛为打倒刘少奇，何以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向自己创立的体制开火？这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 运动，它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注定了其左右支拙，进退失据，最后弄得天怒人怨，成为孤家寡人。这种行为方式与毛历次政治运动的方式，格格不入。 何以如此？ 毛在文革中避讳说出的关键词——大饥荒，正是解开这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从防守的心理看，毛耿耿于怀的，是他的政策导致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他要洗掉其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空前恶名。然而，这一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黑白分明，无可辩驳，无法用意识形态来扭曲(诸如饿死者皆“阶级敌人”……)，难于把罪责嫁祸于他者（诸如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地富破坏……不久后都沦为笑话）。中国老话谓之人命关天。更何况是非战争年间史无前例地活活饿死几千万条人命。要想洗白，谈何容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毛对他所烂熟的历史之感受，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一场规模巨大的人心攻防战，如果他不能在这场攻防战中转移焦点、反客为主、反守为攻，如果他不能力挽狂澜把民心汇集在自己一边，他要从民众生命的剥夺者转变为下层民意的代言者，从政敌手中抢回道德的制高点和民意的汇聚点，是完全不可能的。文革中毛曾向人吟咏清人赵藩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反映了人心走向在毛意识中的极高分量。以攻心战掳掠民意，进而扫荡政敌，这是前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得心应手的事。在当时情势下，除了奋力一搏，扭转人心，夺得道德制高点，毛别无选择。否则，势将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里的斯大林一样，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没有别的出路。况且，毛创历史记录的几千万饿殍早已超越斯大林党内大清洗之罪了，而毛泽东却并无斯大林那种领导卫国战争击败希特勒德国之巨大功勋。 由此可见，打一场大规模的人心民意争夺战，以毛当年的政治处境，以毛的秉性，势在必行。 于是，文革开场未久，毛的运动方向出现了颠覆性的翻转：有了令党内同僚瞠目结舌的“炮打司令部”，有了“造反有理”，有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有了“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自从1966年10月之后至1969年初，毛直觉到并利用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受压抑者的不满情绪，突然允许了有限度的自由结社，允许学生、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分化为两大派：原来党团机构在背后支持的，组成保皇派组织；与他们对立的过去受压的在野人群，则组成造反派组织。后者奉毛旨而造反。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反对刘邓的工作组开始，基本上是毛及其指派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抗拒各级当权派的政治迫害，支持“砸烂公检法”，支持焚烧“黑材料”，反对“血统论”，通过中央文革支持地位卑微的合同工、临时工，……如此等等。 总之，毛泽东摇身一变，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代言人，炮打当权派，炮打旧体制。中国的政治天空，风云翻转，中共掌权十七年来一直被压在底层的人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感。毛成了他们的保护神。而毛之下的“大官们”成为老百姓怒火的发泄对象和出气筒。 一时间，“党天下”大乱。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过去，在文革之前的历次毛式政治运动中，他镇压的矛头一直就是对准中国的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地富反坏右以及前国民政府人员的。因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就是十七年体制的最高代表者。他本人就是“党天下”的皇帝。 何以在文革初期毛能把自己的角色颠倒过来？ 原因在于： 1） 毛在中共党国的独一无二之至尊地位，其权力的自由度已臻最大值。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后，解放军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进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虽受挫而退居二线，但刘等高官与毛实际上达成了某种利益交换的默契：他们在一线获得实际权力去调整，毛退二线却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即是说，以“出让治理实权”换取“保留至尊声望”。故毛公开的崇高地位未受影响。反而在林彪的神化宣传下，毛登上了神坛，至文革前夕，业已登峰造极。毛发动文革正是利用其公开的不可挑战的地位，直接号令天下。此时的刘少奇们，想必有一种被请君入瓮的痛切感受。 2） 毛以一农家子而于1949年夺得神器，飘飘然，自认“可上九天揽月”，拥有无所不能无限膨胀的自信。 3） 毛预先做足了充分的军事（拉林彪入夥，并拱卫京城）、政治和舆论准备。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