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前言中写道：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档案，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十几个省的档案馆，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档案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 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按照中国档案法，有关大饿荒的档案本应公开，但是，除四川、江苏等少数几个省以外，多数档案馆还严加控制。经过多番周折我才得以查阅，其中甘苦自不待言。 举例来说，2002年12月，杨继绳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查到了30份有用的文件。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作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陈子明：真相的遮蔽与还原——读《墓碑》，驳“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