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墓碑》前言中写道: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档案,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十几个省的档案馆,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档案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 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按照中国档案法,有关大饿荒的档案本应公开,但是,除四川、江苏等少数几个省以外,多数档案馆还严加控制。经过多番周折我才得以查阅,其中甘苦自不待言。 举例来说,2002年12月,杨继绳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查到了30份有用的文件。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作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陈子明:真相的遮蔽与还原——读《墓碑》,驳“毛派”
朱韵和
7个月前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 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 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 简报主要内容是: 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收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2.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商业工作还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保守,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这一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9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与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政治帽子,从而加剧了人民的饥饿和死亡。 “另一个是,有大批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贵州省委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 报告称:“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着总结了5个特点:“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了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人定量,节约归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有的已成为生产小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确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毛泽东极为欣赏,他在1960年3月6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却送上这样一份报告。这一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作者: 晏乐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