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

陈秉安:泪飞之陵——接履桥惨案调查 张美银口述 口述时间:2012年4月 口述地点:零陵县接履桥村 口述人:张美银,时约六十岁。 作者整理 (1)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家改成分的事就再不提了。县城那边杀人不久,我们这边也开始杀了,第一次就想杀我屋里的人,我哥哥出门了,到我屋里来抓人,没抓到我哥 ,抓到我老子。 那是阳历9月了,双抢了,我老子下在田里打谷子,他们大队上的人就喊,张德福,上来,去大队开会。结果我老子两脚是泥,一上田坎来就被民兵捆起了。推起到门口的禾堂坪里来审。我老子会说,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儿子是地主,还参加了湘江风雷(造反派组织)。我老子说,他冒参加,就是参加了,也是一人犯法一人担,与我何干?就要挣脱。我老子还有点武功的,他们怕把绳子挣脱了,有人就喊,会跑了,会跑了,割掉他的筋。就几个人把我老子摁住,用镰刀割断了我老子的脚筋——(失声痛哭) 我老子走不动了,有人说,拉起出去打了算了,就是枪毙了。有人就拖我老子走。拉着他去枪毙。拿绳子把手吊着,他不肯走,倒着往红土岭,就是你们来的那地方过去一点,拖——(失声痛哭) 我是看到他被拖着走的啊,他是不甘心的啊,不肯走,拿脚勾着路边的石头,不走。我和我老娘想赶过去帮他,他们民兵就上前拦着,不让我们去。我冲过去,他们又把我拖回来,硬关进了一间窗子是铁栏杆的屋里。我哭天喊地也没人理了。 后来,我苦命的老子,就是给打死在红土岭上的,那天断黑时分,我和我老娘是听见枪响的啊——(失声痛哭) 杀了我父亲,又要杀我的哥哥了。我哥哥没在家,他不是自己回来的,是第二天给他们抓回来的。他们说,你地主狗崽子还想翻天,看你还翻不翻案了! 他们是一定要搞掉我哥哥的,他们说我哥哥是有本事的人,北京的信都弄得到手,要是让他得了势,他们一个个都会被我哥哥搞死的。 怎么杀我哥哥的的?你看他们好残忍啊,他们从公社把他押解回来后,看我哥哥不肯走,拿绳子捆还不走,就拿这么粗(用小拇指尖打比方)的铁丝,从我哥哥的手心穿过去,扯着我哥哥走,你说痛不痛啊?走一路,滴一路的血。后来我逃走,走的也是那条路,还看到路上都是他的血呢。(失声痛哭) 走到半路,我哥哥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你们就在这里打死我算了。那些人就说,这里是路边上,不行,上好的地方,人家要种红薯的,到了红土岭再打你! 我哥哥又说,我好渴,你给我喝口水再死行不行?路边有间小屋,小屋里有个姓刘的老婆婆,听他这样说,看他可怜,就拿个桶,提了水出来给他,他咕咕咕就喝了半桶,像头牛一样呢。喝了那半桶水,老太婆就对那些人说,这么年轻,你们就别杀他啦?杀个老的也好过杀他呀!?那些人就说,阶级斗争,不杀他,他就会要杀我们!老太婆就说,那你们别杀在我屋门口,我晚上怕。我哥哥说,老人家,你是好人,我不死在你门口,要死,我会死远点的。 也怪啊,这时,突然就天昏地暗,黑云遮天,下暴雨了,真是天也在哭啊!他们逼着我哥哥泥一脚水一脚地往山上去,一只鞋子都掉在泥里了,扯不出来,他就把鞋子摔得远远的。 他就光着脚走,走到了山边了,就不动了,站到一棵树下边去。等着他们开枪打他。 两枪。一枪打的胸,我哥哥还没倒下,第二枪是开花子,打了脑袋。我哥哥就倒下了。(再迸发出山洪似的哭声) (2)我很清楚,打了我哥哥,下一个就该是我了。 后来我听人说,他们杀了我老子我哥哥之后,的确是准备把我沉塘的。说我性子火,留下来会报仇的。要斩草除根。 我不是给他们关着的吗?门口还派着人站岗的。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站岗的人是张明忠(音)还有张和秋(音)。一个村的,很熟的。明忠开锁进来了,张和秋在外头站岗,我也不理他,他突然对我说,美银,你还想不想活嘛,我就哭起来了,也不回答他,你说,人哪有不想活的呢?他就说,我们同你哥哥都是朋友,你才16岁,不该死的,死了,你老娘都冒人养了。我们放你一条生路吧。我们不能放你从门上走,他悄悄指着窗户说,那个窗户的铁栏是锈了的,扳得松的。等下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走开,你自己扳开铁栏,跑出去吧!再不要回来了,他们马上要杀你了,你要快啊!说完,关了门就走了,我连感激的话都没来得及说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好人啊! 好了,过了一会儿,他俩把牢门锁好,真的走了,吃饭去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去扳那个窗户铁栏,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那个铁栏真的一扳就松了,露出一个大洞,我赶忙就钻了出去。 一出去,我又茫然了,那时,天都黑了,我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往人多的地方去,我打算往零陵县城里去。心想,有人的地方就能保护我。我怕村里的民兵发现,忙向山上跑,钻进了树林里。跑到山上,突然就想到,摸也要摸到红土岭去,最后看我的父亲和哥哥一眼。 我就往红土岭上爬,昏黑中,我慌不择路,一脚高一脚低,终于到了红土岭。找到了我父亲和哥哥的尸体,就那样仰朝着天躺在地上的啊!这些黑良心的,杀了人都不埋啊! 父亲叉开脚,倒着。还是像平日那样安祥。哥哥的尸体远点,在一棵树的旁边,脑壳给打烂了,人都认不出了。(痛哭声) 记者啊,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哭了,对着尸体,一点儿也不怕。不久,星星月亮都出来了,惨白白地照在地上。?我就跪下去,对着星星月亮说,老天爷呀,你太不公平了呀!? 我又向父亲和哥哥的尸体拜了两拜,忍住了眼泪准备逃。 走到山头上,一步一回头的,看看山下我们村子,心里一酸,想到父亲没有了,哥哥也没有了。山下的那间房子里有我的母亲,也不知道母亲怎么样,自己这一走,很可能十年八载都不会回来了,再也看不到她了,这时,我才落泪了。 快走到零陵县城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不能在零陵呆,他们是要斩草除根的。就是在城里,也会有危险,我要走远点,远走高飞。 我把我穿在身上的一件灯芯绒的衣服卖了,卖了5块钱。在理家坪(音)上的车,那时候,哪有什么目的地啊,随着车跑,就这样一直到了广西。 我隐姓埋名,嫁到了深山里的一户贫农人家,深山里的人娶媳妇不容易,只要我愿意,他们就接受了我。 我的男人很忠厚、老实,对我也好。 我改了名,换了姓。整年整年不下山,整整8年啊。我就这样,过起了被别人叫做“白毛女”似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山下云海茫茫,接履桥的老家,远在千里之外,那些噩梦般的往事,不愿意再去想,好像都是隔在另一个世界的事了。 直到我生了第三个孩子,我才把我家的遭遇全部告诉了我的丈夫。 我的老公说,现在山下面都换了一个世界了,邓小平都搞改革开放了,不要怕了!?那些杀人的人,不敢再做坏事的了。你应该回去看一看,不知道老娘她老人家还在不在呢。 多年后,我带着我的老公,还有四个孩子回到了接履桥。老娘早已死去。我的一个孩子,你在屋边看见的,今年都30岁了。 回到村里,那些坏人看到我,一点事没得,连句道歉的话都没得,人杀了就杀了,我心里这口气,还是窝着的。 陈记者,(指着胸口)我心里好呕(气)啊! 你不是看到我儿子在刷地面吗?我们的旧房子不能住了,住在里头也老容易想起那些事,伤心。我们打算建个新房,建给他们看看,也是为了给父亲哥哥争口气! 不瞒你说,我这辈子啥都不缺了。就是没有能替惨死的父亲和哥哥出这口气,不甘心啊! (张美银突然朝地一跪)陈记者,你要是帮我写出来,你就是我的恩人,我的菩萨!我不由得也下跪了。 3、张美银大姐的事感动了我。 我突然感到不是在做记录,我是在替一些没法说话的弱者、冤魂申冤了! 我叹息了一声:“美银姐,你说的我都记下了,你能把自己最关心的一句话写下来,让我告诉世人吗?” 她突然冷静下来了,稍停后说:“要得——我写,我要把我家的冤情告白天下——” 我听不大懂零陵话,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普通的农妇,会说出那么有见识的话。我便问同行的,坐得靠近她一些的周云峰教授的夫人:“她……说什么?请你代她说一遍。” 周教授夫人一字一句告诉我:“她说,她想把她家的冤情告白天下!!” 张美银拿起笔来…… “我想把我家的一切冤情告白天下——张美银” 节选自作者待出版的新著、长篇纪实文学《大屠杀》第五章
说真话就是造谣 讲述人:刘世柄 1936年生 陈列馆(即庄园)所在民安大队有三个生产队,民安一队、民安二队和民安三队。我家以前就在紧靠陈列馆的民安一队。我们全家解放前有30多亩田,土改时根据人口和田地划成分,我爸爸划成地主,他根据排行叫刘元明(音)。我爸这个人,人缘很好,又是个小地主, 所以,土改时没受多少苦。我只记得有一次把他和其他地主们捆到文彩中学的操场上去斗。武装队的队长刘光原(音)来捆我爸,他对我爸说,你不要怕,今天主要是要扫你们的脸(即让你们出丑)。他说了这话我爸爸就不害怕,他后来给我讲,他旁边那些地主,吓得惨,以为要杀头。 我爸爸死于1960年,是饿死的。当时一半的人都饿死了,我们生产队死得只剩下七八十个人,这个事哪个都晓得。 陈列馆搞起来后,很多人来参观,有些参观的人就要问附近的农民关于刘文彩的事,比如说水牢呀等等。我的亲叔伯哥哥刘世润是民安的党支部书记,他的老汉(爸爸)有一天坐在陈列馆外面耍,参观的人从陈列馆出来,看到老人,就问他:“你们原来这儿做了水牢没有?”老人说:“啥子水牢哟,那个地方原来就比较高,是专门用来藏贵重东西的。” 就为这句话,刘世润立马被叫到公社去挨批评,并且警告他,不准他老汉再造谣。刘世润为这事气得在屋里睡了几天。 1964年,陈列馆周围,也就是民安一、二、三队,所有戴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帽子的人统统被赶走,说是为了防止这些人说坏话、唱反调。所谓的“唱反调”就是害怕你说出刘文彩的真相。 我不是地主,但是我是地主子女,成分高,也要收我房子,强迫我外迁。我那时结婚不久,老婆刚生了娃娃,才四个月。我不走,他们就在我家的门上封上封皮(封条),我还是不干,把封皮给它撕来甩了,就不走。 很快有人给我报信,说公社党委书记孟富清(音)把一支手枪交给郑泽安(音),要他打上门来收拾我。郑泽安没文化,是个粗头粗脑的人,解放后当了武装队的队员。我得到这个消息,晓得大事不好,当即就弃家外逃,逃到外县去了。 他们打上门来,没找到我,于是强迫我爱人廖秀芳走。 廖秀芳:他们把挑筐上的棕绳抽下来,打算把我捆走,但是我娃娃不好办,于是就没捆。他们把娃娃背在我背上,用了条被子围起。我娃娃又哭又吐,在路过桤木河大桥时,我气不过,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那时人多,他们把我拉住了。 刘世柄:后来我回来,已经回不了原来的家了。妈妈、妹妹都被赶走了。我也只得走了。在那个驱逐地,住的茅棚连门都没有,我便回去在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门来挡风雨,为这事他们又扣了我四百斤谷子。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 点:安仁镇川湘路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1949年前后惨不忍睹的事件 土地改革时、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 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 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 地。 1951年上半年,我校大学生全部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美其名曰接受想改造。,, 土改区委书记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生出鲜点,第两天开会,地主、富农倒了霉,甚至人头来落地。 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很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 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只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漿,撒满一地……血腥、残忍、 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飯;那时我也見过 ”望蒋杆” 当时吓得我的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其他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哭叫声惨不忍闻。 地主、富农压着一个石磨下,在石磨上还坐着一个女人,为的是增加他的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石磨塌了,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的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令人惨不忍睹。 ---高耀洁:杀人手段何其多
朱韵和
1个月前
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讲述人:唐学成 原刘文彩佃户 以前我家租刘文彩的田,有十多亩,我和我老头(爸爸)唐新顺都给刘文彩种田。家里养得有三头大黄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们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抢了。那天,刘文彩出来,我老头遇到他了,一下子给他跪倒。刘文彩赶忙说:“你啥子事?啥子事哟 ? ”我老头说:“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点租。”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来嘛。”就这样,就叫我老头回来了,租也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派了两个人,给我们家送了一头黄牛来。那头牛我们一直喂到解放后,搞初级社时被集体牵走了。解放后要我父亲去诉苦,他坚决不去。 我们给刘文彩交租,一般每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一担谷子300来斤。刘文彩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仓房,打谷子时,早上担去,回来做一阵活路又担去,那儿饭是长期开起,随便你吃。给刘文彩交租交湿谷子,田里打起来就交了,后来(解放后)交公粮必须交干谷子,晒好几回他都说不干,挑去好几次都上不起,老说谷子还不干,喊你“再晒,再晒!”有时,担去半个月都交不脱,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刘文彩只交谷子,而且是湿谷子,其他就没有了,给共产党还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钱。 我老头是1957年饿死的,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那时,搞浮夸,没有产这么多粮,报些空头数字,要按那个空头数字交粮,要逼你承认你有多少粮食,要把数字填够,不交出来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粮交出来,就把我们分得的口粮强行拿走,世上哪有这个这个道理?! 我老头在坡上割牛草,来不起了,我弟弟把他背回来,没粮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汉死不了。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点:大邑县韩场兰田16组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图:原刘文彩佃户唐学成与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相逢
朱韵和
1个月前
土改为什么非要杀人? “土改杀人,没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干,要反抗,你再镇压、再杀人。不!不仅把土地、财产全部收缴,还要杀人!不仅杀地主,还要整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整几十年。世上没得这个道理。” ——这是一个被整了几十年的地主后代的“困惑”。 这也曾经是我的“困惑”。 和平 手段本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如台湾土改),但中共弃而不用,非要杀人,为什么呢? 在中共夺权建政之前,“打土豪、分田地”是要以富人的钱粮,农民的生命,作为拼杀的力量,打天下的资源。在三年内战时期更是如此,刘少奇在1947 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所以,共产党要搞暴力土改,杀地主,分田地,让得到土地的农民“保田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 1949年,共产党夺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经是自己的了,暴风骤雨兼腥风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可是,一场更大范围更多残暴更多血腥的土地改革开始了! 暴力土改,一箭三雕: 1.杀人立威。 “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2.让农民双手沾血,从而紧跟党走。 3.杀人!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地主乡绅,从而让那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专政、消灭私有制”的“马列文化”占领中国的农村大地。 这,就是中共非要搞暴力土改(也就是“杀人土改”)的全部奥秘。 ---谭松:中共土改的杀人目的和土改的恶果
朱韵和
3个月前
京生:插队时的地主邻居 上山下乡时,我与村里唯一的一户地主是邻居。这个地主分子,沉默寡言,胆小怕事,见任何人都低头而行。生产队在土墙上写宣传标语,只有他能写。写标语前,他总要让别人核实要写的究竟是什么标语,生怕写错了被打成反革命。他干活从不敢偷懒,无论队长安排什么活,总要想办法加 班加点干完。谁家有病,谁家就“命令”他去给人家先看看。到了春节,全村的对联都是他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写。后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走起路来咳嗽不停。他虽然被全村人瞧不起,可他是全村唯一懂政策的人。 大伙都把地主家的女主人叫地主婆。地主婆干活也很老实,从来没有投机取巧的现象。邻居一泼妇不知什么原因整天指桑骂槐,地主婆明知骂的是自己,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这个泼妇骂人不解恨,就跑过去撕地主婆的头发。一起干活的人都不敢劝解,地主婆就只有让对方撕打够了痛哭的份儿。她上工最早来,收工最迟回,忧伤的脸上从没见过笑容。 这对地主夫妻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大伙都叫他“地主家的”,初中毕业上不了高中,就回村劳动。他和他家里人一样,上下衣服破烂不堪,也很少和别人一起说话,总是不停地干活。他一米七八的身高,全身很瘦,面容看起来很清秀,但头发很乱、很长。他数学、物理特别好,历史事件也知道很多,会吹笛子,还会写诗词,在他们村绝对是人才,但他的才能从来没有机会施展出来。他不被人了解时看起来很冷漠,了解他之后就知道他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可奈何。小儿子初中毕业,大女儿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劳动了,小女儿托改革开放的福上了大学。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二期,2011-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