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

他救助群众 讲述人:陈发洪 当年刘文彩雇工, 82岁 我是解放前三年迁移到这儿来的,当时生活没得着落,去给总办(刘文彩)打工,最初做些杂活,扫地呀,打水呀,后来也帮他在唐场、苏家这些地方收收粮。我在那儿打工,玉米饭都没吃过,一天三顿大米饭,随便你挖(舀)。不是鸡就是鹅,不是鹅就是肉 ,那个生活还差了吗? 总办对人好得很!他救助穷人,看你家里贫穷的情况发票,一升的,两升的,你就拿那个票到安仁街上的洋楼里去称米。现在安仁啥子房子都拆了,那个洋楼不准许拆,要保护。他如果不帮助穷人,会死好些人。那些没得办法的人找到他,说家里有困难,总办就掏出纸来,写个条子,让他去称米。他那个思想同毛泽东是一样的,救助群众,救助困难户。随便哪个帮他干活,不欠人家一分钱,干完活就拿钱。穷的人呢,就白送钱给你。文彩中学就是他修的,好多人,光木匠就是几百。这么大的篜子,一天要蒸多少饭?随便吃。做完活就给钱。他在整个安仁,说话巴巴实实(实在),轻言细语,不扯个把子(指讲信用,不撒谎),同老百姓处得很好。 问:《收租院》里说他凶恶得很呢。 陈:那个东西是伪造的嘛,是造他的舆论。说交不起租就牵人家的猪、牵人家的牛,尽是乱球鸡巴说。他要真这么干他还想不想有人来种他的田?那是不可能的事!假的!编造的!! 问:你饿过饭吗? 陈:统购统销时我就饿得心慌,浑身没得力,走不动,脚肿得这么大。公社化时(大饥荒时),一天只有二两米,最后连二两米都没得,唉呀,惨!就我们这一带,饿死了好多人!那日子,一会儿这个饿死了,一会那个饿死了,还没得人帮着埋。每个人都怕自己也饿死了。不过,我们家还没有死人,我们这个队死得也不多,为啥子?我们生产队在河坝边,河坝上种了很多萝卜、瓢儿子菜,有一、二十亩,我们去挖来吃,救了命。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 点:安仁镇苏家虹桥村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图:泥塑群雕“收租院”,展现刘文彩和他的“狗腿子”如何压榨贫农。
1949年前后惨不忍睹的事件 土地改革时、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 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 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 地。 1951年上半年,我校大学生全部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美其名曰接受想改造。,, 土改区委书记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生出鲜点,第两天开会,地主、富农倒了霉,甚至人头来落地。 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很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 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只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漿,撒满一地……血腥、残忍、 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飯;那时我也見过 ”望蒋杆” 当时吓得我的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其他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哭叫声惨不忍闻。 地主、富农压着一个石磨下,在石磨上还坐着一个女人,为的是增加他的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石磨塌了,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的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令人惨不忍睹。 ---高耀洁:杀人手段何其多
中共为什么要把地主妖魔化?在《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一书的《前言》里,作者谭松写到:“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长期以来,地主已成了贪婪、残暴、奸诈、懒惰、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在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为‘首犯’。”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早期中共领导人多数出生于农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们难道不知道中国的地主根本不是他们妖魔化的那个样子吗? 他们知道,当然知道。 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口讲述过他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毛泽东说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由中共官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写到:毛泽东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毛泽东传》还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刘少奇传》告诉读者,刘少奇的曾祖父还很穷,是靠着勤劳能干,善于管理,才成为地主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里叙述了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贫困,由于俭朴勤劳,慢慢攒起家业,到邓小平父亲时就是地主了。 这就怪了,既然中共领导人明明知道地主绝非妖魔,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地主拼命妖魔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都给出了解释。我这里只说一点。 正因为中共领导人多数出生于农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们深知,地主富农绝非妖魔;他们大部分是勤俭起家的,大部分人的发家过程比较干净,不是靠勾结官府或黑势力,也不是靠欺凌压榨乡亲。在旧中国的农村,社会流动性并不低,阶级固化并不严重,阶级分化也并不明显,亲族关系、邻里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相互依存关系,再加上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约束,多数农民对地主并没有什么自发的所谓“阶级仇恨”。然而对高举共产革命旗帜的中共而言,土改并不只是土改,不只是对土地的再分配,如果仅仅是为了土地的再分配,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因为在中共强大的武力面前,地主——至少是绝大部分地主——的土地被剥夺也无力进行反抗。问题是,对中共而言,土改更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因此就必须采取种种手段去激化和强化阶级仇恨,因此就必须把地主充分的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很看重暴力,把暴力视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中共出于赶超先进的焦虑,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元素推向极端。中共不但在宣传上把地主尽量的妖魔化,更在实践中对地主实行血腥的暴力,硬是制造出了所谓阶级仇恨,制造出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在中共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一举实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伟大革命理想。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共当局自己也知道当年的土改搞错了,私人拥有土地不是罪过,地富不是罪人。可是他们不敢公开认错,因为他们害怕认不起: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土改”都是错的,那么,它还有什么是对的呢?
朱韵和
7个月前
高耀洁: 先总统蒋公于1930年就预言“唯物主义将使中国进入禽兽之域”。我们很不幸看到自1949年以来,蒋公的预言就成了事实。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对外部世界闭关锁国,为了巩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作为一个经济来源。 1950年 春在新占领区施行土地改革,同年夏在全国全面开始施行“土地改革”。并说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其打杀手段十分残忍,刑惩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比土匪还要凶狠。 土地改革时,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全国至少有两千多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在中国成了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地。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杓,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浆,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饭;那时我也见过“望蒋杆”,当时吓得我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蒋公预言成事实分老婆分闺女禽兽横行
朱韵和
7个月前
地主:被丑化的乡村精英--陶渭熊 去年冬天,村里最后一名地主,79岁的曹玉林死了。 至此,我们村里除了还有一些“地主狗崽子”儿孙,作为曾经是“分子”的地主当事人,就全部死尽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地主,我不得而知。即便有,也只能像长江中的白鳍豚,濒临绝迹。 这以后,作为真实的地主,就与世渐行渐 远,永远地成了历史任人评说。 青少年们要知道什么是地主,就只能求教于被打扮出来的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和周扒皮四位”名星”了。 这四位被打扮起来的“历史小姑娘”,从炮制出炉到批量上市,半个多世纪以来,就肩负着繁重而“光荣”的阶级教育任务,他们克尽职守,竭诚尽忠,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南霸天的霸道,黄世仁的凶狠,刘文采的残暴,周扒皮的刻薄;再加上他们的“共性”——朱门深院,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骄奢淫逸,以及依靠“残酷剥削”的发家史,就构成了宣传文化中“完美”的地主形象,去灌输、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仇必仇到底”(冯友兰语)的无产阶级当班人和接班人。 但是真正的地主是什么样子?倒是现代人完全陌生,而又无从知道的。 专家说,历史首先意味着真实。清除了具体人物,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为此,趁我自己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记录几件具体的“历史”,为历史留下一丝真实。 地主的生活,都是锦衣玉食,奢侈阔绰的吗?事实并非如此。 [一]年收8石租子的地主 就以曹玉林来说,他是多大一个地主?说来吓坏你,他每年收租8石稻谷!8石是多少?现代人恐怕不大清楚。“石”是旧时的体积计量单位,各地大小可能不太一致。在我们家乡,1石黄谷大约重330——350斤。8石谷子最多也不过2800斤。按目前政府收购价每斤稻谷1元计算,值2800元。 因为他父亲一直在外谋生,而曹玉林尚小,就把8石田地顾人耕种,于是就成了“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划为地主。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你可以想像他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是怎样一种状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他敢不敢于企求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奢侈浪费?可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如果他不节衣索食精打细算,倒时时都有断炊的危险。 说白了,他就是过着一种普通农民的生活,甚至比稍稍富裕一些的农民还不如。这样的地主,在历史教科书上大概不会记载,大大超越了我们知道的“真实”,也大大地出乎我们对“地主”的理解。但他却是确确实实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潜意识中“残酷剥削”者的地主。他的“剥削罪恶”到底有多大?到底应该受到怎样一种惩罚?每个人都可以评判。 “解放”时他18岁,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达到了划分地主分子的标准,肥猪刚够秤,理所当然地成为地主分子。他的父亲因参加土匪被镇压之后,党对地主分子的一切待遇,都由这个刚刚够格的地主来“享受”。清算、没收、斗争、绳索、捆绑、棍棒、挂黑牌、游街、训斥、辱骂……有如猪狗,猪狗不如。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将近30年。8石地租,害他一生又祸及子孙。 [二]穿草鞋的地主 像曹玉林这种连普通农民都不如的地主决非个别。 60多年前,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陈隆富,他比我大7岁,个头也高我许多,是一个青年。 那时的小学生,都穿草绿色的童子军装;中学生则流行麻灰色学生服,头上戴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脚穿白底青布鞋。可是陈隆富却是剃光头,打赤脚,穿着土白布用土法染成蓝色的粗布长衫;即使最寒冷的冬天,也只穿一双竹麻鞋(用嫩慈竹在火上烤软后撕下表层纤维织成的)。 这样的打扮在同学中显得有些“另类”。但大家并不嫌弃他,因为他人很好,很和气,力气很大,劳动又好,使用锄头能够左右开弓,挖土又快又平;上劳作课的时候,他几乎代替了我等小同学和女同学完成任务,大家都很喜欢他,并且同情他的家境贫寒。 有一次他父亲到学校来看他。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父亲,就认定他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粗手大脚,头上包着家乡农民长年包着的冬季御寒,夏天擦汗的白布帕,身上穿的也是蓝色粗布衣,脚上则是一双草鞋。一付长年累月脸朝黄土背朝天勤劳耕作的农民模样。 万万没有想到1951年冬天土改斗地主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小镇上看见台子上跪着一个衣衫褴缕神情凄惨的地主,他的双手姆指被细麻绳密密匝匝地捆着,姆指中间楔着一个木楔子,一个农民正用石块狠狠地向下打击楔子,痛得那地主撕心裂肺地跪地求铙…… 我大惊失色:“那不是陈隆富的父亲吗?” 后来才知道,原来陈隆富的家庭也是地主,有10多亩地出租,这就注定了他无法逃脱的厄运。 这样的地主,高楼大厦,锦衣玉食,对他们何其遥远。 [三]做手工的地主 曹继先在土改前是我们同村的一个地主,和我家有点亲戚关系,所以比较熟悉。后来他划入了另外一个区的另一个村。 其实他是一个机匠——用古老织布机织布的工人,时常扛着笨重的木制织布机走东家串西家上门服务,靠着“唧唧复唧唧”的日夜操劳,收取血汗钱养家糊口。 由于现代纺织业的发展和洋布的输入,土法织布面临淘汰,尽管他手艺不错,他的生意也不兴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是由于他经常在外织布而没有精力种田地,就把祖上留下的20亩地出租,这就成为“剥削者”,土改时划为地主。 对于这样一位地主,农民们认为他还是靠劳动为生的,因此给了他一个“劳动地主”的称呼,想叫他在土改时少受一些皮肉之苦。但是理论高深的土改工作队长却给予坚决的批驳:“所有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哪有什么‘劳动地主’?” [四]“石弯脚板”的发家史 石弯脚板是我儿时的同学石明海的祖父,在我能够记忆的时候,他已因积劳成疾而死了,但是他勤俭发家的故事,却广为人知,至今还在乡间流传。 他是一位勤劳过人而又极其节俭的农民,靠着强壮的身体脸朝黄土背朝天,与天斗与地斗,日夜操劳耕田种地,喂猪养鸡,卖粮卖谷,卖菜卖柴,流血流汗过日子。 由于长年赤足行走而又肩负重担,他的五个脚趾都互相分开,就像一把捞柴草的柴扒;两个大脚趾因为长期用力过度,向内弯曲变形,因此大家赠送他一个绰号:石弯脚板,而其真名反而被人遗忘。 由于他的克勤克俭和精打细算,不但能得温饱,还小有积蓄,于是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个农民梦寐以求的对土地的追求;也萌生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想,不但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基业。 于是他更加不顾性命地拼命干活,把地里的出产和山上的柴薪,凡能变卖成现金的,都一挑挑地挑到镇上变卖,一个铜钱一个铜钱地积累银两。同时又拼命节约开支,不制新衣被褥,衣服疤上重疤,不穿鞋袜终年赤脚,夏天不穿衣服赤裸上身,腿上也只穿一条短裤;晚上用松木明子照明节省灯油……过着一种近乎原始人的生活。 而他勤俭节省最经典的故事,一是为节约买盐巴的钱,吃盐蛋时不准丢弃蛋壳,令家人把蛋壳蛋皮细细嚼碎后吞下,说是蛋壳有盐味,丢了可惜。二是说他挑着货物去100里外的城里变卖,来去三天两夜,为节省费用,不住旅店在别人的屋檐下找个角落打个盹;吃饭时只买饭不买菜,取出随身带去的一个盐蛋挑出一些来下饭——当然蛋壳蛋皮也一齐吃下,这三天的菜肴就是一个盐蛋。 就这样他用旁人难以想像的勤俭,积攒了足够的银两买下了30亩地,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把田地出租,以后就成了地主。 这就是这个地主“残酷剥削”的发家史。 其实,中国的大多数地主,也不过是曹玉林、曹继先、石弯脚板一类的中小地主,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存也不容易,他们既无经济后盾,也无政治靠山,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地位,与普通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朱韵和
7个月前
党的地主 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造舆论。”为了打倒地主,当然要把地主“打扮”成凶狠残暴、十恶不赦的敌人,从而制造阶级仇恨提高群众“觉悟”,找出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去打倒它消灭它,而不管真实的地主是不是这个个样子。为此,共产党调动了一切宣传舆论工具,制造出大量人神共愤的地 主形象,广为宣传家喻户晓。最著名、也是共产党最“理想”的地主,是《收租院》中的刘文采,《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半夜鸡叫》中的周剥皮。 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地主有如下的特点: 一、霸占田地,巧取豪夺。共产党认为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从农民手中抢夺霸占,或者用欺骗、高利贷等手段从农民手中夺取来的。正如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唱词:“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抢占茅房……” 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党的地主往往集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反动会道门于一身,他们逞强称霸,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鱼肉乡民、无恶不作。例如刘文采的庄园内就有刑具室、行刑室、水牢等设施,可以任意逮捕、刑讯、关押佃户。南霸天、彭霸天都勾结官府,拥兵自重、称霸一方、仇视革命、围剿红军。至于强奸民女,纵奴行凶、估吃霸赊、欺行霸市……等等,则是地主的“共性”。 三、贪得无厌,残酷剥削。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他们不种地不做工,却坐收地租,役使佃户,剥削农民;还放高利贷,使农民倾家荡产……例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用高利贷逼迫杨伯劳,《半夜鸡叫》中的周剥皮,剥削长工的手段刻薄卑鄙没有人性。所有地主都是靠剥削农民起家的。地主的发家史上就是血淋淋的剥削史。 四、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地主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他们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珠宝玉器,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楼大厦。地主都是妻妾成群,荒淫无度;还吸食鸦片,嗜赌嫖娼,过着极其腐化堕落的生活。 总之,党的地主都是有百恶而无一善,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妖魔鬼怪。地主,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同义语。 虽然“我党”加工制作成刘文采等“完美”的地主形象,而且批量生产,贱价上市,几十年畅销无阻,对亿万百姓进行洗脑颠倒是非功劳巨大,但随着民众觉悟的提高,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真相渐次揭露。现在,在网络中出现在的,绝对不是党文化中的地主。大量的事实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使群众知道了许多真相。例如刘文采并不是“我党”打扮的那么可怖,刑具室、行刑室、水牢之类骇人听闻的东西根本不存在,而是精心“创造”的仇恨教育。刘文采被当地百姓称做刘善人,有修渠、办学、修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等显著功劳,至今令人难忘。南霸天的原形张鸿犹,晚清贡生,开明进步,几代人以教书为职业,对社会多有贡献。周剥皮原名周春富,是个勤劳节俭的好人,对佃户对长工极为善良,可惜无端地被那位没有良心的部队作家给毁了。至于御用文人在延安窑洞中凭空捏造出来的黄世仁,则根本不存在,现实生活中也难找到如此“丰满”的地主形象…… 共产党善于造神。它造了两尊神,一尊是“正神”,那就是大救星毛泽东;一尊是“恶煞”,那就是地主。只不过随着真相的揭露,民智渐开,知道这尊“正神”原来是个极权、专制、残暴、伪善、权谋、嗜血、荒淫……的大暴君。而这尊“恶煞”,倒是乡村社会中的正能量。 ---陶渭熊:地主与乡绅
朱韵和
7个月前
土改:无法无天的痞子运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的故乡成都也和全大陆一样,被卷入了共产党所谓土地改革(简称“土改”)的运动中。这个所谓的运动说白了,就是以“革命”或“改革”的名义,对别人(地主、富农)合法的私有财产,公开进行抢劫。而且不仅抢别人的农田土地以及与农田土地进行生产活动有关的如 耕牛、农具、种子、肥料之类,还要抡劫别人的住房、粮食、衣被、金银、玉器、字画、钞票……一句话,凡是能吃、能穿、能用、能卖,特别是值钱的东西,通通洗劫一空。还美其名曰“算地主的剥削帐”,分地主的“浮财”。 这个“帐”,“算”得之特别,恐怕世界上超一流的数学家,也解不开它这个“无理方程式”。比如说,张三有10亩田租给李四,李四已租了5年,每年收了多少租乘以5,叫张三全部退出来。但事情到此并未完,还要算张三的父亲,曾经拥有这10亩田多少年也得退。事情到此还未完,张三的父亲是从王五的手中把这田买过来的,王五“欠的帐”也得张三来还。总之一句话,经过吊打捆斗,各种酷刑,把你家中弄得分文俱无,一贫如洗,才可望“过关”,多少人挨不到这一步,就被那些痞子活活整死,或自寻短路了。 有个女地主,人称何二婶,其夫是国民党的军官,随军去了台湾。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何琳,小女儿叫何娟。何琳的丈夫是飞行员,49年她随夫去了香港。何娟留在成都当教师,才二十出头,尚待字闺中。土改中,村农协会给何二婶一算“剥削帐”,竟要何二婶退出5000万元(系当时旧币,大约合现在10万元左右)的“浮财”。一个小小妇女地主,哪有那么多钱?但不讲理的农会硬说她私藏了金银要她交出来。何二婶跪地叩头求饶,也根本无用。 这时村农会中有个姓姜的农民武装民兵班长,原是个乡村中的小混混痞子。见此情景顿时感到机会来了。原来土改中一般老实的农民,根本不愿去斗地主,觉得同是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无缘无故去整别人,也太不要良心了。但土改工作队就要来“发动群众”,给农民做“思想工作”,也就是用一套花言巧语给农民灌输仇恨意识,说“你们穷,就是地主把你们剥削穷了,我们共产党就是来解放你们,从地主手中把土地夺回来,交给你们,让你们世世代代过好日子”。多动听呀,多有诱惑力呀!而且又找来文工团之类的文艺宣传队,通过文娱节目,大肆煽动阶级仇恨。那时电影还很稀奇,农民都叫它为“电火戏”。绝大多数农村根本没有电,所以不可能演“电火戏”,最普遍的就是话剧或歌剧之类。最“经典”的剧目就是那个贺敬之胡编乱造的《白毛女》。什么黄世仁、喜儿,把这些随意杜撰的东西,戴上“革命”的神圣光环,再加上重复一千遍,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理。地主被人为的妖魔化以后,阶级斗争就被煽动起来了。特别是农村中那帮游手好闲,既不想种庄稼,又不愿做生意,但又要想吃好、穿好的混混、痞子,他们也做过发财梦,也打算过抢劫杀人,但就是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胆。现在有了伟大的党和政府来给他们撑腰,不但杀人成了合法,劫财成了革命,土改工作团的干部还给他们许愿说“在土改中立场坚定,表现好的将来可以和我们一样当干部”。这真是万无一失、包赚不赔的买卖,比天上掉馅饼还好的事。所以他们斗争地主,整起人来,什么歪点子,坏主意都想得出,什么手毒心狠的事都办得到。九里堤村村农会中,那个所谓的农民武装民兵的姜班长就是这种人。 他见过何二婶的小女儿何娟,是个身材苗条清秀美丽的姑娘。不过他除了斜起眼睛多看人家几眼,背后说几句下流话过点“嘴巴瘾”以外,就只有在被窝里自己去做点“性幻想”的美梦。但现在自己“翻身”了,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便跑去对土改工作队的人说“何二婶最爱她的小女儿何娟,何娟在城里教书,只要把何娟抓回来一斗争,何二婶为了疼女儿一定会把什么钱都交了出来”。这土改工作队也是有任务的,如果收缴的地主“浮财”完不成上面下达的任务,不但得不到表扬,提升,还会被批判搞“和平土改”,思想右倾,弄不好自己都得丢饭碗。所以“管他黑猫白猫,只要能把地主的银子弄出来就是好猫”。于是便同意了这姜痞子的“建议”。 那时要抓一个人,既不需逮捕证,也不要什么传唤证。只消村农协会写张白条盖个农协会的章就行了。姜班长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一个还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小何老师抓回村里来了。农民协会不过是个群众团体,就像钓鱼协会,登山协会一样。竟然可以抓捕人,这也许又是中国特色吧! 何娟被抓回村以后,姜班长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先是逼着她去“劝”她母亲何二婶交出私藏的金银。这金银天上不落,地下不生,没有就是没有,拿什么来交?于是他们就说何娟思想顽固,要来给她“端正一下态度”,也就是斗争她。他们几个人把何娟弄到一间屋里去,对她似乎特别“客气”、“照顾”,既不打,也不捆。几个人你拉一下,我扯一下,这个撞过去,那个抱过来。借口何娟身上藏有金银、钞票,进行“搜身”检查,乘机就在人家身上乱摸乱捏……用尽了猥亵、调戏、侮辱的各种手段。此时何娟这个弱女子,如同一头羊,落在狼群中一样,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答,斗争地主的女儿谁敢来过问?何娟老师不堪凌辱,最后投水自尽。一个有知识的花季少女就这样凋谢了!身后还落得一个“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何二婶痛断肝肠,几天不吃不喝,终于也随女儿一道去了。土改中整死一个地主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谁也不会来过问,谁也不敢来过问! 这场土改,通过痞子们的“努力”,把大量的民间财富搜刮一空。其中90%以上都流入党国手中,少数残汤剩菜如衣被、农具、日用品等物,农民也确实得到了一些好处。尤其是农民按人分得了田土,还慎重其事地颁发了田契给农民。上面盖有鲜红的官印。并说“这田土就永远归你所有了,这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许多农民真是感动得痛哭流涕,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笔“剥削帐”土改:无法无天的痞子运动 作者: 严家伟 图:1952年7月,广东省佛冈县土改期间成立的“人民法庭”对“地主”进行审判。
朱韵和
7个月前
冯志轩:松北土改亲历记 土改分为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和发土地证。 第四阶段是挖财宝。怎么挖?先挖人——毒打地主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然后是挖地——掘地五尺。毒打地主的方法是把他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 好触地,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就像在跳芭蕾舞,晃来晃去。毒打其子女的方法是扒光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抽。此法非常有效,绝大部分地主立即把藏财宝的地点招供了出来。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地背着套筒子(旧步枪,俗称烧火棍),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聚敛的财物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等,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存放在农会的房间里,由民兵看守。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当时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简言之,挖浮财的手段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五六天之后就进入了第五阶段,即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真正是夺人心魄,血腥残暴。 在松花江北的广大地区,土改运动中的兽性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被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被打死一人,自杀一人,南小城子屯邢家被打死两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不论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人弄死,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无需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被打死的地主占多大比例?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据专家估计,土改杀害了3-5百万人。 土改运动中流血斗争阶段,还有一个花样,叫串联斗争。一个区的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 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扩兵支前运动,已经开始了。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先到寇家屯乡政府,给乡政府里的人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动员。 一九四八年过年刚去,上午十点左右,县扩兵工作队就到屯子里来了。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讲话直截了当:“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就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农民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农民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此刻不见了。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队长又喊叫起来:“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接着他赤裸地威胁道:“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吗?!” 我离讲话的人仅四米左右,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最后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共有七个人被扩兵。
朱韵和
8个月前
台湾的土改 台湾土改分三步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37.5%,减轻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步是公地放领。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没收的公地,全部用贷款方式卖给无地农民,土地所有权改变 了,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1952年7月,台湾当局大量征购地主土地。台湾政府颁布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补偿地主地价以生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为标准。以实物土地债券(7成)和公营企业股票(3成)搭配补偿。征购后地主保留的土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5%,自耕农成台湾农户的主体,封建土地所有制自然消亡。 台湾土改最值得称道的是“阶级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地主的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的基柱,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台湾土改,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敌对阶级握手言欢,实现共赢。反观大陆土改,贫下中农争先恐后瓜分地主浮财,无不笑逐颜开,都认为强占地主财产是一种革命行动。这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拿土豪劣绅的可以,不义之财,劫之无碍。”这种仇视地主的言行延续到70年代,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地主及其子女被仇视和凌辱到无以复加的地歩,很多地主子女在历次运动中不堪受辱卧轨或投河自尽。 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证明了从阶级斗争到妥协,从阶级敌对到合作是完全可能的,阶级利益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也意味着阶级斗争学说的破产。 图2:陳誠參觀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成果展。 图3: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有成,陳誠(左)接受致謝錦旗。 ---作者: 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