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

熟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那套说法的人都知道,红色中国的人口基础,是农民。 那么改开中国的人口基础是什么? 是农民工。 社会变迁终究是人的改变。 当农民涌向城市,由田间涌入工厂,当亿万中共国农民变成了“农民工”,改开中国这脱胎于红色中国土地上的隐形存在,就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人口基础。 从人口基础的角度看,你已无法否认改开中国的真实存在——这数以亿计的人口真实存在着,他们与从未进过城的旧式农民大相径庭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真实存在着。 不但真实存在,而且已极难回到过去。 所以,假如我们仅由人口基础的角度研析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谁强谁弱,在未来中共政权崩溃之际,恐怕改开中国的人口基础才是在数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一方。 中共的统治能不能回到文革模式或者说朝鲜模式,事实上,要取决于亿万农民工能不能回到旧式的农民生活状态,回到改开前,令小岗村农民深夜签下生死状的饥饿困苦状态。 你要看看这习惯了在城市间辗转漂泊的亿万农民,能不能洗去打工岁月烙于身心的痕迹,能不能忘记讨薪维权的经验,忘记在不同岗位学到的可用于反抗的技能,重新变成村干部眼中“好管”的顺民。 乍眼看去,农民工绝不是能建设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群体。 他们不象是建设的主角。 但事实已证明他们是能适应现代化城市生活秩序的群体,是合格的配角和龙套,因为这四十年他们已经在城市里、在城市边缘,稳稳度过了大半生。 事实也早已证明了他们是会投奔现代化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群体。改开时期,哪里有政府“组织农民进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每一步,都是他们自己迈出的。 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当双链争持具现为红色中国遗民与改开中国遗民的分头建设,具现为不同建设团队朝向不同建设目标的同场竞争,具现为不同类型新兴国家的拔地而起,农民工会再次用脚投票。 他们会再次成为产业链国家的人口基础。 虽然那些能回到旧式农民生活方式里的人,能再次从农民工变成农民的人,也会成为在红色中国碎片上重建起来的伤害链国家的人口基础。 不同的人口会各归其所。 不同类型的国家建设者都会极力促成人口基础的各归其所。对伤害链主来说,在农民中如果有太多象农民工一样的“异类”,会导致民心不稳,反之,产业链国家也会尽力吸纳愿意投奔过来并已有丰富打工经验的劳动力。 从人口基础的角度看,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是必然会分裂分治的。 因为现存人口已经分化,在改开时代已分化为不同类型。 而中共最渴望恢复的旧统治模式,朝鲜式、文革式,并不适用于分化后出现的“农民工”这个人口类型。 但它适用的董志民式人口类型又无法在短期内恢复主体地位,放开三胎,并不能让农村就此充满旧式人口,60年代饿死也无力自救的那种人口。 已处于半现代化状态的中国社会已无法在人口类型上轻易退回到前现代状态。 而且红色中国并没有为自己培养顺民的文化规训能力——毛泽东利用的是承自满清的底层民间教育规训,他统治的顺民,笃信君臣父子那一套的人口,是他从清末民初继承到的“遗产”。 把时光指针向前推一百年,你想想,毛泽东自己是什么人? 他是个90后。(生于1893年) 邓小平则是个00后海归。(生于1904年,曾留学法国) 在后中共时代,有能力成为建设团队担纲人物的会是什么人? 在我看来,会是80后、90后、00后。 会是那些能理解整个改开时代对中共国社会造成的巨大改变,能理解中共国现有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状态的人。 会是和今天的90后、00后谈得来的人。 而这是老民运们需要重视的。 尤其那些因坐牢、流亡,长期与改开中国社会现实脱节的老民运们,如果仍没有放弃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理想,如果仍真诚希望促成中共国未来完成民主转型,成功构建起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你们就需要认真对待这件事。 需要意识到你们理想中的社会转型,民主建设,是为谁服务。 是为农民工服务,为随时间推移已经与旧日风貌大相径庭的今日之人口基础服务。 你们要建立的是90后、00后愿意生活其中的国家。 不是你们自己的理想国。 你们要建立的是以农民工为人口主体,或者说以产业链中的打工人为人口主体的国家,你们将面对的,绝不是你们想象中已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你们要建立的是以现存人口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而且,只要你们还希望坚持民主理想,你们在建设过程中就只能争取参政权,争取在选举中获得不永久的人民授权而不是长期和绝对的统治权。 这是老民运们需要意识到的。 也是每个有志于投身后中共时代沦陷区新兴国家建设的建设者需要意识到的。 “让中国民主化”不是口号,它是需要人去认识,去分析,去一步步做到的现实。 是从切实理解今天的中共国人,未来的沦陷区建设者群体,已经分化成了哪些种类的人、分属哪些思维层次的人开始,去为他们提供适配的政治秩序服务——是从理解人口的分化到尊重中国的分裂,再到投身于脚踏实地的分头建设。 因为分,已是大势所趋。
朱韵和
4个月前
秦全耀:改革开放前怎样出差住旅店 1995年北京电视台开了一个“北京特快”,头一个被曝光的节目就是北京人凭北京身份证住不了北京旅店。节目负责人张锦力问我:“一直是这样吗,你是老北京知道的多。” “当然了,甭说住旅店,就是你们家住个亲戚,都必须跑到居委会去登记。”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一些上 了年纪的老人也不敢轻易迈进宾馆饭店一步。尽管早就开放了宾馆饭店的厕所,可老人们宁肯憋着也不进去。 那个时代级别森严,县处级出差乘坐硬卧,副厅局级以上出差可以乘软座软卧,厅局级出差可以乘飞机。平头百姓出差乘不乘硬卧还要看距离,住店更是惨兮兮,一律听从组织调遣,让你住东就住东,让你住西就住西。那时北京站一出站台口有块“北京市旅店介绍处”的招牌,还立着一个木制亭子,出差者排着长队,亭子里的人验过单位介绍信后才给开一个单子,上面写着旅社的名字,拿着单位介绍信和那个单子,旅社才给安排住宿。住哪儿不住哪儿,完全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弄不好就得去住地下室防空洞。 在改革开放之前,北京的大饭店并不多,民族饭店与北京、前门、新侨、和平、六国、西苑、香山并列号称京城的“八大饭店”。那时的八大饭店住的全是公费买单的大官老爷,平头百姓甭说没钱住不起,有银子也不让你住。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从东安市场出来后,出于好奇大着胆子走进了“神秘”的和平宾馆。谁料刚一进门,就被人轰了出去。都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老秦比大禹更牛逼,一家四代十几口子邪对面华侨大厦比邻而居了好几十年,竟没一个人迈进过半步。 据北京饭店常务副总经理谭东方介绍,想要住进北京饭店先要到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先开介绍信,你是在北京饭店,还是在民族饭店,具体住在那个饭店还得第一服务局分。如果成功开到介绍信,然后拿介绍信到饭店住宿。 著名京味作家、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曾在作品中透露,“八大饭店”当时直接归北京市政府饭店办公室管理,属于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中央和北京市的会议接待任务,不接待社会散客,您要是外地客人,想住饭店得拿着省市自治区开的介绍信,看你是什么级别,然后让你到市政府饭店办公室换信,才能进门。 那时全国的宾馆饭店说白了就是政府的官员接待处,也没有经营任务。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各省市的代表住在“八大饭店”。饭店处于一级警卫,封闭式服务,饭店300多员工一律不许回家,吃住在饭店,以确保代表安全。这种以会议接待为主的情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改变,从那时起,才开始接待国内外散客,老百姓才开始能住上宾馆饭店。 1979年4月10日,港商霍英东投资5000万美元,提供管理、技术,广东省政府提供建材、土地和人力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这是我国内地计划建设四大城市八大宾馆中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 白天鹅宾馆建成后,霍英东主张宾馆和世界接轨尊重普世价值向市民百姓全方位开放。此举几乎遭到了酒店上下“中国特色”的一致反对。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彭树挺说:“我们都想不通。‘四门大开’,阶级敌人就很容易搞破坏了,既担心客人安全又担心设备损坏”。霍英东说,什么坏了我就给你们买什么,不用你们花钱。”双方争执不下,霍英东的秘书柯小琪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转告白天鹅霍英东先生,过去的酒店宾馆越盖越高级,越来越森严壁垒,不让老百姓进去。现在改革开放了,广州是个试点,应该让老百姓进来,四门大开。 正是有了杨尚昆的一句话,才陆陆续续让全国的宾馆饭店学起了白天鹅宾馆,向民众敞开了大门。从此,不让老百姓住宾馆饭店的历史才被改写。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老秦建议应再加上一句,要住宾馆和饭店,请找杨尚昆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