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潮

5天前

今天，2025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6周年。1989年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柏林墙倒塌了。我们知道，东德共产党统治可以说是让难民潮冲开缺口的。东德和西德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两边的居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和习俗。西德的面积是东德的两倍半，西德方面始终敞开胸怀接纳每一个来自东德的同胞。因此，从东德共产党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东德民众逃往西德。柏林墙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到了1989年，东德政府不得不放松边境管制，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越过边境投奔西德。至此，东德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很快就垮台了。深圳的逃港偷渡潮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墙。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从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有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听地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30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就这样，一边是自由加资本主义，一边是专制加社会主义。两边的对比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大陆不是太大太大，香港不是太小太小，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恐怕早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被难民潮冲垮了。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中共当局顾不上什么主义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就对宝安的官员讲过：“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于是当局决定在深圳开办特区。特区之特，说穿了，就是引进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中共高层中间是心照不宣的。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1985年春天，我去广州开会。会议期间，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朋友邀请我去了趟蛇口。这位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海滩。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年，还常常有偷渡者的尸体被冲到海滩上。后来我看到官方的一则报道提到，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这就是说，仅仅是这一次被发现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就大大超过了东德28年间（1961－1989）因翻越柏林墙而死亡人数（239人）的总和。 “我是流氓我怕谁？” 1979年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对邓小平说，他很关心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权利。因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只有那些允许本国居民自由移居国外的国家才有资格得到最惠国待遇。邓小平当场就反问卡特：“好啊，总统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卡特想不到邓小平竟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无言以对。一般来说，自由离境权对一个恶劣的专制国家会构成严峻的挑战。只是在实际上，对于不同的国家，这种挑战的严峻程度大不相同。国家大，人口多，相对而言，它对于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承受能力就要强一些。所谓“店大欺客”便是这个道理。另外，不同的民族，其适应外国生活的难易程度也很不一样。纵然在美国这样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国家，华人也始终是较难融入的民族之一。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等差别所带来的问题，非身临其境者往往容易低估。因此，中国人来到西方，常常会产生“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或“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之类的感觉。就算国门大开，一去不返者也不会太多。毕竟，台湾、澳门、香港都太小，就算它们对大陆移民来者不拒，也容纳不了多少。这就和东德的情况很不一样。东德只有1600万人口，若是走了十几万几十万有才能有干劲的人就形同一场大失血。再说一墙之隔的西德，既能够、也愿意接纳来自东德的难民同胞，东德人到西德也没什么适应上的困难。所以，1989年秋天东德发生的难民潮，引起朝野震动，最终竟成为东德民主化的导火线。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回答卡特问题时讲到的输出难民，以后竟成为中共应对外界批评的一种模式。例如在六四之后，中共领导人也是这样对西方国家首脑们说：中国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会有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人逃离中国，逃向全世界——“你们受得了吗？”且不说这种说法的谬误虚妄，单单是那种态度，不就是活脱脱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吗？

#逃港潮 #深圳特区 #邓小平 #难民 #政治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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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当年香港亚洲电视本港台拍的时政节目《#內地逃港潮五十周年回顾》，短短10分钟，却包含着海量的内容。其他的姑且不提，但有两点是鲜为人知的： 1-陶铸和习仲勋还干过半点人事，说过半点人话。 2-真正提出改革开放的构想的，并非邓矬，而是胡耀邦和习仲勋。

#香港亚洲电视 #逃港潮 #陶铸 #习仲勋 #改革开放

1个月前

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王清淮：当年悲壮的大逃港图：这些男女利用任何能漂浮的物品，逃离了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严酷迫害。（图片来源：南华早报社摄影记者/盖蒂图片社） These men and women used anything which would float to escape from the rigou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1960s. (Photo by Post Staff Photographer/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逃港潮 #深圳 #偷渡 #文化大革命 #悲剧

3个月前

VOA：时事大家谈: 柏林墙与逃港潮(1) VOA：时事大家谈: 柏林墙与逃港潮(2)

#柏林墙 #逃港潮 #历史事件 #政治 #VOA

5个月前

👍 1979年逃港潮香港水警的一段珍贵的执法视频，尽显温情！

#逃港潮 #香港 #水警 #执法 #珍贵视频 #温情

5个月前

中共对逃港潮的策略是“堵疏放” 中共最早把逃港定为叛国投敌，派遣边防军、民兵和狼狗捕杀，这就是“堵”。解放军针对偷渡者明文规定：“一是叫停步，喝举起手，二是朝天开枪，三是向人开枪。”但偷渡者常常遇到“一二三”同时发生，被嗜杀成性的解放军和民兵肆意枪杀。中共训练的狼狗，最喜欢咬偷渡者的喉咙，许多偷渡者被咬死。未被咬死的偷渡者被押送回来时，已经被狼狗撕咬得衣衫褴褛、伤痕累累，两只手臂上只见红骨，不见皮肉。在白云山秘密出售的“罗盘”（偷渡路线图）上，白纸黑字说明，偷渡路上，一旦见到“大猫”（即解放军的狼狗），马上趴在地上，高抬屁股，诱引智商不高的狼狗来咬屁股。同时把头深藏在地下，求能保护头骨，不被咬碎。两手紧护脖颈，露出手臂，任狼狗乱咬，以免喉咙被咬断，争取保住小命一条。尽管山崖下白骨累累、水面上浮尸连连，偷渡者有增无减。中共毕竟脸上无光，所以后来采取“思想教育”的办法，即“疏”，也就是骗。对当时的大逃亡，中共宣传说是美蒋特务策划。官方还出了个文件《人间地狱──香港》，把香港说成是世界上最荒淫城市，最大制毒贩毒基地，黑社会横行，自杀率名列世界前列。中共还搞“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动员群众与香港亲人断绝关系，鼓动亲属间揭发检举。并大唱红歌，学毛着，演街头剧、样板戏，说资本主义不好，纸醉金迷，没有人性等。当时身为剧团演员，饰演洪常青的欧阳东说，街头剧演得很逼真“感人”，说一个女孩子逃到香港后死在街头，很多人被感动得表示不再潜逃。后来人们了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水深火热”，其生活品质比内地高出许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的时候，内地许多百姓却连饭都吃不上。当真相大白时，谎言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他们纷纷潜逃。欧阳东说，连那些演剧的演员都逃了，他们剧团更一个不剩。堵骗都不行，中共只得采取“放”的政策。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准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因此，大逃港同安徽农民冒死分田单干一样，迫使中共1979年“改革开放”，并于1980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中共给了广东的深圳、广州以及珠三角大量优惠政策，广州人民生活提高后，不再冒险偷渡香港。 ---为避红祸历史上七波大逃港挡不住作者：费良勇

#逃港潮 #中共政策 #边防军 #偷渡者 #解放军 #狼狗 #枪击 #策略

5个月前

曾經的逃港潮.....

#逃港潮 #历史 #移民 #社会变迁

8个月前

歷史影片：避中共逃港潮！

#历史影片 #避中共 #逃港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