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

今天,2025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6周年。1989年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柏林墙倒塌了。我们知道,东德共产党统治可以说是让难民潮冲开缺口的。东德和西德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两边的居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和习俗。西德的面积是东德的两倍半,西德方面始终敞开胸怀接纳每一个来自东德的同胞。因此,从东德共产党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东德民众逃往西德。柏林墙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到了1989年,东德政府不得不放松边境管制,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越过边境投奔西德。至此,东德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很快就垮台了。 深圳的逃港偷渡潮 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墙。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 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 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 从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 有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听地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30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 就这样,一边是自由加资本主义,一边是专制加社会主义。两边的对比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大陆不是太大太大,香港不是太小太小,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恐怕早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被难民潮冲垮了。 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中共当局顾不上什么主义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就对宝安的官员讲过:“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于是当局决定在深圳开办特区。特区之特,说穿了,就是引进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中共高层中间是心照不宣的。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1985年春天,我去广州开会。会议期间,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朋友邀请我去了趟蛇口。这位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海滩。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年,还常常有偷渡者的尸体被冲到海滩上。后来我看到官方的一则报道提到,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这就是说,仅仅是这一次被发现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就大大超过了东德28年间(1961-1989)因翻越柏林墙而死亡人数(239人)的总和。 “我是流氓我怕谁?” 1979年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对邓小平说,他很关心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权利。因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只有那些允许本国居民自由移居国外的国家才有资格得到最惠国待遇。邓小平当场就反问卡特:“好啊,总统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卡特想不到邓小平竟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无言以对。 一般来说,自由离境权对一个恶劣的专制国家会构成严峻的挑战。只是在实际上,对于不同的国家,这种挑战的严峻程度大不相同。国家大,人口多,相对而言,它对于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承受能力就要强一些。所谓“店大欺客”便是这个道理。另外,不同的民族,其适应外国生活的难易程度也很不一样。纵然在美国这样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国家,华人也始终是较难融入的民族之一。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等差别所带来的问题,非身临其境者往往容易低估。因此,中国人来到西方,常常会产生“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或“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之类的感觉。就算国门大开,一去不返者也不会太多。毕竟,台湾、澳门、香港都太小,就算它们对大陆移民来者不拒,也容纳不了多少。这就和东德的情况很不一样。东德只有1600万人口,若是走了十几万几十万有才能有干劲的人就形同一场大失血。再说一墙之隔的西德,既能够、也愿意接纳来自东德的难民同胞,东德人到西德也没什么适应上的困难。所以,1989年秋天东德发生的难民潮,引起朝野震动,最终竟成为东德民主化的导火线。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回答卡特问题时讲到的输出难民,以后竟成为中共应对外界批评的一种模式。例如在六四之后,中共领导人也是这样对西方国家首脑们说:中国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会有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人逃离中国,逃向全世界——“你们受得了吗?”且不说这种说法的谬误虚妄,单单是那种态度,不就是活脱脱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吗?
朱韵和
2个月前
红军洗劫 川北难民为患 红军来了,川北会有什么变化?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等报都有报导,现摘录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导说,“三县(通南 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 “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 “最可恶者, 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 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 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着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 “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导,全川在这次兵灾中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红军对川北的洗劫造成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涌向重庆等地,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导大致相符。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 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 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民众百万 编写:爱德华
致荷兰移民局的公开信     我叫范士贵,中国人,基督徒,出生于1963年9月11日。我与2023年9月5日到达荷兰申请政治庇护。我的V-number 是2937984987。     我在难民营已经等候了将近21个月,没有身份不能打工,连网上兼职都不允许,无法赚钱养家。我的老婆孩子困在巴尔干半岛几个国家将近18个月,处于绝望处境,老婆和大女儿几近崩溃。我多次向荷兰移民局申诉,希望能够加快庇护程序,可是荷兰移民局每次答复都说,因为寻求庇护的人太多,大家都需要排队等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可是跟我同时来住在一个宿舍的土耳其穆斯林难民的庇护程序就已经完成了,还有我认识的很多来的比我迟到的中国难民的庇护程序也完成了。其中有个中国人才来了三个月就完成了庇护程序。因此移民局说每个难民都要平等排队就是谎言。      我的律师也一直在帮我争取合法权利,但是荷兰移民局毫不理会。后来我的律师向荷兰法院起诉荷兰移民局的不作为,法院判决移民局在今年6月9号前就我的庇护做出结论。但是到现在为止移民局没有任何回应。如果要在6月9号之前做出结论的话,现在必须开始进入听证程序,至少有听证时间的安排。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动静。     我最近为我的庇护恒切祷告,感觉荷兰移民局是故意拖延。他们拖延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共给他们施加了压力。荷兰跟中共有大量贸易往来,2024年中国荷兰贸易额达到1100亿欧元,阿斯麦光刻机的40%是卖给中共的。为了经济利益,荷兰政府有可能跟中共勾结,联合对我进行迫害。      我本来是个小人物,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中共为什么刻意对我进行打击呢?这是中共一贯做法。对那些有影响力的反共人士中共反而有所忌惮,害怕欧美政府指责。对于我们这些小人物,中共反而加重打击,杀鸡给猴看,对普通大众进行威慑。     1989年我因为支持8964学生民主运动被判刑5年。而当时的学生领袖王丹好像也只判刑4年。我满刑后,武汉市安全局威胁要我做他们线人,我拒绝后他们对我进行生命威胁。经常让人在街上对我进行殴打抢劫,我不得已逃离武汉。但是后来中共一直给我找麻烦,如果我找到好的工作,他们强迫老板开除我。如果我做生意,他们就强迫关闭我的生意。最恶劣的是中共二十多年不给我们一家上户口,我的孩子没有户口不能上学,大女儿初中没有毕业,小女儿小学没有毕业。     在中共逼迫下,我带着一家四口到处流浪,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多次试图自杀。感谢上帝,我在2006年成为基督徒,上帝把我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了。     我为了一家人的生存拼命挣扎,失去了激情,也不再参与维权和民主活动,2013年中共才给我上了户口,也允许我办了护照。于是我想方设法想出国,向欧美国家申请签证,美国两次拒签,原因是我坐过牢,有移民嫌疑。我一直认为欧美民主国家会帮助受迫害的人,可是受迫害却成为他们拒签的理由。    2017年我逃到柬埔寨,才真正体会到了自由的感觉。我又开始在网上批评中共暴政。中共对我进行跨国迫害,几次用车试图撞死我。有一次造成我右脚三处骨折。我不得已再次逃亡。经过几年的尝试,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在2023年逃到荷兰。我以为到了荷兰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还在继续被迫害当中。     我逃离柬埔寨之后,我的老婆孩子也感觉到了危险,于是在筹集到路费后她们也动身往欧洲来。没有想到在波黑克罗地亚边境被警察多次抓捕,被罚款、虐待、恐吓,最后一次的抓捕还有中共警察参与。我老婆和大女儿吓得几乎精神失常,一年多来我老婆常常做噩梦,我大女儿虾得不敢跟人说话。再加上他们没有长期签证,在几个免签国家每次只能停留一个月到三个月,不得已到处流浪,还经常被当地警察刁难。因为不能打工,生活没有来源,经常处于窘迫之中。     我多次向荷兰移民局反应我家的困境,可是他们没有丝毫同情。我长期困在难民营正是中共需要的,我们跟在国内一样,处于极度穷困中,只能勉强生存,没有力量反共。难民营一周补贴只有73欧,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吃饭,我的衣服都是别人送的,两年没有换过衣服。这里物价超高,一欧元购买力还没有国内一元人民币购买力大。一颗小白菜要两欧元,一斤辣椒五欧元。      看来荷兰移民局是与中共勾结、刻意拖延我的庇护程序,让我家持续陷入极端穷困中,跟在国内一样。中共还每天发信息对我进行谩骂、威胁,有几次还对我进行死亡威胁。我向荷兰移民局、警察局报警,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也向荷兰议会每一位议员发求助信,但是没有人回复。我也向荷兰、欧盟、联合国相关政府机构、人权组织求助,但是也没有任何回复。       我不得已只能给荷兰移民局发这封公开信,希望各位网友帮助转发并推荐给有关媒体,以便引起荷兰政府的注意,使我的庇护能够尽快完成,也使我能一家能够尽快团聚。
德國之音
7个月前
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週二(3月25日)報道,川普政府已悄悄暫停處理部分綠卡申請,包括已獲批評的難民提交的綠卡申請,作為更積極審查移民政策的一部分。 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最近指示官員暫停處理獲得難民或庇護身份的移民提交的合法永久居留權申請,這些消息人士要求匿名討論這一尚未公開報道的行動。 這項措施將暫時使那些因為證明自己在本國可能遭受迫害而獲得美國庇護的移民陷入法律困境。 川普政府已針對國會頒布的計劃,通過行政命令暫停難民審批程序並關閉美墨邊境的庇護系統,這些行政命令目前正面臨聯邦法院的挑戰。 國土安全部在聲明中證實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報道,稱暫停綠卡處理是為了遵守川普總統發布的兩項行政命令,其中一項質疑拜登政府的移民審查程序。 國土安全部在聲明中表示:「美國移民局暫停審理某些身分調整申請,等待完成額外的審查和審核,以確定潛在的欺詐、公共安全或國家安全問題,以配合」川普的行政行動。 「身份調整」是綠卡流程的正式名稱。 在官員引用的一份總統聲明中,川普指示聯邦機構「盡可能對所有打算入境、進入或已經在美國境內的外國人進行審查和篩選」。 官員們引用的另一項行政命令為國務院將墨西哥販毒集團和阿拉瓜河團夥等幫派指定為外國恐怖組織鋪平了道路。 暫停部分綠卡申請是川普政府出於對國家安全和詐騙的擔憂而採取的最新行動,旨在限制、收緊、在某些情況下暫停合法移民程序。 上個月,美國政府以審查和欺詐問題為由,暫停了所有拉丁美洲和烏克蘭移民提交的移民申請,這些移民是根據拜登時代的兩個項目抵達美國的,這兩項項目依賴於一種被稱為人道主義假釋的權力。政府並未公開宣布此舉,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已於 2 月 19 日披露了此舉。 川普政府上週表示,將給予透過其中一項計畫來到美國的超過 50 萬來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的移民 30 天的時間自行驅逐出境,否則將面臨逮捕和驅逐出境。川普政府官員聲稱拜登政府對這些移民“審查鬆懈”,並指出該計劃存在欺詐問題。 川普政府官員還宣布,計劃更嚴格地審查和審核申請合法身分(包括美國公民身份、綠卡和庇護)的移民的社交媒體帳戶。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表示,對社群媒體帳號進行審查是「加強身分驗證、審查和國家安全審查」的必要條件。 該機構長期以來一直在審查申請某些移民福利的移民的社交媒體信息,但新計劃將要求這些申請人向政府提交他們的社交媒體帳戶或帳戶以供審查。
朱韵和
7个月前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导。这些报导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 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为了掩盖大范围“人相食” 英美记者假采访 作者: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