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

1个月前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她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那一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 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她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1949年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也就在这一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选择往往决定命运。1949年是选择南渡还是北归,现在是选择财富还是自由,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不同的命运。这种选择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基本上30年一次,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 一个时代特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所走的路往往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和最终结局。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真正能够自主抉择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众生都是在随波逐流,所谓的枭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不过被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碾的粉碎。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那个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先生感慨:“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
4个月前
风烛残年,出走海外 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中午的食物,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了。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 ,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地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件,不能白白地费去。不然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权贵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岂料有近二年过着如此的生活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已,不会只身流浪在外地,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我80多岁行走蹒跚,多么困难,离开家到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时我多次流泪,不断思考,我并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后来我只能继续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我自费付出,我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之后,也要改日再把钱还他。比如北京爱知行万延海2000年8月的一天,来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他2千元作为2年来的利息。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给贫病民众邮寄书籍、衣物,经常会大量、多次的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忍! 我想来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经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要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之后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 自2009年走出国门,十年多了!骨肉亲人或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这里来很多中国人,来历各种各样,无人知晓,因此我处境也相当复杂,漫漫长夜间!可谓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去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怕的是近两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气,但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逃难的知识。明知来日无多,2019年除夕夜时,我想念自己的孩子,她们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写了一首诗: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 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 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 活泼无暇的行动, 奶声奶气的呼喊, 这是当年的乐景, 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2020年春 写于纽约) ---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图:2007年2月23日,高耀洁在北京的一家旅馆接受访问,桌上摆放了美国签证的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