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

陳軍
1个月前
说起来,许先生推文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分析方法。许先生的论证体现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本质主义,类似黑格尔的本体论,试图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然后将这一本质套用于一切相关事物,认为只要指明本质,便无需探讨细节、过程及其差异性。这种方法论倾向于用极少的事实支撑宽泛而抽象的符号体系。 对他而言,人不仅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甚至能一生反复踏入同一河流。 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中国贴上专制制度的标签,斯大林、毛泽东和习近平便可视为同类统治者。于是,过去专制时代的弊端无需进一步分析,即可套用既有理论模板和术语到中国今日的社会现实。 这种认知固然能在道德和政治正确方面带来某种优越感,却也反映了作者这一代人共同的问题,即认知能力的退化与对陌生事物的迟钝。他们要么因长期远离中国,成为“离岸的反华主义者”;要么身处大陆,却固守西方民主话语,成为其卫道士。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既不了解美国,也不甚了解当代中国。他们了解的多是早年书本中学来的观念,结合共产党当政以来的生活经验,这些观念在其意识中高度固化,导致思考范围和常用词汇变得狭隘且意识形态化。 从这点来说,他们都是本质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信奉者,在历史专制制度的叙事上拥有丰富知识和严密逻辑,却因此对当下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缺乏描述事实的能力。这种认知偏差与扭曲,根本源于其前置观念多来自早年的共产党教育。原生社会对一代人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人是环境的产物大致不差。 此外,他们身上带有中国儒生的治学与生活方式——学问上体现“六经注我”的中国特色,仍怀有经世济民的抱负。他们所受现代思考的训练有限,同时对经验性与实验性比较轻视,另外学术自律也有所不足,习惯将某一领域的学术成就扩展至未经深入研究的其他领域,形成偏好宏大叙事的风格。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理想情结和相对单一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流亡者,陷入了持续的认知困境——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与和个人现实境遇的落差。这不仅是他们一代人的不幸,亦是中国社会的某种不幸。
蔡慎坤
4个月前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她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那一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 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她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1949年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也就在这一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选择往往决定命运。1949年是选择南渡还是北归,现在是选择财富还是自由,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不同的命运。这种选择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基本上30年一次,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 一个时代特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所走的路往往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和最终结局。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真正能够自主抉择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众生都是在随波逐流,所谓的枭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不过被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碾的粉碎。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那个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先生感慨:“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