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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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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cheng Wang
4天前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看不懂美国? 龚晓夏女士看得明明白白的道理,中国那么多知识分子看不明白,不是他们智力低下,而是他们被信息隔绝,不能及时而充分地了解真实的美国,加上他们顽固的无神论世界观,对美国保守派充满敌意。如果说他们希望美国垮台,我觉得可能是冤枉了他们。希望他们放下傲慢,耐心倾听保守派的信息,并认真思考美国乱象的深层原因,而不要继续固执己见,以至于与真相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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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保守派
#信息隔绝
#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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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cheng Wang
1周前
中国知识分子为何过不了基督信仰这个坎儿? 不少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一听到“基督信仰”就反感,这是“基督教恐惧症”,是与生俱来的无神论洗脑的结果。他们一听到基督教就本能地想到“政教合一”,不知道政教分离是洛克受宗教改革影响率先提出的,是美国基督徒针对英国以国教逼迫清教徒的恶劣传统而落实到宪法中的,因此,现代基督教既是抗争政教合一的成果,又是政教分离的倡导者,与政教合一是天南地北的关系。
#基督教与民主的冲突:吴耀宗的政治神学探讨· 9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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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
#宗教恐惧症
#政教分离
#无神论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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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閑人
3周前
这句话惊到我了!🧐 “中国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通晓考试,擅长抄袭,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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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评价
#缺乏真理和道德
#考试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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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軍
1个月前
说起来,许先生推文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分析方法。许先生的论证体现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本质主义,类似黑格尔的本体论,试图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然后将这一本质套用于一切相关事物,认为只要指明本质,便无需探讨细节、过程及其差异性。这种方法论倾向于用极少的事实支撑宽泛而抽象的符号体系。 对他而言,人不仅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甚至能一生反复踏入同一河流。 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中国贴上专制制度的标签,斯大林、毛泽东和习近平便可视为同类统治者。于是,过去专制时代的弊端无需进一步分析,即可套用既有理论模板和术语到中国今日的社会现实。 这种认知固然能在道德和政治正确方面带来某种优越感,却也反映了作者这一代人共同的问题,即认知能力的退化与对陌生事物的迟钝。他们要么因长期远离中国,成为“离岸的反华主义者”;要么身处大陆,却固守西方民主话语,成为其卫道士。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既不了解美国,也不甚了解当代中国。他们了解的多是早年书本中学来的观念,结合共产党当政以来的生活经验,这些观念在其意识中高度固化,导致思考范围和常用词汇变得狭隘且意识形态化。 从这点来说,他们都是本质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信奉者,在历史专制制度的叙事上拥有丰富知识和严密逻辑,却因此对当下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缺乏描述事实的能力。这种认知偏差与扭曲,根本源于其前置观念多来自早年的共产党教育。原生社会对一代人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人是环境的产物大致不差。 此外,他们身上带有中国儒生的治学与生活方式——学问上体现“六经注我”的中国特色,仍怀有经世济民的抱负。他们所受现代思考的训练有限,同时对经验性与实验性比较轻视,另外学术自律也有所不足,习惯将某一领域的学术成就扩展至未经深入研究的其他领域,形成偏好宏大叙事的风格。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理想情结和相对单一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流亡者,陷入了持续的认知困境——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与和个人现实境遇的落差。这不仅是他们一代人的不幸,亦是中国社会的某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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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嘉文】 徐庆全:“逍遥者”章立凡 “北京有人,其名为章立凡。立凡之为人,名为逍遥者。” 我和立凡兄相识在2004年3月。那时,他与“博集天卷”的王勇兄合作,编一本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与政治密切相关联的知识分子学养和风骨的书。王勇电话我,说要和书的编者章立凡一起见见面,希望我“予以协助”。 章立凡?不就是那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章乃器的“小公子”吗?大名早知,无缘得见,我早就有心将他笼过来作为杂志的作者。有此机会,何乐而不为? 初见立凡,立即为他的“范儿”所吸引:一身笔挺的黑色中装,近一米九的个子,风度翩翩,面色红润饱满。讶异间,还没有来得及行握手礼,脱口而出的竟是:“立凡先生真是玉树临风啊!”立凡淡然地一笑,我们就算认识了。 后来,我读过一些描述立凡的文章,作者也大都从立凡的“范儿”说起,有的女性作者观察的更细致,甚至用“他的皮肤、眼睛和他的手一样纤细”来作为“范儿”的例证。也认识立凡的《中国新闻周刊》网络主编陈晓萍跟我说,章立凡的“范儿”是“遗少”的“范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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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4个月前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她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那一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 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她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1949年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也就在这一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选择往往决定命运。1949年是选择南渡还是北归,现在是选择财富还是自由,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不同的命运。这种选择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基本上30年一次,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 一个时代特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所走的路往往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和最终结局。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真正能够自主抉择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众生都是在随波逐流,所谓的枭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不过被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碾的粉碎。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那个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先生感慨:“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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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自由
4个月前
教宗良十四世就职弥撒后接受各国政要排队祝贺,除泽连斯基万斯卢比奥陈建仁外,还有总部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他与先教宗方济各有较好的互动,这次送给新教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题字.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就是良教宗背负的十字架,天下为公也算是两岸的共识.且看屈在后续能发挥什么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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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ping Xu
5个月前
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次在面对川普带领的真正西方传统价值回归时,立即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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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的骑手
8个月前
吴老师的说法肯定会刺伤中国知识分子的玻璃心,但是明显的事实。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水准比百年前大步退化,经过几代人不间断的驯化,大部分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头脑跟预装了充满bug的程序一样。跟百年前相比,中国离现代文明化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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