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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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前

吴国光先生关于习近平整肃军队高层的说法，被频繁引用，也迅速流行开来。他将这一系列处置直接定性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并由此得出结论：今天的中国政治，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可以放回到一个熟悉的历史模型之中。吴国光的论证并不复杂。习近平撤换、调查了一批军队高层，于是“清洗”这一概念可以被迅速套用，继而升级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这种词语的切换完成得非常快，中间几乎没有停下来讨论事实层面的差异：究竟发生了什么、规模如何、机制是什么、对象是谁? 围绕习近平对军队高层的处置，同样一个事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你可以说这是为了严格治军，也可以说是反贪腐，是依法办事，是整肃军纪；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称作一场“大清洗”。但这些词当然可以随意互换的，但它们与事实的距离并不相同。在这些说法当中，有些更接近正在发生的具体过程，有些则更多是在调整叙述，使事实更符合说话者原本的预期。吴国光选择的，是后者中情绪强度最高、道德负载量最重的那个。真正让我感到不适的，其实并不是对习近平的激烈批评。批评本身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依赖对现实的细致辨析，而是依赖一套高度定型的概念切换。在中文政治讨论中，我们已经太习惯于滥用词汇。“大清洗”“整肃”“清除”“依法治军”“反腐”“肃清流毒”，这些词往往不需要被严格界定，就可以在不同叙事中自由切换。分析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偏好，把一个具体事件迅速纳入某个熟悉的范畴，结论似乎就已经成立，而事实本身反倒变得无关紧要。如果我们还愿意认真对待历史，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通常指1936—1938年的“大恐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整肃”或“反腐”。它是一场由国家机器发动、以恐惧为治理手段、覆盖党政军与社会多个层面的系统性镇压，具有明确的制度形态：秘密警察主导、快速审讯、缺乏正当程序、大量案件由简易机构草率裁决；并且伴随公开审判的政治表演、社会动员式的敌人叙事、以及更可怕的配额化与连坐化——不是“发现敌人再处置”，而是“先假定敌人无处不在，再制造指标去完成处置”。更重要的是，它的规模与死亡人数不是可以被轻描淡写的背景板，而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本体。一般学界常用的数字范围是：在“大恐怖”最集中的年份里，被捕人数以百万计，被处决者以数十万计（常见估计约70万上下），更有大量人被送入古拉格劳改体系，死亡与毁灭不仅发生在“高层”，而是渗入到社会毛细血管。它不是“抓了几位将军”，而是把国家变成一个可随时吞噬任何人的装置。而吴国光的分析，恰恰是把这些最关键的事实层面抽空了。他并不需要面对这些具体细节，只要保留“清洗”“集权”“不安全感”这些高度抽象的要素，就可以完成一次看似严密的类比。这种把历史的事实产生的背景抹平，单凭“都是清除高层”就贴上同一标签，不是历史比较，简直是历史的滥用。在数学里，这种做法有一个非常贴切的说法，叫“合并同类项”：在A和B之间找出一部分相似之处，哪怕只有百分之十，然后就迅速得出A等于B的结论。这需要的并不是多么高明的判断力，而是一种对差异缺乏耐心的认知惰性。这种惰性并不是偶然的。吴国光离开中国已经整整三十六年。三十六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世界已经换了几轮结构，美国也已经不是同一个美国。拜登执政的四年，与川普执政的四年，所呈现出来的美国社会状态、政治生态和国家行为，已经明显不同，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在吴国光的论述中，时间似乎并不存在。历史是静止的，概念是固定的，只要现实还能被塞进原有的概念框架之中，变化本身就不再需要被认真对待。我一直认为，评论当下政治，关键不在于你站在哪一个价值判断的位置上，而在于你站在哪一个时间窗口里观察世界。历史不是一组可以反复套用的概念，而是一列持续前行的列车。如果观察者固执地停留在过去的认知窗口中，用早年形成的经验、读来的理论和已经固化的判断，去解释一个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那他看到的并不是现实本身，而只能是自己记忆中的投影。哲学上有一句老话：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世界在流动，经验理应随之更新。但在吴国光先生这里，他似乎可以在任何时候跨入同一条河流，因为那条河并不在现实历史之中，而只存在于他书本的概念之中。这种拒绝面对历史、拒绝面对现实的分析方式，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最应该具备的出发点来说，实在谈不上严肃，也不够认真。同样，如果批评只是为了不断证明一个早已存在的结论，那么这种批评，与理解现实之间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而这正在成为这一代人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

2周前

2/2 我还记得，在艾未未之前，另一位在海外德高望重的意见领袖决定回到中国定居。我参加了他的践行宴，内心只有祝福。人到了这个年纪，能够放下某些执念与自己和解，然后用更长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和理解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成熟。这并不是背弃理想，而是理解了理想最初的对象——不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利益诉求，而是社会中普通人的安逸生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长期拒绝更新判断的人。他们并非没有永远批评一切的权利，问题是当一个人的表达，只剩下对现实的持续否定，却不再关心现实是否真的在改善，这种表达本身，也就难以再产生任何的公共意义。同样，当一个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为己任的群体越来越只关心自身道德的纯粹性，而不再有任何意愿关心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任何进步的可能性时，他们终将把自己排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局外人。

2周前

1/2 读艾未未回国感想的感想艾未未这次回国看望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我真心为他能成行感到高兴。这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人伦之事，不该被过度政治化。至于他回国之后发表的一些观感——包括对欧洲现实处境的批评，以及对中国某些具体变化的肯定——外界迅速给出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但对我而言，揣测他的动机，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讨论方向。真正值得讨论的，只有一件事：他说的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事实性描述，又有多少是属于溢美之辞？如果暂时放下立场，就会发现，他提到的一些具体经历，并不是什么离奇现象，而是许多人在不同制度环境中都可能遇到的现实差异。这些并不是对某种制度的总体背书，而只是个人在具体生活层面上的直接感受。问题在于，很多人并不愿意讨论这些事实本身，而是本能地把一切重新拉回到熟悉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去。也正是在这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有些人对中国现实的任何变化，都表现出近乎条件反射式的拒绝。这种拒绝，往往并非源自对现实的不了解，而是因为早年形成的一整套价值判断，已经与他们的身份高度绑定。那些判断不再只是对社会的看法，而是构成了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一旦现实的发展路径并未沿着他们当年设想的方向展开，承认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动摇自我。我之所以始终对这种立场保持距离，也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七十年代末，我在上海参与民主运动，和朋友一起创办过《民主之声》这样的民间刊物。当时的想法很朴素，希望通过思想启蒙，通过讨论与写作，去影响社会的认知方式，而不是上街游行示威。八十年代中期，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心态则是：社会的进步应该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个体选择的自由入手，所以选择在北京和上海开酒吧，办画廊和组织音乐会。此外，我个人也并不擅长、也并不热衷于群众运动。我比较在意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与和所需承担的责任，而未必需要加入一个集体中获得身份感。这种倾向，也许与我在大学期间对存在主义的阅读与思考有关。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愿意从民生层面理解社会进步，而不喜欢使用宏大的概念去讨论问题。一个社会是否在变好，最终体现在人们是否拥有更稳定的生活、更可预期的未来，以及在日常层面是否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果进步只能停留在概念中，却无法落实到具体生活，那它本身就很难说是真正的进步。很多人似乎忘了，当初参与社会运动，难道不是为了让社会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变得更符合人性、更适合普通人生活，而不是为了让社会迎合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偏好或意识形态投射吗？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总是把自己的追求等同于社会的追求，把自己的向往视为进步的唯一方向。说到底，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某种傲慢和虚荣。他们无法接受一个事实：如果社会的改善不是由他们亲手推动的，如果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剧本展开，他们就拒绝承认这种进步本身的存在。仿佛只要他们拒绝改变，社会就不应该改变。在他们的经验世界里，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更好”，不是来自具体而日常的尺度而是现实是否符合他们抽象出来的民主自由那套标准。如果我们稍微跳出这些身份与情绪，只看现实，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呈现出与三十年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国内，也体现在海外。去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看看当下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普遍更加自信，也更清楚自己并不需要在中美之间进行某种道德式的选边站。在他们的认知里，中国社会早已超出了早年“民主还是专制”的简单对立。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相反，中国的问题依然很多，而且不少问题需要时间，制度和其它的资源配合才能逐步解决。如果我们以十年为衡量尺度，中国是否比前一个十年取得了更多实质性的改善？这种改善不是口号，不是意识形态标签，而是体现在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社会稳定，以及普通人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上。至少从我接触到的民营企业家、创业者、留学生和跨国流动人群来看，他们对中国的问题非常清楚，但与他们在美国亲身经历的相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在生活方式与社会节奏上，更适合他们长期生活。而这样的判断，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多数人的经验，而不是少数人的例外。顺带一提，艾未未刚离开中国不久时，我去德国见他，一起吃饭聊天。后来我们在刘晓波问题上存在分歧，便疏于往来。又后来他公开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行为，我公开给予支持。他为此一系列原定的展览被取消等，这种愤怒与挫败，我完全能够理解。如果他这次回国后的表达完全出于个人选择，那我认同。所谓自由，本就不该被限定为只能说某一种“正确立场”。就他这次谈到的一些具体经历而言，确实也属于事实层面的描述。至于他没有公开批评政府的其他行为，在众所周知的现实条件下，这种选择没有什么不能理解

1个月前

我和海外，尤其是那些离岸之后才开始反共的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相信，只要反共，什么手段都可以接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可以原谅。于是我们看到：因为魏京生反共，他就可以霸凌他人，用造谣的方式侮辱别人的人格和尊严；有人打着反共的名义，把假政庇做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还有像苏雨桐那样的人，只要先声明自己反共，就自动占据道德高地，接下来便可以用谩骂、诅咒和下作的语言去对付一切批评她、或与她立场不同的人。苏雨桐这种人设，我不陌生。文革高潮时期，我曾天天去上海的菜场排队买菜。菜场里有个大妈，每天自告奋勇跑到队伍前面，背诵毛的语录，还会抽查别人能不能背出来，有时甚至逼你交代家里的成分，问你是不是“黑五类”的孩子，荒诞至极。我当时就在想：长大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能生活在那种被人盯着、被人逼着表态、被人随时盘问立场的环境里。所以，每次看到苏雨桐质问别人是不是反共、反得彻不彻底，动辄使用“支那猪”“紫蜡烛”之类的词汇，我都会想起当年那个站在菜场里的老大妈。这根本无关立场对错，而是一种极其熟悉的心理结构：我真理附体，我就有权逼你表态；而你的自由，正是我可以用来逼迫你表态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说，这些人不过是共产党红旗下的蛋。换了服务对象，本质没变。别人常把苏雨桐描述成“嫉恶如仇”的人：只要发现对方不反共，或者反共得不够彻底，就用最难听的话去“问候”，并以此自豪。但在我看来，所谓这些“离岸反共”者们，无关乎道德勇气；对其中一部分人而言，反共只是他们的谋生手段。真正需要勇气的，从来不是反共本身——尤其是那些身处欧美日安全社会里的键盘侠和口跑党。真正需要勇气的，是敢于具体、公开地批评在你身边的发生的，现实中的恶，无论其对象是谁。对我而言，一个人的诚实与正直，远远超过他的政治立场。前者体现在具体生活里的细节；后者往往只是一种姿态。而姿态可以被设计、被包装，唯有生活是24/7进行的，很难永远造假。我参与社会运动很早，认识的人也很多，从刘宾雁到王炳章，从胡平到刘小波，名字排下来能有几十个。在我这里，判断标准始终只有几条：是否在国内真实地挑战过体制，并为此付出过代价——这至少证明了勇气；是否具备基本的自尊与可信任感，也就是说，是否拥有普通人的品性与诚实；观点和立场可以不同，但从不因此去诋毁他人，始终保留文明人的底线。今天还能通过这些标准、我仍愿意称之为朋友的，几乎都是一些知根知底的老朋友。而在这个圈子之外，我的朋友反而更多，政治光谱也什么人都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与反共无关，只因为他们是正常人。用“正常”这样一个低标准来看，我在苏雨桐身上也很难找到。虽然她的反共形象已路人皆知，这让我每次看到她的名字，那位在上海小菜场里指着鼻子问你“是不是拥护伟大领袖”的老大妈的形象立刻就在她身上“附体”显灵。

1个月前

当我在陈希同关于“六四动乱”的官方报告中被多次点名时，我并不知道苏雨桐是谁；当我1979年在上海从事民运、参与创办《民主之声》时，她不过两岁多。后来我亲眼看着她，用一种毫无教养、近乎失控的方式，把原本就已经低迷的海外反共生态，进一步拖入一种靠辱骂反习、靠诅咒灭共维持存在感的撒泼模式。她有时会出现在我们周六的节目中，一开口往往就是那种嘴不嫌脏、话不怕下流的谩骂腔调。仿佛只要她把自己的外表打扮成“淑女”，就可以毫无廉耻地开启“大妈躺下骂街”的模式，让我避之不及。过去有人总结过海外反共圈子的三种人：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现在拿这三种类型来比照这位苏某，不但贴切，而且她还做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混合升级加强版，传神。说起来，我平时怼人并不少见。但对那些在国内坐过牢、吃过苦的熟人，我通常不会用太多讽刺的口气。因为我一直认为，其中有些人卷入民运，真是一场误会，害了自己的一生也害了他们的家庭。中国政治向来是人性恶的集散地，是一个充满争斗的黑暗角落；一旦被卷进去，认知退化还算轻的——就像电影《芙蓉镇》结尾里那个精神失常、只会反复喊“运动了，运动了”的人物。而更糕的是像苏雨桐这样的人：干脆把泼妇骂街本身，搞成一种“差异化人设”，并以此自鸣得意。至于这种行为，究竟是不是比某些人被指控的所谓“大外宣”（借用一下这个我本人极其厌恶的词）对反共团体形象造成更大的破坏，在我看来已不用论证。对我而言，有盛雪、苏雨桐、包括魏京生这类人物出没的场所，我一律敬而远之。我对他们究竟“反共”还是主张别的什么，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那种撒谎恶意侮辱他人的低劣品性，我无法接受——即便他们自以为只要打着反共的旗号，一切谎言与伪装出来的正义感，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摆到公众面前。另外不可思议的是，苏雨桐过去还做过记者，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似乎已经丧失了写出哪怕有一点点常识性文字的能力。至少，“受过教育”这一点体面，也未能维持住。反共反到这种地步，反成一个笑话，这种人格障碍的新变种，恐怕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才能让我们见识。但愿随着苏雨桐年岁的增长，她有一天，能为自己这后半生的孤独求败，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1个月前

说实话，我不信对话中大陆方面会出价4万欧元一个月的报酬给徐某人，里面讲到的日本某人每月收到800万日元，这部分我也不信。如果像徐某人这样的海外网主，官方会给出这么高的报酬，那么他们要想拉拢的人数不胜数，要准备的资金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这些属实，那么会有多少类似的反共博主愿意被收买？事实上，我们从目前已被判案的王书君等几位实锤为北京工作的线人的资料来看，这些人拿到的报酬根本不多。海外曾经非常知名的网站——博讯前几年被大陆方面收购，也不见得出了这样的价。如果要说博讯的影响力，30个徐某人这样的也比不上。而且，我也没有听到徐某人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答应接这份活，是因为觉悟高吗，如是为什么等到今天才爆料？或是报酬不够高吗？那多少徐某人觉得可以接受？还是徐某人在后续的对话中，知道了对方基本不靠谱，所以不了了之？我认为后者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徐某人知道对方是个忽悠，但既然已经录了音，拿在手上哪天造一下势也不错，谁知道？有人留言说，录音不违法。这话在法律层面上没错，但真的走到法庭，私自录制的谈话往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我想强调不在这里，而是，凡会在与你说话时刻意录音的人，本身就不值得信任。这类人不是在跟你交流，而是在为将来“备用”。他们随时可能根据需要断章取义，把原本私下的谈话变成攻击你的工具。当他们选择录音的那一刻，动机就不能告人。这样的人不仅要尽量远离，还要抵制。

1个月前

转：“突发消息：《名利场》（Vanity Fair）作者克里斯·惠普尔（Chris Whipple）刚刚披露了他与川普幕僚长苏茜·怀尔斯（Susie Wiles）多次谈话中的一些惊人细节。以下是她对他说的话： •怀尔斯表示，她读过爱泼斯坦相关文件，并承认其中出现了川普的名字。 •她说自己曾劝告川普不要赦免最暴力的“1月6日”骚乱参与者，但川普无视了她的建议。 •她承认川普在寻求报复……“一旦有机会，他就会出手。” •她试图说服川普在上任90天后停止对政治对手“算旧账”，但这次努力失败了，因为川普的报复欲望从未停止。 •怀尔斯直接反驳了川普关于比尔·克林顿的说法，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克林顿曾到访杰弗里·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 •她形容川普具有“一种酒鬼式的人格”。怀尔斯说，她之所以能与他共事，是因为自己在一个酒精成瘾的父亲——体育播音员帕特·萨默罗尔（Pat Summerall）的环境中长大。 •关于副总统JD·万斯，怀尔斯说他“十年来一直是个阴谋论者”，而他从川普的批评者转变为忠诚支持者，是出于政治考量，更多是为了参议院的政治野心，而非原则。 •她形容埃隆·马斯克是“一名公开的氯胺酮使用者”，是个“非常、非常古怪的人”，其行为往往并不“理性”，令她“震惊”。 •她称预算主管拉塞尔·T·沃特（Russell T. Vought）是“一名极右翼的绝对狂热分子”。 •怀尔斯为美国国际开发署辩护，称“任何真正关注过政府运作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她表示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处理爱泼斯坦文件问题上“彻底失手”，并解释说： “一开始她给的是一堆毫无内容的文件夹。后来她又声称证人名单或客户名单就在她的办公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客户名单——而且那玩意儿绝对不可能在她的桌子上。” •她说政府需要“更仔细地审视”驱逐出境行动，以避免出现错误。 •提到两位母亲在自愿参加例行移民会议后，竟与孩子一起被逮捕并驱逐出境时，怀尔斯说： “我无法理解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确实有人犯了。” •她曾试图让川普推迟实施重大关税措施，但未能成功，并提到他的顾问团队内部存在“巨大的分歧”。 •怀尔斯这样总结川普的执政心态：他行事的前提是，他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没有任何事他做不到，零，没有。”

1个月前

1/12白宫刚刚发表了由川普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该报告首次提出了川普版本的新门罗主义： “在多年忽视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将重新提出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并保护我们的本土与我们在这一地区关键地理位置的通行权。我们将阻止来自本半球之外的竞争者在本区域部署军力或其他具有威胁性的能力，或拥有、控制战略上至关重要的资产。这一“川普版门罗主义原则”，是对美国实力与优先事项的常识性、且极具威力的恢复，与美国安全利益完全一致。” 我们在西半球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招募与扩展”（Enlist and Expand）。我们将“招募”本半球的老朋友，帮助控制移民、阻止毒品流动、加强陆地与海上的稳定与安全。我们还将“扩展”，通过培育和加强新的伙伴关系，同时提升我们自身作为本半球首选经济与安全伙伴的吸引力。” 读完这份报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近期在南美频繁介入阿根廷、洪都拉斯等国的政治与经济事务，尤其是对委内瑞拉海上的袭击以及对其政权更迭的公开施压。过去十年，委内瑞拉已成为中国在拉美最重要的债务受援国之一。中国向其提供的大规模贷款覆盖能源、基建、电信等关键领域，港口与油田的运营也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国企业纳入体系。长期来看，这意味着中委关系的加深将使委内瑞拉逐渐成为中国在美洲的一个战略支点，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同样不容忽视。在俄乌战争的局势下，美国不仅未能取得预期中的战略优势，连川普原本自信能够迅速调停的设想如今也变得遥不可及。这种挫败感反而让川普政府更强烈地认为，有必要通过“拿下”委内瑞拉来证明美国在西半球依然拥有主导能力。因此，美国必须在委内瑞拉取得成功。国家安全报告已经向整个拉丁美洲释放出明确信号：美国将重新担当该地区的最终仲裁者。任何选择与中国或俄罗斯进行深度合作的国家，今后都必须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架构与经济依赖，因为局势的变化将会影响整个西半球的未来走向。在这一战略中，委内瑞拉被视为新门罗主义的“样板国家”。其政治与经济结构将成为美国重塑地区秩序的试验场。如果美国能够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可控的政治与经济框架，它便能够以同样的逻辑推动巴拿马、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调整对外关系，尤其是削弱中国在南美迅速扩张的影响力。必须说明的是，美国从未打算把委内瑞拉改造成所谓的“民主范本”。它真正追求的，是在强大压力之下让委内瑞拉变成一个不会对美国构成战略风险、能有效排除外部势力介入、并在关键领域——尤其是能源——接受美国影响的国家。报告还包含着其它丰富的内容，包括中东问题，欧洲问题，台湾和中国问题等。下面是该报告的全文翻译：《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 2025年11月白宫华盛顿我的美国同胞们：在过去九个月里，我们把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从灾难与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经历了四年软弱、极端主义和致命失败之后，我的政府以紧迫感和史无前例的速度行动，在国内和海外重建美国实力，并为我们的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实现过如此戏剧性的扭转。从上任第一天起，我们就恢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边界，并动用美军阻止对我国的入侵。我们把激进的性别意识形态和“觉醒”疯狂从我们的武装部队中清除出去，并以1万亿美元的投资开始加强我们的军队。我们重建了同盟关系，让盟国为我们的共同防务作出更多贡献，其中包括一项历史性承诺：北约国家将国防开支从GDP 的 2% 提高到 5%。我们释放了美国的能源生产能力，重新夺回独立自主，并实施历史性的关税，将关键产业带回美国。在 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 中，我们摧毁了伊朗的核浓缩能力。我将在我们地区活动的贩毒集团和野蛮的外国帮派宣布为外国恐怖组织。在短短八个月时间里，我们解决了八场肆虐的冲突——包括柬埔寨与泰国、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刚果（金）与卢旺达、巴基斯坦与印度、以色列与伊朗、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并结束了加沙战争，让所有在世的被扣押人员回到了他们的家庭。美国再次强大、再次受到尊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让全世界实现和平。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我们都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接下来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旨在描述并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非凡进展。这是一份路线图，用来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国家，以及地球上自由的家园。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继续发展我国实力的每一个维度——我们将让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更富裕、更自由、更伟大、更加强大。唐纳德·J·川普总统白宫 2025年11月

1个月前

1/5《今日世界》上周六有关乌克兰政府贪腐问题讨论的文字稿如下陈军：现在被调查、并主动辞职的这位，是泽连斯基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他是这次俄乌战争谈判的核心负责人。他原本计划在本周末前往白宫，继续就后续谈判细节进行沟通。这件事情的过程，我已经在推特上第一时间贴出来了。他们已经对相关人员的电话等通讯方式进行了超过一千小时的监听，掌握了大量证据。实际上是乌克兰内部的反贪局动的手，由两个部门联合行动。我之所以很早就预判这种事情大概率会发生，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位办公室主任早年是泽连斯基喜剧团队的律师，是他最早的一批搭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泽连斯基的崛起过程。当时他曾把小学同学及早年的喜剧团的好友都带入政府。他这种近亲繁殖式的用人方式后来造成了很多问题。例如，他的另一位办公室主任在俄军入侵前，认为拜登政府提供的情报不准确，坚持认为俄国不会入侵乌克兰。结果判断失误，导致俄军开战时乌方措手不及。这位官员后来也被撤职。另一个我很早就意识到的问题，是我在基辅和敖德萨时接触到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我过去的经验中，这些人属于我以前没打过交道的一类，我感觉他们就是做情报的，当然是广义上的情报。例如在前线观察俄军的作战方式、装备，研究他们的打法；也有人在研究泽连斯基政府内部重要官员的动向等等。我知道情报部门的特点，我们以前了解香港时也是如此：某些区域情报人员高度集中。当事情发生后，我们常常会在中央情报局事后的解密档案里看到当时他们是如何介入的。至少在俄乌战争前，据我看到的报告，中央情报局在乌克兰境内就有五十个据点。更不用说他们还深度参与了乌克兰一些行政部门的培训工作，很多部长级官员都是由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培训的。所以我相信，他们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这些人每个人的性格、习惯、生活方式，这是情报工作的常规。爱泼斯坦实际上也做类似的事情，了解关键人物，抓住弱点，在关键时刻要挟，让对方就范。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一直以来有各种消息传出。我很早就看到，例如基辅市长，据说他在海外拥有价值约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资产；同时他在乌克兰本地被指是色情产业的主要操盘者之一。在东欧，有大量乌克兰年轻女性从事性交易，而基辅的色情产业链——包括夜总会、俱乐部——据说都由他掌控。我曾见过市长的弟弟，我同去的朋友后来见到了市长本人，因为我那时已经离开了。我长期关注泽连斯基，也关注来自敖德萨朋友们提供的讯息。大家是否注意到，敖德萨那位在当地声望很高的市长，最近因与泽连斯基闹翻，被泽连斯基以“持有俄罗斯护照”为由直接免职，引发了当地极大反弹。这类消息在海外报道较少，但当地民众甚至准备上街示威。后来我得知敖德萨市政府希望让情绪先冷却一段时间，虽然他们非常不满，毕竟市长是民选的，但泽连斯基用一纸行政命令就撤掉了他的职务。这些零散的情况，加上现在披露的内部贪腐金额，我认为真正涉及的数额远远不止目前公布的那些。我看到有说法称，接近特朗普的一位人士表示，大约接近一千亿美元的资金去向不清楚、无法交代。我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张成分。但整体而言，我判断这些事情在这个时间点被抛出来，就是为了对泽连斯基政府施加压力。因为在二十八点和平协议公布后，泽连斯基的表态有所变化，欧洲方面也有不同声音。我认为情报部门选择此时曝光材料，是为了打击泽连斯基的公众声望，激化外界对他的不信任。同时，这些曝光背后可能还有更多证据没有公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对泽连斯基施压：如果不接受停火条件，他可能会被人取代。我也看到不少报道，说许多人已经在布局“后泽连斯基时代”。现在有几种可能：一种就是让泽连斯基体面下台。我甚至看到一些报道说，他已经在准备出逃路线，其中包括他政府团队的一些成员未来可能会去以色列。当然，这些消息我们暂且听一听。上官乱：刚才陈军讲的很多内容，其实都是我这段时间想说的。我正好看到陈军这几天在推特上发布的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关于乌克兰的。我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对乌克兰的认知，到底被遮蔽了什么？今天曝光的乌克兰腐败新闻，只是我们现在才看到，但严格来说，这些问题在乌克兰国内是长期、普遍被讨论的。今年七月起，乌克兰国内就不断出现反贪腐示威。其中有一句抗议者的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像现在台湾的氛围。他们在示威时说：“我们不要让乌克兰变得越来越像俄罗斯。” 我之所以记得陈军那篇文章，是因为他提到：这几年我们为什么对乌克兰、以及川普对乌克兰的不再支持反应如此强烈？很重要的原因是，俄乌战争从一开始就被嵌入了一个固定、不可质疑的叙事：民主和独裁的对垒。在这种叙事框架中，乌克兰被设定为一个近乎完美的民主勇士。

2个月前

《今日世界》本周六的节目直播已经结束（见下面链接），各位有时间欢迎去听一下，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在我把本次节目涉及的三个主题中有关香港近日宏福苑起火事件的讨论部分，按嘉宾发言的顺序整理成的文字记录，贴在下面：一、邓聿文我去过几次香港，大概六七次、七八次。香港确实是建筑非常非常密，高楼林立，“高楼”几乎就是香港的代名词。这次火灾突然发生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些舆论，不管是有人带节奏也好，还是对真实情况的反映也好，对香港政府有不少批评，认为管理能力下降。尤其是回归以后，经历过去几年的那场风暴之后，也有人讲，这种事情在港英政府时期绝对不会发生。香港现在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我确实认为有一点很可能存在：香港政府对这种高楼密集的状况，尤其是大量居民住在高层密集住宅的情况，并没有做出很好的整体规划，包括预算投入和管理措施。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这个严重问题，是不是因为这二十多年来出于政治原因，导致管理团队在治理上的松懈？还是说，因为过去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故，所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不不会出事”，从而放松了？这些都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我本人也没有长期在香港生活的经验，因此无法对具体责任做评估。但我认为，这样一个因素很可能是存在的。对于香港这种“地小人多”、一个湾区里那么多高楼的情况，如果对高楼火灾风险没有充分的预判和准备，一旦起火，要救援是非常困难的。好像有个评估说，二十二层以上即便是小火，消防队要有效救火都非常困难，这一点恐怕不只是香港如此。现在有人把起火原因归咎于泡沫材料，或者外墙加固的某些工序。这很可能是因为此前香港楼房加固、维修长期采用同一套作业流程，过去几十年如此，大家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在也可以照旧。由香港这个事情，我想到上海。上海在 2010 年也发生过一次高楼大火，死了五十多人。那场大火之后，上海多少吸取了一些教训。上海虽然也是高楼林立，但密度比不上香港；至少在那之后，我们没有再看到同等级的猛烈高楼火灾。香港是否会因此接受教训，我们还要后续观察。如果这场大火之后，城市管理方面仍然只是维持现状、做一些小修小补，那我估计，这就说明确确实实存在一个由于政权运作问题所导致的团队治理能力的结构性问题。二、主持人这场火灾发生以后，我看到各方自救、互救。其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港人自建的“报平安地图”：把信息直接汇入表格，再连到一张由本地居民临时搭建的互动地图上。随着火势持续，这个工具的更新速度远比政府正式信息发布还要快。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艺人、民众，包括大量大陆人士在为香港火灾捐款。我们的嘉宾陆先生也在第一时间捐款，尽自己的力量。稍后也可以请小陆谈谈他的观察和感受。帮助香港的渠道链接我也分享在我们频道的社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里找到。但同时，我们也确实看到很多人把这场悲剧政治化，把它看作是体制的失败。上官乱因为时间原因下线了，她提到看到一些台湾人在发挥，说这是“归顺中国的诅咒”。我理解大陆与香港这段历史，尤其是 2019 年反送中运动，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影响与撕裂。但我个人看到这些争论的时候，再看火灾现场的画面，会有一种特别窒息的感觉。三、胡平这次香港发生高楼火灾，再次说明一个问题：香港这种几十层的大型住宅楼，一旦出现灾情，逃生确实非常困难。但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事情发生后没多久，中共中央港澳办就发表了讲话，强调对港府的充分肯定。也就是说，北京方面显然不打算在这件事情上追究港府的责任，也不希望港府因此承担什么政治后果。当然，这类事故港府领导层究竟有多少责任，本来就很难界定。但中央方面这么快表态，还是值得关注的。我本人其实没有去过香港。陈军应该还记得，九七之前有一年我们俩想申请去香港，当时绿卡需要旅行证件，被拒签了不让进去。所以我一直没有真正到过香港。但从地图、照片和平时的报道里也能看出，香港的居住环境确实非常拥挤。再谈到这次事故中的竹棚、脚手架等因素，我也觉得奇怪：现在不是有很多先进的消防技术吗？为什么这次的救火行动显得特别迟缓？很多设备似乎都无法靠近高层。有些人提到无人机技术，说现在可以设计一些专门针对高层火灾的灭火器具。但这次火势居然任由它持续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快速控制。我想，这件事情之后，多方面应该都会做出改进。毕竟教训太惨重了。无论是建筑设计、施工标准、维修管理，高层建筑使用的材料，还是消防装备，都应该会因此有所提升。从另一面也能看出，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关注，是因为这么高密度的城市里出现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确实不多见。一旦出了事，后果非常麻烦，也很难收拾。接下来这件事恐怕也不会再出现太多戏剧性的的发展，大概就是这样了。四、陈军我以前是盖过房子的，而且我现在在做一个预制房项目，所以对防火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比较了解的。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致12死16伤，消防员殉职悲剧再现· 90 条信息

#香港宏福苑火灾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港府责任与北京态度 #民间自救与捐款 #城市规划与管理

2个月前

关于宏福苑这场大火，大家都仍在错愕之中。此刻最重要的，是搜救、调查、善后，以及尽可能找出起火的原因，从而减少未来发生类似意外的风险。或者像王路飞，王志安这样的，捐钱表达支援。世界任何城市所发生的灾难，都会因为各种环节的失误——材料、施工、监管、楼龄、设备维护、人口密度和气候——现实世界的风险往往是多因素叠加的。我们但凡有点常识，首先是把事情查清楚、弥补漏洞，而不是急于把一场悲剧立刻置入一个既定的政治框架。韩联潮把这次香港的火灾说成“制度性人祸”，不是不可以。但作者曾是一位律师，担任过美国参议员的助手。按理说，这样的背景应该让他具备区分“事故调查”与“意识形态投射”的基本素质。如果韩先生连最基本的因果判断、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事故调查的程序性与专业性都无法准确理解，不知道他又如何帮助别人理解公共事务？如果按照韩的这种逻辑，加州过去几年几场几乎烧掉整片社区的山火——电力公司设备老化、监管长期失效、官僚拖延、灭火水源不足、疏散不力等——哪个不可以冠之于为“制度性人祸”？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能不能讨论制度，而是为什么同一种分析框架只在某些地方被选择性使用？因为美国有民主，什么都不是制度问题？把一场香港的悲剧迅速政治化，却把同样结构性问题发生在美国时，持双标态度，这哪是在关心什么制度问题，而只不过在借题发挥，像公众宣示自己的立场。这有点low….

#宏福苑大火 #搜救调查 #制度性人祸 #双标 #政治化

2个月前

转：“乌克兰最高级别的反腐机构——NABU（国家反腐败局）和 SAPO（特别反腐检察官办公室）刚刚突袭了政府大楼。据报道，突袭的目标是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烈·叶尔马克（Andriy Yermak）。这次最新行动发生在乌克兰能源领域因一桩 1亿美元贿赂丑闻而震动全国的几天之后——但目前尚无官方消息表明两者是否相关。这两家机构目前都尚未对突袭行动发表评论。消息来源：Kyiv Post, Sky News“

#乌克兰反腐 #NABU突袭政府大楼 #泽连斯基幕僚长叶尔马克 #1亿美元贿赂丑闻 #能源领域

2个月前

至少在一年前，我在我们每周六的《今日世界》预言：泽连斯基政府的贪腐问题一定会被查处，他本人也因此会身败名裂，受到法庭的审判。另外的可能是在美国的安排下，条件是答应了美国开出的各种条件，包括对其国家资源控制权之后，在中东某地隐退。但无论如何，他对欧美的错判，加上缺乏战时领导者的经验和周边人的贪腐，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了本可以避免的如此败局。转：“观点：贿赂前线——乌克兰如何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输掉这场战争套路大概是这样的：先被入侵，再成为全球抵抗的象征，然后吸收数百亿美元的援助，最后——就在全世界都盯着的时候——让腐败又从地板底下爬回来。乌克兰面对的，不只是俄罗斯的坦克，还有它自己那些根深蒂固的坏习惯。而现在，腐败正卷土重来。说的可不是几张虚高发票，而是动辄九位数的回扣计划、军购丑闻、把国家能源公司当成私人小金库。这不仅丢脸——而且是核爆级的丑闻。西方已经为这场战争买单，几乎像是在资助一次登月计划。武器、医院、养老金——从柏林到巴尔的摩，纳税人扛下了这一切。但不成文的契约很清楚：我们出钱，你保持干净。至于乌克兰？呃……他们并没有把收据寄回来。每一次又有官员被抓到通过空壳公司走账，或把合同塞给亲信，这就不仅是国内笑话了，而是一颗外交手榴弹。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耐心已经开始耗尽。“审计疲劳”（audit fatigue）之所以开始流行，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俄罗斯呢？他们正看得津津有味。普京根本不需要赢下战场，只要指着基辅腐败的新闻标题说一句：“看吧？我早说他们是个失败国家。”每一起丑闻，都是朝西方联盟发射的一枚公关巡航导弹。乌克兰承担不起这样的代价。无论是道义上、战略上、还是财政上。泽连斯基已经承诺要展开严厉打击——很好，那就拿出起诉书来。拿出定罪来。让所有人都看到：哪怕是有关系的人，也不能用捐助者的钱开金色降落伞。因为如果乌克兰继续把反腐当成“建议”而不是“生存策略”，钱会慢下来，支持会分裂，而同情？会消失。战争不是只在战场上赢或输的。它们同样会输在会议室、法庭和密室交易里。乌克兰只有一个前线之外的任务：不要给世界一个转身离开的理由。”

#泽连斯基 #乌克兰腐败 #西方援助 #审计疲劳 #普京

2个月前

这是《今日世界》第一期的另一主题：“台湾岛内认知战”的文字版内容：陈军：最近我和上官乱有过一些交流。她作为在台陆配，目前在台湾的境遇是比较糟糕的。台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方民主阵营”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选举体制和选举文化也深受美国政治逻辑的影响，许多议题被高度政治化、党派化。比如他们对王志安访台事件的处理，比照其他自媒体访问团的不同对待，体现的就是台湾这种政治化、标签化的倾向。而他们今天口口声声讲的“认知战”，其实说白了，就是延续美国式竞选政治的那套逻辑，把任何不同意见都打上“敌方操控”的标签。只不过在川普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台湾问题很显然采取了与过去不同的策略。在拜登时期，拜登至少三次公开讲过：“如果大陆对台动武，美国一定会出兵干预。”但这在今天川普的议程上，他不会再把台湾视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就像乌克兰也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一样，台湾在川普的世界版图中，并不属于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的对象。另外，美国历史上颠覆其他民主国家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它从来不是所谓“民主社会的必然捍卫者”，只是川普更直白地表达了美国这种现实主义的逻辑。当然，从地缘政治上讲，在中国大陆环伺的地理格局下，台湾无法摆脱这个区域的现实，因此必须认真评估自身处境。目前民进党的问题，在于存在着某种鸵鸟心态。他们主观上投射出一种幻想：只要台湾出事，美国一定会介入。最近日本首相也发表了类似的表态，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如果大陆动武，日本就会启动防卫机制。但这些基本上都是政治表态。到了真正关键时刻，日本自卫队是否真的会介入，那是另一个需要认真评估的问题。说实话，地缘政治是冷酷的。在现实层面，台湾随时可能从“餐桌上的客人”变成“餐盘上的食物”，它的谈判资本正在急剧减少。台湾前外交官苏起最近在访谈中说，以前两岸谈判时，大陆还会考虑台湾代表的面子问题，所以在安排座位、讲话顺序方面多有顾及；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无论他们如今多么亲中，大陆在制定台湾政策时都不会再顾虑他们的考虑。台湾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已经与大陆不再对称，而是处于绝对弱势。如果台湾不认清这一点，继续沉浸在“民主自由必然胜利”的幻觉里，就很可能在现实面前遭遇挫败。我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但历史的进程往往比人们的愿望来得更残酷。胡平：弗里德曼是在台湾的“天下远见高峰会”上发表讲话的，他后来在《纽约时报》上也写过类似文章。他的大意就是：台湾不要再那么指望美国了，认为“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的时代已经结束。其实从中共的角度看，它一直在考虑武统的问题，主要顾虑的就是美国是否介入。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实际上影响有限。日本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真打起来，日本几乎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介入。首先，日本仍有和平宪法，它的军队仍叫“自卫队”，这本身就限制了它的行为空间；其次，日本和台湾之间没有正式邦交。如果大陆动武而战火没有波及日本，日本实际上只能旁观。欧洲更不用说。我们看到俄乌战争期间，北约虽在旁边，却没有直接出兵。台海情况类似。唯一不同的是，美国有《台湾关系法》。理论上，美国离台湾很远，与台湾既无邦交也无盟约，但因为有这个法案，中共在考虑动武时不得不顾虑美国态度。不过，《台湾关系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台湾被攻击时美国必须出兵。它的条款是模糊的，只说美国会“关切台湾安全”，并没有“必然军事干预”的义务，这与过去美台之间的安保条约完全不同。所以拜登几次公开说“美国会出兵”，才会被视为把模糊变清晰。而如果川普选择不出兵，只提供物资与武器援助，从法律上也不算违背《台湾关系法》。即便美国出兵，还有更关键的问题： — 出多少兵？ — 投入到什么程度？ — 目标是什么？这些决定战争结果。美国在全球仍具优势，但在台海这个局部战场，共军已占优势。五角大楼和智库多次兵棋推演，许多结果都是共军占上风。这不是美国打不过，而是——它不可能全力以赴。在核大国对峙背景下，美国不可能把冲突推向失控边缘。川普说“如果大陆打台湾就炸北京”，这是威慑口号，不是真策略。因此我认为短期内中共不会轻易动武。统一是“千秋大业”，但没有迫切性。它不像俄乌那样可以打一半；中国如果动手，唯一目标就是完成统一，没实现就是失败，因此不会轻举妄动。至少未来三年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一

#龙应台纽约时报发文引发两岸舆论风暴· 11 条信息

#台湾认知战 #美国对台政策 #台海局势 #川普 #地缘政治

2个月前

续一胡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当年在中国的时候就思考过，因为我们所处的那个制度肯定是恶劣的，除了政治上不间断的迫害之外，还有经济上那种没有效率的大锅饭、普遍贫困，这个我们都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像北欧一些国家，比如瑞典，他们也叫社会主义，但那个时候连官方也是把瑞典归为资本主义的。我当时也认为严格意义上它还是属于资本主义，不属于社会主义。简单说来，过去共产党国家——苏联、东欧以及毛时代的中国（不是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变得很不一样了，另当别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北欧、西欧一些国家，它是社会主义政策，区别就是制度不一样。共产制度、共产党下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消灭私有制，否定市场经济，像毛时代搞得很极端，农民卖自留地种的菜都要打击禁止，说这叫割资本主义尾巴，都归为资本主义的。它是没有市场的。实际生活中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但基本上是没有市场，就是没有一个自由经济的。我们把那个叫做社会主义制度。而西方，包括北欧，他们还是市场经济，是他们的一个基础，它还是承认私有产权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政策，主要是向富人多收税，给穷人更多的福利。当然包括美国在内，也有给富人征高税。现在西方通行的收税方式叫累进制。收税有两种，一种是单一制，比如说都是十分之一：你收入一万元一年，那么收你十分之一一千块；你收入一百万元，十分之一收你十万元。那么当然是你收入越多，你交的税越多，但是你交的税的比例和穷人是一样的，这叫单一税。现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都是累进税，就是说你钱越多，你交的税率越高，税的比例越高。比如你收入一万元，那你的交税标准也许就是百分之十。如果你收入是一百万元，那你收税的标准不是百分之十，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如果你是一千万元、一亿元，可能收税标准是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十。这么一来，越富的人收的税越高。政府有了更多的钱，就把这些钱发给穷人当福利。像当年瑞典有个口号“从摇篮到坟墓”，也就是说你从生下来，一直到去世，都有政府给你保底。你上幼儿园、小学、大学，当你工作、失业、没有工作，或者你老了退休了，你放心，你的经济上都是有保障的。当然后来瑞典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发现有点难以为继。我们把瑞典这种国家称为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它肯定是在市场经济、承认私有产权的基础之上，政府对经济生活有比较多的干预，向富人收更高的税给穷人更高的福利，一般指的是这个。就这点而言，确实西欧、北欧和美国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对富人收的税相对来说最低，给穷人的福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不但和西欧、北欧不能相比，包括和日本、澳大利亚或者台湾相比也都是如此。 2007年，原来人大的副校长谢韬（57年是右派）主张中国的共产党应该改革，改成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改成社会民主党。他提出这个主张，他那时候还是很清楚的，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和原来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两回事。美国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中是最资本主义的，它对富人的税收最低，给穷人的福利也是最低的。当然有很多历史原因。所以很多人早就说美国特殊论、美国例外论，这和美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有相当大的关系。包括它的福利比较低，也跟长期以来对移民开放的程度比较高有关，谁都可以进来，或者进来很容易。那些国家能够做到高福利，基本上外人要进入的话是很难的，门槛很高，不是移民社会（前些年因为打仗进入很多难民，那是另当别论）。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有相当严格的边界，不能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因为进来他就可以吃你的福利；涌进来的移民太多了，原来的国民肯定就不高兴，还有很多问题。另外，美国对富人的税收低，也吸引了很多富人搬到美国来，所以美国的富豪特别多。富豪肯定把他的企业也带来，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发展比较快。因此在很长时间之内，这种对富人的低税收和对穷人的低福利在整个社会上并没有太强烈的不满。像这次曼达尼的主张，其实和二十年前绿党一个叫纳德的总统候选人相似，那时纳德只得了不到5%的票。这种主张在美国实际上一直是有的，只不过不太得势。这次曼达尼在纽约，这个特点的社会主义就取得了胜利，而且胜利的比例还是比较高。你别看他只有百分之五十点多，但在西方这种选举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算是很多了。当然你说投票率很有限，但投票率一向是有限的。作为纽约客，特别注意到年轻人站在曼达尼这边的很多。从十八岁到二十九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百分之八十是投曼达尼的票。老纽约客投曼达尼的人不多，新纽约客投曼达尼的人多，因为他们新来，马上就面临住房的巨大问题，他们发现负担不起。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主义”和我们反对了那么多年的那个“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东西，是有很多原则性的区别的。二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福利国家 #税收政策 #美国例外论

2个月前

《今日世界》节目从推特转到油管已进入第三个星期。因为前两期未能如愿直播，现在我先把第一期讨论的文字版，分享给没有听到节目的观众。这期的核心议题是：曼达尼当选纽约市长所代表的政治意义，以及什么是他的“社会主义”。下面是发言的具体内容：陈军：先谈谈纽约的租金问题吧。我住在SoHo的这栋楼，2014年搬进来的时候差不多七千块不到一点，现在已经涨到八千两百块了。当然，这个涨幅算小的，因为疫情期间很多楼的租金其实是被冻结的；不然以纽约正常的租约来看，每年基本上都会涨个3%左右。简单讲，纽约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负担不起的城市了。大部分在纽约工作的人，就像市长说的，他们是在为纽约工作的，但他们自己却没能力负担在纽约生活，所以都往外围搬，比如新泽西。很多人说曼达尼主张冻结房租是在搞社会主义，但大家不了解的是，这里的“冻结房租”主要针对于纽约市现在大概一百万户左右、租金受到政府管制的所谓“租金稳定”公寓。这种租金稳定在过去几年本来就是被严格限制涨幅的。但是房东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这个房客在1971年左右搬进来，这种类型的公寓就不能随便涨。而这些房子在纽约有些楼里占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有些人之所以还能住在纽约，就是依赖了这个租金稳定的机制。但房东不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房租慢慢上涨，如果涨到两千七百块这个节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完全放开了，也就是说立刻就可以把房租调到五千、六千或更高的市场价。这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就是你的收入随着年限的增长，如果租客的收入到了20万美金，那么你就不能再享受“租金稳定”这个优惠，所以房子就回到了市场价。所以像我现在住的楼，虽然已经付了八千多，但是房东还是希望如果我会搬走的话，他们会希望我搬走，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一旦搬走，我这样的一个公寓就会租到一万两千块。这就是房东和房客之间的一个拉锯战。别忘了曼达尼在当公职之前，就是在纽约的租金管理委员会里工作，所以他一直替租客争取权益。这里当然有许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一个租客如果三个月付不出房租，房东就能立刻启动程序把人赶走。整体上有些政策在某些情境下偏向房东，有些情境下偏向租客，很难说哪一条政策一定就是对谁有利，很多就要看复杂个案。总的来说，新市长上任以后，不管如何都必须推出一些新的政策。而这些政策会得到大量纽约人的支持。如果你去看纽约的选民结构，他的胜选是有指标意义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讨论更多：比如这场选举背后是不是存在对川普政策的不满？是不是把一些过去的政治议题转化成了民生问题？从川普的反应也可以看出来，共和党有人甚至主张把曼达尼递解出境；川普也说如果曼达尼当选，联邦拨款就会停。但等曼达尼真的当选了，白宫那边也确实承认他们观看了选举，也听到了新市长胜选演讲里喊到“川普你听着，把声音开大”的那段。不过川普后来也改口，说愿意和新市长见面。而之后他在发言里也开始采纳了一些和民生有关的说法，包括要提供更多让普通人负担得起的住房、食品、生活必需品等等。所以曼达尼的胜选，在这个意义上，确实突破了两党建制派这些年来反复炒作但毫无内容的政治议题，这是他胜选的一个核心原因。说到纽约治安，我想老胡跟我有一样的体验。现在坐地铁，基本上都会特别小心；如果人多又拥挤，你下意识就会靠着墙站，生怕被别人推下地铁轨道。我在纽约三十五年，也当过房东。我以前在布鲁克林有一栋四家庭的房子，我十几年前拥有那个房子的时候，每层楼大概能租一千五百块左右。但现在大概涨到五、六千。我当年顶层有个老住户，一个月只付一百五十块，而且一毛都不能涨。站在房东的角度，我当然也有自己的感受。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在陈述事实。对房东来说，当然希望这种“一百五十块的老房客”越来越少。有些地方规定租客去世后孩子不能继承，有些地方又可以继承。结果就是，自由市场那边房价疯狂上涨，但政府控制的那部分涨幅极其有限。所以这里有一个必要的平衡。如果没有这个平衡，我们就会看到，比如我当初的房子在布鲁克林，就是因为收入不平衡的问题。我住的那条街只要往隔壁走，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区域，贩毒、卖淫什么都有。但随着更多人搬到这个社区，租金一路上涨，贫穷的人被迫慢慢搬走，这个地区现在变得更加繁荣。所以这就取决于你怎么看。是觉得政府主要任务是保护有钱人的利益？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去保护弱势族群？我认为这两种都不能成为极端的政策。纯粹保护富人的话，就是太过度的资本主义，而现在贫富差距已经这么惊人。我之前也说过，一个政府如果不是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那它还能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把“社会主义”冠以一个恶名，以至于不愿讨论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胡平先生在网上把社会主义做了很有意义的区分，我觉得很值得讨论。不然我们就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标签化，而这恰恰是美国撕裂的核心之一。一

#曼达尼 #纽约市长 #租金管制 #社会主义 #贫富差距

4个月前

今天晚上八点我准时收听了（Tucker Carlson）卡尔森的直播节目，谈他自己与柯克交往的一些细节，同时也请来了嘉宾Megyn Kelly等。因为时间有点晚，我先介绍他们谈话中关于言论自由的部分，尤其是针对美国司法部长Pam Bondi在白天的发言所作的批评。Bondi在发言中区分“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并暗示政府应当对“仇恨言论”采取某些政策措施。听完他俩的评论，我最直接的感受是：捍卫言论自由是美国人成长经验的一部分。从民权运动到一系列言论自由的诉讼，美国社会不断强化这样一种认知：如果由公权力来界定“仇恨言论”并据此禁言，那种威胁往往比所谓的“仇恨言论”本身对自由更大。在这里，卡尔森特别强调，尊重言论自由，其实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灵魂、有独立意志。如果剥夺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就等于否认他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正当性。这种理解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与单纯从“宪法权利”角度来谈言论自由有明显不同。而对来自中国经验的人而言，情况恰好相反。长期生活在言论受限的环境里，很多人习惯于把“正确的言论”与“错误的言论”区分开来，并认为如果自己认为正确的声音被压制，所以一旦掌握权力，也就理应去限制那些他们不喜欢、“不正确声音”。这种逻辑其实背离了言论自由的真谛，因为它把“什么是正确言论”的裁判权交给了政府，只不过用“好政府”替代“坏政府”，最后只能剩一种他们喜欢的和可以接受的“正确言论” 下面先是卡尔森对言论自由部分的评论： “过去几天里人们都在说，Charlie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没错，他确实是，我也祈祷这会成为他的遗产。但我也认为，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这对他如此重要。这绝非抽象的问题，而是核心中的核心。想一想，如果你不尊重言论自由——换句话说，就是不尊重良知自由、他人就“是非问题”自行作出判断并表达其看法的权利——那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不承认他人拥有这种权利，并采取措施阻止他们这样做，你究竟在表达什么？你其实是在说：我不认为你有灵魂；我觉得你是我可以操控的“肉偶”；我觉得你是动物，甚至低于动物；你是奴隶；你是我可以向其灌输信念的人。我不承认你有权得出自己的结论，也就是不承认你是一个人。那是黑暗的，没有比这更黑暗的了。相信我，想过这个问题的人确实就是这么想的，而且这样的人很多。但对许多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只是重复他们以为该说的话、或顺着一时情绪作出反应的人——他们口头上是在“纪念”某个人，却随口抛出这些话——其实根本没仔细想过。你只能希望如此。你希望Charlie Kirk的死亡不会被一些我们称之为“恶意行为者”的人所利用，从而创造出一个与他努力构建的社会正好相反的社会。你希望如此。你也希望，一年之后，我们不会看到有人借着他遇害后的混乱，把“仇恨言论法”带到这个国家。相信我，如果真发生了那一天，那将是民众进行公民抗命最正当也最必要的时刻——史无前例，也永远无以复加。因为一旦他们能告诉你该说什么，他们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该怎么想。到那一步，他们对你就无所不能，因为他们不把你当作人看，不相信你有灵魂。一个有人性、拥有灵魂的自由人，有权说出他所相信的——不是为了伤害他人，而是为了表达他的观点。顺带说一句，那种思维方式——我并不是想再多挑司法部长的毛病，她是个很好的人——但她在镜头前所表达的那种想法，正是把我们带到如今境地的原因：有相当庞大、令人恐惧比例的年轻人开始认为“射杀与你意见不同的人”是可以的，认为“纳粹说了他们不喜欢的话就该被杀”。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们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是电子游戏的缘故吗？是SSRI类抗抑郁药吗？也许都有。但更根本的是，在学校里12年、16年的灌输：有人不断对他们说，正如司法部长刚才所说的那样——“嗯，言论自由当然很重要，非常重要，但还有一种东西叫‘仇恨言论’。”所谓“仇恨言论”，其实就是“当权者憎恨的言论”。当然他们不会这么定义，他们把它定义为“伤害他人的言论”、“等同于暴力的言论”。而我们会惩罚暴力，对吗？当然会。他们从小到大年年都被这样教导，所以大多数人自然就相信了。于是，当Charlie Kirk在镜头前被.30-06步枪射中喉咙时，我怀疑会有多少美国年轻人真的想看到那样的画面，或真心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死亡鼓掌。但他们一生都在学校里听到的，正是Pam Bondi刚才说的那套话术：“是的，有言论自由，但也有‘仇恨言论’，而从事仇恨言论的人要倒霉，因为那是犯罪。”这是谎言。这个谎言是否认了被你指称为“仇恨者”的那些人的人性。因此，任何试图在这个国家推行“仇恨言论法”的努力——相信我，有很多人想要这么做；他们想把自己的信念编进《美国法典》，去惩罚那些与他们信念相悖的人——任何这样的努力，都是在否认美国公民的人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允许。这必须成为红线。因为，一旦他们能做到这一步，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一

#言论自由 #卡尔森 #仇恨言论 #美国 #政治

4个月前

续一梅根的发言： “关于仇恨言论的评论，今天她（司法部长）说的话完全荒唐。她作为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后来又当过美国总检察长，居然说出法律站不住脚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她不可能不知道她说的话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我很担心，因为这是否意味着她真想推动政策改变？不可能她不知道她说的是错的。关于这方面的最高法院判例一大堆，她知道这些。所以她今天说的像是非常错误并且作为道德原则令人厌恶。我们在右派为此抗争了几十年。她说的话听起来像Merrick Garland（原司法部长），或像卡马拉·哈里斯会任命的那种总检察长。所以她后来试图把说法弱化，随着白天的反弹她把话缩小成只针对暴力威胁、刑事威胁要惩罚。好吧，是有区别的，这取决于威胁的类型。只有极少数“真实的威胁”在法律上可被执行。你现在越来越接近了，但还没到那一步。你又给了攻击言论过大的空间。但的确存在某些真实威胁是可以被定为非法的，你可以追究责任。所以她让我很担心。”

#梅根 #仇恨言论 #司法部长 #法律 #担忧

4个月前

此刻围绕柯克（Charlie Kirk）去世前对以色列立场转变的相关事件，包括在TPUSA年会上邀请强烈批评以色列政策的脱口秀主持人兼网络意见领袖戴夫·史密斯（Dave Smith）参加一场关于以色列的辩论，以及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主题演讲，因而招致了来自以色列方面的不满。内塔尼亚胡为此亲自与柯克通话，提出愿提供资金1亿5千万支持他的组织，并对付卡尔森，但被柯克拒绝。接着有美国知名犹太裔商人阿克曼（Bill Ackman）与柯克会晤，并在期间传出柯克受到阿克曼的某种要挟等等的内幕，正在网络上快速传播中。的确，柯克生前曾在知名主持人梅根·凯利（Megyn Kelly）的访谈节目中公开表示，他感受到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要求他与以色列立场保持一致，但他表示作为美国人无法完全认同。在另一档访谈节目中，他表示担心自己可能因对以色列的立场的改变，预感将面临来自以色列方面的生命威胁。今天，知名主持人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公开向比尔·阿克曼叫板，要他披露与柯克会面时的具体情况。她几个小时前刚为此做的节目，浏览量已突破300多万，引发热烈讨论。卡尔森则公开表示，内塔尼亚胡将柯克的去世与以色列的从事的事业挂钩不准确，而且这种说法是对柯克的某种不尊重。我自己关注柯克已有一段时间。我认为他今年5月在剑桥大学的一场辩论中表现并未占到什么优势，当时他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表示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和辩护。然而，到了7月，他的立场发生明显转变，开始表现出更多对以色列的批评态度。故在杀害柯克的凶手尚未落网时，有人推测这与以色列政府参与有关。卡尔森还披露，柯克生前曾前往白宫，提出美国政府不应介入伊朗事务，他说柯克给他看了与白宫的部分短信记录，显示柯克对以色列的看法已发生变化。总的来说，随着柯克的去世，他那些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同时身为MAGA运动的网络意见领袖的朋友们，包括卡尔森，正通过舆论开始了新一轮对以色列的批评，他们通过重新定位柯克—-将他从过去支持以色列转变为把美国利益放在优先地位的爱国者。目前网上这场愈争愈烈的讨论，因涉及多位重要人物，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以及是否能迫使将美国最大的犹太人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机构，以限制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将成为美国右派与以色列关系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而值得关注。下面是欧文斯的油管节目链接：

#柯克去世 #以色列立场转变 #内塔尼亚胡 #美国右派 #AIPAC

5个月前

转《外交事务》最新专文：真正的中国模式/北京持久的财富与权力公式王单（Dan Wang）、阿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 2025年9/10月号（发表于2025年8月19日）十年前，北京的规划者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旨在引领未来产业。该计划确定了十个投资重点领域，包括能源、半导体、工业自动化和高科技材料。其目标是升级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制造能力，减少对进口和外国企业的依赖，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最终的目标是把中国转变为科技领导者，并将国有或民营的“国家冠军”企业推向全球。政府以巨额财政支持来推动这一愿景，每年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的1%至2%，以直接和间接补贴、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的形式实施。中国在这些努力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不仅在电动车和清洁能源发电方面领先全球，而且在无人机、工业自动化和其他电子产品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其对稀土磁体的垄断曾迅速迫使美国总统川普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企业正在逐步掌握美国、欧洲及其他亚洲国家生产的更高端技术产品。然而，中国模式仍有许多质疑者。他们指出，大量资金投入导致浪费与腐败，形成了许多竞争者生产类似产品、却难以盈利的行业。由此引发的通缩使企业不敢扩张用工或提高工资，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经济增速疲弱。曾被认为将超越美国的中国经济，如今陷入放缓，或许永远无法在总量上追上美国。这些问题并非微不足道，但若因此认为中国的技术动能会因此脱轨，则是严重的错误。北京的产业政策成功之处，不仅在于选中了正确的产业并给予补贴，更在于它打造了支撑科技强国所需的深层基础设施。它建立了一个以强大电力和数字网络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并培养出庞大且具备先进制造知识的劳动力。这是一种“全方位技术战略”。这种模式使中国能比任何国家更快开发并大规模推广新技术。即便面临经济放缓或美国制裁，它也不太可能偏离轨道。中国的工业与技术实力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永久特征。美国应当与中国竞争，以保持整体技术领导地位，并维持广泛繁荣与国家安全所需的产业。但美国决策者必须认识到，目前的做法——出口管制、关税和零散的产业政策——效果有限。仅仅试图拖慢中国是不会奏效的。华盛顿必须专注于建立自身的工业实力体系，通过耐心且长期的投资，不仅在关键产业，还要在能源、信息和交通基础设施上发力。否则，美国将面临更严重的去工业化，并失去技术领导地位。走向强大德国西部群山中的纽博格林赛道因其曲折的21公里赛道而被称为“绿色地狱”，这里是对最坚强的车手和最先进车辆的考验。历来表现最佳的车辆通常来自德国的BMW、保时捷和奔驰，或意大利、日本、韩国等老牌制造商。然而在2025年6月，这条赛道见证了一个新的电动车速度纪录，而创造纪录的不是这些传统冠军，而是小米——一家以中低价智能手机与电饭煲闻名的中国公司。小米仅在一年前才推出首款汽车，但它却制造出了史上第三快的赛道跑车（不论电动或燃油）。小米的赛道胜利象征着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迅速崛起。2024年，中国生产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电动车，占全球出口的40%。它垄断了太阳能供应链，制造了全球大部分电池（无论用于电动车还是其他用途）。同时，中国还生产了全球60%的电解槽，用于从水中提取氢，这是生产清洁氢能的最有效方式。不是仅靠补贴人们常见的解释是，中国中央政府选定一些产业，给予数千亿美元的补贴、税收减免与低息贷款，并帮助企业窃取或模仿他国技术。这部分确实存在，但并未揭示全貌。中国成功不仅因为补贴某些产业，更因为它投资于“深层基础设施”——支撑创新与高效生产的底层物理系统与人才专业。其中包括交通系统：中国在30年间建成的国家高速公路网是美国州际高速的两倍，高速铁路总长度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有些年份甚至超过所有美国港口的总和。更关键的是数字网络。起初，西方认为互联网会侵蚀专制政权，因为它打破了信息垄断。然而中国领导层得出相反结论：高质量的数据基础设施将加强政府对舆论与人口流动的监控，并大幅推动工业部门与科技生态。于是中国建立了一个快速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内互联网，同时屏蔽境外内容。这一赌注获得成功：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占得先机，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成为世界级创新者，华为成为全球5G设备领导者。而中国人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中共依然牢牢掌控局面。电力驱动未来另一项核心基础设施是电网。过去25年，中国每年新增的发电量相当于整个英国的总供应量，如今中国的年发电量超过美国与欧盟总和。它建设了超高压输电线路和各类储能系统，使高铁和电动车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中国克服了电力作为主要能源的障碍——难以长距离输送、难以储存、难以推动交通。如今，中国正迈向全球第一个以电力为主的经济体。电力占全球能源使用比重约21%，美国22%，而中国已接近30%，仅次于日本，且增速最快。一

#中国模式 #科技创新 #产业升级 #电力驱动 #经济转型

5个月前

前天本人发了一篇批评许成钢教授关于“民主资本主义是否必然是科学创新的前提条件”的短文，并在文中指出其“中国没有遵循国际秩序”的说法，带有迎合西方主流叙事的倾向。如何理解并解析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和方法论进行探讨。与其我们继续从“西方民主”与“中国专制”这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框架中争论，不如听听美国学者对此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如果从他们的立场去审视其自身国家的历史和叙事逻辑，不仅比我们主观投射出来的美国制度优越更接近真相，也往往更具启发性和学术价值。下面我来介绍这样一位美国学者——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给读者。他与许成钢一样是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但不同的是，他的学术与职业经历极其丰富，至今已出版近二十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涵盖经济帝国主义、债务史、金融化以及古代经济等主题。仅从部分书名即可看出其研究方向：《超级帝国主义：美国帝国的经济战略》；《援助的神话》；《全球断裂：新国际经济秩序》；以及《杀死宿主：金融寄生虫与债务如何摧毁全球经济》（更多书目见文末附录）。这些作品的核心在于揭示、解构并批判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如何建立符合其需求的国际经济秩序及背后的运行逻辑、商业利益与历史过程。在整理哈德森的著作时，本人联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系列故事——从哥伦比亚等南美国家如何因早期殖民政策带来的破坏，到后来令他震撼的南半球国家试图摆脱美国方面压迫和要求的努力，他写出了整个拉丁美洲人身份认同的伟大寓言。当年本人沉浸于他的《枯枝败叶》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些小说时，曾以为书里所描绘的香蕉共和国底下的经济衰弱、城镇凋敝、平民绝望的离奇故事只是在他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想象与隐喻。如今结合哈德森的分析和研究再回看，才发现这些故事的背后深刻地揭示了拉丁美洲超过一个世纪以来的现实：西方金融资本与国际财团为了攫取当地的资源与土地，在利用他们廉价劳动力牟取最大商业利益的同时，如何一步步摧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与民族尊严。接下来，我将以小标题的方式，简要梳理哈德森在《文明的命运：金融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以及其他著作中，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形成及核心观点的阐述。一、哈德森思考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尤其是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学术语境中，存在一种独特的张力：一方面，对西方制度与理念存在根深蒂固的理想化倾向，认为只要“学习”西方、模仿其制度设计，国家就能自动获得繁荣；另一方面，缺乏真正深入到西方内部批判传统中的学术态度，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运行逻辑与内在危机的反思。这种“选择性借鉴”，往往导致学者们在批评中国问题时，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叙事所设定的框架之中。中国发展“低人权优势论”的模式极具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依靠的是极权体制对劳动力的剥夺式利用，是在低福利、低人权保障条件下，通过牺牲社会公正与环境成本换取的竞争力。这种论断看似尖锐，但其深层逻辑把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体制落后”，而隐含地把西方制度设定为“理想模型”。换句话说，这种批评仍然默认西方的制度优越，认为只要中国向西方靠拢，不挑战他们所代表的普世价值/国家利益，就能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然而，若我们真正阅读美国学者的著作，尤其是像迈克尔·哈德森这样的学者，就会发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态度。哈德森并非站在“外部”批判资本主义，而是作为一个美国内部的经济学家，毫不留情地剖析美国体制如何一步步自我掏空，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蜕变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寄生逻辑。他不仅揭露了美国如何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工具，把全世界纳入以美元为核心的依附结构，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结构如何反过来掏空欧洲，乃至连英国这样的前帝国也不得不成为美国的附庸。一

#许成钢 #国际秩序 #迈克尔·哈德森 #西方批判 #金融资本主义

5个月前

说起来，许先生推文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分析方法。许先生的论证体现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本质主义，类似黑格尔的本体论，试图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然后将这一本质套用于一切相关事物，认为只要指明本质，便无需探讨细节、过程及其差异性。这种方法论倾向于用极少的事实支撑宽泛而抽象的符号体系。对他而言，人不仅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甚至能一生反复踏入同一河流。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中国贴上专制制度的标签，斯大林、毛泽东和习近平便可视为同类统治者。于是，过去专制时代的弊端无需进一步分析，即可套用既有理论模板和术语到中国今日的社会现实。这种认知固然能在道德和政治正确方面带来某种优越感，却也反映了作者这一代人共同的问题，即认知能力的退化与对陌生事物的迟钝。他们要么因长期远离中国，成为“离岸的反华主义者”；要么身处大陆，却固守西方民主话语，成为其卫道士。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既不了解美国，也不甚了解当代中国。他们了解的多是早年书本中学来的观念，结合共产党当政以来的生活经验，这些观念在其意识中高度固化，导致思考范围和常用词汇变得狭隘且意识形态化。从这点来说，他们都是本质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信奉者，在历史专制制度的叙事上拥有丰富知识和严密逻辑，却因此对当下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缺乏描述事实的能力。这种认知偏差与扭曲，根本源于其前置观念多来自早年的共产党教育。原生社会对一代人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人是环境的产物大致不差。此外，他们身上带有中国儒生的治学与生活方式——学问上体现“六经注我”的中国特色，仍怀有经世济民的抱负。他们所受现代思考的训练有限，同时对经验性与实验性比较轻视，另外学术自律也有所不足，习惯将某一领域的学术成就扩展至未经深入研究的其他领域，形成偏好宏大叙事的风格。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理想情结和相对单一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流亡者，陷入了持续的认知困境——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与和个人现实境遇的落差。这不仅是他们一代人的不幸，亦是中国社会的某种不幸。

#许先生 #本质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 #认知困境 #离岸反华主义

5个月前

转彭博社专文：中国由工程师治理，而美国由太多律师治理在他的新书中，王单（Dan Wang）认为，美国过于擅长制定规则，而更应向北京专注于技术创新的方式学习。作者：Christopher Beam 2025年8月15日当王单第一次听到川普总统把对美国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日期称为“解放日”时，这个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最近对我说：“‘解放’并不是一个很美国的词，它更像是一个中国的词。” 王单对此颇有体会。作为一家宏观研究公司的中国分析师，他曾多年钻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和官方文件，从术语中寻找深层含义。他说，如今他在川普和习近平身上看到了相似之处：对领导人的盲目忠诚、对外国人的妖魔化，以及通过威胁移民和少数群体的社会地位来制造不安。“美国现在有一种‘没有好处的威权主义’，”他说。而所谓“好处”，在他看来，是指高铁、运转良好的城市、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在他的新书《Breakneck：中国对未来的工程化追求》中，王单主张，美国若想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但要学到正确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建设。在书中，他指出，中美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由工程师治理——200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名成员全部有工程师背景；而美国由律师治理。中国的优先事项是建设宏大的公共工程，如桥梁、大坝、机场，以及生产玩具、iPhone等产品；美国则擅长制定和执行规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律师们曾发挥积极作用，抵制了损害环境、拆毁城市社区并把国家拖入越战的技术官僚政权。但如今，王单认为，规则制定已经走得太远，反而妨碍了美国与竞争对手保持同步。从这一点上看，他的观点与Ezra Klein和Derek Thompson的畅销书《Abundance》不谋而合，该书呼吁美国削减繁文缛节，增加住房与交通供给。但与其说《Breakneck》是政策论著，不如说是对中国工程师主导社会的实地观察：有好的一面（高铁、无人机），也有坏的一面（独生子女政策、“清零”政策），更有丑陋的一面（侵犯人权、建造毫无意义的“欧洲小镇”复制品）。如果美国要击败中国，王单建议，必须首先理解中国。这意味着放弃华盛顿和硅谷流行的简单叙事。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中国的叙事几乎都一直是错误的。”例如，有些人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只能模仿，不能创新——在抖音、DeepSeek、比亚迪崛起的时代，这种说法已荒谬至极。他同样不认同另一种叙事：即中国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注定会超越美国。他拒绝用“自由派与保守派”、“鹰派与鸽派”这样的标签来分析中国问题，也抗拒现成答案（除了火锅，他曾直言“很糟糕”）。这种独特的方法来自他的经历。在书中——以及我们一次他在巴黎度假时的Zoom对话中——他展现了对政治经济体制如何塑造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深刻理解，包括他自己的命运。离开旧金山王单今年将满33岁，出生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这里远离权力中心，因此相对自由。他的父亲是软件开发人员，母亲是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童年时，他因血液病和肺部问题而被同龄人孤立。 2000年，7岁的王单随父母移居多伦多，两年后又搬到渥太华。他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兴趣广泛：15岁时加入加拿大皇家陆军少年军校，还学习单簧管并梦想成为职业演奏家。他凭奖学金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分校学习哲学。不过他从未考虑追随父亲的工程师道路，因为数学不好。他在大三时退学，去多伦多的Shopify做市场营销，之后于2015年搬到旧金山湾区，在Flexport从事类似工作。（后来他确实补齐了学位。）他发现旧金山湾区视野狭窄。“人们说旧金山是世界的中心，但对我来说并不对。”他对那里的交通和饮食都不满意，也对加密货币、虚拟现实和网络平台这些热门技术缺乏兴趣。反而更被中国的“硬核工程”吸引，例如基础设施超级工程、半导体和绿色能源。 2016年，他搬到香港，加入经济研究公司Gavekal Dragonomics，为投资者解读中国政治和经济。“这家公司并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纯粹的数据集，”他说，而是采取整体视角。他逐渐把中共视为一个“知识谜题”——一个“极其古怪的机构”，认为国家控制与资本主义并非对立。 2017年起，他开始每年写一封年度信，与朋友保持联系。他将旅行随笔、经济分析以及对科幻和歌剧的思考融合在一起，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包括经济学家泰勒·科恩和科技作家Ben Thompson。科恩在采访中称，王单的“局外人视角”塑造了独特的世界观：既是加拿大人观察美国政治，又是云南人观察北京政策。 2018年，他搬到中国大陆，更近距离地了解体制运行。他如愿以偿。一

#中美对比 #工程师治国 #技术创新 #王单 #中国模式

5个月前

“习近平有太多理由感谢川普。其中最根本的两个，影响的是整个全球格局。第一，特朗普正在将全球南方这盘大棋让给中国。川普摧毁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又对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最贫穷国家发动贸易战，结果只会把这些地区推向中国怀抱·······” 转《金融时报》副主编专文：川普给了中国源源不断的馈赠作者：Edward Luce 2025年才刚刚过半，中国就已然是今年的最大赢家。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川普源源不断地将巨大利益拱手送上。川普对习近平的敬畏之情似乎随着后者的强硬立场而日益增长，以至于让人不禁怀疑，川普是不是故意想让中国一直赢下去。在华盛顿一片两党对华强硬的氛围中，川普是唯一的“对华鸽派”——然而，他的声音却是唯一重要的。川普对中国的“尊敬”可谓独树一帜。战略大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指责基辛格对“敌人充满迷恋，对朋友却无动于衷”。川普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朋友们也是如此。这一切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川普心心念念的“敌人”是日本，而不是苏联。如今他偶尔批评中国时，也总是指出真正该被责备的是美国公司。川普表示，如果他是中国，他也会“吃掉美国的午餐”。川普第二任期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不可小觑。自本世纪初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在努力支持中国周边国家。而川普正以惊人的速度将这些努力一笔勾销。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印度。印度总理莫迪在国内扮演强人角色，但对川普却表现得极其谄媚。然而，这种奉承并未带来任何好处。上周，川普扬言要对印度征收25%的关税，并指责新德里通过进口石油资助俄罗斯的战争。接下来，对印度征收高达100%的“次级制裁关税”也不是不可能。在过去25年中，协助印度崛起为一个强大且具有制衡能力的国家，是美国在对华战略中最重要的一步棋。但川普不断用实际行动让人怀疑这步棋是否还算数。他曾声称（印度方面否认）自己在今年5月阻止了印巴之间的一场战争，如今又一边邀请莫迪访问华盛顿，一边在同一天与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阿西姆·穆尼尔共进私人午餐。美国总统极少单独会见外国军队领导人，但川普为巴基斯坦破了这个例。他邀请莫迪访美，后者礼貌拒绝。如今川普又讽刺印度“经济已死”，甚至说未来可能还得从巴基斯坦进口石油。这就是失去朋友、挥霍影响力的方式。台湾的处境也和印度一样值得担忧，世界的秩序似乎正在被彻底颠覆。川普对这个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中心征收了20%的关税，并指责台湾在“薅美国的羊毛”。上周，他甚至不允许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纽约过境，理由是“不要惹怒中国”。基辛格时代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即让中国无法确定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如今已经被“战术短视”取而代之。川普完全可能为了从中国获得贸易让步，而出卖台湾的安全。川普的“疯狂”是否有其地缘政治逻辑？若真有，也不过是粗糙的“大国势力范围”观念。他尊重中国的势力范围，也希望中国尊重美国的。在他眼里，每个大型掠食者都有权在自己的“丛林区域”自由活动。川普想要格陵兰岛、仍然觊觎巴拿马运河，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正向北极圈和西半球渗透。但对于中国周边的动向，他几乎毫不关心。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最近向川普抱怨中国在“单方面改变世界秩序”，却被他轻描淡写地回绝：“我们和中国相处得非常好。” 习近平有太多理由感谢川普。其中最根本的两个，影响的是整个全球格局。第一，特朗普正在将全球南方这盘大棋让给中国。川普摧毁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又对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最贫穷国家发动贸易战，结果只会把这些地区推向中国怀抱。第二，正如亚当·图兹所说，川普正在让中国赢得绿色工业竞赛。他还在放松拜登政府对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的限制。去年，中国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今年以来，川普大幅削减美国的绿色能源补贴，重新将“钻井、继续钻井”（drill, baby, drill）定为其能源政策核心。这种对化石燃料的怀旧，是中国最大的意外之喜。世界的未来正在中国书写，而川普正无意间成为了这本剧本的共同作者。 Edward Luce，《金融时报》副主编，美国作家/专栏作家。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对话僵持，影响加剧· 585 条信息

关税战落幕：美国失势，中国崛起？· 682 条信息

#川普 #中国 #地缘政治 #贸易战 #美国

6个月前

雅虎因泄露用户数据多年后，将向中国异议人士赔偿数百万美元一场关于“雅虎人权基金”管理不善的长达八年的法律诉讼，以540万美元和解告终，其中至少300万美元将用于建立新的援助基金。作者：Eileen Guo 2025年4月21日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一场指控雅虎“故意对人权基金管理不善视而不见”的诉讼在上周达成了和解，金额为542.5万美元，结束了这场持续八年的法律拉锯战。根据和解文件，其中至少300万美元将用于设立一个新基金，“为因言获罪、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囚禁的人士提供人道援助”。这起案件的起因可追溯至2000年代初，雅虎将中国用户的信息移交给国家安全部门，导致多位网民被监禁、甚至遭受酷刑。事件曝光后，雅虎遭到广泛批评，于是设立了“雅虎人权基金”（Yahoo Human Rights Fund, 简称YHRF），投入1730万美元，旨在资助那些因行使网络言论自由而被关押的个体。然而，后续基金的运作却问题重重。雅虎所选择的非营利合作伙伴——劳改研究基金会（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严重失职，仅将不到65万美元（不到总额的4%）直接用于帮助异议人士。大部分资金被已故的吴弘达（Harry Wu）——这位与政治关系密切、曾是中国异议人士的基金会负责人——挪用于其个人项目和利益。 2017年，一组中国异议人士提起诉讼，将劳改研究基金会、其领导层、雅虎及当时的高级管理人员一并告上法庭。理由是雅虎始终在YHRF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并对基金的预算和活动有监督责任。此外，一家与劳改基金会合作的律所Impresa Legal Group也列为被告之一。根据和解协议，六位曾被囚禁的中国异议人士将获得赔偿，其中五人将各获5万美元，首席原告将获5.5万美元。除去法律费用及其它开支后的剩余部分，将用于设立新基金，继续YHRF原本“援助因言获罪中国人”的使命。新基金将由“小型非营利组织”**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负责运营。该组织由三位1989年民主运动参与者于2004年创立，至今已向中国异议人士及其家属发放超过200万美元的现金援助，主要来源为个人捐款。这些援助常常至关重要——政治犯通常需服刑多年甚至数十年，出狱时身体状况堪忧，且缺乏适应当今就业市场的技能。他们还常常遭受国安持续监控和“上门关怀”，这使得本地雇主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原告之一徐万平（Xu Wanping）曾告诉《MIT科技评论》：“我们感受到那种孤独和无助……如果这场诉讼真的能重启这个项目，那将非常有意义。” 正如早期报道所描述的那样：“徐住在重庆老家的一间低收入住房里；另一位原告何德普与妻子及成年儿子则靠政府发放的每月1500元人民币（约合210美元）‘困难补助’为生，条件是他保持沉默。但他知道，即便不发声，这笔钱也随时可能被撤销。” 根据和解条款，所有各方不得向媒体发表超过简短声明的言论。但原告律师Times Wang此前曾对《MIT科技评论》表示，这项基金意义重大。除了经济援助，“对他们（异议人士）来说，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在中国之外还有人站在他们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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