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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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转：为什么中国不出手阻止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个问题似乎仍然有人在问，因此我做一个说明。 1. 中国的军队建设，是为了在本国境内及边境沿线进行防御，以应对美国数十年来在其周边持续扩张、规模不断增长的军事部署。中国军队的力量结构与装备体系，都是围绕这一防御目标设计的——并不是像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军事力量。美国拥有这种全球投送能力，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进攻型国家，而不是出于单纯的国家防御需要。中国事实上并不具备将足以对抗并阻止美国在地球另一端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军事力量投送能力。其现有军事能力主要是用于国家防御，而非全球作战。 2. 为了对伊朗发动这场战争，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建立军事基地网络、后勤体系、弹药库、燃料储备点以及区域一体化防空体系等，先是对伊朗形成包围，然后才发动攻击。若要阻止这一行动，中国必须在该地区建立同等甚至更庞大的军事网络——这在现实上根本不可行。 3. 美国通过两种方式建立其地区网络：一是通过政治手段控制该地区国家（如沙特、约旦、巴林、阿联酋、科威特），二是通过入侵和占领（如伊拉克和叙利亚）。中国并不以这种方式开展其外交政策——因为如果这样做，它就会变得与美国一样。 4. 如果认为中国可以简单地进行远程军事投送，那实际上更加困难且不现实。这需要大量远程作战飞机、庞大的空中加油能力、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以及至少靠近该地区的前沿基地支撑。若仅仅派遣海军舰艇，则会使其暴露在美国数十年来建立的、更完善且更具纵深的军事部署面前，处于明显劣势。 5. 中国很可能已经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在经济上对抗美国的非法制裁，向伊朗提供技术和物资支持以促进其军工生产，以及通过转移武器和装备提供军事支持。但这些方式都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军事装备转移——有效训练伊朗人员掌握这些装备需要数年时间，同时还需要通过现代合成作战体系进行整合训练。关于新装备融入军队所需时间的这一点，正是乌克兰在美国代理战争中未能充分吸收并有效运用大量西方武器装备的重要原因。结论在现实世界中，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在面对美国在他处发动的侵略战争时，其行动能力是存在客观限制的。尤其是在美国同时对俄罗斯和中国发动代理战争的情况下，又对伊朗进行直接军事打击。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做的是现实可行、且在其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并且在不断扩展自身能力，以便在条件允许时做得更多。不要将现实中的能力限制误解为缺乏关切或意愿——而把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归咎于俄罗斯或中国，只会服务于华盛顿的议程，而不是伊朗或其盟友的利益。

2周前

转——《英国每日电讯》美国人压倒性反对川普对伊朗开战，严峻民调结果出炉作者：维多利亚·丘吉尔（美国政治记者）发布时间：2026年3月1日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公众对“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的支持度十分低迷：仅有27%的美国成年人赞成美国发动袭击并导致伊朗最高领袖身亡。路透社/益普索（Reuters/Ipsos）周日公布的调查发现，43%的人表示反对，29%尚未表态。民调还显示，约有一半美国人认为总统在推进美国利益时过于倾向使用军事力量。总体而言，56%的受访者表示，川普动用军事力量的意愿“过度”。关于川普使用武力的看法在党派之间出现明显分化。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民主党人——83%——认为总统过于迅速诉诸军事行动。共和党人中只有23%表达了相同的担忧，而60%的独立选民持这一观点。这项在线调查在全美范围内访问了1,282名成年人，误差范围为正负3个百分点。约九成受访者表示，他们至少听说过此次袭击。袭击于周六凌晨开始，目前已造成至少3名美国人伤亡。在周日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川普预计这场战争将持续四周。尽管最初来自国会共和党人的赞扬声不断，但在周日曝出美军人员伤亡的消息后，川普政府如今正面临日益加剧的审视和质疑。”

2周前

按照你做律师的训练和你现在的逻辑，世界上是不是不存在取证这件事了？我说的是，有没有像美国或以色列说的那样——杀了四万人。我们没有看到证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杀的，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美国和以色列偏偏选择了今天来指责神权政府杀人，好像他们今天的道德水平才提起来，才决定要以此惩罚伊朗。这说服不了人，至少说服不了许多美国人，包括川普基本盘的支持者。另外，要证据虽然谈不上天天需要，但也不能拿以前的证据作为今天报复的理由。况且，以色列政府和美国政府自己的记录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即便好许多，也不等于他们自己就有资格作为裁判方，对另外一个国家发生的事作出裁决。这就是为什么有法律，有程序，有听证和仲裁，而不是猎杀对手。下面是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就伊朗问题的发言。在我看来，这才是文明人的基本态度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记住：一个人可以反对一个令人憎恶的政权——正如西班牙社会整体所反对的伊朗政权——同时也可以反对一场未经正当理由、危险且违反国际法的军事干预。必须反对一场在未经美国国会或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战争——正如我此前所说，这样的战争违反了国际法。而且，始终存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空间，而不是被武力带来的毁灭所裹挟，把战争当作唯一可能的出路。因此，我愿再次呼吁——正如我们自始至终所做的那样——立即降级局势，全面尊重国际法，在我们不幸正在经历的所有冲突中遵守规则，并尽快恢复对话。这就是西班牙将站立的立场，也是我认为整个欧盟都应当站立的立场。”

2周前

转吴国光：“我流泪了…我祈愿在不久的将来，我的中国同胞也能迎来这样值得庆祝的一天” 🎇🎆🌅 简直了

2周前

转冯胜平：刚刚看到吴仁华转推一个节目，《书斋夜話》的主持人，专访刘俊，说他的女儿刘美贤是“八九六四”的二代，“美国的传奇，华人的骄傲“。此前，自由亚洲电视台也采访过刘俊。刘说他可能是美国最穷的律师，一个人带着五个小孩住一室一厅，三个双人床。他如果在美国真是这样居住，不说穷困，首先是违法。美国居住有一定的规定。作为律师，他应该知道相关规定。事实上，抚养五个小孩的钱至少部分来自于他的前妻闫庆新。即使离婚以后，闫也是孩子法定的监护人。这件事我本来并不知情，因为希哲告诉我整个故事的始末，加上媒体关于刘美贤的报道，她父亲刘俊的频繁出镜，我才开始对这件事感兴趣。我在网上搜索有关的资料和法庭文件，发现我曾经熟悉的王秉章、彭明和一些其他的人，都曾经与他们有过恩怨。以前我一直以为王炳章在越南失踪，就是一起简单的绑架事件。现在看来并不那么简单。王很可能（希哲认为90%）是被人设陷的。因为争夺对一笔中功资产的控制权，王曾计划把张宏宝送回美国监狱去，结果自己反而被送进了中国监狱。陪王炳章一起去越南的，是闫庆新的妹妹张琪，另一个人是岳武。（详情见2月26日《今日世界》。刘俊在采访中说，2021年FBI告诉他，他的车被装了监听器，是中共干的。我查了有关信息，发现确有其事。资料显示，2022年，刘俊和闫庆新闫曾涉入一场复杂的家庭和刑事案件：严指控刘在处理一些事物中存在违规行为；刘反诉闫有间谍背景。刘声称，由于他的政治立场，他成为被中国政府监控的目标，而闫参与了针对他和女儿刘美贤的监控活动。孩子无辜，父母有恙。刘美贤阳光、上进、天真，但是她背后的故事，比谷爱凌背后的故事更阴暗、更可怕。对此她并不知情，然而事情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刘俊高调宣扬他的贫困。但人们不禁会问，五个孩子代孕的钱哪儿来的？百万教练费用怎么支付的？如果说刘俊属于六四一代，是中共坚定的反对派，那监控刘俊的闫庆新又属于哪一派？刘俊是64年生的，闫庆新生于1944年，结婚时刘40岁，闫60岁。一个40岁的人，为什么会去追求一个60岁的人？后来又为什么反目成仇？个中原因，希哲昨天讲得很清楚，我就不赘述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2月26日的《今日世界》。网上可以查到，美国目前代孕一个孩子的费用大约是15到20万。20年以前会少一些。但是要代孕并抚养五个小孩，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作为联邦政府重要成员，刘/闫和彭明大总统之间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2004年，联邦政府内讧，彭明出而复返，先后从严庆新那儿索取了近百万美元。以此为本钱，彭明开始做假钞生意，印制人民币，去柬埔寨、泰国等地贩卖，很快被逮捕。谁知道彭明的行踪？谁知道他的假钞生意？又是谁出卖了他？彭明的结局，同两年前王秉章一样，都是去东南亚地区，都是被逮捕送回国内，都是被判无期徒刑。

3周前

这种观点是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和复杂性，缺乏基本常识。

3周前

爱泼斯坦涉案者比共产党坏多了。

3周前

妳读一下陈希同1989年6月30日《关于制止动乱与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知道我在哪。妳那时太小，我不问相同的问题。我问吴仁华的问题，他知道答案。他对六四做的研究，我在文中肯定。我六四前的态度最近也公开发表了，妳去读一下。如果有些人当时没有参加民运，六四不是这个结局。而且，有些人参加六四，完全是一场人生误会。我们当时希望的“见好就收”“搞民主要优雅一点”和“不要让仇恨毒化我们的智慧”，到了妳辈，抓特务，党同伐异，用了我难以启齿的语言，把六四变成了个人资产，有些人为了不去工作，搞假政庇，成立了各种组织拿钱。简直看不下去！我过去几十年来，没有参加过海外的组织，没有拿过一分钱，而捐给海外民运，包括参加过六四朋友的钱，已有小几十万美元。对我来说，因妳这种素质的人来谈六四，海外民运的声誉才变得如此之差。另外，作为一位女性，妳在语言上下流和脏的程度，突破了我的想象。妳的这种人设，是借民运之名，尽量把下半身的语言用到最下流的程度，好让人退避三舍。如果要找出民运为什么会被污名化的缘由，妳的贡献有目共睹。

1个月前

你们六四的光环用到现在，可以了。

1个月前

不必要认为你自己应得，好像别人就可以这样贴标签。先学会做一个真正独立的持不同政见者，在你所在的地区和国家，对不公不义的事情发声，而不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只异见中国。我在中国的时候，一直单挑制度，不是在什么广场运动里面跟着游行喊口号。现在我在美国也一样，不会像你在节目里质问我的那样：“你怎么开始批评美国了”?多新鲜呢? 还有你看不惯的事，直接点名说就好了，这样别人知道你的原则比你得罪别人的面子重要。

1个月前

1/2首先要谢谢吴国光先生对我文章认真的回应和批评。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认真的表达，都难免会有许多可让人诟病和失之偏颇的内容，所以先请吴先生见谅。下面是我的回答的第一部分：在认真读完吴国光先生对我批评的回应之后，我开始考虑，我的回复是否有必要继续纠缠于“斯大林逻辑”还是“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这些字面上的差异。以这种方式讨论，当然有助于澄清某些概念，但从吴先生后续的一些表述来看，我和吴国光先生之间的分歧，并不完全只是建立在对某一个新闻事件的评论差异之上，也不仅仅是我们对语言使用习惯的不同，而是这些差异背后，存在着一些更加本质性的分歧。比如，我们究竟如何理解独立人格?如何理解个人的自由?何为真正的异见份子?如何辨析真相?还有我们生活方式的差异在哪里?以及最后，如何看待今天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 如果我们这些本质上的分歧不能被清楚地呈现出来，那我和吴国光先生之间的争论，很容易流于文人相轻的抬杠，而难以给读者带来真正值得思考的东西。为了认真起见，让我从自己人生选择的不同开始····· 1989年4月7日，在北京学运全面爆发前的一个星期，我被北京政府驱逐出境。在那之前，我已经有将近十年持续批评北京政府的经历。大学之前，我参与了上海《民主之声》的创刊；在复旦念书期间，我已经被官方明确认定为持不同政见者。如果没有记错，同一时期的吴国光先生选择加入共产党，进入体制，成为《光明日报》的作者，并在中南海走动，成为一个被寄予期望、被重点培养的年轻人。以我当时的心气来说，我对愿意进入体制的人几乎没有好感。这种态度甚至可以追溯到我读小学的时候——那时我就对班干部、对班里的积极分子缺乏认同。在我看来，他们身上那种“追求进步”与讨好权力混合在一起的气质，功利色彩过于明显。这种感觉并不涉及对个人品德的判断，而是一种由人生早期经验所形成的本能排斥。更重要的是，我始终无法想象加入共产党所必须经历的整个过程：写入党申请书，被谈话，被政治审查，写思想汇报，然后宣誓。所有这一整套仪式，单从审美意义上说，就已经让我难以忍受。我很早就形成一个判断：一个人如果愿意委屈自己，去完成这样一整套程序，不管他用来实现的是多么“高尚”的目标，至少说明，他对屈从、对形式化的愚蠢，有着远高于我个人所能接受的容忍度。在那个年代，能够入党本身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我的排斥，从来不是策略性的，而是经验的、本能的。当然，今天回看，我已经比当年宽容得多。我也高度认可吴国光先生在听到六四枪响之后，在海外宣布退党的选择，那是一件值得尊重的事情。但即便如此，我从不低估一个人在原生社会中所经历的早期认知教育，对其后来人格所形成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会留下印记，并不那么容易消除，我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在自己的语言、判断和姿态中看到它。事实上，在八九之前，我就已经因为签名信等公共行动，对当时被视为持不同政见领袖级人物或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提出过直接的批评，其中包括方励之、北岛。我的感受是，他们身上的许多光环，一方面确实来自个人的良知与人格，但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名，也与体制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他们提供的空间密切相关。因此，当政治压力真正大到涉及个人安危时，我原本期待他们展现出更坚决的姿态，却看到的是相对温和、婉转的退缩。这当然涉及复杂的个人成长经历，也让我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为成为一个长期、持续与体制对抗的持不同政见者做好心理准备。只是这一部分长期被政治正确的叙事所覆盖，一旦讨论，就容易被解读为对“完美人设”的苛刻要求。至于那些在六四之后选择重新进入体制的人，比如蔡霞，或曾在国内媒体上春风得意的蔡慎坤，或曾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王安娜，我对他们如今成为坚定的反共份子抱有一种天然的保留。不论他们今天的立场如何变化，在我看来，他们成年后那些关键节点上的选择，无论如何都是其价值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我此刻想展开的部分。我更希望继续讨论的是：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什么又构成独立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首先意味着不依附——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组织，不无条件效忠任何机构，也不会为了政治目的向任何地方申请资助，不管它叫民主基金会，还是包装得更好听的人权组织。同时，他也应当有意识地与官方和政府保持距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必须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一个不需要看人脸色、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的基础之上。我很早就意识到，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你批评政府时没有人来找你麻烦，而是你是否有意识地避免让自己陷入任何一种权力关系之中——不论你在其中是主导者还是被动者。

1个月前

吴国光先生关于习近平整肃军队高层的说法，被频繁引用，也迅速流行开来。他将这一系列处置直接定性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并由此得出结论：今天的中国政治，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可以放回到一个熟悉的历史模型之中。吴国光的论证并不复杂。习近平撤换、调查了一批军队高层，于是“清洗”这一概念可以被迅速套用，继而升级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这种词语的切换完成得非常快，中间几乎没有停下来讨论事实层面的差异：究竟发生了什么、规模如何、机制是什么、对象是谁? 围绕习近平对军队高层的处置，同样一个事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你可以说这是为了严格治军，也可以说是反贪腐，是依法办事，是整肃军纪；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称作一场“大清洗”。但这些词当然可以随意互换的，但它们与事实的距离并不相同。在这些说法当中，有些更接近正在发生的具体过程，有些则更多是在调整叙述，使事实更符合说话者原本的预期。吴国光选择的，是后者中情绪强度最高、道德负载量最重的那个。真正让我感到不适的，其实并不是对习近平的激烈批评。批评本身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依赖对现实的细致辨析，而是依赖一套高度定型的概念切换。在中文政治讨论中，我们已经太习惯于滥用词汇。“大清洗”“整肃”“清除”“依法治军”“反腐”“肃清流毒”，这些词往往不需要被严格界定，就可以在不同叙事中自由切换。分析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偏好，把一个具体事件迅速纳入某个熟悉的范畴，结论似乎就已经成立，而事实本身反倒变得无关紧要。如果我们还愿意认真对待历史，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通常指1936—1938年的“大恐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整肃”或“反腐”。它是一场由国家机器发动、以恐惧为治理手段、覆盖党政军与社会多个层面的系统性镇压，具有明确的制度形态：秘密警察主导、快速审讯、缺乏正当程序、大量案件由简易机构草率裁决；并且伴随公开审判的政治表演、社会动员式的敌人叙事、以及更可怕的配额化与连坐化——不是“发现敌人再处置”，而是“先假定敌人无处不在，再制造指标去完成处置”。更重要的是，它的规模与死亡人数不是可以被轻描淡写的背景板，而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本体。一般学界常用的数字范围是：在“大恐怖”最集中的年份里，被捕人数以百万计，被处决者以数十万计（常见估计约70万上下），更有大量人被送入古拉格劳改体系，死亡与毁灭不仅发生在“高层”，而是渗入到社会毛细血管。它不是“抓了几位将军”，而是把国家变成一个可随时吞噬任何人的装置。而吴国光的分析，恰恰是把这些最关键的事实层面抽空了。他并不需要面对这些具体细节，只要保留“清洗”“集权”“不安全感”这些高度抽象的要素，就可以完成一次看似严密的类比。这种把历史的事实产生的背景抹平，单凭“都是清除高层”就贴上同一标签，不是历史比较，简直是历史的滥用。在数学里，这种做法有一个非常贴切的说法，叫“合并同类项”：在A和B之间找出一部分相似之处，哪怕只有百分之十，然后就迅速得出A等于B的结论。这需要的并不是多么高明的判断力，而是一种对差异缺乏耐心的认知惰性。这种惰性并不是偶然的。吴国光离开中国已经整整三十六年。三十六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世界已经换了几轮结构，美国也已经不是同一个美国。拜登执政的四年，与川普执政的四年，所呈现出来的美国社会状态、政治生态和国家行为，已经明显不同，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在吴国光的论述中，时间似乎并不存在。历史是静止的，概念是固定的，只要现实还能被塞进原有的概念框架之中，变化本身就不再需要被认真对待。我一直认为，评论当下政治，关键不在于你站在哪一个价值判断的位置上，而在于你站在哪一个时间窗口里观察世界。历史不是一组可以反复套用的概念，而是一列持续前行的列车。如果观察者固执地停留在过去的认知窗口中，用早年形成的经验、读来的理论和已经固化的判断，去解释一个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那他看到的并不是现实本身，而只能是自己记忆中的投影。哲学上有一句老话：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世界在流动，经验理应随之更新。但在吴国光先生这里，他似乎可以在任何时候跨入同一条河流，因为那条河并不在现实历史之中，而只存在于他书本的概念之中。这种拒绝面对历史、拒绝面对现实的分析方式，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最应该具备的出发点来说，实在谈不上严肃，也不够认真。同样，如果批评只是为了不断证明一个早已存在的结论，那么这种批评，与理解现实之间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而这正在成为这一代人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

2个月前

2/2 我还记得，在艾未未之前，另一位在海外德高望重的意见领袖决定回到中国定居。我参加了他的践行宴，内心只有祝福。人到了这个年纪，能够放下某些执念与自己和解，然后用更长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和理解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成熟。这并不是背弃理想，而是理解了理想最初的对象——不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利益诉求，而是社会中普通人的安逸生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长期拒绝更新判断的人。他们并非没有永远批评一切的权利，问题是当一个人的表达，只剩下对现实的持续否定，却不再关心现实是否真的在改善，这种表达本身，也就难以再产生任何的公共意义。同样，当一个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为己任的群体越来越只关心自身道德的纯粹性，而不再有任何意愿关心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任何进步的可能性时，他们终将把自己排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局外人。

2个月前

1/2 读艾未未回国感想的感想艾未未这次回国看望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我真心为他能成行感到高兴。这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人伦之事，不该被过度政治化。至于他回国之后发表的一些观感——包括对欧洲现实处境的批评，以及对中国某些具体变化的肯定——外界迅速给出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但对我而言，揣测他的动机，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讨论方向。真正值得讨论的，只有一件事：他说的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事实性描述，又有多少是属于溢美之辞？如果暂时放下立场，就会发现，他提到的一些具体经历，并不是什么离奇现象，而是许多人在不同制度环境中都可能遇到的现实差异。这些并不是对某种制度的总体背书，而只是个人在具体生活层面上的直接感受。问题在于，很多人并不愿意讨论这些事实本身，而是本能地把一切重新拉回到熟悉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去。也正是在这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有些人对中国现实的任何变化，都表现出近乎条件反射式的拒绝。这种拒绝，往往并非源自对现实的不了解，而是因为早年形成的一整套价值判断，已经与他们的身份高度绑定。那些判断不再只是对社会的看法，而是构成了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一旦现实的发展路径并未沿着他们当年设想的方向展开，承认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动摇自我。我之所以始终对这种立场保持距离，也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七十年代末，我在上海参与民主运动，和朋友一起创办过《民主之声》这样的民间刊物。当时的想法很朴素，希望通过思想启蒙，通过讨论与写作，去影响社会的认知方式，而不是上街游行示威。八十年代中期，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心态则是：社会的进步应该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个体选择的自由入手，所以选择在北京和上海开酒吧，办画廊和组织音乐会。此外，我个人也并不擅长、也并不热衷于群众运动。我比较在意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与和所需承担的责任，而未必需要加入一个集体中获得身份感。这种倾向，也许与我在大学期间对存在主义的阅读与思考有关。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愿意从民生层面理解社会进步，而不喜欢使用宏大的概念去讨论问题。一个社会是否在变好，最终体现在人们是否拥有更稳定的生活、更可预期的未来，以及在日常层面是否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果进步只能停留在概念中，却无法落实到具体生活，那它本身就很难说是真正的进步。很多人似乎忘了，当初参与社会运动，难道不是为了让社会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变得更符合人性、更适合普通人生活，而不是为了让社会迎合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偏好或意识形态投射吗？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总是把自己的追求等同于社会的追求，把自己的向往视为进步的唯一方向。说到底，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某种傲慢和虚荣。他们无法接受一个事实：如果社会的改善不是由他们亲手推动的，如果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剧本展开，他们就拒绝承认这种进步本身的存在。仿佛只要他们拒绝改变，社会就不应该改变。在他们的经验世界里，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更好”，不是来自具体而日常的尺度而是现实是否符合他们抽象出来的民主自由那套标准。如果我们稍微跳出这些身份与情绪，只看现实，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呈现出与三十年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国内，也体现在海外。去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看看当下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普遍更加自信，也更清楚自己并不需要在中美之间进行某种道德式的选边站。在他们的认知里，中国社会早已超出了早年“民主还是专制”的简单对立。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相反，中国的问题依然很多，而且不少问题需要时间，制度和其它的资源配合才能逐步解决。如果我们以十年为衡量尺度，中国是否比前一个十年取得了更多实质性的改善？这种改善不是口号，不是意识形态标签，而是体现在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社会稳定，以及普通人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上。至少从我接触到的民营企业家、创业者、留学生和跨国流动人群来看，他们对中国的问题非常清楚，但与他们在美国亲身经历的相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在生活方式与社会节奏上，更适合他们长期生活。而这样的判断，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多数人的经验，而不是少数人的例外。顺带一提，艾未未刚离开中国不久时，我去德国见他，一起吃饭聊天。后来我们在刘晓波问题上存在分歧，便疏于往来。又后来他公开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行为，我公开给予支持。他为此一系列原定的展览被取消等，这种愤怒与挫败，我完全能够理解。如果他这次回国后的表达完全出于个人选择，那我认同。所谓自由，本就不该被限定为只能说某一种“正确立场”。就他这次谈到的一些具体经历而言，确实也属于事实层面的描述。至于他没有公开批评政府的其他行为，在众所周知的现实条件下，这种选择没有什么不能理解

2个月前

我和海外，尤其是那些离岸之后才开始反共的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相信，只要反共，什么手段都可以接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可以原谅。于是我们看到：因为魏京生反共，他就可以霸凌他人，用造谣的方式侮辱别人的人格和尊严；有人打着反共的名义，把假政庇做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还有像苏雨桐那样的人，只要先声明自己反共，就自动占据道德高地，接下来便可以用谩骂、诅咒和下作的语言去对付一切批评她、或与她立场不同的人。苏雨桐这种人设，我不陌生。文革高潮时期，我曾天天去上海的菜场排队买菜。菜场里有个大妈，每天自告奋勇跑到队伍前面，背诵毛的语录，还会抽查别人能不能背出来，有时甚至逼你交代家里的成分，问你是不是“黑五类”的孩子，荒诞至极。我当时就在想：长大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能生活在那种被人盯着、被人逼着表态、被人随时盘问立场的环境里。所以，每次看到苏雨桐质问别人是不是反共、反得彻不彻底，动辄使用“支那猪”“紫蜡烛”之类的词汇，我都会想起当年那个站在菜场里的老大妈。这根本无关立场对错，而是一种极其熟悉的心理结构：我真理附体，我就有权逼你表态；而你的自由，正是我可以用来逼迫你表态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说，这些人不过是共产党红旗下的蛋。换了服务对象，本质没变。别人常把苏雨桐描述成“嫉恶如仇”的人：只要发现对方不反共，或者反共得不够彻底，就用最难听的话去“问候”，并以此自豪。但在我看来，所谓这些“离岸反共”者们，无关乎道德勇气；对其中一部分人而言，反共只是他们的谋生手段。真正需要勇气的，从来不是反共本身——尤其是那些身处欧美日安全社会里的键盘侠和口跑党。真正需要勇气的，是敢于具体、公开地批评在你身边的发生的，现实中的恶，无论其对象是谁。对我而言，一个人的诚实与正直，远远超过他的政治立场。前者体现在具体生活里的细节；后者往往只是一种姿态。而姿态可以被设计、被包装，唯有生活是24/7进行的，很难永远造假。我参与社会运动很早，认识的人也很多，从刘宾雁到王炳章，从胡平到刘小波，名字排下来能有几十个。在我这里，判断标准始终只有几条：是否在国内真实地挑战过体制，并为此付出过代价——这至少证明了勇气；是否具备基本的自尊与可信任感，也就是说，是否拥有普通人的品性与诚实；观点和立场可以不同，但从不因此去诋毁他人，始终保留文明人的底线。今天还能通过这些标准、我仍愿意称之为朋友的，几乎都是一些知根知底的老朋友。而在这个圈子之外，我的朋友反而更多，政治光谱也什么人都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与反共无关，只因为他们是正常人。用“正常”这样一个低标准来看，我在苏雨桐身上也很难找到。虽然她的反共形象已路人皆知，这让我每次看到她的名字，那位在上海小菜场里指着鼻子问你“是不是拥护伟大领袖”的老大妈的形象立刻就在她身上“附体”显灵。

2个月前

当我在陈希同关于“六四动乱”的官方报告中被多次点名时，我并不知道苏雨桐是谁；当我1979年在上海从事民运、参与创办《民主之声》时，她不过两岁多。后来我亲眼看着她，用一种毫无教养、近乎失控的方式，把原本就已经低迷的海外反共生态，进一步拖入一种靠辱骂反习、靠诅咒灭共维持存在感的撒泼模式。她有时会出现在我们周六的节目中，一开口往往就是那种嘴不嫌脏、话不怕下流的谩骂腔调。仿佛只要她把自己的外表打扮成“淑女”，就可以毫无廉耻地开启“大妈躺下骂街”的模式，让我避之不及。过去有人总结过海外反共圈子的三种人：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现在拿这三种类型来比照这位苏某，不但贴切，而且她还做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混合升级加强版，传神。说起来，我平时怼人并不少见。但对那些在国内坐过牢、吃过苦的熟人，我通常不会用太多讽刺的口气。因为我一直认为，其中有些人卷入民运，真是一场误会，害了自己的一生也害了他们的家庭。中国政治向来是人性恶的集散地，是一个充满争斗的黑暗角落；一旦被卷进去，认知退化还算轻的——就像电影《芙蓉镇》结尾里那个精神失常、只会反复喊“运动了，运动了”的人物。而更糕的是像苏雨桐这样的人：干脆把泼妇骂街本身，搞成一种“差异化人设”，并以此自鸣得意。至于这种行为，究竟是不是比某些人被指控的所谓“大外宣”（借用一下这个我本人极其厌恶的词）对反共团体形象造成更大的破坏，在我看来已不用论证。对我而言，有盛雪、苏雨桐、包括魏京生这类人物出没的场所，我一律敬而远之。我对他们究竟“反共”还是主张别的什么，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那种撒谎恶意侮辱他人的低劣品性，我无法接受——即便他们自以为只要打着反共的旗号，一切谎言与伪装出来的正义感，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摆到公众面前。另外不可思议的是，苏雨桐过去还做过记者，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似乎已经丧失了写出哪怕有一点点常识性文字的能力。至少，“受过教育”这一点体面，也未能维持住。反共反到这种地步，反成一个笑话，这种人格障碍的新变种，恐怕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才能让我们见识。但愿随着苏雨桐年岁的增长，她有一天，能为自己这后半生的孤独求败，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2个月前

说实话，我不信对话中大陆方面会出价4万欧元一个月的报酬给徐某人，里面讲到的日本某人每月收到800万日元，这部分我也不信。如果像徐某人这样的海外网主，官方会给出这么高的报酬，那么他们要想拉拢的人数不胜数，要准备的资金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这些属实，那么会有多少类似的反共博主愿意被收买？事实上，我们从目前已被判案的王书君等几位实锤为北京工作的线人的资料来看，这些人拿到的报酬根本不多。海外曾经非常知名的网站——博讯前几年被大陆方面收购，也不见得出了这样的价。如果要说博讯的影响力，30个徐某人这样的也比不上。而且，我也没有听到徐某人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答应接这份活，是因为觉悟高吗，如是为什么等到今天才爆料？或是报酬不够高吗？那多少徐某人觉得可以接受？还是徐某人在后续的对话中，知道了对方基本不靠谱，所以不了了之？我认为后者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徐某人知道对方是个忽悠，但既然已经录了音，拿在手上哪天造一下势也不错，谁知道？有人留言说，录音不违法。这话在法律层面上没错，但真的走到法庭，私自录制的谈话往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我想强调不在这里，而是，凡会在与你说话时刻意录音的人，本身就不值得信任。这类人不是在跟你交流，而是在为将来“备用”。他们随时可能根据需要断章取义，把原本私下的谈话变成攻击你的工具。当他们选择录音的那一刻，动机就不能告人。这样的人不仅要尽量远离，还要抵制。

3个月前

转：“突发消息：《名利场》（Vanity Fair）作者克里斯·惠普尔（Chris Whipple）刚刚披露了他与川普幕僚长苏茜·怀尔斯（Susie Wiles）多次谈话中的一些惊人细节。以下是她对他说的话： •怀尔斯表示，她读过爱泼斯坦相关文件，并承认其中出现了川普的名字。 •她说自己曾劝告川普不要赦免最暴力的“1月6日”骚乱参与者，但川普无视了她的建议。 •她承认川普在寻求报复……“一旦有机会，他就会出手。” •她试图说服川普在上任90天后停止对政治对手“算旧账”，但这次努力失败了，因为川普的报复欲望从未停止。 •怀尔斯直接反驳了川普关于比尔·克林顿的说法，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克林顿曾到访杰弗里·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 •她形容川普具有“一种酒鬼式的人格”。怀尔斯说，她之所以能与他共事，是因为自己在一个酒精成瘾的父亲——体育播音员帕特·萨默罗尔（Pat Summerall）的环境中长大。 •关于副总统JD·万斯，怀尔斯说他“十年来一直是个阴谋论者”，而他从川普的批评者转变为忠诚支持者，是出于政治考量，更多是为了参议院的政治野心，而非原则。 •她形容埃隆·马斯克是“一名公开的氯胺酮使用者”，是个“非常、非常古怪的人”，其行为往往并不“理性”，令她“震惊”。 •她称预算主管拉塞尔·T·沃特（Russell T. Vought）是“一名极右翼的绝对狂热分子”。 •怀尔斯为美国国际开发署辩护，称“任何真正关注过政府运作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她表示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处理爱泼斯坦文件问题上“彻底失手”，并解释说： “一开始她给的是一堆毫无内容的文件夹。后来她又声称证人名单或客户名单就在她的办公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客户名单——而且那玩意儿绝对不可能在她的桌子上。” •她说政府需要“更仔细地审视”驱逐出境行动，以避免出现错误。 •提到两位母亲在自愿参加例行移民会议后，竟与孩子一起被逮捕并驱逐出境时，怀尔斯说： “我无法理解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确实有人犯了。” •她曾试图让川普推迟实施重大关税措施，但未能成功，并提到他的顾问团队内部存在“巨大的分歧”。 •怀尔斯这样总结川普的执政心态：他行事的前提是，他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没有任何事他做不到，零，没有。”

3个月前

1/12白宫刚刚发表了由川普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该报告首次提出了川普版本的新门罗主义： “在多年忽视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将重新提出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并保护我们的本土与我们在这一地区关键地理位置的通行权。我们将阻止来自本半球之外的竞争者在本区域部署军力或其他具有威胁性的能力，或拥有、控制战略上至关重要的资产。这一“川普版门罗主义原则”，是对美国实力与优先事项的常识性、且极具威力的恢复，与美国安全利益完全一致。” 我们在西半球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招募与扩展”（Enlist and Expand）。我们将“招募”本半球的老朋友，帮助控制移民、阻止毒品流动、加强陆地与海上的稳定与安全。我们还将“扩展”，通过培育和加强新的伙伴关系，同时提升我们自身作为本半球首选经济与安全伙伴的吸引力。” 读完这份报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近期在南美频繁介入阿根廷、洪都拉斯等国的政治与经济事务，尤其是对委内瑞拉海上的袭击以及对其政权更迭的公开施压。过去十年，委内瑞拉已成为中国在拉美最重要的债务受援国之一。中国向其提供的大规模贷款覆盖能源、基建、电信等关键领域，港口与油田的运营也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国企业纳入体系。长期来看，这意味着中委关系的加深将使委内瑞拉逐渐成为中国在美洲的一个战略支点，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同样不容忽视。在俄乌战争的局势下，美国不仅未能取得预期中的战略优势，连川普原本自信能够迅速调停的设想如今也变得遥不可及。这种挫败感反而让川普政府更强烈地认为，有必要通过“拿下”委内瑞拉来证明美国在西半球依然拥有主导能力。因此，美国必须在委内瑞拉取得成功。国家安全报告已经向整个拉丁美洲释放出明确信号：美国将重新担当该地区的最终仲裁者。任何选择与中国或俄罗斯进行深度合作的国家，今后都必须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架构与经济依赖，因为局势的变化将会影响整个西半球的未来走向。在这一战略中，委内瑞拉被视为新门罗主义的“样板国家”。其政治与经济结构将成为美国重塑地区秩序的试验场。如果美国能够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可控的政治与经济框架，它便能够以同样的逻辑推动巴拿马、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调整对外关系，尤其是削弱中国在南美迅速扩张的影响力。必须说明的是，美国从未打算把委内瑞拉改造成所谓的“民主范本”。它真正追求的，是在强大压力之下让委内瑞拉变成一个不会对美国构成战略风险、能有效排除外部势力介入、并在关键领域——尤其是能源——接受美国影响的国家。报告还包含着其它丰富的内容，包括中东问题，欧洲问题，台湾和中国问题等。下面是该报告的全文翻译：《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 2025年11月白宫华盛顿我的美国同胞们：在过去九个月里，我们把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从灾难与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经历了四年软弱、极端主义和致命失败之后，我的政府以紧迫感和史无前例的速度行动，在国内和海外重建美国实力，并为我们的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实现过如此戏剧性的扭转。从上任第一天起，我们就恢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边界，并动用美军阻止对我国的入侵。我们把激进的性别意识形态和“觉醒”疯狂从我们的武装部队中清除出去，并以1万亿美元的投资开始加强我们的军队。我们重建了同盟关系，让盟国为我们的共同防务作出更多贡献，其中包括一项历史性承诺：北约国家将国防开支从GDP 的 2% 提高到 5%。我们释放了美国的能源生产能力，重新夺回独立自主，并实施历史性的关税，将关键产业带回美国。在 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 中，我们摧毁了伊朗的核浓缩能力。我将在我们地区活动的贩毒集团和野蛮的外国帮派宣布为外国恐怖组织。在短短八个月时间里，我们解决了八场肆虐的冲突——包括柬埔寨与泰国、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刚果（金）与卢旺达、巴基斯坦与印度、以色列与伊朗、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并结束了加沙战争，让所有在世的被扣押人员回到了他们的家庭。美国再次强大、再次受到尊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让全世界实现和平。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我们都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接下来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旨在描述并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非凡进展。这是一份路线图，用来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国家，以及地球上自由的家园。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继续发展我国实力的每一个维度——我们将让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更富裕、更自由、更伟大、更加强大。唐纳德·J·川普总统白宫 2025年11月

3个月前

1/5《今日世界》上周六有关乌克兰政府贪腐问题讨论的文字稿如下陈军：现在被调查、并主动辞职的这位，是泽连斯基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他是这次俄乌战争谈判的核心负责人。他原本计划在本周末前往白宫，继续就后续谈判细节进行沟通。这件事情的过程，我已经在推特上第一时间贴出来了。他们已经对相关人员的电话等通讯方式进行了超过一千小时的监听，掌握了大量证据。实际上是乌克兰内部的反贪局动的手，由两个部门联合行动。我之所以很早就预判这种事情大概率会发生，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位办公室主任早年是泽连斯基喜剧团队的律师，是他最早的一批搭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泽连斯基的崛起过程。当时他曾把小学同学及早年的喜剧团的好友都带入政府。他这种近亲繁殖式的用人方式后来造成了很多问题。例如，他的另一位办公室主任在俄军入侵前，认为拜登政府提供的情报不准确，坚持认为俄国不会入侵乌克兰。结果判断失误，导致俄军开战时乌方措手不及。这位官员后来也被撤职。另一个我很早就意识到的问题，是我在基辅和敖德萨时接触到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我过去的经验中，这些人属于我以前没打过交道的一类，我感觉他们就是做情报的，当然是广义上的情报。例如在前线观察俄军的作战方式、装备，研究他们的打法；也有人在研究泽连斯基政府内部重要官员的动向等等。我知道情报部门的特点，我们以前了解香港时也是如此：某些区域情报人员高度集中。当事情发生后，我们常常会在中央情报局事后的解密档案里看到当时他们是如何介入的。至少在俄乌战争前，据我看到的报告，中央情报局在乌克兰境内就有五十个据点。更不用说他们还深度参与了乌克兰一些行政部门的培训工作，很多部长级官员都是由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培训的。所以我相信，他们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这些人每个人的性格、习惯、生活方式，这是情报工作的常规。爱泼斯坦实际上也做类似的事情，了解关键人物，抓住弱点，在关键时刻要挟，让对方就范。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一直以来有各种消息传出。我很早就看到，例如基辅市长，据说他在海外拥有价值约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资产；同时他在乌克兰本地被指是色情产业的主要操盘者之一。在东欧，有大量乌克兰年轻女性从事性交易，而基辅的色情产业链——包括夜总会、俱乐部——据说都由他掌控。我曾见过市长的弟弟，我同去的朋友后来见到了市长本人，因为我那时已经离开了。我长期关注泽连斯基，也关注来自敖德萨朋友们提供的讯息。大家是否注意到，敖德萨那位在当地声望很高的市长，最近因与泽连斯基闹翻，被泽连斯基以“持有俄罗斯护照”为由直接免职，引发了当地极大反弹。这类消息在海外报道较少，但当地民众甚至准备上街示威。后来我得知敖德萨市政府希望让情绪先冷却一段时间，虽然他们非常不满，毕竟市长是民选的，但泽连斯基用一纸行政命令就撤掉了他的职务。这些零散的情况，加上现在披露的内部贪腐金额，我认为真正涉及的数额远远不止目前公布的那些。我看到有说法称，接近特朗普的一位人士表示，大约接近一千亿美元的资金去向不清楚、无法交代。我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张成分。但整体而言，我判断这些事情在这个时间点被抛出来，就是为了对泽连斯基政府施加压力。因为在二十八点和平协议公布后，泽连斯基的表态有所变化，欧洲方面也有不同声音。我认为情报部门选择此时曝光材料，是为了打击泽连斯基的公众声望，激化外界对他的不信任。同时，这些曝光背后可能还有更多证据没有公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对泽连斯基施压：如果不接受停火条件，他可能会被人取代。我也看到不少报道，说许多人已经在布局“后泽连斯基时代”。现在有几种可能：一种就是让泽连斯基体面下台。我甚至看到一些报道说，他已经在准备出逃路线，其中包括他政府团队的一些成员未来可能会去以色列。当然，这些消息我们暂且听一听。上官乱：刚才陈军讲的很多内容，其实都是我这段时间想说的。我正好看到陈军这几天在推特上发布的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关于乌克兰的。我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对乌克兰的认知，到底被遮蔽了什么？今天曝光的乌克兰腐败新闻，只是我们现在才看到，但严格来说，这些问题在乌克兰国内是长期、普遍被讨论的。今年七月起，乌克兰国内就不断出现反贪腐示威。其中有一句抗议者的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像现在台湾的氛围。他们在示威时说：“我们不要让乌克兰变得越来越像俄罗斯。” 我之所以记得陈军那篇文章，是因为他提到：这几年我们为什么对乌克兰、以及川普对乌克兰的不再支持反应如此强烈？很重要的原因是，俄乌战争从一开始就被嵌入了一个固定、不可质疑的叙事：民主和独裁的对垒。在这种叙事框架中，乌克兰被设定为一个近乎完美的民主勇士。

3个月前

《今日世界》本周六的节目直播已经结束（见下面链接），各位有时间欢迎去听一下，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在我把本次节目涉及的三个主题中有关香港近日宏福苑起火事件的讨论部分，按嘉宾发言的顺序整理成的文字记录，贴在下面：一、邓聿文我去过几次香港，大概六七次、七八次。香港确实是建筑非常非常密，高楼林立，“高楼”几乎就是香港的代名词。这次火灾突然发生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些舆论，不管是有人带节奏也好，还是对真实情况的反映也好，对香港政府有不少批评，认为管理能力下降。尤其是回归以后，经历过去几年的那场风暴之后，也有人讲，这种事情在港英政府时期绝对不会发生。香港现在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我确实认为有一点很可能存在：香港政府对这种高楼密集的状况，尤其是大量居民住在高层密集住宅的情况，并没有做出很好的整体规划，包括预算投入和管理措施。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这个严重问题，是不是因为这二十多年来出于政治原因，导致管理团队在治理上的松懈？还是说，因为过去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故，所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不不会出事”，从而放松了？这些都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我本人也没有长期在香港生活的经验，因此无法对具体责任做评估。但我认为，这样一个因素很可能是存在的。对于香港这种“地小人多”、一个湾区里那么多高楼的情况，如果对高楼火灾风险没有充分的预判和准备，一旦起火，要救援是非常困难的。好像有个评估说，二十二层以上即便是小火，消防队要有效救火都非常困难，这一点恐怕不只是香港如此。现在有人把起火原因归咎于泡沫材料，或者外墙加固的某些工序。这很可能是因为此前香港楼房加固、维修长期采用同一套作业流程，过去几十年如此，大家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在也可以照旧。由香港这个事情，我想到上海。上海在 2010 年也发生过一次高楼大火，死了五十多人。那场大火之后，上海多少吸取了一些教训。上海虽然也是高楼林立，但密度比不上香港；至少在那之后，我们没有再看到同等级的猛烈高楼火灾。香港是否会因此接受教训，我们还要后续观察。如果这场大火之后，城市管理方面仍然只是维持现状、做一些小修小补，那我估计，这就说明确确实实存在一个由于政权运作问题所导致的团队治理能力的结构性问题。二、主持人这场火灾发生以后，我看到各方自救、互救。其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港人自建的“报平安地图”：把信息直接汇入表格，再连到一张由本地居民临时搭建的互动地图上。随着火势持续，这个工具的更新速度远比政府正式信息发布还要快。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艺人、民众，包括大量大陆人士在为香港火灾捐款。我们的嘉宾陆先生也在第一时间捐款，尽自己的力量。稍后也可以请小陆谈谈他的观察和感受。帮助香港的渠道链接我也分享在我们频道的社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里找到。但同时，我们也确实看到很多人把这场悲剧政治化，把它看作是体制的失败。上官乱因为时间原因下线了，她提到看到一些台湾人在发挥，说这是“归顺中国的诅咒”。我理解大陆与香港这段历史，尤其是 2019 年反送中运动，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影响与撕裂。但我个人看到这些争论的时候，再看火灾现场的画面，会有一种特别窒息的感觉。三、胡平这次香港发生高楼火灾，再次说明一个问题：香港这种几十层的大型住宅楼，一旦出现灾情，逃生确实非常困难。但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事情发生后没多久，中共中央港澳办就发表了讲话，强调对港府的充分肯定。也就是说，北京方面显然不打算在这件事情上追究港府的责任，也不希望港府因此承担什么政治后果。当然，这类事故港府领导层究竟有多少责任，本来就很难界定。但中央方面这么快表态，还是值得关注的。我本人其实没有去过香港。陈军应该还记得，九七之前有一年我们俩想申请去香港，当时绿卡需要旅行证件，被拒签了不让进去。所以我一直没有真正到过香港。但从地图、照片和平时的报道里也能看出，香港的居住环境确实非常拥挤。再谈到这次事故中的竹棚、脚手架等因素，我也觉得奇怪：现在不是有很多先进的消防技术吗？为什么这次的救火行动显得特别迟缓？很多设备似乎都无法靠近高层。有些人提到无人机技术，说现在可以设计一些专门针对高层火灾的灭火器具。但这次火势居然任由它持续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快速控制。我想，这件事情之后，多方面应该都会做出改进。毕竟教训太惨重了。无论是建筑设计、施工标准、维修管理，高层建筑使用的材料，还是消防装备，都应该会因此有所提升。从另一面也能看出，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关注，是因为这么高密度的城市里出现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确实不多见。一旦出了事，后果非常麻烦，也很难收拾。接下来这件事恐怕也不会再出现太多戏剧性的的发展，大概就是这样了。四、陈军我以前是盖过房子的，而且我现在在做一个预制房项目，所以对防火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比较了解的。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致12死16伤，消防员殉职悲剧再现· 90 条信息

#香港宏福苑火灾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港府责任与北京态度 #民间自救与捐款 #城市规划与管理

3个月前

关于宏福苑这场大火，大家都仍在错愕之中。此刻最重要的，是搜救、调查、善后，以及尽可能找出起火的原因，从而减少未来发生类似意外的风险。或者像王路飞，王志安这样的，捐钱表达支援。世界任何城市所发生的灾难，都会因为各种环节的失误——材料、施工、监管、楼龄、设备维护、人口密度和气候——现实世界的风险往往是多因素叠加的。我们但凡有点常识，首先是把事情查清楚、弥补漏洞，而不是急于把一场悲剧立刻置入一个既定的政治框架。韩联潮把这次香港的火灾说成“制度性人祸”，不是不可以。但作者曾是一位律师，担任过美国参议员的助手。按理说，这样的背景应该让他具备区分“事故调查”与“意识形态投射”的基本素质。如果韩先生连最基本的因果判断、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事故调查的程序性与专业性都无法准确理解，不知道他又如何帮助别人理解公共事务？如果按照韩的这种逻辑，加州过去几年几场几乎烧掉整片社区的山火——电力公司设备老化、监管长期失效、官僚拖延、灭火水源不足、疏散不力等——哪个不可以冠之于为“制度性人祸”？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能不能讨论制度，而是为什么同一种分析框架只在某些地方被选择性使用？因为美国有民主，什么都不是制度问题？把一场香港的悲剧迅速政治化，却把同样结构性问题发生在美国时，持双标态度，这哪是在关心什么制度问题，而只不过在借题发挥，像公众宣示自己的立场。这有点low….

#宏福苑大火 #搜救调查 #制度性人祸 #双标 #政治化

3个月前

转：“乌克兰最高级别的反腐机构——NABU（国家反腐败局）和 SAPO（特别反腐检察官办公室）刚刚突袭了政府大楼。据报道，突袭的目标是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烈·叶尔马克（Andriy Yermak）。这次最新行动发生在乌克兰能源领域因一桩 1亿美元贿赂丑闻而震动全国的几天之后——但目前尚无官方消息表明两者是否相关。这两家机构目前都尚未对突袭行动发表评论。消息来源：Kyiv Post, Sky News“

#乌克兰反腐 #NABU突袭政府大楼 #泽连斯基幕僚长叶尔马克 #1亿美元贿赂丑闻 #能源领域

3个月前

至少在一年前，我在我们每周六的《今日世界》预言：泽连斯基政府的贪腐问题一定会被查处，他本人也因此会身败名裂，受到法庭的审判。另外的可能是在美国的安排下，条件是答应了美国开出的各种条件，包括对其国家资源控制权之后，在中东某地隐退。但无论如何，他对欧美的错判，加上缺乏战时领导者的经验和周边人的贪腐，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了本可以避免的如此败局。转：“观点：贿赂前线——乌克兰如何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输掉这场战争套路大概是这样的：先被入侵，再成为全球抵抗的象征，然后吸收数百亿美元的援助，最后——就在全世界都盯着的时候——让腐败又从地板底下爬回来。乌克兰面对的，不只是俄罗斯的坦克，还有它自己那些根深蒂固的坏习惯。而现在，腐败正卷土重来。说的可不是几张虚高发票，而是动辄九位数的回扣计划、军购丑闻、把国家能源公司当成私人小金库。这不仅丢脸——而且是核爆级的丑闻。西方已经为这场战争买单，几乎像是在资助一次登月计划。武器、医院、养老金——从柏林到巴尔的摩，纳税人扛下了这一切。但不成文的契约很清楚：我们出钱，你保持干净。至于乌克兰？呃……他们并没有把收据寄回来。每一次又有官员被抓到通过空壳公司走账，或把合同塞给亲信，这就不仅是国内笑话了，而是一颗外交手榴弹。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耐心已经开始耗尽。“审计疲劳”（audit fatigue）之所以开始流行，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俄罗斯呢？他们正看得津津有味。普京根本不需要赢下战场，只要指着基辅腐败的新闻标题说一句：“看吧？我早说他们是个失败国家。”每一起丑闻，都是朝西方联盟发射的一枚公关巡航导弹。乌克兰承担不起这样的代价。无论是道义上、战略上、还是财政上。泽连斯基已经承诺要展开严厉打击——很好，那就拿出起诉书来。拿出定罪来。让所有人都看到：哪怕是有关系的人，也不能用捐助者的钱开金色降落伞。因为如果乌克兰继续把反腐当成“建议”而不是“生存策略”，钱会慢下来，支持会分裂，而同情？会消失。战争不是只在战场上赢或输的。它们同样会输在会议室、法庭和密室交易里。乌克兰只有一个前线之外的任务：不要给世界一个转身离开的理由。”

#泽连斯基 #乌克兰腐败 #西方援助 #审计疲劳 #普京

3个月前

这是《今日世界》第一期的另一主题：“台湾岛内认知战”的文字版内容：陈军：最近我和上官乱有过一些交流。她作为在台陆配，目前在台湾的境遇是比较糟糕的。台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方民主阵营”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选举体制和选举文化也深受美国政治逻辑的影响，许多议题被高度政治化、党派化。比如他们对王志安访台事件的处理，比照其他自媒体访问团的不同对待，体现的就是台湾这种政治化、标签化的倾向。而他们今天口口声声讲的“认知战”，其实说白了，就是延续美国式竞选政治的那套逻辑，把任何不同意见都打上“敌方操控”的标签。只不过在川普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台湾问题很显然采取了与过去不同的策略。在拜登时期，拜登至少三次公开讲过：“如果大陆对台动武，美国一定会出兵干预。”但这在今天川普的议程上，他不会再把台湾视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就像乌克兰也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一样，台湾在川普的世界版图中，并不属于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的对象。另外，美国历史上颠覆其他民主国家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它从来不是所谓“民主社会的必然捍卫者”，只是川普更直白地表达了美国这种现实主义的逻辑。当然，从地缘政治上讲，在中国大陆环伺的地理格局下，台湾无法摆脱这个区域的现实，因此必须认真评估自身处境。目前民进党的问题，在于存在着某种鸵鸟心态。他们主观上投射出一种幻想：只要台湾出事，美国一定会介入。最近日本首相也发表了类似的表态，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如果大陆动武，日本就会启动防卫机制。但这些基本上都是政治表态。到了真正关键时刻，日本自卫队是否真的会介入，那是另一个需要认真评估的问题。说实话，地缘政治是冷酷的。在现实层面，台湾随时可能从“餐桌上的客人”变成“餐盘上的食物”，它的谈判资本正在急剧减少。台湾前外交官苏起最近在访谈中说，以前两岸谈判时，大陆还会考虑台湾代表的面子问题，所以在安排座位、讲话顺序方面多有顾及；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无论他们如今多么亲中，大陆在制定台湾政策时都不会再顾虑他们的考虑。台湾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已经与大陆不再对称，而是处于绝对弱势。如果台湾不认清这一点，继续沉浸在“民主自由必然胜利”的幻觉里，就很可能在现实面前遭遇挫败。我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但历史的进程往往比人们的愿望来得更残酷。胡平：弗里德曼是在台湾的“天下远见高峰会”上发表讲话的，他后来在《纽约时报》上也写过类似文章。他的大意就是：台湾不要再那么指望美国了，认为“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的时代已经结束。其实从中共的角度看，它一直在考虑武统的问题，主要顾虑的就是美国是否介入。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实际上影响有限。日本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真打起来，日本几乎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介入。首先，日本仍有和平宪法，它的军队仍叫“自卫队”，这本身就限制了它的行为空间；其次，日本和台湾之间没有正式邦交。如果大陆动武而战火没有波及日本，日本实际上只能旁观。欧洲更不用说。我们看到俄乌战争期间，北约虽在旁边，却没有直接出兵。台海情况类似。唯一不同的是，美国有《台湾关系法》。理论上，美国离台湾很远，与台湾既无邦交也无盟约，但因为有这个法案，中共在考虑动武时不得不顾虑美国态度。不过，《台湾关系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台湾被攻击时美国必须出兵。它的条款是模糊的，只说美国会“关切台湾安全”，并没有“必然军事干预”的义务，这与过去美台之间的安保条约完全不同。所以拜登几次公开说“美国会出兵”，才会被视为把模糊变清晰。而如果川普选择不出兵，只提供物资与武器援助，从法律上也不算违背《台湾关系法》。即便美国出兵，还有更关键的问题： — 出多少兵？ — 投入到什么程度？ — 目标是什么？这些决定战争结果。美国在全球仍具优势，但在台海这个局部战场，共军已占优势。五角大楼和智库多次兵棋推演，许多结果都是共军占上风。这不是美国打不过，而是——它不可能全力以赴。在核大国对峙背景下，美国不可能把冲突推向失控边缘。川普说“如果大陆打台湾就炸北京”，这是威慑口号，不是真策略。因此我认为短期内中共不会轻易动武。统一是“千秋大业”，但没有迫切性。它不像俄乌那样可以打一半；中国如果动手，唯一目标就是完成统一，没实现就是失败，因此不会轻举妄动。至少未来三年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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