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

陳軍
1个月前
关于宏福苑这场大火,大家都仍在错愕之中。 此刻最重要的,是搜救、调查、善后,以及尽可能找出起火的原因,从而减少未来发生类似意外的风险。或者像王路飞,王志安这样的,捐钱表达支援。 世界任何城市所发生的灾难,都会因为各种环节的失误——材料、施工、监管、楼龄、设备维护、人口密度和气候——现实世界的风险往往是多因素叠加的。 我们但凡有点常识,首先是把事情查清楚、弥补漏洞,而不是急于把一场悲剧立刻置入一个既定的政治框架。 韩联潮把这次香港的火灾说成“制度性人祸”,不是不可以。但作者曾是一位律师,担任过美国参议员的助手。按理说,这样的背景应该让他具备区分“事故调查”与“意识形态投射”的基本素质。 如果韩先生连最基本的因果判断、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事故调查的程序性与专业性都无法准确理解,不知道他又如何帮助别人理解公共事务? 如果按照韩的这种逻辑,加州过去几年几场几乎烧掉整片社区的山火——电力公司设备老化、监管长期失效、官僚拖延、灭火水源不足、疏散不力等——哪个不可以冠之于为“制度性人祸”? 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能不能讨论制度,而是为什么同一种分析框架只在某些地方被选择性使用?因为美国有民主,什么都不是制度问题? 把一场香港的悲剧迅速政治化,却把同样结构性问题发生在美国时,持双标态度,这哪是在关心什么制度问题,而只不过在借题发挥,像公众宣示自己的立场。 这有点low….
李少民:陈岱孙与中国学术的荒谬 我1977年考上北大经济系,上学期间系里面最德高望重的教授就是陈岱孙教授了。我们都知道他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陈教授虽然名气大,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任何学术贡献,只是觉得他为人谦和,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君子。最近看到我们同学群里转发纪念陈岱孙的文章,称他为经济学大师,“🈶极高的研究成就”,我觉得颇有误导。 陈岱孙(1901–1997),早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马萨诸塞州的预算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个题目是地方财政的一个描述性案例,没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在学术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从博士阶段起,陈岱孙就显示出一种倾向:他并不是那种有强烈理论创新冲动的学者,而更像是一位治学严谨、但思想上平庸的教师。 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长期任教,主要讲授《经济学说史》。几十年来,他几乎把全部学术生命都奉献给了这门课。在北大经济学科的历史上,他被尊为“经济学说史的奠基人”。然而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原创性的经济学理论。 有趣的是,在中共掌权后的高压环境中,这样的学者反而最“合适”。一些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脑子里充满新思想,有原创性的见解,不说出来是忍不住的,所以他们要表达,结果触碰到政治禁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遭到迫害致死。而陈岱孙却能保持沉默,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迫不及待说出来的原创思想。可能沉默对他来说并不痛苦,因为他并没有要强烈表达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他是坏人,而是说他的个性和学术气质,恰好契合了一个压抑思想的体制。他“无害”,于是就安全地活了下来。 更讽刺的是,他去世后,官方在悼词里称他为“无产阶级经济学家”。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荒谬。所谓“无产阶级”,意思是没有财产;而“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创造财产。要是目标真是让人变成无产阶级,那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只需要暴力剥夺即可。动动手,把富人的财产没收了,他们立刻就是无产者了。用这样一个矛盾的称号来纪念一位学者,本身就揭示了中国学术的荒谬逻辑:学术被完全政治化,学者的评价与否不是看其学术思想,而是看其是否“安全”、是否可以贴上政治标签。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那些有原创性的人,多数被打压甚至消灭;而那些老资格但无建树的人,恰恰能安然度日,最后被奉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