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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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儒家与宪政的关系堪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结之一。中西政治传统与政治哲学截然不同的前提下，将儒学与宪政的强行结合，一方面体现出中国知识人作为世界体系中的落后者的焦灼，另一方面是现代民族主义下依托传统文化所残存的自尊心。或许，在郭嵩焘等士大夫看来，与法家合流前的儒家，有着原儒的独立思想与人格，是真正的三代之治。而在内战之后的海外新儒家看来，旧内圣开出新外王，与西方的欧陆哲学结合，为现代人找到心灵与制度上的安身之所。 大陆在2000年以来的儒家宪政思潮，某种程度上是90年代以来自由派对于传统文化回潮的反思。一方面，自由派学者强调儒学与现代社会并非格格不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依托于传统文化所打造的社会。另一方面儒家所强调的对于人格尊严的捍卫，与奠基了现代文明的人权观念异曲同工，只不过由前者代表的士大夫群体扩展到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位公民。而对于左派学者来说，儒家宪政解决了中国的合法性缺失问题，也足以使得中共这种列宁式政党在不断革命后造成的价值上的真空与虚无，以传统与历史的名义得到填补。然而，这两种解释与中国思想界所有流行的概念类似，都属于对中西文化传统的一厢情愿，并强行为现实政治服务。随着高呼儒家宪政论的秋风与蒋庆，迅速对体制投怀送抱，儒家宪政成为了建制派与自由派共同的笑话。而宪政二字，成为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儒家早已不需要“宪政”来装扮了，马克思遇上孔夫子，相隔千年的知音，早已使得自由派知识分子心心念念的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成为上个世代的空想。也许，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思想实验，我们早就不该抱有幻想。实现真正的“宪政”，不需要在前面添加任何的定语。 本文选自段志强新书《旧庙新神：晚清变局中的孔庙从祀》中《孔庙与宪政》一章，讲述了清末到民国初年，清政府与袁世凯政权对孔庙进行的一系列调整。而最让统治者头疼的，恰恰是那些以挑战者和反思者自居的儒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由此可见，儒家与宪政最大的汇通之处，就在珍视并保护对现有制度和思想的挑战与质疑。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活到今天的中国，可能也会跑到海外做youtube政论博主，或者被大学以意识形态问题作为理由停课被调整做一个图书馆员吧？出版社授权刊发。 段志强 | 儒家的宪政实验：被现代思潮吞没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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