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書評Boston Review of Books

统计数据

8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33
阅读
avatar
编者按：近日，微信公众号上有一篇文章《秦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反思的深度解析》在流传，书评编辑问秦晖先生这篇文章是否真实。本周书评正好刊发秦晖文章《从马克思到魏特夫：反对极权主义的左派思想资源》，也正是谈马克思，在征得秦晖先生同意后，将其回应刊发如下，并推荐其2013年出版的一本书《共同的底线》： 这篇文引我的话都没出处，基本都不是我的原话。但应当说我在1980年代的确有类似的想法。直到现在，我也不认为马克思的主张与“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更不认为马克思需要为列宁、斯大林的造孽负责。而且马、恩虽然不能说与今天的社民党一样，但却与当年的伯恩斯坦、考茨基和俄国的孟什维克确实差不多，而列宁则是后面这些人的死敌。所以马、恩如果活到1920年代后，即便没有变成典型社会党人，也绝对会在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对立中支持前者，而绝不可能支持后者。当然，说马克思不该为列宁背黑锅，并不等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就能成立，更不等于说他一切都正确。如果说1980年代的我还确实曾经是一个以马克思的观点为主要资源来抨击列宁-斯大林体制的民主左派，或者说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但现在早已改变。我现在的立场很明确：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在当代议题上站队西方“新左派”（中国的皇“左”就更别提了）。但我仍然不会“逢马必反”，仍然尊重作为独立学者和反抗专制的马克思。作为面对皇权-极权传统的中国人，我不拒绝任何反专制的思想资源，包括马、恩那一代欧洲老左派和中国“崇周仇秦”的“反法之儒”，当然也包括从拉斯基到哈耶克那些偏左、偏右的现代自由派。但我不会迷信他们中的任何人永远正确，即便正确的主张，我也要确定他们具体的问题意识，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问题误置”。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谈论马克思，我甚至认为：仇恨沙俄和德意志帝国的马克思们，面对的“问题意识”与当下的我们更为相似。对我们而言，他们的反专制思想资源比今天那些已不知专制为何物的西方新左派要丰富许多。后者其实已经严重地数典忘祖。所以我有时不仅用马克思的话来反对“保皇党”，也会用马克思的话来批评今天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西方“学院左派”人士。我今天并不认为自己是左派、右派或者是中间派，而愿意为“共同的底线”奋斗，我支持反专制的保守主义，也支持反专制的社会民主主义乃至民主社会主义，当然更支持经典的自由主义。但绝不认同那些以保守或“革命”甚或“中庸”的名义搞专制、极权的伪左伪右保皇主张——顺便说一句：我不想用“极左”“极右”来称呼他们，因为这两个概念极易导致混乱。比如很多人认为主张“小权力政府”或自由竞争就是“右”，像诺齐克那样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主张只要是清白的财产，哪怕富可敌国也不应当征税，这就是所谓“极右”，但这与希特勒式的、甚至川普式的“极右”能是一回事吗？反过来讲，在当代民主国家“左”通常意味着社会保障和福利问题上强调国家责任，那么像过去的瑞典（现在已经有所不同）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承担全方位责任的主张就应该算是“极左”，但是这与中国文革式的“极左”能是一回事吗？当代西方的左右派之争，我认为并非极权中国的真问题，甚至于，在中国严重影响全球化的今天也已经很难说是西方的真问题。比如今天西方的福利国家和工会这些传统左派喜欢的东西，如今都已难以为继，但那难道是他们整天指责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吗？反过来，今天传统右派（或“新自由主义”者）喜欢的自由贸易、全球市场早已烟消云散，但那难道是他们痛恨的社会民主党人造成的？如果他们还像以前那样延续老一套的“左右相争”，甚至还因为他们的主张都陷入危机而诿过于对方，因而“撕裂”得更厉害，那么我就要说，小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危险就在眼前！我目前就是致力于揭示中国、全球乃至西方当代面临的真问题。至于如果有一天，中国面临了现代文明国家的左右之争真问题，那么我的主张将视“路径”而定。比方说假如中国以权贵私有化方式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上这是可能的），同时也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了民主化，那么为了避免“推倒重来”的社会动荡导致转型失败，我宁可主张事后补偿式的福利国家，但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公正的民主私有化（当然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则我会更倾向于充分的市场竞争。然而现在两者都还远谈不上，那么上述两种对策就是无的放矢。我只能主张左右兼施，即左手为福利而问责，右手为自由而限权，同时坚决反对保皇派的“左右兼施”：左手为皇上扩权，右手为皇上卸责。这就不是什么左右之争，而是以左右自由民主派的共同底线，去反对“左右”保皇派的无底线堕落了。 本周重磅文章还有艾晓明教授的《 沉积在柴达木的生命痛史》和王柯教授的《不可靠的历史记忆与中国民族主义：告别纪念式历史观和受害者心态》；两篇文字温和但观点犀利的短评来自旅美的青年学者郭锐和杜如许。 Newsletter 11/01 | 秦暉的共同底線、王柯的紀念式曆史觀與柴達木裡的生命痛史
#秦晖 #马克思主义反思 #反极权主义 #共同底线 #中国问题
avatar
编者按：凯瑞·布朗（Kerry Brown）为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伦敦国王学院全球中国研究院主任，曾任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中国问题顾问，以严谨分析中英关系、地缘政治与东亚历史著称，代表作包括《西方的中国观》和《习近平时代》，常为BBC与卫报撰稿，推动国际社会理解台湾议题。其最新著作《Why Taiwan Matters: A Short History of a Small Island That Will Dictate Our Future》（台湾为何如此重要：一部小岛的简史，将决定我们的未来），由St. Martin’s Press于2025年1月28日出版。布朗概述了台湾从1895年日本殖民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的历史，剖析其作为全球地缘政治“火药桶”的地位。布朗强调，台湾非孤岛，而是民主价值的试金石——其创新韧性源于本土认同与国际支持。若中国武统成功，将重塑全球秩序，引发经济崩盘与民主倒退。布朗呼吁西方国家强化对台承诺，推动“现状维持”向可持续和平转型。 在旅美学者杜如许看来，布朗从美国以及西方局外人的视角得出一个结论：除诉诸武力之外，人们无法设计出和平统一台湾的办法；但与此同时，各方都应该避免诉诸武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布朗强调战略模糊政策，这是维持半个世纪“冷和平”的关键。该政策通过语义空间（如“acknowledge”而非“recognize”一个中国原则）平衡中美台三角关系，避免武力升级。然而，“冷和平”是否可能，为此，杜如许对布朗的台湾策略提出质疑？同时他也指出，布朗对台湾政治思考也有欧洲自身处境的投射，并放弃更加艰难的思考任务，而以“冷和平”来对应这样的处境，是否也是对自己的某种不负责任呢？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原创首发稿。 杜如许 | 冷和平？ ——评凯里·布朗的《台湾为何如此重要》
特朗普言论引发台湾担忧：中美贸易与和平统一的微妙关系· 69 条信息
#台湾 #凯瑞·布朗 #地缘政治 #冷和平 #战略模糊
avatar
編者按：9月《思想》第52期出刊，本期專輯是：香港：離散與連結，主題是呈現這幾年離散港人複雜而深層的感受。書評經授權刊發了其中兩篇文章《離散與留下的港人漸行漸遠（陳健民）》和專輯序言《離散與連結: 心靈的中途站（陳祖為）》，探討港人離散生命經驗的多重層面，並重新思索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紀念日」，昨天書評刊發了《思想》第52期《張鈞凱 | 重回歷史原點，求索前進方向：曾健民堅守的「民族台灣史」陣地》的文章。1945年台灣「光復」後，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此後白色恐怖持續數十年。隨著台灣獨立意識增強，此事件也被視為外來政權暴政的象征，台獨支持者視光復非「光復」，而是「再淪陷」或「國民黨殖民」。對此，台灣學者曾健民（1939-2020），1992年從日本返台後轉歷史研究，編著《台灣光復史》系列，並於2010年出版，針對台灣敘事將光復視為「再淪陷」悲劇，曾健民則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強調1945-1949年光復五年為台灣人民主體性復活時期，強調光復非外來政權強加，而是台灣人積極參與的民主化進程，呼籲正視歷史。年輕一代的台灣學者張鈞凱從曾健民的研究出發，呼籲「再光復」，重返歷史原點，超越統獨對立，求索兩岸前進方向。 也在昨天，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前輩Iban Nokan在其臉書發帖：《原住民族尚未「光復」，你們在「紀念」什麼啦！》。在貼中他說到：「臺灣光復紀念日」對中華民國而言，象徵國族延續；但對原住民族而言，卻是殖民更替之日。我們不否認日本殖民的暴力，也不接受以「祖國歸來」為名的再殖民化話語。1945年不是「原住民族的光復日」，而是主權再度被剝奪的日子。他認為：真正的光復，不在國家儀式中，而在那個原住民族重新以自己的法律、土地與名字站起來的未來之日。 然而有趣的是，也在昨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設立台灣光復紀念日的決定》，明確自今年起，每年10月25日設立為「台灣光復紀念日」。這也是大陸方面史上第一次設立與涉台有關紀念日，明確呼應中共四中全會《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的具體舉措。 如何敘述，或是命名台灣「光復」呢？在當下政治背景下，讓它變得更加複雜和敏感，這也讓台灣身分認同和未來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和未知。 本週書評兩篇專欄，雲也退為讀者解讀新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末日世界；徐賁則從為大家解讀一個常見的社會現象老少配婚姻。 Newsletter 10/25 | 台灣和香港的身分認同問題與拉斯洛的末日世界
#台灣光復紀念日 #身份認同 #殖民 #統獨對立 #香港離散
avatar
編者按：9月，《思想》第52期出刊，本期專輯是：香港：離散與連結，主題是呈現這幾年離散港人複雜而深層的感受。專輯共收錄五篇文章：《自由、忠誠、家園：港人離散生命的反思（陳祖為）》《離散與留下的港人漸行漸遠（陳健民）》《離散的扎根：香港新移民在台灣的政治足跡（李爾雅）》《個人即政治：身分、情感與港人離散公民行動（呂青湖）》《在美離散港人：拼切中的版圖（Maggie Shum）》，以及專輯序言《離散與連結: 心靈的中途站（陳祖為）》，分別探討港人離散生命經驗的多重層面、個體如何面對流離與重塑、離散者與留港者之間的情感連結與張力，以及在台灣、英國和美國等地，離散者如何參與當地社會，並重新思索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本文為《香港：離散與連結（思想52）》專輯序言，《思想》雜誌授權轉發。 陳祖為 | 離散與連結：心靈的中途站（《香港：離散與連結（思想52）》專輯序言）
#香港 #離散港人 #身分認同 #情感連結 #思想雜誌
avatar
编者按：儒家与宪政的关系堪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结之一。中西政治传统与政治哲学截然不同的前提下，将儒学与宪政的强行结合，一方面体现出中国知识人作为世界体系中的落后者的焦灼，另一方面是现代民族主义下依托传统文化所残存的自尊心。或许，在郭嵩焘等士大夫看来，与法家合流前的儒家，有着原儒的独立思想与人格，是真正的三代之治。而在内战之后的海外新儒家看来，旧内圣开出新外王，与西方的欧陆哲学结合，为现代人找到心灵与制度上的安身之所。 大陆在2000年以来的儒家宪政思潮，某种程度上是90年代以来自由派对于传统文化回潮的反思。一方面，自由派学者强调儒学与现代社会并非格格不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依托于传统文化所打造的社会。另一方面儒家所强调的对于人格尊严的捍卫，与奠基了现代文明的人权观念异曲同工，只不过由前者代表的士大夫群体扩展到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位公民。而对于左派学者来说，儒家宪政解决了中国的合法性缺失问题，也足以使得中共这种列宁式政党在不断革命后造成的价值上的真空与虚无，以传统与历史的名义得到填补。然而，这两种解释与中国思想界所有流行的概念类似，都属于对中西文化传统的一厢情愿，并强行为现实政治服务。随着高呼儒家宪政论的秋风与蒋庆，迅速对体制投怀送抱，儒家宪政成为了建制派与自由派共同的笑话。而宪政二字，成为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儒家早已不需要“宪政”来装扮了，马克思遇上孔夫子，相隔千年的知音，早已使得自由派知识分子心心念念的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成为上个世代的空想。也许，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思想实验，我们早就不该抱有幻想。实现真正的“宪政”，不需要在前面添加任何的定语。 本文选自段志强新书《旧庙新神：晚清变局中的孔庙从祀》中《孔庙与宪政》一章，讲述了清末到民国初年，清政府与袁世凯政权对孔庙进行的一系列调整。而最让统治者头疼的，恰恰是那些以挑战者和反思者自居的儒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由此可见，儒家与宪政最大的汇通之处，就在珍视并保护对现有制度和思想的挑战与质疑。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活到今天的中国，可能也会跑到海外做youtube政论博主，或者被大学以意识形态问题作为理由停课被调整做一个图书馆员吧？出版社授权刊发。 段志强 | 儒家的宪政实验：被现代思潮吞没的政治理想
#儒家宪政 #中国知识分子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思想实验的破灭 #知识分子困境
avatar
编者按：王晓林编著的《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由読道社于2025年9月出版，是一部以中共高层人物康生为对象的另类编年史。2023年余汝信（真名潘国璠）的《康生年谱——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出版之后，王晓林表示强烈不满，在他看来，余书故意遗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冤案、篡改文革事件细节、隐恶扬善、臆造“亮点”，预设立场以“发现康生的另一面”为名，实则虚无历史。王晓林“愤怒”之下另起炉灶，力求客观：精确记述康生一生至年月日、甚至时辰，只叙事实，不发感慨、不做评论；严格注明出处，以档案、文献、他人年谱为据；不隐恶、不扬善、尽量不遗漏、不篡改；避免谱主主角化，从他人视角攫取细节。在他编著的年谱中，康生——中共情报头子、文革“鹰犬”——被视为极权制度下的人性标本：从青少年流氓成性，到延安锄奸、抢救冤案、文革迫害的轨迹，曝光其发明“利用小说反党”“海瑞罢官要害”等权术，及在传统文化上的天才（如注《红楼梦》）。作者呼吁建立“康生学”，如牛痘克天花般寻找人性恶的“抑制剂”，警示“平庸之恶”勿再滋生“丑陋的中国人”。并借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论，结语呼唤：珍惜这份标本，人性需警惕！作者王晓林（1953年生），曾插队、做工、就读北方交通大学，后在交通部科学院任职，退休后投身历史研究，著有《顾准与他的时代》《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等书。他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志愿者，深受顾准、孙冶方影响，致力于近代史的理性探求。 本文为《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自序，出版社授权刊发。 王晓林 | 中国需要一门“康生学”
#康生 #王晓林 #年谱 #极权 #人性
avatar
编者按：今年9月22日，是物理学家顾雁教授的父亲顾仑布（1900～1970）去世五十五周年。顾仑布，上海南汇县顾氏家族中最早登陆欧洲大陆的世家子弟，他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到工厂就业。十多年里，他自学纺织技术，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润。他还带动了表弟傅雷留学法国，使傅雷在人生历程中迈出重要一步。20世纪30年代初顾仑布回国，1932年，与大同大学毕业的孙缦真结婚。 孙缦真（1902～1998）是奉贤县金汇镇首富之家孙炽昌（1878～1944年)之女，也是那个时代较早接受现代教育洗礼的女大学生。顾仑布和孙缦真育有两子一女，其次子即顾雁。 顾雁后来的同事和学生很少有人知道，顾雁在大饥荒年代发起创办地下刊物《星火》，抨击思想专制，呼吁民主，因此被捕入狱。他与林昭、梁炎武被列为同案起诉，获刑十七年。父母与年仅二十五岁的爱子长别离，心灵上承受了深重的创痛。 这里刊出的是顾雁、顾麋兄妹对父亲的回忆，其中也穿插了母亲的故事。《“阅尽天涯离别苦”》，标题来自王国维的词，顾雁的父亲顾仑布晚年时常吟诵。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顾雁：《父亲期待的那一天》，下篇为顾雁、顾麋《“寂寞梧桐寂寞风”——怀念我们的父亲母亲》，标题来自顾雁的妹夫、戏剧评论家李惠康（1936～2022）1973年为顾麋所写的一首祭父词。妹妹顾麋的回忆，补充了父母家人视角中的场景和经历。她讲述了顾雁被捕当天在上海家中的搜查、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带给父母的安慰、父亲临终前的悲怆，还有她在兄长缺席、政治高压下独自办理父亲后事的情形。这辑纪念文章还包括艾晓明《狱中家书——读顾仑布致顾雁的两封信》。 顾雁 艾晓明 | “阅尽天涯离别苦”
#顾雁 #顾仑布 #孙缦真 #星火 #思想专制 #大饥荒 #林昭 #政治迫害
avatar
編者按：“文革到底是什么？”“文革是否会在中国重演？”在学者徐友渔看来，周孜仁《四川文革史稿》给出了一个答案。四川作为中国人口大省和“三线”建设基地，其文革历程因复杂性和激烈程度而尤为突出。四川的文革过程，涵盖了从运动发动到结束的各个阶段，展现了与其他省市的共性，如批判“走资派”、血统论泛滥、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等，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如“二月镇反”的严厉程度和武斗的极端规模。周孜仁不仅写出了四川文革的独特历史，还特别分析了干部问题对四川文革的深远影响，例如李井泉的政策引发广泛不满，导致造反烈焰高涨；地下党问题引发残酷清算；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戏剧性起落则加剧派系斗争。此外，四川文革的“双城记”现象——成都与重庆并立对抗——也是其特色，反映了两地运动的平行与差异。为此，学者徐友渔评价说《四川文革史稿》是周孜仁撰写的一部全面、公正论述四川省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徐友渔 | 四川文革的共性与特性：序周孜仁《四川文革史稿》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95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438 条信息
#四川文革 #徐友渔 #周孜仁 #二月镇反 #双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