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書評Boston Review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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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教授的著作《中國憲制史（全二冊）》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於2022年5月推出，作者從晚清變法說到19 49年的《共同綱領》，歷時一百餘年，詳盡分析與展示那些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文本、人物、理念、思想及制度，呈現出一個制憲進程的歷史演變。翟志勇的文章《政治憲法學的歷史表達：評高全喜教授所著<中國憲制史>》以書評形式回顧高全喜2022年出版的《中國憲制史》，視其為2008–2018年中國大陸政治憲法學思潮的延續與總結。文章指出，該思潮興起於北京奧運後中國模式自信高峰與憲政未來方向迷茫之際，憲法學界分為規範憲法學（追求理想模板）、憲法解釋學（依賴訴訟推動）與政治憲法學三派。後者直面黨國體制核心現實，分為「左派」（為黨國憲法化辯護，如陳端洪、強世功）與「右派」（推動黨國向憲政轉型，以高全喜為代表）。高全喜的《中國憲制史》並非純史料考證，而是從政治憲法學視角重釋中國近現代憲制史，強調憲法問題意識源自歷史意識，聚焦主權、革命、黨、人民、制憲等主題，試圖從百年中國命脈中提煉憲政邏輯。翟志勇肯定其開拓視野、將歷史與憲法政治緊密結合的貢獻，但也暗示其為特定時代思想餘音，在2018年修憲後已成「恍如隔世」之作。 《思想》編輯認為： 本期翟志勇先生談高全喜教授《中國憲制史》的文章，形式上屬於書評，但精彩的書評往往能圍繞著所評之書，展現其問題的周遭地景和來龍去脈，突出作者的關懷所在，這正是這篇書評的精彩深刻之處。書評的這一部分，對於不熟悉當前大陸憲法學語境的（境外）政治、法律學者，會有參考價值。翟教授進一步闡釋高全喜的「政治憲法學」所開發的視野，在推許其貢獻之外，也詳盡地指出高全喜政治憲法學的兩個關鍵限制：所謂「中國版的光榮革命」，堪稱歷史迷思；而對「人民出場」的期待，更是有其危險的政治理想主義。如霍布斯所言，沒有主權者「代表」，就只有「散眾」而無所謂「人民」。「人民出場」是需要加上很多限定的。 本文為《思想》第53期文章，經《思想》授權刊發。 翟志勇 | 政治憲法學的歷史表達：評高全喜教授所著《中國憲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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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常常难以逃脱中央与边疆的思维模式。毕竟在中国的现实与民族政策中，汉族是具有绝对的多数，剩下的五十五个民族，成为了民族团结的附庸乃至装饰。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一种叙事，汉族作为一个绝对核心的同心圆，因为文明或者开化，对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那么这种叙事又是如何形成的？当我们天然地用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去带入周边民族，并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视作被接纳的附庸时，共同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一员时，却从未换一个位置，设想那些被整合和规训的民族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与历史。而今天我们经历与耳闻的许多悲剧，恰恰来自这种刻意与无意交织的漠视与习以为常。这与我们一直扭曲并误读了民族主义这一现代概念有关，更多的来自作为一个文化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资源与优势巧言令色背后的傲慢与无知。 王东杰 | “华夏”内外的两个族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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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台灣聯經出版推出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再訪古代中國》共五卷。人人心中都有一幅「歷史圖像」──它可能來自書本、來自講述、來自影像或戲劇；卻從不單純等同於歷史的真實。歷史家既追尋事實，又必須在有限的史料間運用理解與想像，於是每一代都在重建屬於自己的「古代中國」。杜正勝院士以深厚學養與縱橫視野，帶領我們重新檢視歷史的表裡內外、制度的生成、家族的運作、文化的傳承，以及非漢世界的遺跡，進入多層次的古代中國。不僅是對古代中國的「再訪」，更是對歷史書寫方法與史學意義的深刻追問。 杜正勝院士專研古代中國史，出版《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古代社會與國家》等專著。其他論述如提倡生命醫療史而有《從眉壽到長生》，研究物怪而著《物怪故事解》，探索何謂中國而作《中國是怎麼形成的》。1990年開始提倡新的歷史研究，與同儕創辦《新史學》，主張開發新課題，拓展新領域，相關討論集為《新史學之路》。此次推出的《再訪古代中國》為其六十年治史結晶，以宏觀視角重新理解古代中國，卷一《歷史的內裡：史學傳承與思想》　探討史學方法、考古證據與歷史書寫的界限。卷二《城邦說：國家形態與禮制》　追索中國古代城邦與禮制秩序的形塑。 卷三《齊民論：政治經濟與家族》　闡明齊民、法制、商業與家族倫理的交織。 卷四《文化基因：先秦古典的根源》　探究思想、倫理與文化想像的歷史基因。 卷五《非漢世界：草原西陲與東海》　聚焦草原、族群與邊疆互動的歷史遺產。本文為《再訪古代中國》五卷本總序，標題《「 歷史圖像」的建構與歷史》為編者所加。出版社授權刊發。 杜正勝 |「 歷史圖像」的建構與歷史：《再訪古代中國》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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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的中國共產主義也有強烈的唯心傾向，而且這種傾向可能一部分是以譚嗣同為淵源的。這裡的關鍵就是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如所周知，毛記馬列思想素以唯心傾向著稱。這種唯心傾向當然與列寧之強調主觀意識有關，但不可忽略的是，毛澤東的唯心傾向早在他變成馬列信徒以前即已出現。根據大陸近年來所發表的資料，我們知道，影響毛澤東早期思想最深的兩位人物是楊昌濟（後來成為毛的岳父）和李大釗。而這兩位都是譚嗣同的崇拜者。通過這兩位的師教，譚嗣同對毛澤東在思想上有影響，自屬極為可能。據說，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因為楊昌濟的提倡，研讀《仁學》和船山學說，成為當時學生中的一種風氣。在毛澤東和他的同學的日記和筆記中，時有「譚瀏陽英靈充塞於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一類的議論。特別令人尋味的是，毛澤東從楊昌濟讀書的時候，寫了一篇叫〈心力〉的文章，為楊所激賞。這篇文章現已不存，但看其題目，可以推想這篇文章很可能是深受譚嗣同的精神感召而寫成的。如前所論，譚嗣同在其晚年書信和《仁學》中，特別強調「心力」這個觀念。因此，毛澤東在當時強調「觀念造成文明」，可以說是譚嗣同所強調的「心力挽劫」的翻版。毛的思想後來當然經歷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他對「觀念造成文明」的強調則始終未變。很顯然，他的唯心傾向追根尋源與譚嗣同的「心學」不無關係。」 张灏 | 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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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十五年前，独立学者赵国君写了12人，组成文集，没想到，直到15年后，这本书才得以在日本局外人书店出版，取名《勇敢的心——京华师友录》，《东京客文丛》之一。本文选自本书第八章《阿城点点》 阿城，原名钟阿城，作家。1984年发表处女作《棋王》，后有《树王》、《孩子王》、《文化制约着人类》等。出版《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后曾在央美讲座，担任过多部电影编剧，有《阿城文集》行世。 赵国君 | 阿城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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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數作出裁決，在合併案件《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等案中，判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1977年制定）不授權總統單方面課徵關稅。此次判決多數派意見（majority opinion）由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主筆，完整加入的法官有：保守派的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以及自由派的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凱坦吉·布朗·傑克遜（Ketanji Brown Jackson）。這六位大法官一致強調：憲法把徵稅和關稅權力專門給國會，IEEPA的文字只說「規管進口」，沒有明確授權總統可以課稅，不能硬扯成包含關稅。保守派的三位異議法官是：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以及部分異議的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他雖然加入多數意見，但對某些論點有保留）。他們認為總統在國家安全或緊急情況下有很大裁量權，IEEPA的「規管進口」本來就包括關稅這種工具，批評多數派太死板、過度限制行政部門，反映部分保守派偏好讓總統在貿易和外交上更強勢出手。此判決顯示，即使保守派占優，多數法官仍優先憲法文本與分權制衡，而非黨派立場。 而在學者福山看來此次最高法院的判決，不僅讓特朗普失去了他經濟政策的核心基礎，還被剝奪了他特別喜歡用來對付友好國家的那把政治武器。這對美國、也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場勝利。本文原文為英文The Supreme Court Defanged Trump’s Tariff Weapon（2月23日）。轉自 “Frankly Fukuyama” 專欄 from American Purpose, at Persuasion.經授權，書評翻譯為中文，為福山專欄最新一期。 福山專欄 | 最高法院削弱了特朗普的關稅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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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讲述的主要人物是朱红，一位生活在苏州的著名诗人、文史作家。他曾是林昭的诗友，也是黄政的难友。但在林昭和黄政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中，他成为公安人员的协助者；而在“文革”中，他又被打成“林-黄反革命集团”的漏网成员。这三位曾经的朋友，一位倒在枪口下；两位幸存者友谊破裂，终生不再见。 监控思想言论，是极权国家的普遍做法，它所造成的集体性创伤，也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社会必须处理的问题。在中国，有关“卧底”现象已有一些讨论，随着冯亦代、王镇皋等人物的往事曝光，“卧底”被看作是一个道德污点。 作者不认为朱红是冯亦代那样的高层级“卧底”，但一个基层小右派也能成为“线人”，说明了那个时代思想专制的严密和监控的制度化程度。通过分析诗人的经历、诗作和政治环境变化，文章呈现了恐惧对人心理的威慑，并将这种恐惧下的协从看作政治高压与亲历迫害带来的创伤后遗症……不同于一般曝光卧底者的文章，作者更注重的是：一、线人机制与酿造“反革命”案的关系；二、控制线人的话语策略；三、个人在面对国家暴力时，究竟有无可能，做出良知选择；而道德失守，对于诗人，其代价又是什么。 艾晓明专栏 | 线人政治与诗人往事 ——浅析朱红与林昭-黄政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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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二十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但未來的中國會何去何從？是完成「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處處窒礙，險路難行？二百五十年前，清帝國的國力在十八世紀達到鼎盛，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今日有些歷史評論家認為，當中國再度崛起之後，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然而這可能達到嗎？又应该如何理解中國為何如此的「躁動不安」呢？八旗出版在2026年2月推出挪威歷史學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躁動的帝国：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的全新修订本。即使二百五十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仍認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而這將讓中國重回孤立的老路，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本文为这本书的绪论《帝国》，出版社授權。 文立安 | 躁動的帝國緒論：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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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雅学采访郭罗基，一开始就请郭先生用几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郭先生当即回答道：“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生充当反对派。”这句话成了《郭罗基访谈录》的副标题。……至于他到海外后又成了人权组织和独立笔会某些负责人的反对派这一段历史，郭先生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讲述了他亲历的“中国人权的‘大地震’”和“独立中文笔会的大风暴”。 胡平 | 一生充当反对派——生祭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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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3年，裴敏欣教授便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Wooing China’s Princelings》。在文章中他中指出，西方頂尖大學積極招攬中國太子黨子女，將中國視為「頂級募款市場與高端人脈建設地」。文章強調，這類學生是「高價值入學者」：不僅提供即時資金，還形成長期校友網絡，畢業後回國進入商界或政界，可為學校開啟中國市場、促成項目合作與持續捐贈。 如今，二三十過去後，這一批「高價值入學者」已經凝聚為一個「優越階層」（superior stratum），他們的成功是集體的、結構性的，更是帶有中國紅色基因。在全球化中，他們首先將政治資本轉化為知識與資本優勢，並最終嵌入國家結構中回饋體制。他們雖然接受了西方的一流教育，卻將知識視為工具而非價值轉型。自由遊走中西精英階層的優勢，在他們那裡只是機會主義的沃土。 書評短評 | 金刻羽們：全球化時代的「集體精英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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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0年，俄羅斯反對派政治領袖亞歷克西·納瓦尼（Alexei Navalny）經歷毒殺陰謀後，自知有可能因為堅持對抗獨裁，最終付出生命的代價，開始撰寫這本名為《愛國者》的回憶錄，記錄下自己的人生故事。2024年2月猝逝於監獄前完成了這本傳記，部分內容是以口述完成。 　　納瓦尼如何從律師，成為俄羅斯最知名社運份子？《愛國者》重現納瓦尼的熱情、機智、坦率與勇氣，字裡行間充滿感動與力量。他不畏威脅，創立反貪腐基金會，堅信變革勢不可擋、終將到來，並於2021年獲頒歐盟最高人權獎「沙卡洛夫思想自由獎」（Sakharov Prize）。納瓦尼在書中回顧了多次遭遇暗殺的恐怖經歷，也回憶起婚姻與家庭生活，同時收錄身處在北極圈酷寒、艱困的監獄裡，留下的獄中書信。 　　其遺孀尤利婭·納瓦爾娜亞（Yulia Navalnaya）表示：「這本回憶錄不僅是納瓦尼生命的見證，也是他堅持對抗獨裁的誓言。他為這場抗爭付出了所有，包括他的生命。讀者將透過這些篇章，認識我所深愛的男人——他正直的品格與堅定的勇氣。分享納瓦尼的人生故事，不僅是為了榮耀或紀念他，而是激勵人們挺身而出、捍衛正義，看見真正可貴的價值，永不忘懷。」2026年衛城出版出版了這本回憶錄的中文版《愛國者納瓦尼：普丁唯一怕過的人，留給世界的武器》，本文為其遺孀尤利婭·納瓦爾娜亞為本書英文版所寫引言。出版社授權刊發。 尤莉雅．納瓦納雅（Yulia Navalnaya）：《愛國者納瓦尼：普丁唯一怕過的人，留給世界的武器》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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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東京局外人書店開始發行「名山文庫」 ，趙國君在發刊詞中說到：「名山文庫志在留存漢語思想，恢復漢語尊嚴，堅持獨立自由立場，注重思想性、藝術性、文學性表達。文庫集合全球學者、作家、藝術家及日常書寫者，關注中國命運，記錄時代變遷，努力留存有價值、有意義、有趣味之漢語書寫，致力於在海内外中文讀者中促進思想與知識的傳播。志在為中國命运树碑，為漢語思想立傳。傳之于同好，以再造新民；藏之于名山，以敬獻于未來自由民主之中國。」 2026年1月，「名山文庫」推出中國法學學者賀衛方的新書《日本走讀記》。本文為該書自序。 賀衛方 |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對中日關係的私見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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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纪念，同时也是结束50周年。波士顿书评为此会推出系列专题，纪念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此为第一篇特稿。 宋永毅：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 提及当下的”文革”研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存在。自1998年至2016年，宋永毅先后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等五个数据库，与他的同行们一起完成《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这一浩大工程。对此，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认为，这些数据库为“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份宏大的奠基石”，“整个研究领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伙伴们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与深度参与者，在主编数据库工作之外，宋永毅教授同时也对“文革”进行研究：从非理性角度和文化基因两个角度对“文革”中的政治领袖进行祛魅，这便是2021年10月在台湾联经出版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释》。在这本书中，宋永毅提出一个问题，在谈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无论中国官方还是学术研究，或是民间百姓，都会指向一个结论：“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那么，“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学者称赞，其研究不仅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和人性本身，为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习近平的新时代。 特稿 | 宋永毅：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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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讀嚴肅的書，做有趣的人。1月訂閱八折優惠，全年僅需48美金。 今天書評文章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臺灣鄂蘭學會理事長葉浩為新出版的《鄂蘭文集》所寫的總序。標題為書評編輯鎖甲。 比起關心極權本身是什麼，鄂蘭更關注的，是人在艱難的處境下，如何能保有追問與理解的能力。面對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根本之惡，我們無所依憑、無從評斷。但若放棄理解的努力，我們將會無法重新在這個世界扎根安居。理解是艱難的，卻是我們行動的源泉，也是思考與判斷的必要條件。2026年1月，台灣鄂蘭學會策劃、商周出版出版的鄂蘭文集1《反思極權政治》出版。這本書書集結她最具代表性的極權思考文獻，包括〈理解與政治〉、〈論極權主義的本性〉、〈答沃格林：書寫極權的方法論〉、〈危機與重建：《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一版結論〉與〈組織性罪責〉，橫跨她戰後初期的思想階段，是理解鄂蘭政治哲學不可或缺的關鍵選篇。 葉浩 | 誤讀鄂蘭事小，如何不誤讀時代事大：鄂蘭文集總策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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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隨著美國政治的發展，施特勞斯學派的兩個派系之間漸行漸遠，在政治上成為互相對立的派別。為什麼會這樣的呢？這又與當今美國右翼政治思想有什麼聯繫呢？1月9日，施特勞斯學派的學者Francis Fukuyama邀請同樣是施特勞斯學派的學者Damon Linker在其《Frankly Fukuyama》播客中對談，談論施特勞斯學派東西兩派的分歧與美國當下右翼思想。原文標題為：Damon Linker on Leo Strauss, Glory, and Gender。若是您喜歡英文原文播客，可直接《American Purpose》以及在上的《Frankly Fukuyama》專欄收聽。 經授權，書評將博博客內容翻譯為中文，為福山專欄最新一期。歡迎付費訂閱波士頓書評，1月八折優惠。 Fukuyama×Liner：「施特勞斯學派」東西派別的分歧與美國右翼光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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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订阅八折优惠，1年仅48美金。欢迎支持我们前行。 诗人与权力可能是一组最紧张也最具戏剧性的关系。为了装点权力，政治家与独裁者常常表现出文学艺术的兴趣来表现出自己的‘’雅量”，来显示对于异见者的优容，而文学家经常为了生存乃至保存艺术的名义，在独裁者身边虚以为蛇。然而，记录在文学史中的许多人，选择了流亡，或者选择了直接地反抗，抑或偷偷把文稿藏在抽屉里等待重建光明的一天。 作为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写照。不同于蒲宁的流亡、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忍辱含垢，曼德尔施塔姆选择了直面黑暗本身，并为自己的艺术信仰付出了生命。他不是自我献身式的殉道者，相反在同辈的诗人当中，他有着不属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单纯和透明。他曾经直言讽刺过斯大林，也曾为了生存向斯大林乞求，乃至身不由己加入大合唱之中。然而尽管被现实政治的残酷跌打得粉丝，曼德尔施塔姆对于艺术纯粹的追求却从未改变。他的脆弱与妥协，反而使得他的作品在孩子般的纯真和诗人的轻盈之外，有着来自历史自身的沉重。畸形的时代中，诗人无法起飞，却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所谓不可阻止的历史与真理。本文选自中国诗人凌越的1月出版的新书《解开我的谜语：西方现代诗人廿二家》中《曼德尔施塔姆 石头 ，一个诗人的隐喻》。 凌越 | 诗人与政治的隐喻：“用孩子的眼光打量强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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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書評YouTube 頻道正式上線，歡迎訂閱，每天聽嚴肅的書做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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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像阿伦特一样思考，从当下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再次审视当下人的境况，会发现阿伦特在《人的境况》的描述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在自序中，阿伦特说到： 对于这些忧虑与困惑，本书没有答案。……接下来我要做的是，尝试从我们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审视人的境况。这显然关乎思考本身，而思考的缺失在我看来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例如那种漫不经心的鲁莽，或是绝望的混乱，或是对那些已然变得琐碎无物的“真理”的自满重复。因此我的主张极其简单：无非是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 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做波士顿书评？首先禁止悲情禁止上任何价值观。其次，借用阿伦特的话：没有答案。只是关乎思考本身，而思考本身就是人的最大乐趣所在。 2026年，希望读者和书评一起享受这种思考的乐趣，同时，与阿伦特一样，爱这个世界！ 辞旧迎新 2026| 从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审视人的境况，并爱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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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書評也在apple podcast上開始同步發佈了，歡迎訂閱，每天聽書；隨後youtube頻道也會推出（還在驗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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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9月29日，林昭同案难友黄政先生在苏州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为纪念这位因呼吁民主而蒙冤近三十年的思想者，《波士顿书评》刊出艾晓明在十二年前对黄政先生的访谈和她的按语《三个月接触、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同时附上未曾公布于世的黄政平反判决和迟到的讣告。 黄政的名字和证言曾收录在胡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通过以下访谈，读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林昭蒙冤的案中案。回顾他的思考和公安利用线人酿造冤案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原文于12月23日首发微信公众号《新新新默存》12月25日凌晨被删。此为波士顿书评艾晓明专栏文章。 艾晓明 | 三个月交往、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纪念林昭的战友和同案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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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In the Jimmy Lai case, the judges delivered a verdict spanning 855 pages. This is perhaps the most vivid footnote to Michel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Hong Kong independent media outlet The Witness has provid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judgment.) Jimmy Lai’s refusal to plead guilty and his act of disobedience, along with the many resisters currently imprisoned—perhaps this is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Hong Kong today, and it is also the very spirit of Sophocles’ tragedy Antigone from 441 BC. When Antigone confronts the king’s law with her individual conscience, Hegel called her “the most magnificent figure ever to have appeared on earth”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黎智英一案，法官宣佈了長達855頁的判詞。這恐怕是傅柯的《懲戒與規訓》的最生動的註腳（香港獨立媒體法庭線 The Witness對這篇判詞進行了詳細的解讀。）黎智英的不認罪與不服從，以及眾多在監獄中的抗爭者，或許，這就是如今香港的最大悲劇所在，這也是公元前441年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的精神所在。當安提戈涅憑個人良知與國王的律法對峙之時，黑格爾稱之為「地球上出現過的最壯麗的形象」（《哲學史講演錄》） Bombadil | Jimmy Lai’s Trial :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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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991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中，提出「三波民主化」理论。他将现代民主扩张分为三个浪潮，每波后常伴随「逆波」（democratic reverse wave），即民主倒退时期。第一波（1828-1926年）从美国扩大选举权开始，延伸欧洲，民主国家增至约29个，但1920年代起因法西斯兴起进入逆波，二战前民主国家减至12个。第二波（1943-1962年）因二战胜利与去殖民化而起，拉美、亚洲、非洲多国民主化，但很快因军事政变进入逆波。第三波（1974年起）从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开始，蔓延南欧、拉美、东亚与东欧，1989年苏联解体后达高峰，民主国家数量大幅增加，民主成为全球主流。 最近几年，许多学者指出，自2006年起，全球进入长期「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Freedom House报告显示，至2025年已连续19年自由衰退国家多于进步国家。目前仅43%国家为民主，仅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充分民主下。其中，最令人惊慌失措的莫过于一向被视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其自身的民主危机（如特朗普时代政治极化与制度挑战）更是让衰退「来到本土」，成为美国衰退的一部分。 不管如今美国民主的衰退来自外部原因（如中国的崛起）还是内部原因，是民主浪潮之必然还是民主自身弱点，书评本周将刊发一系列访谈与文章，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讨论，作者观点不代表书评观点。 另：書評特別推出會員計劃，下週書評將推出2026年從內容、出版、收費等新計劃。 Newsletter 12/20 | 民主的陰暗面與破碎的美國夢的思考和書評會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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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革命与改良的对立与竞争，是现代华语知识界聚焦争论的问题。革命与激进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革命必然带来的是混乱、暴力与新的偶像崇拜。而随着秩序与渐进成为主流，暗流涌动的矛盾无法在既行的政治体制下解决，革命的幽灵又再度降临。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18世纪的法国革命，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仅有着作为历史事件的家族相似，精神内核也是一脉相承。革命吞噬了一切，建立的是新的暴政和对于自由秩序的虚无。而政治学界已经把革命祛魅，不再付之于意识形态和哲学的高度，称之为‘’转型”。 在今天，我们很难把Z世代的政治行动称之为革命。看着tiktok作为政治启蒙的人，很难理解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一边阅读德国古典哲学一边用教士的殉道感自我要求的革命者。然而，他们面对的问题却是相似的：革命不再作为一种行动，而是一种道义要求和政治秩序。如何带来真正的改变，如何长久持续自己的遗产？正如去年孟加拉和今天尼泊尔的“转型”一样，转型抑或革命往往在一瞬间进行，热血沸腾之后，依旧面对的是旧体制同样的问题：地缘政治环境、财政的困窘以及颠覆旧体制的政治斗争。然而，革命有时是蓄势待发，在革命之前，一个社会就已经有了漫长的准备。 本文为美国社会学家休厄尔的《资本主义与18世纪法国公民平等的兴起》一书作者导言（标题为编者所改），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社会革命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自己的原型。革命之前，长久的蓄势待发、社会悄无声息的变化，往往被人忽略。然而，无论是被革命的暴力所暂时中止，还是革命变质后新的统治，这种趋势终归是宿命一般难以避免。人民往往会为表彰革命者，建立林林总总的雕像，却经常忘记了自己潜移默化也在塑造着历史。出版社授权刊发。 休厄尔 | 革命的逻辑：为什么社会运动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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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書評做的第一本書（英文）在美國最大的鏈鎖書店上架啦。该连锁店成立于 1971 年，由书商 Leonard Riggio 收购纽约市的 Barnes &amp; Noble 书店并扩展而成。目前，它在美国拥有约 600 家实体书店，覆盖全美 50 个州，服务超过 650 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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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5年11月13日，哈佛校報《The Harvard Crimson》發布了一篇爆炸性調查報導《Email Cache Reveals How Former Harvard President Larry Summers Stayed in Jeffrey Epstein’s Orbit》，公開了美國國會監督委員會新解密的數百封電子郵件，其中有哈佛前校長Larry Summers在2000年代中期與Jeffrey Epstein的交往。Larry Summers2001年以「能管錢的強人」身份成為哈佛校長，獲董事會奉若神明，權力空前。他把哈佛當成「全球最強知識企業」：狂換華爾街團隊、祭無上限獎金、槓桿拉滿、利率交換、私募占比近50%、囤Allston數百英畝地、賣學院命名權，2001-2005年校產從182億衝到259億，年化近20%。實則把哈佛變成超級對沖基金。2008危機爆發，所有地雷齊炸：現金斷流、補保證金數十億，被迫發60億美元五十年高利債救命，單年蒸發110億，Allston爛尾。早在2006年，董事會已因燒錢失控與風險被無視，逼他辭職。他離開時說：「我不是被教授趕走的，是被錢趕走的。」 書評短評 | Summers：被錢請進來又被錢趕出去的哈佛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