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書評Boston Review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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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二十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但未來的中國會何去何從？是完成「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處處窒礙，險路難行？二百五十年前，清帝國的國力在十八世紀達到鼎盛，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今日有些歷史評論家認為，當中國再度崛起之後，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然而這可能達到嗎？又应该如何理解中國為何如此的「躁動不安」呢？八旗出版在2026年2月推出挪威歷史學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躁動的帝国：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的全新修订本。即使二百五十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仍認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而這將讓中國重回孤立的老路，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本文为这本书的绪论《帝国》，出版社授權。 文立安 | 躁動的帝國緒論：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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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雅学采访郭罗基，一开始就请郭先生用几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郭先生当即回答道：“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生充当反对派。”这句话成了《郭罗基访谈录》的副标题。……至于他到海外后又成了人权组织和独立笔会某些负责人的反对派这一段历史，郭先生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讲述了他亲历的“中国人权的‘大地震’”和“独立中文笔会的大风暴”。 胡平 | 一生充当反对派——生祭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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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3年，裴敏欣教授便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Wooing China’s Princelings》。在文章中他中指出，西方頂尖大學積極招攬中國太子黨子女，將中國視為「頂級募款市場與高端人脈建設地」。文章強調，這類學生是「高價值入學者」：不僅提供即時資金，還形成長期校友網絡，畢業後回國進入商界或政界，可為學校開啟中國市場、促成項目合作與持續捐贈。 如今，二三十過去後，這一批「高價值入學者」已經凝聚為一個「優越階層」（superior stratum），他們的成功是集體的、結構性的，更是帶有中國紅色基因。在全球化中，他們首先將政治資本轉化為知識與資本優勢，並最終嵌入國家結構中回饋體制。他們雖然接受了西方的一流教育，卻將知識視為工具而非價值轉型。自由遊走中西精英階層的優勢，在他們那裡只是機會主義的沃土。 書評短評 | 金刻羽們：全球化時代的「集體精英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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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0年，俄羅斯反對派政治領袖亞歷克西·納瓦尼（Alexei Navalny）經歷毒殺陰謀後，自知有可能因為堅持對抗獨裁，最終付出生命的代價，開始撰寫這本名為《愛國者》的回憶錄，記錄下自己的人生故事。2024年2月猝逝於監獄前完成了這本傳記，部分內容是以口述完成。 　　納瓦尼如何從律師，成為俄羅斯最知名社運份子？《愛國者》重現納瓦尼的熱情、機智、坦率與勇氣，字裡行間充滿感動與力量。他不畏威脅，創立反貪腐基金會，堅信變革勢不可擋、終將到來，並於2021年獲頒歐盟最高人權獎「沙卡洛夫思想自由獎」（Sakharov Prize）。納瓦尼在書中回顧了多次遭遇暗殺的恐怖經歷，也回憶起婚姻與家庭生活，同時收錄身處在北極圈酷寒、艱困的監獄裡，留下的獄中書信。 　　其遺孀尤利婭·納瓦爾娜亞（Yulia Navalnaya）表示：「這本回憶錄不僅是納瓦尼生命的見證，也是他堅持對抗獨裁的誓言。他為這場抗爭付出了所有，包括他的生命。讀者將透過這些篇章，認識我所深愛的男人——他正直的品格與堅定的勇氣。分享納瓦尼的人生故事，不僅是為了榮耀或紀念他，而是激勵人們挺身而出、捍衛正義，看見真正可貴的價值，永不忘懷。」2026年衛城出版出版了這本回憶錄的中文版《愛國者納瓦尼：普丁唯一怕過的人，留給世界的武器》，本文為其遺孀尤利婭·納瓦爾娜亞為本書英文版所寫引言。出版社授權刊發。 尤莉雅．納瓦納雅（Yulia Navalnaya）：《愛國者納瓦尼：普丁唯一怕過的人，留給世界的武器》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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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東京局外人書店開始發行「名山文庫」 ，趙國君在發刊詞中說到：「名山文庫志在留存漢語思想，恢復漢語尊嚴，堅持獨立自由立場，注重思想性、藝術性、文學性表達。文庫集合全球學者、作家、藝術家及日常書寫者，關注中國命運，記錄時代變遷，努力留存有價值、有意義、有趣味之漢語書寫，致力於在海内外中文讀者中促進思想與知識的傳播。志在為中國命运树碑，為漢語思想立傳。傳之于同好，以再造新民；藏之于名山，以敬獻于未來自由民主之中國。」 2026年1月，「名山文庫」推出中國法學學者賀衛方的新書《日本走讀記》。本文為該書自序。 賀衛方 |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對中日關係的私見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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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纪念，同时也是结束50周年。波士顿书评为此会推出系列专题，纪念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此为第一篇特稿。 宋永毅：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 提及当下的”文革”研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存在。自1998年至2016年，宋永毅先后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等五个数据库，与他的同行们一起完成《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这一浩大工程。对此，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认为，这些数据库为“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份宏大的奠基石”，“整个研究领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伙伴们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与深度参与者，在主编数据库工作之外，宋永毅教授同时也对“文革”进行研究：从非理性角度和文化基因两个角度对“文革”中的政治领袖进行祛魅，这便是2021年10月在台湾联经出版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释》。在这本书中，宋永毅提出一个问题，在谈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无论中国官方还是学术研究，或是民间百姓，都会指向一个结论：“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那么，“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学者称赞，其研究不仅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和人性本身，为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习近平的新时代。 特稿 | 宋永毅：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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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讀嚴肅的書，做有趣的人。1月訂閱八折優惠，全年僅需48美金。 今天書評文章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臺灣鄂蘭學會理事長葉浩為新出版的《鄂蘭文集》所寫的總序。標題為書評編輯鎖甲。 比起關心極權本身是什麼，鄂蘭更關注的，是人在艱難的處境下，如何能保有追問與理解的能力。面對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根本之惡，我們無所依憑、無從評斷。但若放棄理解的努力，我們將會無法重新在這個世界扎根安居。理解是艱難的，卻是我們行動的源泉，也是思考與判斷的必要條件。2026年1月，台灣鄂蘭學會策劃、商周出版出版的鄂蘭文集1《反思極權政治》出版。這本書書集結她最具代表性的極權思考文獻，包括〈理解與政治〉、〈論極權主義的本性〉、〈答沃格林：書寫極權的方法論〉、〈危機與重建：《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一版結論〉與〈組織性罪責〉，橫跨她戰後初期的思想階段，是理解鄂蘭政治哲學不可或缺的關鍵選篇。 葉浩 | 誤讀鄂蘭事小，如何不誤讀時代事大：鄂蘭文集總策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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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隨著美國政治的發展，施特勞斯學派的兩個派系之間漸行漸遠，在政治上成為互相對立的派別。為什麼會這樣的呢？這又與當今美國右翼政治思想有什麼聯繫呢？1月9日，施特勞斯學派的學者Francis Fukuyama邀請同樣是施特勞斯學派的學者Damon Linker在其《Frankly Fukuyama》播客中對談，談論施特勞斯學派東西兩派的分歧與美國當下右翼思想。原文標題為：Damon Linker on Leo Strauss, Glory, and Gender。若是您喜歡英文原文播客，可直接《American Purpose》以及在上的《Frankly Fukuyama》專欄收聽。 經授權，書評將博博客內容翻譯為中文，為福山專欄最新一期。歡迎付費訂閱波士頓書評，1月八折優惠。 Fukuyama×Liner：「施特勞斯學派」東西派別的分歧與美國右翼光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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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订阅八折优惠，1年仅48美金。欢迎支持我们前行。 诗人与权力可能是一组最紧张也最具戏剧性的关系。为了装点权力，政治家与独裁者常常表现出文学艺术的兴趣来表现出自己的‘’雅量”，来显示对于异见者的优容，而文学家经常为了生存乃至保存艺术的名义，在独裁者身边虚以为蛇。然而，记录在文学史中的许多人，选择了流亡，或者选择了直接地反抗，抑或偷偷把文稿藏在抽屉里等待重建光明的一天。 作为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写照。不同于蒲宁的流亡、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忍辱含垢，曼德尔施塔姆选择了直面黑暗本身，并为自己的艺术信仰付出了生命。他不是自我献身式的殉道者，相反在同辈的诗人当中，他有着不属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单纯和透明。他曾经直言讽刺过斯大林，也曾为了生存向斯大林乞求，乃至身不由己加入大合唱之中。然而尽管被现实政治的残酷跌打得粉丝，曼德尔施塔姆对于艺术纯粹的追求却从未改变。他的脆弱与妥协，反而使得他的作品在孩子般的纯真和诗人的轻盈之外，有着来自历史自身的沉重。畸形的时代中，诗人无法起飞，却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所谓不可阻止的历史与真理。本文选自中国诗人凌越的1月出版的新书《解开我的谜语：西方现代诗人廿二家》中《曼德尔施塔姆 石头 ，一个诗人的隐喻》。 凌越 | 诗人与政治的隐喻：“用孩子的眼光打量强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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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書評YouTube 頻道正式上線，歡迎訂閱，每天聽嚴肅的書做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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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像阿伦特一样思考，从当下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再次审视当下人的境况，会发现阿伦特在《人的境况》的描述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在自序中，阿伦特说到： 对于这些忧虑与困惑，本书没有答案。……接下来我要做的是，尝试从我们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审视人的境况。这显然关乎思考本身，而思考的缺失在我看来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例如那种漫不经心的鲁莽，或是绝望的混乱，或是对那些已然变得琐碎无物的“真理”的自满重复。因此我的主张极其简单：无非是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 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做波士顿书评？首先禁止悲情禁止上任何价值观。其次，借用阿伦特的话：没有答案。只是关乎思考本身，而思考本身就是人的最大乐趣所在。 2026年，希望读者和书评一起享受这种思考的乐趣，同时，与阿伦特一样，爱这个世界！ 辞旧迎新 2026| 从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审视人的境况，并爱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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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書評也在apple podcast上開始同步發佈了，歡迎訂閱，每天聽書；隨後youtube頻道也會推出（還在驗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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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9月29日，林昭同案难友黄政先生在苏州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为纪念这位因呼吁民主而蒙冤近三十年的思想者，《波士顿书评》刊出艾晓明在十二年前对黄政先生的访谈和她的按语《三个月接触、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同时附上未曾公布于世的黄政平反判决和迟到的讣告。 黄政的名字和证言曾收录在胡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通过以下访谈，读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林昭蒙冤的案中案。回顾他的思考和公安利用线人酿造冤案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原文于12月23日首发微信公众号《新新新默存》12月25日凌晨被删。此为波士顿书评艾晓明专栏文章。 艾晓明 | 三个月交往、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纪念林昭的战友和同案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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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In the Jimmy Lai case, the judges delivered a verdict spanning 855 pages. This is perhaps the most vivid footnote to Michel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Hong Kong independent media outlet The Witness has provid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judgment.) Jimmy Lai’s refusal to plead guilty and his act of disobedience, along with the many resisters currently imprisoned—perhaps this is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Hong Kong today, and it is also the very spirit of Sophocles’ tragedy Antigone from 441 BC. When Antigone confronts the king’s law with her individual conscience, Hegel called her “the most magnificent figure ever to have appeared on earth”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黎智英一案，法官宣佈了長達855頁的判詞。這恐怕是傅柯的《懲戒與規訓》的最生動的註腳（香港獨立媒體法庭線 The Witness對這篇判詞進行了詳細的解讀。）黎智英的不認罪與不服從，以及眾多在監獄中的抗爭者，或許，這就是如今香港的最大悲劇所在，這也是公元前441年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的精神所在。當安提戈涅憑個人良知與國王的律法對峙之時，黑格爾稱之為「地球上出現過的最壯麗的形象」（《哲學史講演錄》） Bombadil | Jimmy Lai’s Trial :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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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991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中，提出「三波民主化」理论。他将现代民主扩张分为三个浪潮，每波后常伴随「逆波」（democratic reverse wave），即民主倒退时期。第一波（1828-1926年）从美国扩大选举权开始，延伸欧洲，民主国家增至约29个，但1920年代起因法西斯兴起进入逆波，二战前民主国家减至12个。第二波（1943-1962年）因二战胜利与去殖民化而起，拉美、亚洲、非洲多国民主化，但很快因军事政变进入逆波。第三波（1974年起）从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开始，蔓延南欧、拉美、东亚与东欧，1989年苏联解体后达高峰，民主国家数量大幅增加，民主成为全球主流。 最近几年，许多学者指出，自2006年起，全球进入长期「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Freedom House报告显示，至2025年已连续19年自由衰退国家多于进步国家。目前仅43%国家为民主，仅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充分民主下。其中，最令人惊慌失措的莫过于一向被视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其自身的民主危机（如特朗普时代政治极化与制度挑战）更是让衰退「来到本土」，成为美国衰退的一部分。 不管如今美国民主的衰退来自外部原因（如中国的崛起）还是内部原因，是民主浪潮之必然还是民主自身弱点，书评本周将刊发一系列访谈与文章，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讨论，作者观点不代表书评观点。 另：書評特別推出會員計劃，下週書評將推出2026年從內容、出版、收費等新計劃。 Newsletter 12/20 | 民主的陰暗面與破碎的美國夢的思考和書評會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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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革命与改良的对立与竞争，是现代华语知识界聚焦争论的问题。革命与激进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革命必然带来的是混乱、暴力与新的偶像崇拜。而随着秩序与渐进成为主流，暗流涌动的矛盾无法在既行的政治体制下解决，革命的幽灵又再度降临。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18世纪的法国革命，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仅有着作为历史事件的家族相似，精神内核也是一脉相承。革命吞噬了一切，建立的是新的暴政和对于自由秩序的虚无。而政治学界已经把革命祛魅，不再付之于意识形态和哲学的高度，称之为‘’转型”。 在今天，我们很难把Z世代的政治行动称之为革命。看着tiktok作为政治启蒙的人，很难理解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一边阅读德国古典哲学一边用教士的殉道感自我要求的革命者。然而，他们面对的问题却是相似的：革命不再作为一种行动，而是一种道义要求和政治秩序。如何带来真正的改变，如何长久持续自己的遗产？正如去年孟加拉和今天尼泊尔的“转型”一样，转型抑或革命往往在一瞬间进行，热血沸腾之后，依旧面对的是旧体制同样的问题：地缘政治环境、财政的困窘以及颠覆旧体制的政治斗争。然而，革命有时是蓄势待发，在革命之前，一个社会就已经有了漫长的准备。 本文为美国社会学家休厄尔的《资本主义与18世纪法国公民平等的兴起》一书作者导言（标题为编者所改），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社会革命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自己的原型。革命之前，长久的蓄势待发、社会悄无声息的变化，往往被人忽略。然而，无论是被革命的暴力所暂时中止，还是革命变质后新的统治，这种趋势终归是宿命一般难以避免。人民往往会为表彰革命者，建立林林总总的雕像，却经常忘记了自己潜移默化也在塑造着历史。出版社授权刊发。 休厄尔 | 革命的逻辑：为什么社会运动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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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書評做的第一本書（英文）在美國最大的鏈鎖書店上架啦。该连锁店成立于 1971 年，由书商 Leonard Riggio 收购纽约市的 Barnes & Noble 书店并扩展而成。目前，它在美国拥有约 600 家实体书店，覆盖全美 50 个州，服务超过 650 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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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5年11月13日，哈佛校報《The Harvard Crimson》發布了一篇爆炸性調查報導《Email Cache Reveals How Former Harvard President Larry Summers Stayed in Jeffrey Epstein’s Orbit》，公開了美國國會監督委員會新解密的數百封電子郵件，其中有哈佛前校長Larry Summers在2000年代中期與Jeffrey Epstein的交往。Larry Summers2001年以「能管錢的強人」身份成為哈佛校長，獲董事會奉若神明，權力空前。他把哈佛當成「全球最強知識企業」：狂換華爾街團隊、祭無上限獎金、槓桿拉滿、利率交換、私募占比近50%、囤Allston數百英畝地、賣學院命名權，2001-2005年校產從182億衝到259億，年化近20%。實則把哈佛變成超級對沖基金。2008危機爆發，所有地雷齊炸：現金斷流、補保證金數十億，被迫發60億美元五十年高利債救命，單年蒸發110億，Allston爛尾。早在2006年，董事會已因燒錢失控與風險被無視，逼他辭職。他離開時說：「我不是被教授趕走的，是被錢趕走的。」 書評短評 | Summers：被錢請進來又被錢趕出去的哈佛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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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為什麼被魅惑？我們以為自己是獨立思考的人，其實常常只是被吸引、被帶動、被裹挾。在社交媒體上快速點贊、在新聞面前迅速憤怒、在群體中自動站隊——我們的很多選擇看似自由，其實隱藏著心理的自動反應和情緒的慣性驅動。真正的獨立思考需要我們暫停片刻，質疑第一反應，審視自己的情緒源頭。只有當我們開始意識到這些無形的影響力時，才有可能真正擁有選擇的自由。 理解極權魅惑的政治心理學機制，不僅有助於我們深入把握歷史上極權主義興起的深層原因，更重要的是能夠幫助我們在當代社會中辨識和防範類似的心理操控手段。只有當我們充分認識到人類心理的這些脆弱性和可操控性時，才能更好地守護民主價值，維護個體尊嚴，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本文為徐賁新書《極權魅惑的政治心理》的序言。亦為徐賁最新專欄文章。 徐賁 | 極權魅惑的政治心理學透視
#极权魅惑 #政治心理学 #独立思考 #心理操控 #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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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d，本名王懿，曾从事媒体工作。与许多中国媒体人一样，面对愈发严酷的言论环境，她在新冠疫情后决定移民日本。然而，2023年8月，她在日本公寓不幸去世。Akid 来日之前，便长期受精神健康问题与厌食症的困扰。外界普遍认为她死于饥饿，但《东京新闻》的报道指出，她的死因可能是低血糖。在关于她的死亡背景还没有完整信息的情况下，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毫无根据的谣言与攻击，被一些爱国者认为这是“背叛祖国”的结果；许多带有误导性、信息不完整的报道也随之浮现，其中包括居日记者王志安（YouTube 频道“王局拍案”）的视频。 Akid的去世和引发的网络攻击，引起了日本记者舛友雄大的兴起，并开始了调查采访这些年新进移民日本的中国人，这便是《润日》。 “润”源自英文 run，意指逃离、移民海外。该词首次出现于2018年，并在2022年后迅速流行。舛友先生指出，移民至日本的“润日”群体，正是自2018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撤销后开始出现，并随着随后发生的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收紧、以及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而急速增加。相对容易取得的经营管理签证、北海道二世古町等具有吸引力的不动产投资地，以及良好的教育环境，都让日本作为移居地的吸引因素。截至2025年6月，在日中国人已超过90万人，其中疫情后“润日”新移民约9万人，预计2026年突破100万。 在舛友先生笔下，“润”在日本的中国人涵盖多个群体：从从事不动产投资的富裕阶层、到为子女教育而移民的家长、为了追求生活“小确幸”而离开的中产阶级、以及寻求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舛友先生指出，他们的共同点是“逃离压抑的姿态”（原文为 「抑圧から逃げる姿勢」）。无论是国内对私有财产的打压、近乎窒息的“内卷式”教育竞争，还是对言论的限制，“润日”群体都试图摆脱这些在他们本来熟悉的故乡发生的各种压抑。 在《润日》中，舛友先生以一种有条理的方式梳理了这些中国来到日本寻求更好生活的中国人的不同面貌。在他冷静、客观、理性的叙述之下，却潜藏着人性的温度。在舛友先生的纪实视角背后，一直萦绕着他对朋友 Akid 的思念。 舛友雄大（MASUTOMO Takehiro），日本的独立记者，主要关注中国与东南亚相关的议题。他在加州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与2010年进入中国媒体《财新》的国际新闻部工作，负责以日本为中心的调查报道。2014年至2016年，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研究员。2018年起，他定居东京，并持续在《东洋经济》、《南华早报》、《雅加达邮报》等多家媒体撰稿。他同时在NHK新闻广播节目《每早！》（マイあさ！）担任东亚/东南亚情势解说员，并主持自己的播客节目《Asia Frontline》。他以日文、中文、英文和印尼文报道各种新闻。 2025年，《润日》台版游八旗文化推出。书评特约记者、自由撰稿人孔德湧在11月10日对舛友先生进行了采访。本文照片均由舛友先生提供。 舛友雄大訪談 | 润日：从压抑中逃离
#Akid去世 #润日现象 #舛友雄大 #中国移民日本 #言论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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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微信公众号上有一篇文章《秦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反思的深度解析》在流传，书评编辑问秦晖先生这篇文章是否真实。本周书评正好刊发秦晖文章《从马克思到魏特夫：反对极权主义的左派思想资源》，也正是谈马克思，在征得秦晖先生同意后，将其回应刊发如下，并推荐其2013年出版的一本书《共同的底线》： 这篇文引我的话都没出处，基本都不是我的原话。但应当说我在1980年代的确有类似的想法。直到现在，我也不认为马克思的主张与“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更不认为马克思需要为列宁、斯大林的造孽负责。而且马、恩虽然不能说与今天的社民党一样，但却与当年的伯恩斯坦、考茨基和俄国的孟什维克确实差不多，而列宁则是后面这些人的死敌。所以马、恩如果活到1920年代后，即便没有变成典型社会党人，也绝对会在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对立中支持前者，而绝不可能支持后者。当然，说马克思不该为列宁背黑锅，并不等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就能成立，更不等于说他一切都正确。如果说1980年代的我还确实曾经是一个以马克思的观点为主要资源来抨击列宁-斯大林体制的民主左派，或者说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但现在早已改变。我现在的立场很明确：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在当代议题上站队西方“新左派”（中国的皇“左”就更别提了）。但我仍然不会“逢马必反”，仍然尊重作为独立学者和反抗专制的马克思。作为面对皇权-极权传统的中国人，我不拒绝任何反专制的思想资源，包括马、恩那一代欧洲老左派和中国“崇周仇秦”的“反法之儒”，当然也包括从拉斯基到哈耶克那些偏左、偏右的现代自由派。但我不会迷信他们中的任何人永远正确，即便正确的主张，我也要确定他们具体的问题意识，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问题误置”。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谈论马克思，我甚至认为：仇恨沙俄和德意志帝国的马克思们，面对的“问题意识”与当下的我们更为相似。对我们而言，他们的反专制思想资源比今天那些已不知专制为何物的西方新左派要丰富许多。后者其实已经严重地数典忘祖。所以我有时不仅用马克思的话来反对“保皇党”，也会用马克思的话来批评今天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西方“学院左派”人士。我今天并不认为自己是左派、右派或者是中间派，而愿意为“共同的底线”奋斗，我支持反专制的保守主义，也支持反专制的社会民主主义乃至民主社会主义，当然更支持经典的自由主义。但绝不认同那些以保守或“革命”甚或“中庸”的名义搞专制、极权的伪左伪右保皇主张——顺便说一句：我不想用“极左”“极右”来称呼他们，因为这两个概念极易导致混乱。比如很多人认为主张“小权力政府”或自由竞争就是“右”，像诺齐克那样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主张只要是清白的财产，哪怕富可敌国也不应当征税，这就是所谓“极右”，但这与希特勒式的、甚至川普式的“极右”能是一回事吗？反过来讲，在当代民主国家“左”通常意味着社会保障和福利问题上强调国家责任，那么像过去的瑞典（现在已经有所不同）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承担全方位责任的主张就应该算是“极左”，但是这与中国文革式的“极左”能是一回事吗？当代西方的左右派之争，我认为并非极权中国的真问题，甚至于，在中国严重影响全球化的今天也已经很难说是西方的真问题。比如今天西方的福利国家和工会这些传统左派喜欢的东西，如今都已难以为继，但那难道是他们整天指责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吗？反过来，今天传统右派（或“新自由主义”者）喜欢的自由贸易、全球市场早已烟消云散，但那难道是他们痛恨的社会民主党人造成的？如果他们还像以前那样延续老一套的“左右相争”，甚至还因为他们的主张都陷入危机而诿过于对方，因而“撕裂”得更厉害，那么我就要说，小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危险就在眼前！我目前就是致力于揭示中国、全球乃至西方当代面临的真问题。至于如果有一天，中国面临了现代文明国家的左右之争真问题，那么我的主张将视“路径”而定。比方说假如中国以权贵私有化方式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上这是可能的），同时也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了民主化，那么为了避免“推倒重来”的社会动荡导致转型失败，我宁可主张事后补偿式的福利国家，但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公正的民主私有化（当然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则我会更倾向于充分的市场竞争。然而现在两者都还远谈不上，那么上述两种对策就是无的放矢。我只能主张左右兼施，即左手为福利而问责，右手为自由而限权，同时坚决反对保皇派的“左右兼施”：左手为皇上扩权，右手为皇上卸责。这就不是什么左右之争，而是以左右自由民主派的共同底线，去反对“左右”保皇派的无底线堕落了。 本周重磅文章还有艾晓明教授的《 沉积在柴达木的生命痛史》和王柯教授的《不可靠的历史记忆与中国民族主义：告别纪念式历史观和受害者心态》；两篇文字温和但观点犀利的短评来自旅美的青年学者郭锐和杜如许。 Newsletter 11/01 | 秦暉的共同底線、王柯的紀念式曆史觀與柴達木裡的生命痛史
#秦晖 #马克思主义反思 #反极权主义 #共同底线 #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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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凯瑞·布朗（Kerry Brown）为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伦敦国王学院全球中国研究院主任，曾任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中国问题顾问，以严谨分析中英关系、地缘政治与东亚历史著称，代表作包括《西方的中国观》和《习近平时代》，常为BBC与卫报撰稿，推动国际社会理解台湾议题。其最新著作《Why Taiwan Matters: A Short History of a Small Island That Will Dictate Our Future》（台湾为何如此重要：一部小岛的简史，将决定我们的未来），由St. Martin’s Press于2025年1月28日出版。布朗概述了台湾从1895年日本殖民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的历史，剖析其作为全球地缘政治“火药桶”的地位。布朗强调，台湾非孤岛，而是民主价值的试金石——其创新韧性源于本土认同与国际支持。若中国武统成功，将重塑全球秩序，引发经济崩盘与民主倒退。布朗呼吁西方国家强化对台承诺，推动“现状维持”向可持续和平转型。 在旅美学者杜如许看来，布朗从美国以及西方局外人的视角得出一个结论：除诉诸武力之外，人们无法设计出和平统一台湾的办法；但与此同时，各方都应该避免诉诸武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布朗强调战略模糊政策，这是维持半个世纪“冷和平”的关键。该政策通过语义空间（如“acknowledge”而非“recognize”一个中国原则）平衡中美台三角关系，避免武力升级。然而，“冷和平”是否可能，为此，杜如许对布朗的台湾策略提出质疑？同时他也指出，布朗对台湾政治思考也有欧洲自身处境的投射，并放弃更加艰难的思考任务，而以“冷和平”来对应这样的处境，是否也是对自己的某种不负责任呢？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原创首发稿。 杜如许 | 冷和平？ ——评凯里·布朗的《台湾为何如此重要》
特朗普言论引发台湾担忧：中美贸易与和平统一的微妙关系· 83 条信息
#台湾 #凯瑞·布朗 #地缘政治 #冷和平 #战略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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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9月《思想》第52期出刊，本期專輯是：香港：離散與連結，主題是呈現這幾年離散港人複雜而深層的感受。書評經授權刊發了其中兩篇文章《離散與留下的港人漸行漸遠（陳健民）》和專輯序言《離散與連結: 心靈的中途站（陳祖為）》，探討港人離散生命經驗的多重層面，並重新思索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紀念日」，昨天書評刊發了《思想》第52期《張鈞凱 | 重回歷史原點，求索前進方向：曾健民堅守的「民族台灣史」陣地》的文章。1945年台灣「光復」後，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此後白色恐怖持續數十年。隨著台灣獨立意識增強，此事件也被視為外來政權暴政的象征，台獨支持者視光復非「光復」，而是「再淪陷」或「國民黨殖民」。對此，台灣學者曾健民（1939-2020），1992年從日本返台後轉歷史研究，編著《台灣光復史》系列，並於2010年出版，針對台灣敘事將光復視為「再淪陷」悲劇，曾健民則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強調1945-1949年光復五年為台灣人民主體性復活時期，強調光復非外來政權強加，而是台灣人積極參與的民主化進程，呼籲正視歷史。年輕一代的台灣學者張鈞凱從曾健民的研究出發，呼籲「再光復」，重返歷史原點，超越統獨對立，求索兩岸前進方向。 也在昨天，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前輩Iban Nokan在其臉書發帖：《原住民族尚未「光復」，你們在「紀念」什麼啦！》。在貼中他說到：「臺灣光復紀念日」對中華民國而言，象徵國族延續；但對原住民族而言，卻是殖民更替之日。我們不否認日本殖民的暴力，也不接受以「祖國歸來」為名的再殖民化話語。1945年不是「原住民族的光復日」，而是主權再度被剝奪的日子。他認為：真正的光復，不在國家儀式中，而在那個原住民族重新以自己的法律、土地與名字站起來的未來之日。 然而有趣的是，也在昨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設立台灣光復紀念日的決定》，明確自今年起，每年10月25日設立為「台灣光復紀念日」。這也是大陸方面史上第一次設立與涉台有關紀念日，明確呼應中共四中全會《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的具體舉措。 如何敘述，或是命名台灣「光復」呢？在當下政治背景下，讓它變得更加複雜和敏感，這也讓台灣身分認同和未來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和未知。 本週書評兩篇專欄，雲也退為讀者解讀新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末日世界；徐賁則從為大家解讀一個常見的社會現象老少配婚姻。 Newsletter 10/25 | 台灣和香港的身分認同問題與拉斯洛的末日世界
#台灣光復紀念日 #身份認同 #殖民 #統獨對立 #香港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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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9月，《思想》第52期出刊，本期專輯是：香港：離散與連結，主題是呈現這幾年離散港人複雜而深層的感受。專輯共收錄五篇文章：《自由、忠誠、家園：港人離散生命的反思（陳祖為）》《離散與留下的港人漸行漸遠（陳健民）》《離散的扎根：香港新移民在台灣的政治足跡（李爾雅）》《個人即政治：身分、情感與港人離散公民行動（呂青湖）》《在美離散港人：拼切中的版圖（Maggie Shum）》，以及專輯序言《離散與連結: 心靈的中途站（陳祖為）》，分別探討港人離散生命經驗的多重層面、個體如何面對流離與重塑、離散者與留港者之間的情感連結與張力，以及在台灣、英國和美國等地，離散者如何參與當地社會，並重新思索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本文為《香港：離散與連結（思想52）》專輯序言，《思想》雜誌授權轉發。 陳祖為 | 離散與連結：心靈的中途站（《香港：離散與連結（思想52）》專輯序言）
#香港 #離散港人 #身分認同 #情感連結 #思想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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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儒家与宪政的关系堪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结之一。中西政治传统与政治哲学截然不同的前提下，将儒学与宪政的强行结合，一方面体现出中国知识人作为世界体系中的落后者的焦灼，另一方面是现代民族主义下依托传统文化所残存的自尊心。或许，在郭嵩焘等士大夫看来，与法家合流前的儒家，有着原儒的独立思想与人格，是真正的三代之治。而在内战之后的海外新儒家看来，旧内圣开出新外王，与西方的欧陆哲学结合，为现代人找到心灵与制度上的安身之所。 大陆在2000年以来的儒家宪政思潮，某种程度上是90年代以来自由派对于传统文化回潮的反思。一方面，自由派学者强调儒学与现代社会并非格格不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依托于传统文化所打造的社会。另一方面儒家所强调的对于人格尊严的捍卫，与奠基了现代文明的人权观念异曲同工，只不过由前者代表的士大夫群体扩展到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位公民。而对于左派学者来说，儒家宪政解决了中国的合法性缺失问题，也足以使得中共这种列宁式政党在不断革命后造成的价值上的真空与虚无，以传统与历史的名义得到填补。然而，这两种解释与中国思想界所有流行的概念类似，都属于对中西文化传统的一厢情愿，并强行为现实政治服务。随着高呼儒家宪政论的秋风与蒋庆，迅速对体制投怀送抱，儒家宪政成为了建制派与自由派共同的笑话。而宪政二字，成为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儒家早已不需要“宪政”来装扮了，马克思遇上孔夫子，相隔千年的知音，早已使得自由派知识分子心心念念的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成为上个世代的空想。也许，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思想实验，我们早就不该抱有幻想。实现真正的“宪政”，不需要在前面添加任何的定语。 本文选自段志强新书《旧庙新神：晚清变局中的孔庙从祀》中《孔庙与宪政》一章，讲述了清末到民国初年，清政府与袁世凯政权对孔庙进行的一系列调整。而最让统治者头疼的，恰恰是那些以挑战者和反思者自居的儒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由此可见，儒家与宪政最大的汇通之处，就在珍视并保护对现有制度和思想的挑战与质疑。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活到今天的中国，可能也会跑到海外做youtube政论博主，或者被大学以意识形态问题作为理由停课被调整做一个图书馆员吧？出版社授权刊发。 段志强 | 儒家的宪政实验：被现代思潮吞没的政治理想
#儒家宪政 #中国知识分子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思想实验的破灭 #知识分子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