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恐怖

🔥 转:杀人如麻的“农民运动大王”❗️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十一月初,彭湃回到老家领导暴动,拟定了由二十条杀戮令组成的“革命纲领”,其内容为: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 。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让莫斯科感到满意。苏共领导人布哈林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苏共中央委员们宣布:“中国广东省有五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那里真正发动了消灭地主的斗争,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被肉体消灭。”这里,布哈林显然不清楚广东农运真实的杀人数字——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屠杀了近两万人,红色恐怖使超过五万居民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这时,农民们才知道,彭湃不是“彭菩萨”,而是“彭魔王”! 断头台一旦立起来,谁也无法让它停下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被捕叛变,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名中共高干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租界当局立即将其移交国民党当局。周恩来随即派遣特科杀手将白鑫暗杀,并策画在彭湃被转移过程中将其劫走,却因枪支出现问题而失败。 在狱中,彭湃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拒不招供。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处决。 彭湃死了,死而不足以赎其罪,但他家族的报应才刚刚开始。 一九二八年,彭湃被枪决前一年,其结发妻蔡素屏在海丰县城与五岁的大儿子彭绛人一起被国民党军队抓获,被用铁丝穿过双乳,押赴形城,被公开处决。彭绛人被救出狱后,被上海大同幼稚园收养。一九三二年,九岁的彭绛人流落街头,贫病交加而死。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彭湃有多名家人被国民党捕杀,其中六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为“革命烈士”:彭湃、彭汉垣(胞兄)、彭述(胞弟)、蔡素屏(结发妻)、许冰(彭湃之“革命伴侣”)、彭陆(侄、彭汉垣之子)。 更惨烈的情节还在后面。彭湃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杀人无数的一九二七年之后四十年,他所遗留的仇恨仍未消散。当年被害者的后代借文革“全国内战”展开复仇行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千多人携带枪枝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战友及家属展开复仇和长达半个月的围剿。一百多人被枪杀,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49] 八月二十九日,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将军帽山。一个洪姓男子得知其是彭湃的侄儿,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起篾刀,刀起头落,将其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日。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难。[50]当年,彭湃认为他有权杀一切他认为反动的人,被害者后人杀他的亲属既符合彭湃的逻辑,也符合共产革命的逻辑。 彭湃九十六岁的老母也未能逃离这场风暴,她被辱骂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周恩来闻讯之后,派人将彭母从监狱中接走保护起来。最惨的是彭湃的三儿子彭洪。[51]文革爆发后,彭洪成为众矢之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两名造反派将彭洪从家中带走,送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又被转移到海丰接受批斗。彭洪被打得遍体鳞伤,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斗。数日之后,彭洪在批斗中惨死,被砍去头颅。 文革结束,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将报复彭湃后人事件定性为“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52]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 彭家的家人不敢要求政府严惩凶手。彭湃的孙女、彭洪的女儿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53]这段话说得滴水不漏,似乎胸襟开阔。她偏偏不愿或不敢反省祖父以革命为名进行的大屠杀。 如今,中共将“红宫”屠宰场辟为革命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纪念馆树立彭湃的巨型雕像,按照当年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场景排列苏维埃代表们的坐椅,陈列彭湃和农民运动骨干们用过的大刀、长矛、枪炮,组织青年学生到此接受革命教育。[54]邪恶的种子,必生长出恶之花——只要中国青年一代仍被灌狼奶,中国就不可能告别彭湃式的大屠杀以及文革式的浩劫。 ---余杰:彭湃:从“彭菩萨”到“彭魔王”‼️
杀人如麻的“农民运动大王”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十一月初,彭湃回到老家领导暴动,拟定了由二十条杀戮令组成的“革命纲领”,其内容为: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 。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让莫斯科感到满意。苏共领导人布哈林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苏共中央委员们宣布:“中国广东省有五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那里真正发动了消灭地主的斗争,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被肉体消灭。”这里,布哈林显然不清楚广东农运真实的杀人数字——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屠杀了近两万人,红色恐怖使超过五万居民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这时,农民们才知道,彭湃不是“彭菩萨”,而是“彭魔王”。 断头台一旦立起来,谁也无法让它停下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被捕叛变,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名中共高干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租界当局立即将其移交国民党当局。周恩来随即派遣特科杀手将白鑫暗杀,并策画在彭湃被转移过程中将其劫走,却因枪支出现问题而失败。 在狱中,彭湃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拒不招供。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处决。 彭湃死了,死而不足以赎其罪,但他家族的惨剧才刚刚开始。 一九二八年,彭湃被枪决前一年,其结发妻蔡素屏刚生下三儿子彭洪之后两个月,在海丰县城与五岁的大儿子彭绛人一起被国民党军队抓获,被用铁丝穿过双乳,押赴形成,公开处决。彭绛人被救出狱后,被上海大同幼稚园收养。一九三二年,九岁的彭绛人流落街头,贫病交加而死。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彭湃有多名家人被国民党捕杀,其中六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为“革命烈士”:彭湃、彭汉垣(胞兄)、彭述(胞弟)、蔡素屏(结发妻)、许冰(彭湃之“革命伴侣”)、彭陆(侄、彭汉垣之子)。 更惨烈的情节还在后面。彭湃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杀人无数的一九二七年之后四十年,他所遗留的仇恨仍未消散。当年被害者的后代借文革“全国内战”展开复仇行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千多人携带枪枝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战友及家属展开复仇和长达半个月的围剿。一百多人被枪杀,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49] 八月二十九日,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将军帽山。一个洪姓男子得知其是彭湃的侄儿,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起篾刀,刀起头落,将其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日。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难。[50]当年,彭湃认为他有权杀一切他认为反动的人,被害者后人杀他的亲属既符合彭湃的逻辑,也符合共产革命的逻辑。 彭湃九十六岁的老母也未能逃离这场风暴,她被辱骂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周恩来闻讯之后,派人将彭母从监狱中接走保护起来。最惨的是彭湃的三儿子彭洪。[51]文革爆发后,彭洪成为众矢之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两名造反派将彭洪从家中带走,送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又被转移到海丰接受批斗。彭洪被打得遍体鳞伤,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斗。数日之后,彭洪在批斗中惨死,被砍去头颅。 文革结束,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将报复彭湃后人事件定性为“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52]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 彭家的家人不敢要求政府严惩凶手。彭湃的孙女、彭洪的女儿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53]这段话说得滴水不漏,似乎胸襟开阔。她偏偏不愿或不敢反省祖父以革命为名进行的大屠杀。 如今,中共将“红宫”屠宰场辟为革命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纪念馆树立彭湃的巨型雕像,按照当年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场景排列苏维埃代表们的坐椅,陈列彭湃和农民运动骨干们用过的大刀、长矛、枪炮,组织青年学生到此接受革命教育。[54]邪恶的种子,必生长出恶之花——只要中国青年一代仍被灌狼奶,中国就不可能告别彭湃式的大屠杀以及文革式的浩劫。 ---余杰:彭湃:从“彭菩萨”到“彭魔王”
海外爆料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副师长在宾阳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 宾阳是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冠。县处遗办的领导纪委副书记老李,一股脑向我倾诉了大屠杀的全过程: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 兵、武装部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一时间里,全县一片“红色恐怖”,连县城卢墟城的闹市也死尸遍地。这个几乎位于广西正中的交通枢纽,顿时交通断绝。无人敢收殓掩埋的尸体堵塞了道路。尸体和血泊上洒满石灰。血腥味和尸臭弥漫在县城的街市。每日天未黑尽,街道上已杳无人迹……。 十几年来,许多当年的刽子手都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这位宾阳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却在军队保护下荣升为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县处遗办主任李副书记愤怒地递给我一份以该县名义上报的控诉书,坚决要求将该副师长绳之以法。 ---广西吃人狂潮 ·郑 义·
朱韵和
2个月前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在三里区上江乡门前开批斗大会,在批斗中乱棍打死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四具尸体肉被割拿回大队部厨房煮两大锅,有二、三十人参加吃。……在区、乡基层政府所在地烹人肉,集体会餐。”[40]、“教师们也大啖人肉!……我见谢雄标(生物教师)屋里煮人肉”[41]、 “黄校长 尸体在操场外厕所旁……头被打得黑肿,大腿、小腿、手上的肉全部割光,生殖器、心、肝割光,胸腔里空洞洞的,肠子流出来。”[42]、 “这一日,桐岭中学一片繁忙烹调之景象:厨房在煮人肉,教师宿舍在煮人肉,教室前屋檐下在烤人肉,校园里在烤人肉,到处可见两砖支一瓦再复一瓦的自制‘烤炉’”。[43]、“无产阶级专政的暴虐、残忍,超出人类想象力十倍百倍!”[44]…… 够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在《红色纪念碑》中简直俯拾即是,举不胜举。到处在上演杀人样板戏,“红色恐怖”运动将疯狂的屠杀推向高潮,成就了屠杀者的天堂。连官方文件保守估计无辜被杀害的群众都在九万之众,这个数字已接近广西在八年抗战中死亡、失踪的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九人,可见屠杀状况的酷烈,比日本人当年屠杀中国人来的还要残忍,其中有多少人被煮而食之就不得而知了。抗战中战死者为国捐躯,死的其所,而这些死于文革“自我战争”杀人样板戏的人,只会让人感到恐惧感和阴森感。 ---家国两茫茫 ——海外中国流亡、自由作家研究 第六章 郑义论 ◎ 周冰心
朱韵和
2个月前
大家知道的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是文革期间,广西发生了中国当代史上少有的人吃人事件,就是“革命群众”吃掉“阶级敌人”…… 如果是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呢,也就不稀奇了,因为人吃人有两种情况。第一种类型是求生型吃人,也就是因为天灾、因为战争而长期被围困,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饥饿吃人。虽然在 人类进入文明以后,这样的行为也受到谴责,甚至这些被迫吃人的人自己也终生懊悔,但这毕竟是一种被迫的行为。第二种类型,就广西来说,我把它归纳成“革命吃人”。这个为“革命”吃人是可以打上引号的,这不是真的为革命吃人,而是在革命的旗帜下,吃掉所谓的阶级敌人,也就是把活人吃掉!最早揭发吃人事件的,应该说是作家郑义。郑义在1993年时出版了一本书 《红色纪念碑》,记录了1986年到1988年他在广西对吃人事件的调查。这本书后来译成英文,在当时很是震撼。但是,郑义当年足迹所至不过只有6、7个县,他毕竟是个人调查,不可能跑遍整个广西。 在文革期间,广西有两点在全国是独特的:第一是广西第一书记韦国清至始至终没有倒过,文革期间从未倒过的省委书记就只有韦国清,其他省委领导全部倒了,或者曾经从新换人。第二就是只有广西发生了大规模的吃人事件。我们知道,哪里发生这样的事件,就说明哪里的体制发生问题、哪里的领导发生问题,这是绝对的,因为离开了国家机器的作用,不可能发生那么大规模的吃人事件……这份档案所披露的人数呢,我做了一个8页的表格,它透露的是 291个人次,有的时候,档案只提供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比如武宣县,总共有75个被剖腹、取肝、被吃肉,但这75人的全部名单,档案未必提供,有些地方会很详细地说有哪些人被吃掉、怎么吃掉……所以,大概是291人次。但是,要知道,整份档案毕竟不是一份吃人记录,再说,这种事情对于人类来说,本来也是很恶心的事,所以,恐怕有意无意的遗漏是难免的。根据民间的调查,有421人(被吃),这些都是有名字,有地方,有原因,有经过的。这(两个数字)差距不太大。 从吃人事件的地理规模来说,整个这份档案中记录的有26个县和市;其他的一些调查,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安部的干部(晏乐斌)的笔记中提到的还有另外3个,共29个县;民间的调查是31个县。广西在文革中共有8个专区,3个直辖市,这一风潮波及到了7个专区、1个直辖市,占75%。就县级单位来说,也大概占了广西在文革期间的40%!这个地理规模就很大了。 就人数的规模来说,郑义当时在调查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武宣县曾在县里的集市上游斗反革命分子,然后将反革命分子当场剖出心和肝,肉被疯狂的民众割完了,就只剩下骨骼……郑义当时描述说,这是“万人吃人运动”!我想,恐怕没有万人(因为整个武宣县有22万人),但那个集市上有数千人是绝对可能的……这种规模在广西的历史上恐怕也是没有过的…… ---宋永毅谈广西文革:国家机器吃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1949年前后惨不忍睹的事件 土地改革时、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 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 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 地。 1951年上半年,我校大学生全部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美其名曰接受想改造。,, 土改区委书记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生出鲜点,第两天开会,地主、富农倒了霉,甚至人头来落地。 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很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 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只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漿,撒满一地……血腥、残忍、 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飯;那时我也見过 ”望蒋杆” 当时吓得我的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其他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哭叫声惨不忍闻。 地主、富农压着一个石磨下,在石磨上还坐着一个女人,为的是增加他的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石磨塌了,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的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令人惨不忍睹。 ---高耀洁:杀人手段何其多
朱韵和
2个月前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的俞大姻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 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 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 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巫宁坤:燕京末日 图:一九四七年,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在美国合影
朱韵和
2个月前
红军洗劫 川北难民为患 红军来了,川北会有什么变化?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等报都有报导,现摘录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导说,“三县(通南 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 “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 “最可恶者, 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 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 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着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 “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导,全川在这次兵灾中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红军对川北的洗劫造成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涌向重庆等地,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导大致相符。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 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 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民众百万 编写:爱德华
Petrichor
5个月前
朱韵和
6个月前
红色恐怖 《斗争十八年》记载了传主15~33岁的经历,重点为1935年进入中共阵营后的「红色感受」。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撮选「最精彩」的一二事实。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为中心展开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动,顶头上司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老头子」(司马璐称「柳英」,即刘英) ,他向司马璐描绘中共红色恐怖: 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在相互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页192)……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页198) 刘英向司马璐介绍江西清肃AB团(反布尔什维克英文首字母): 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页193) 仅仅这样的悖论就令人毛骨耸然了。一位前几天还在灌刘英辣椒水的干部,竟也以AB团罪名被处决。「老头子」接着论证三种人必须杀:一、接受党内审查时顺竿自诬招供者,这种人意志薄弱,本质易于动摇;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类人忠诚度不够,容易成为叛党分子;三、乱用AB团名义杀人者,这种人「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由于怀疑一切,你越是忠实积极,越可能遭组织上「关心」,「杀了干净」。(页193~194)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朱韵和
8个月前
“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8月27日到9月初,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 “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4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作者: 孙言诚
朱韵和
9个月前
博斯腾湖大捕杀 1970年4月,文革中的红色恐怖登峰造极。我和我初中时的老师张树人,为了逃避一打三反的政治迫害,从塔里木荒原上的一个国营牧场向乌鲁木齐逃亡。那时南疆尚无铁路,我们坐班车途经库尔勒,当晚住在库尔勒汽车站候车室。班车到达库尔勒车站时,离天黑尚早,张树人老师呆在候车室休息,照 看简陋的行李,我就到车站附近的街道上转游。突然,我看到墙上有一张新贴出来的布告,一些人围着看,我也走上前去看。 这是巴音廓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贴出的一张布告。布告上大约有20多人被判处死刑,每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的名字都被划上一道血淋淋的红杠杠。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名叫徐长生,四川长寿人,25岁。布告上说,该犯系盲流出身,在博斯腾湖打鱼为业,其罪状是撕毁了一张毛主席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就像晴天起霹雳,立刻把我震懵了。这个年轻人我认识,我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文革初我也曾流浪到博斯腾湖,在湖中打鱼割苇抓水老鼠,因而认识一些在博湖谋生的盲流。这个徐长生,为人忠厚,仗义,怎么会有意撕毁一张毛像而被判处死刑呢?一个年纪轻轻的活生生的生命,就因为这样一件事被随意枪毙了。他才25岁,正是生命的黄金季节啊! 接着看下去,布告上所有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几乎都是在博斯腾湖打鱼割苇捉水老鼠谋生的盲流。其中一部分人,我都见过,认识。那些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一个有杀人放火,行凶抢劫,或颠覆政府的确凿罪行。他们的罪名几乎全是因为说了几句对现实不满的话,就随便找个借口,处以极刑。其中有个姓杜的,名字记不起了,四川人,也是在博湖打鱼、卖鱼为生,判处他死刑的理由是他的一个舅父是国民党军官,一个姑父是右派分子,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社会关系复杂而判人死刑,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这张布告上所判的几十人,全是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其中有一位四川自贡人,叫罗绪刚,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雇工剥削。他在大河口(开都河流入博斯腾湖入口处)打鱼,两名从关内进疆的盲流小伙来投奔他。出于同情,他收留了这两个盲流,就被安个雇工剥削的罪名。 这张布告给我打下终身难忘的烙印,眼睁睁看着自己认识的一些人被无缘无故地杀戮,我只觉得自己实实在在是生活在非人间,生活在人间地狱。 博斯腾湖是新疆戈壁荒漠中的一个大淡水湖,位于和硕、焉耆、尉犁几县之间。湖区面积近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新加坡和两个澳门。湖中烟波浩渺,芦苇丛生,几十个大小岛屿散布其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那场举世罕见的大饥荒中,关内大批盲流逃亡到新疆谋生,许多人就逃到当时还相当荒凉、人迹罕至的博斯腾湖,以打鱼割苇捉水老鼠为生。文革时又有许多内地逃亡到新疆的盲流,为了躲避公安部门、造反组织和收容站的抓捕,陆续聚集到博斯腾湖。他们藏身在芦荻丛生的小岛上,划着卡舨(独木舟),或捕鱼,或割苇,或捉水老鼠,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时全中国阶级斗争白热化,这儿是盲流的乐园。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掀起空前惨酷的红色恐怖,当局决心端掉这个盲流乐园。他们调集正规部队、兵团值班连和沿湖各县的公社民兵,利用冬季博湖结冰的机会,对整个湖区进行大包围,大搜捕。据传公安部门发现湖中有敌特的电台活动,当局判断那里隐藏着苏修特务或美蒋特务。兴师动众大搜捕的结果,一个苏修特务、美蒋特务也未抓获,抓的全是在湖中打鱼割苇抓水老鼠的盲流。这些无辜的盲流成了美蒋特务、苏修特务的替罪羊,当局随便找个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杀戮判刑。 当年发生在博斯腾湖的惨绝人寰的盲流大捕杀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那张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同胞的布告却刻骨铭心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时时在我眼前出现,让我寝食不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开篇题辞说:“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我是侥幸逃脱被捕杀命运的进疆盲流幸存者,我有责任把我所见所闻所历的告诉后来人。 盲流是当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打工仔和农民工的前身。由于其分散性,文化素质相对低下,他们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天我将这件至今仍被深深掩盖的历史事件披露出来,以慰死者,以警来者。 ---来源: 黑五类忆旧 作者: 李金
朱韵和
10个月前
红色恐怖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为中心展开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动,顶头上司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老头子」(司马璐称「柳英」,即刘英),他向司马璐描绘中共红色恐怖: 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 在相互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页192)……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页198) 刘英向司马璐介绍江西清肃AB团(反布尔什维克英文首字母): 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页193) 仅仅这样的悖论就令人毛骨耸然了。一位前几天还在灌刘英辣椒水的干部,竟也以AB团罪名被处决。「老头子」接着论证三种人必须杀:一、接受党内审查时顺竿自诬招供者,这种人意志薄弱,本质易于动摇;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类人忠诚度不够,容易成为叛党分子;三、乱用AB团名义杀人者,这种人「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由于怀疑一切,你越是忠实积极,越可能遭组织上「关心」,「杀了干净」。(页193~194)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朱韵和
10个月前
在彭湃带来的“红色恐怖”中,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被焚烧”。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而一些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从最初的胆怯变成了杀人连眼都不眨的恶徒,甚至还想出了杀人的新花样,比如将人大卸四块,再煮熟吃掉;将人关在板箱里慢慢 锯成一块块。 1928年2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逃至大南山地区。同年10月,受上海的中共中央指令,彭湃离开广东,绕道香港转往上海。第二年8月,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告密,彭湃等人被国民党逮捕,六天后即被枪决。 杀人如麻的彭湃虽然死了,但由于其罪孽深重,其后人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都遭到了成千上万被虐杀之人的后代的复仇。如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 1967年8月26日,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马上大声喊道:“我要报仇!”接着举起篾刀,将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害。 文革结束后,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可谓是痛定思痛。只是地下的彭湃能还得起那滔天的血债吗? ---杀人如麻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 作者: 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