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1个月前

揭开历史的帏幕看“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无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还是在中共内部都是一件大事。它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争夺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相互撞和挤压的结果。毛泽东借此铲除项英，在党内一统天下。蒋介石则消灭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也为苏北失利报了一箭之仇。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对“事变”真相多方掩盖，讳莫如深，使人民对这一历史不能客观地了解。弄清“皖南事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内部残酷的斗争；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是早期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从１９２５年以后历任各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并勉他：“ 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为中共保留了火种。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长期跟随周恩来，是中央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有共同的信念，都是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与悍卫者。在上海中央与毛的斗争中项英总是冲锋在前、毫不妥协。他于１９３１年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瑞金，撤了毛的职并取而代之。他就是毛常常提到的那些“钦差大臣”。项英和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是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斗争和怀柔，周是交替使用。项英对毛的山大王式游击主义是坚决斗争，十分警惕。毛在国际派的打压之下大权旁落，有志难伸，岌岌可危。３１年到３５年是毛一生中最困难、最落魄的日子。这仇恨他铭记在心。项英和周恩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斡旋争取之下蒋同意将东南九省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东南各地的游击队只剩下三几千残兵败将。蒋同意给它一个军，几乎两三万人的编制。显示蒋对中共的诚意，也是周恩来千方百计争取的结果。他亲自作蒋的工作，争取和说服他；他让叶挺到淞沪前线见陈诚争取到陈的支持；也让叶剑英和国防部谈判；让项英与第三战区谈判；恐怕还有刘斐的贡献（他在国防部负责军令编列）。最后得到完美的结果－成立新四军。周目光高远，才能非凡。他使这支队伍借北伐铁军的英名浴火重生。这是他催生的婴儿，是他的杰作。周从一开始就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抗衡。此后新四军不断壮大，攻城掠地，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的山头之一。作为它的创建人和催生者，周恩来受益非浅，使他在失掉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东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叶挺是北伐名将，跟随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转战潮汕。周信任他，由叶领军蒋也放心，他是国共双方都接受的人（国民党不接受叶剑英，中共也不要国民党作军长），他是新四军的代表。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非项英莫属，这是由他的威望、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军队要控制在项的手里周才放心。这是他们的设计。王明从苏联归来，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的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周恩来全力拥护，带动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支持新的“王明路线”。中共党内没有真正的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由王明传达，周具体实施、推行的莫斯科的方针和政策。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但依靠的是周恩来的力量。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十二月会议以后，周与王明结成同盟，以武汉“长江局”为依托，与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项英对周恩来和王明紧紧跟随，他的东南局与新四军是周的有生力量。华北的朱德和彭德怀也向“长江局”靠拢，受到他们的影响。使毛在党内落了下风，不得不忍气吞声，与之周旋。对毛来说这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直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意绪难平。动辄大骂 “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毛骂的是周和项英这些人。项英和新四军成了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项英是周恩来的心腹，他只听周的话。新四军象是周的私人军队。武汉失陷标志着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要检讨失误与调整政策。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而毛显然是棋高一着，目光长远。在他的指挥下中共在整个华北、华中开辟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征粮，收钱，使中共的实力飞速增长。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才是那个能带领中共走向胜利的人，他是中共的领袖，赢得全党信服。１９３８年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是莫斯科对毛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是毛等待已久的加冕。毛巩固权力，号令天下，也开始打击反对派。他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１９４０年夏以调解叶项矛盾为名派饶漱石、曾山为东南局副书记参加东南局的工作，监视项英，了解其内幕，为未来作准备，是毛泽东的“掺沙子”。项及东南局仍受延安和南方局的双重领导。周恩来尽其所能地保护项英的地位，在他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１９４０年三，四月间当项英在毛中央批评下要愤而辞职的时候，周则强调项英是东南局负责人，新四军有很大的成绩。六月叶项分裂，叶再次出走，周也是尽力调解矛盾，安抚叶挺，以免后院起火。他叫项英派袁国平亲自到重庆接叶挺并嘱咐他们（项英）要尊重军长。同时也再次强调东南局项英为主。周恩来为保新四军和项英用心良苦。他眼看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步步紧逼，新四军困守皖南，危机四伏。刘少奇陈毅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复争夺，四面出击，大打出手。打泰安，打车桥，打黄桥，打李明杨，打韩德勤，再打韩德勤。扩充了实力，也挑起了内战。黄桥战役以后，蒋调集汤恩伯、李仙洲、顾祝同、冷新准备消灭华中共军。国民党白、何于４０年１０月９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１１月１９日毛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皓电”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抗日。但需放宽期限。同时中央书记处在１１月２５日电叶项：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未过江前由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名义。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４０年１１月中央内定撤消项英职务，东南局并入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因顾忌项英反对暂未出台。这一系列的变化将项英和新四军逼入险境。他面前几乎全是死棋：留在云岭是不行了，新四军必须要过江，否则是违抗军令。不单国军要围攻他，在党内也是戴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胡立教的文章中说中央是同意项英用“拖”来对付蒋），前景黯淡；走却是置三军于险地。率领全军转移，大队人马没有根据地支持，没有友军掩护，长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北渡长江，极易遭到攻击。国民党能放过他，日本人也不会；即使安全到江北，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未来新四军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但这还不是一条死路，如项英率军北上，蒋未必会攻打他，逃过日本的截杀不是不可能。毛和刘少奇都是运筹帏幄的高手，他们不会让项英脱网而逃的，他们要给项英布下一个不解的死局。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刘少奇拟定攻打曹甸的作战计划，要一鼓作气“迅速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这是一个大仗，集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主力近十个团兵力（黄克诚和陈毅的部队）。在中共官方记载中没有这场战斗，军史和将军的回忆录也鲜有提及。我从《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孙科佳）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书中说黄克诚对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担心在政治上不利。并说陈、粟给中央及刘、黄的电报中坚决反对，“立即消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反攻之口实，在政治上不利。我想陈、粟担心的是韩德勤黄桥新败（１９４０年代１０月１日），再打他，是师出无名。是挑起内战，破坏抗日。是亲痛仇快，是汉奸。政治上的被动尚可应付。在军事上有更严重后果。这才陈毅、粟裕最害怕的。云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他们再打韩德勤，报复的铁拳就要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但这正是“胡服计划”和毛泽东的目的。刘将计划报请延安，毛于１２月初批准（时间不知）。对华中和延安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曹甸一口吃掉韩德勤，项英他们是并不知情的，他们恐怕只知道苏北要再打韩。从以下电文可以看出：１１月份２７日项问延安“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 。１１月３０日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庆间开个口子，以便隔开“韩霍”（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韩霍”会叫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从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抓紧分批过河，１２月底以前移完不算晚”。在开战前一天毛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误导，麻痹项英。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国民党怒不可扼，蒋介石下令反击（１２月９日），用武力解决项英。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云岭。再发“齐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１２月底以前过江。毛泽东和蒋给皖南新四军八千将士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项英是插翅难逃。项英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撤退路线。会上争论激烈。项英决定新年以后开拔，也向延安发报，不知他是否告知详情。是否告诉延安（项应完全明白毛和刘的用心）或走什么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因为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参与机密，随军行动。他会将所知的一切报告华中和延安（我猜饶身边还有一组人，他们有秘密电台与华中联络或派人传出消息）。延安或华中会将情报泄漏给国民党（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此外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台湾《传记文学》都谈到他的事。他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领命投奔延安，在抗大学习，罗瑞卿赏识其才华，后推荐给毛泽东，管过毛的收发。以后派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在皖南事变中他为国民党立了大功。后来在台湾当调查局长。从上面看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日本人也应该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３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脱险，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皖南事变有太多未解之谜：项英为何中途脱离部队？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的行动不符合常理。而且李一氓也同他在一起。可能是临危动摇或者感觉到内部的威胁。而且他的死也是个谜。都说刘厚重见财起意，我怀疑他是受人指使。刘去过延安受训，可能是领命而回。成为延安在新四军里的“细胞”。项英有错误和战略上的失策。但都不是新四军覆亡的原因。新四军是亡在毛泽东手里，即使项英冲破上官云相的包围，也冲不过长江上日本人的截杀，毛还会“调来”日本人。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３０）。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司马璐讲这是周恩来对毛的强烈抗议。毛的卑劣与险恶在“皖南事变”中暴露无遗。“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影响，毛藉此除掉项英这个劲敌。也使周失去赖以支持的军队，在与毛的较量中完全落了下风。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条件。延安整风是他俩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是前十八年关系的终结，也是后三十三年关系的开端。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到最后。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图：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 #毛泽东 #周恩来 #项英 #国共内斗

4个月前

皖南事变，国民政府要求新四军限期撤出江南。因为新四军和国军韩德勤部摩擦不断。新四军政委项英给延安连续发报，延安一字未回。期限到了，新四军遭到剿杀。周恩来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 #新四军 #国军 #项英 #周恩来

4个月前

吴祚来：日本被中共一鱼三吃日本被中共一鱼三吃，抗战时，利用日本打民国政府（鱼头），经济开放时利用日本搞活中国经济（鱼身），现在利用日本搞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鱼尾），提升人民忠君（民族）情感。抗战时，日本人被中共当成“鱼头”，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是一道“豆腐”，做成了鱼头豆腐宴，尽管毛泽东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但却在延安大后方，谋取中共的势力范围，中日战争，日本最后战败，国民党军队牺牲惨重，中共赚取了抗战最大成果，在苏联军队的支持下赴东北收缴了大量战利品，并在苏联的支援下，战胜了中华民国军队，夺取大陆政权。翻开延安史，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前线浴血战斗之时，毛泽东在延安所做是整风运动、抓特务，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利用文化来塑造自己的抗战形象，特别是通过残酷地打压异已，摧残知识分子，成功实现了个人集权。二十年前，我曾经与王稼祥夫人聊过毛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她说，当时毛的生活相当放松，许多时候是打麻将与跳舞，打麻将三缺一的时候，毛会让她去，当她深夜回到家时，王稼祥捧著书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显然，毛泽东是在旁观蒋介石与日本军队的持久战，中共的军队坐等着收拾战场。最令国民政府无法容忍的是，毛泽东对国民政府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对内却坚持要求部下“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于急剧扩张自己地盘而与国民政府军发生冲突，最终导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中共利用日本 #抗战时期中共策略 #毛泽东延安活动 #皖南事变 #民族主义

7个月前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干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0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進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栘皖东分批渡江创。”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裏--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千小时，拖到当天夜裏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進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後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後即不明了。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裏，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裹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後结束。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著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後，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於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图：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 #毛泽东 #项英 #新四军 #长征 #黄山

7个月前

红色恐怖《斗争十八年》记载了传主15～33岁的经历，重点为1935年进入中共阵营后的「红色感受」。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撮选「最精彩」的一二事实。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为中心展开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动，顶头上司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老头子」（司马璐称「柳英」，即刘英），他向司马璐描绘中共红色恐怖：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在相互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页192）……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页198）刘英向司马璐介绍江西清肃AB团（反布尔什维克英文首字母）：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页193）仅仅这样的悖论就令人毛骨耸然了。一位前几天还在灌刘英辣椒水的干部，竟也以AB团罪名被处决。「老头子」接着论证三种人必须杀：一、接受党内审查时顺竿自诬招供者，这种人意志薄弱，本质易于动摇；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类人忠诚度不够，容易成为叛党分子；三、乱用AB团名义杀人者，这种人「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由于怀疑一切，你越是忠实积极，越可能遭组织上「关心」，「杀了干净」。（页193～194）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红色恐怖 #皖南事变 #中共

8个月前

四十年代初皖南事变，蒋介石帮毛泽东消灭了毛的党内一贯反毛的项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加上苏德战争中的苏联红军的崩溃，共产国际解散，这些变化都使毛泽东相信彻底清算中共党内国际派的条件成熟，继之延安整风开始。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对长期执行“王明路线”作了长篇自戕式的检讨，他表示承担一切错误的责任。但是他坚持一个观点，斯大林代表正确路线，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利益的一致，中共绝对不能因“王明路线”与苏联闹翻，尤其要尊敬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这个观点，后来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证明苏联红军对中共辽沈战役的支持起了决定作用。辽沈战役的胜利又对解放全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也就是，当年周恩来的牺牲王明，维持中苏共关系立了大功。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彻底抛弃了王明，他在1944年2月代表毛泽东劝降王明时，王明对周恩来说：“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起草人是谁？主要负责人又是谁？怎能由我一个人负责呢？又怎么能称为王明路线呢？”周恩来为之语塞，如前所述，六届四中决议的起草和具体执行，负责的都是周恩来。 1943年底，已宣布解散的共产国际前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表示对王明、周恩来、康生几人的关注。毛泽东回电报说，王明政治上不可靠，是国民党特务；周恩来在10月27日、28日，12月1、2、3日作了彻底的检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王明划清了界限；周恩来的认识“己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康生是个好同志，“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引号内为毛电原文） 1949年1、2月间，米高扬代表斯大林访问西柏坡，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记述：“米高扬同我私下交谈中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的适当人选。”米高扬的话，可能是代表斯大林故意为周恩来吹风的，也表示当时苏联对周恩来始终是信任的，甚至可以说，周恩来出任中国总理是斯大林亲自点将的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皖南事变 #延安整风 #项英 #苏德战争 #共产国际 #毛泽东 #斯大林 #周恩来 #王明路线

11个月前

红色恐怖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为中心展开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动，顶头上司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老头子」（司马璐称「柳英」，即刘英），他向司马璐描绘中共红色恐怖：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在相互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页192）……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页198）刘英向司马璐介绍江西清肃AB团（反布尔什维克英文首字母）：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页193）仅仅这样的悖论就令人毛骨耸然了。一位前几天还在灌刘英辣椒水的干部，竟也以AB团罪名被处决。「老头子」接着论证三种人必须杀：一、接受党内审查时顺竿自诬招供者，这种人意志薄弱，本质易于动摇；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类人忠诚度不够，容易成为叛党分子；三、乱用AB团名义杀人者，这种人「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由于怀疑一切，你越是忠实积极，越可能遭组织上「关心」，「杀了干净」。（页193～194）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红色恐怖 #皖南事变 #司马璐 #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