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

5天前

中国共产党不是人民的选择【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负责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建立共产党的工作。4月，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到北京，化名吴廷康，见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说服他们组建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它不是民众自发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是彻底的外国代理人。1921年6月《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就讲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直到延安时代，它都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一个支部，是隶属共产国际的。它的所有重大决定、人事变化，还有所谓的长征，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这些现在都已经是公开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神秘。沈志华教授有几本书《中苏关系史纲》、《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等都有很详细的记录。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完全是一个宣传口径。它不是真的。我们必须还原历史。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人民的选择，是共产国际和那么一小部分人投靠了一个国外组织，对中国当时的政府进行了一次军事上的颠覆。在这个颠覆的过程中，造成了无数的生灵涂炭。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对我认知颠覆最大的应该是一连串的苏区镇反，对自己人的残杀，不仅是对敌人。这里面的例子就太多了：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对民众的镇压，毛泽东他们在江西打AB团对自己人的镇压，还有一些资料到现在还是秘密资料，有关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强行向民众征粮的过程中，对这些中农以上的人的残暴。48、49年他们进云南和四川征粮过程中的残酷也是引发当地暴动的原因之一。你从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它推行所有的政策时候所用就方法——暴力，极其残酷的暴力，就是一路杀过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谁不服从就杀谁。从1959年的拉萨到1989年的北京，它是同样的手法。1959年拉萨事件后对藏人的大批关押，把藏人的精英几乎扫荡干净，对维吾尔人的方式也是同样的。这种对精英的控制从反右开始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要么收买，如果收买不了，不服的，就是找一个罪名抓起来枪毙。它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 ---李江琳：与红色家庭分道扬镳，这场革命是错的

#中共起源 #共产国际 #暴力镇压 #历史真相 #李江琳

1周前

共产国际--中共：给钱--办事 1930年夏，斯大林确定了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方针，要求中共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为此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显然，要落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这种情况促使他重新关心起中共的经费问题来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8月间分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保证经费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然而事实上，当周恩来于8月下旬回到上海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鉴于周恩来回国，肩负斯大林要求中共中央加强苏区工作和将大批为苏区起草的文件送达苏区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明确说明：“由于经费困难，我们无法与苏区保持联系，我们无法建立一系列联络机关，甚至不能派人前往这些地区。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文件仍然放在中央。”不仅如此，由于经费困难，我们失去了派人到军阀部队做瓦解敌人工作的许多机会；由于缺少经费，我们甚至不能转移我们受到破坏威胁的组织，不得不把它们仍然留在原地；由于缺少经费，中央印刷所遭到破坏后，我们再没有钱来建立印刷所，报纸已找不到固定的印刷所印刷；由于缺少经费，我们与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不仅如此，即使是为维持现有的工作规模，“中国共产党每月的开支早已超过了1.5万美元。最近两个月实际上我们已经支出了6万多中国元（大约等于2万美元）。因此我们已经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借了22693中国元。我们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借了7630中国元。我们为日报就花掉经费25576中国元。此外，我们还向各省委支付日常的经费58648中国元。这个月的状况简直无法忍受，各省委都致电致函来要求提供经费。我们都回答说，没有经费。”“我们恳请共产国际立即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并电告我们。再说一遍，先要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拖欠的旧款。然后每个月再给我们补1万美元，记在我们没有收够的经费帐目下（总共拖欠的旧款等于179700中国元，即52800美元）。此外，我们请求每月给我们按时寄1.5万美元，作为固定的资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度过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最困难时期。”[58] ，，，，，，周恩来－这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如今也变得焦燥不安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共产国际远东局）：“你们在这里自作聪明持说：请出版报纸、呼吁书，请派人到苏区去，请组织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用来招待来上海办事的人。我们失去了许多人（如在汉口的军事工作者），只是因为没有钱租用住宅”！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共产国际 #中共经费 #斯大林 #周恩来 #苏区

2周前

一开始我以为欧美的DEI是去中心化运动，是一种“思潮”。后来才知道DEI部门是实体化的，欧美各企业、各高校、甚至虚拟社区都要设立“DEI办公室”，办公室成员全部由民主党员及其海外支持者担任，每天工作6小时，工作内容就是否决“不够多元”的方案，工资是一线员工十倍。这他妈不就是共产国际+党支部模式？

#DEI #欧美 #共产国际 #党支部模式 #负面情绪

3周前

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共产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囗舌的作用。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你知多少？作者：雪卷风升

#中共早期干部 #莫斯科读书班 #共产国际 #毛泽东 #政治斗争

2个月前

#武装保卫苏联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明确要求中共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中共刘伯承与叶剑英等人响应“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参与“国际义勇军”，前往伯力加入即“远东工人游击队”（或红河赤卫队），执行特殊任务，与国民政府军张学良部作战，协助苏联进攻中国的黑龙江海拉尔之役。同时，共产国际派遣伍修权担任苏联红军翻译。远东工人游击队是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于1929年在距伯力18里远的红河组建的，主要招收了三四百名海参崴地区的矿工，归远东军区司令的加伦将军指挥。由刘伯承领导，黄平任党代表，刘鼎担任一中队政治指导员及全队的武器教官，涂作潮担任无线电机务员，黄文杰从事党务工作。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则发动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支持苏联的运动。8月22日，在奉天（今沈阳）纱厂门口，因煽动罢工嫌疑与孟用潜一同被捕，9月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日后刘少奇成为“叛徒”的重要证据，即为此次被捕。——网摘

#中东路事件 #武装保卫苏联 #共产国际 #反帝日 #上海工人运动 #国民党 #苏联 #国际义勇军 #远东工人游击队

3个月前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推动下，中共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现在把中共说成1921年7月才成立，因那时开了“一大”，而毛泽东出席了“一大”，可以被算成创始人。共产国际刊物也权威性地指出，中共成立是1920年，而不是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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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四十年代初皖南事变，蒋介石帮毛泽东消灭了毛的党内一贯反毛的项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加上苏德战争中的苏联红军的崩溃，共产国际解散，这些变化都使毛泽东相信彻底清算中共党内国际派的条件成熟，继之延安整风开始。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对长期执行“王明路线”作了长篇自戕式的检讨，他表示承担一切错误的责任。但是他坚持一个观点，斯大林代表正确路线，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利益的一致，中共绝对不能因“王明路线”与苏联闹翻，尤其要尊敬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这个观点，后来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证明苏联红军对中共辽沈战役的支持起了决定作用。辽沈战役的胜利又对解放全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也就是，当年周恩来的牺牲王明，维持中苏共关系立了大功。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彻底抛弃了王明，他在1944年2月代表毛泽东劝降王明时，王明对周恩来说：“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起草人是谁？主要负责人又是谁？怎能由我一个人负责呢？又怎么能称为王明路线呢？”周恩来为之语塞，如前所述，六届四中决议的起草和具体执行，负责的都是周恩来。 1943年底，已宣布解散的共产国际前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表示对王明、周恩来、康生几人的关注。毛泽东回电报说，王明政治上不可靠，是国民党特务；周恩来在10月27日、28日，12月1、2、3日作了彻底的检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王明划清了界限；周恩来的认识“己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康生是个好同志，“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引号内为毛电原文） 1949年1、2月间，米高扬代表斯大林访问西柏坡，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记述：“米高扬同我私下交谈中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的适当人选。”米高扬的话，可能是代表斯大林故意为周恩来吹风的，也表示当时苏联对周恩来始终是信任的，甚至可以说，周恩来出任中国总理是斯大林亲自点将的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皖南事变 #延安整风 #项英 #苏德战争 #共产国际 #毛泽东 #斯大林 #周恩来 #王明路线

5个月前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传统的党史归因于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犯了左倾错误。自延安时期到今天，尽管细节有所变化，但这一解释的基调却一以贯之。国外学者的话语形式和立场不同，但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这种解释的核心，把失败的原因定位在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和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倾向。就中共而言，这种说法所隐含的逻辑是，左倾错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只有中共的独立自主，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毛才代表了中共的自主力量，才能挽救中国革命。显然，这种说法，实际上构成了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党史解释学的核心部分，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然而，近年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中共党内其实并不存在着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集团；所谓左倾错误的某些基本做法，在毛泽东主政江西苏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其中的肃反错误，所谓左倾领导人并不比毛泽东走得更远[1]。事实上，这一时期红军之所以相继从主要的根据地撤出，进行逃跑式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这个失败，实际上是中共这一时期革命与动员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而其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失误，在正宗的中共党史解释学里，被过份夸大了。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 #左倾错误 #延安时期 #军事战略 #共产国际

5个月前

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最终啥结局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操控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当时，出席会议的有15人，分别是：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马林；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陈独秀指派包惠僧带去了他的信件。两名共产国际代表被枪杀尼克尔斯基1938年被苏联共产党以犯“间谍罪”枪决；马林则在1942年被纳粹抓捕后枪决。四名中共代表遭处死李汉俊，，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共党首要分子”抓捕，当晚被枪决，时年37岁。邓恩铭，，被中华民国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判处死刑并枪决。陈潭秋，，在新疆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秘密处死。何叔衡，，1935年2月24日，他在福建长汀突围时，跳崖重伤，最后被当地保安团的两个团丁开枪打死。李达被中共整死两名中共代表当汉奸被判死刑陈公博，1922年退出中共。，1946年被判处死刑，同年6月3日被枪毙。周佛海，1924年退出中共。，1946年11月7日，被判处死刑。1948年2月28日，他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刘仁静车祸身亡 1987年8月5日，他在过马路时，被一辆公交车撞倒，不治身亡。张国焘“叛党”在国外病逝四名中共代表在国内病逝王尽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病逝，终年27年，是最早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1927年中共失势时退出中共，投奔国民政府；1949年中共得势时，又投奔中共政府；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董必武，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毛去世不到一个月，他的妻子江青被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令抓捕。之后，江青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1年，她于保外就医期间自杀。毛个人的问题暂且不论，用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话说，毛最后还成了个“反革命家属”。 ---【百年真相】节目组

#中共一大 #历史 #人物结局 #共产国际 #上海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

中日政经评论

6个月前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老毛一直被共产国际认为是山沟沟出来的军事头领，不懂马克思理论，于是老毛憋了很长时间，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也是老毛唯一在哲学上的论著。结果，这两篇文章和艾思奇同期发表的文章高度相似。当时，老毛曾经和艾思奇彻夜长谈。嗯，不知道谁抄袭了谁。

#老毛 #共产国际 #矛盾论 #实践论 #艾思奇 #哲学 #抄袭

6个月前

上世纪二十年代，广东一位曾被卖作童养媳的贫苦农家女萧月华为追求妇女解放，投身当时席卷中国南方的大革命高潮，参加了中共革命。1933年在中共的红色根据地江西瑞金，这位正当23岁花样年华的革命女子与33岁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结为夫妻。萧月华不愿嫁给这个陌生的西方男子。她在中国土生土长，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懂外语，是个土包子，与李德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教养格格不入，在精神情感方面，甚至日常生活都无法沟通。但正值壮年的单身日耳曼男子李德雄性荷尔蒙旺盛，他需要一个性伴侣，因此萧月华的领导告诉她，这是革命的需要，她必须配合，结果这位革命女子只得含泪接受“组织下达的革命任务”，白天与其他女同志一样干革命，晚上则到李德窑洞为他提供性服务。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让她饱受屈辱和痛苦，直到洋人丈夫找到新欢，才离婚解脱。而这样被组织安排为国际友人充当性伴侣的革命慰安妇并非萧月华一个孤案。此外已知的，尚有为1940年抵达延安的日本共产党头子野坂参三充当临时夫人中国革命女青年庄涛的故事。野坂参三到延安已年近半百，他有性需求，但妻子留在共产国际红都莫斯科，中共因此为他安排了在中联部工作的庄涛与他同居。时年庄涛仅24岁，年轻貌美。在庄涛服务野坂参三6年后，这个日共头子丢下了她，乘坐专机飞莫斯科，打道回国，两人从此永别。在延安时候有两个苏联专家向中共当局要求提供“临时夫人”，还说回苏联不会带走，而中共当局竟然也答应了，为专家挑选了两个女子，，派驻中国的苏联外交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写道，毛泽东很关心他，问“看上哪个姑娘没有？”然后就派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到他的窑洞为他迭被铺床。在传统意识中，卖淫这类性交易一直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只要是双方自愿，出于自由意志，一方愿卖一方愿买，银货两讫，其实无可谴责。但在中共这种慰安妇模式中，并非完全自愿，而且强势的一方能够获得免费的干净的性，另一方则往往是无偿付出，比妓女还不如。 “比妓女还不如”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是毛泽东的一位性伴陈惠敏自道被毛性剥削经历所说的。陈惠敏（又名陈露文）是中共解放军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一位文艺兵，常和孟锦云、刘素媛、邵锦辉等空政的女文工团员到中南海伴舞，最后都成了毛泽东的床伴。文革后，陈惠敏和孟锦云曾一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失去自由，原来两人曾私下发牢骚，指责毛性剥削她们，因而被刘素媛告发。文革开始后，陈惠敏这些毛的性伴侣，白天参加文革，晚上还要去为伟大领袖免费服务，心中顿感不平。陈惠敏和几个女友私下发牢骚，提到为毛免费服务时说：“我和孟锦云一起议论毛主席，说毛像皇帝，三宫六院，我们算什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什么都没有。刘素媛听到后，连夜去向毛报告，毛听后只说了两个字：造谣！就把孟锦云和我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东北。说我们反对毛主席。”（见金钟文《毛泽东的情人自白录》） ---用革命外衣装饰的包办婚姻 ——几个红色慰安妇的故事作者: 蔡咏梅

#妇女解放 #中共革命 #萧月华 #共产国际 #李德 #中西文化差异

6个月前

事变前，中共怂恿张学良、杨虎城扣蒋，准备押蒋至赤区公审。事变后，延安高声要求杀蒋，受到莫斯科高压干涉。《真理报》严厉谴责张杨为卖国贼与日本代理人。同时，斯大林严辞电共：立即释放蒋，否则我们将断绝与你们的一切关系。如果中共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斯大林如此决绝之态，对中共极其不利。中共本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失去苏联支持，中共深知后果，严封密罩，中共几代党徒绝大多数不知斯大林曾对中共用词“土匪”。但“捉放蒋”对东北军、西北军相当不划算，等于“陪着玩”，白白替红军得罪顶头上司，以后怎么过日子？事实也是：东北军失去少帅，“二･二”内讧后一蹶不振；杨虎城被迫出洋，十七路军分化散编。两军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中共成为西安事变最大赢家，免除灭顶之灾，获得喘息，且拿到合法身份，“龙兴”延安，利用抗战“十年生聚”，最后夺得国柄。 ---西安事变被隐淡的史实作者：裴毅然

#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 #斯大林 #苏联 #共产国际 #张学良 #杨虎城 #蒋介石

6个月前

六十年代共产国际向苏联报告：毛泽东疯了。赫鲁晓夫说：“毛泽东不是疯子，它比希特勒、斯大林更狡猾和残暴。他不承认任何法律，谁不服，就砍掉谁的脑袋。他是亘古未有天才杀人艺术家，这不是野蛮，而是野蛮的爷爷。但是放心，毛泽东只会杀中国人！” 👇这段太恐怖了！这些帮凶还在中共国活的很好！

#共产国际 #毛泽东 #赫鲁晓夫 #希特勒 #斯大林 #中国历史 #政治迫害 #中共 #六十年代

7个月前

正是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才走过了初创阶段的困难时期，，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而由其资助的中共、东欧共产党开始走上了掌握政权、祸害本国人民的邪恶之路。据蓝英年撰写的《“第三国际”的一笔糊涂账》一文，共产国际资助各国共产党的珠宝、钻石等来自于从俄国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教堂等“掠夺来的财物”。文章提到，曾是上个世纪80年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迫害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在其撰写的《记忆的漩涡》中记述了苏共对教堂的掠夺：“打家劫舍的政权对东正教教堂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这些财富是教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帝王、贵族和富商，捐献了很多钱财和珍宝……教堂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建立免费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收容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等。1921年俄国遭遇饥荒后，教堂无法面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注：东正教的首脑）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帮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 这当然是列宁的借口。事实上，早在十月政变后，苏共与拥有4万座教堂和14.5万神职人员的俄罗斯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1919年春天，列宁和另一个领导人加里宁签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须“尽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议关闭教堂并改成仓库，要“毫不留情”的枪毙神父。不过，这道命令并未得到完全执行。国内战争以及出现的饥荒延缓了执行。但大牧首的来信让列宁和苏共决心采取强力行动，没收教堂财物等。大牧首对教徒们表示，将祭祀圣物交给世俗的政府是亵渎神明，并警告信徒，如果执行政府法令将被逐出教会。他为此遭到软禁，并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而在政府此后的没收行动中，不少信徒试图阻拦但被打死。据统计，1921年反教会运动中有近8000名神职人员罹难，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没收来的珍宝价值400万到800万美元。 ---财大气粗的共产国际背后是血腥掠夺作者：林辉

#共产国际 #中共 #东欧共产党 #政权 #第三国际 #珠宝 #钻石 #俄国贵族 #政治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