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关系

2周前
設想一下,假如2000年以後,台灣一直是國民黨執政,且始終堅持一中各表,反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如今台海局勢會如何? 最可能場景:台海緊張局勢,仍如今天一般。共軍軍艦軍機,不斷越過海峽中線,圍堵台灣,咄咄逼人。國台辦發言人抨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所謂一中各表就是兩國論,台灣當局頑固抗拒統一,企圖將兩岸分裂局面長期化、國際化,絕對不可能得逞。 台灣島內,甚至國民黨內部,也分為各表派與兩制派。各表派佔七成,堅持中華民國獨立存在,主張聯盟歐美,加強防衛,嚇阻中共侵略。兩制派約有近三成。他們認為,中共方案允許台灣保留軍隊,保留現行政治制度,特首民選,就任無需到北京述職,兩岸平等協商制度化,已經釋出很大善意;付出代價僅只放棄國旗國號,駐外機構改名中國台灣特別行政區代表處,涉外協議報北京備案等等,可以接受。否則,拒統必定引來戰火,首戰即終戰,美國必不來援,連現有制度都保不住。雙方均引香港為前車之鑑。 兩岸網民的對立情緒,隨緊張局勢而高漲。兩岸交流中一些人的不文明行為以及傲慢歧視謾罵言論,被各自極端派無限放大。尤其在中國大陸,溫和反戰挺台言論遭到官方壓制,還有一些過去挺台的公知宣稱,台灣歧視大陸人的言論和行為,太噁心人了,決定採取冷漠旁觀的態度。 於是,今日種種緊張對立衝突,一件不少,只是藉口和人物或有不同而已。 有人會問,以上推演,根據何在? 很簡單,回顧一下歷史,即可了解。 92會談之後,長達十幾年的 時間裡,中共方面明確反對“一中各表”。如1999年中共中央台辦《為歷史留下公正的注腳──1992年11月兩會共識始末》: 台灣當局……謊稱兩會達成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甚至說成是“一個中國涵義、各自表述”,為李登輝制造“兩個中國”的分裂活動辯護。對此,海協負責人多次駁斥道:“近一個時期,台灣當局為替自己的分裂立場辯護,公然將海協與海基會1992年達成的在兩會事務性商談中‘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口頭共識歪曲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並把一個中國表述為歷史的中國,而現在是‘階段性兩個中國’。這與兩會當時達成的口頭共識根本是背道而馳的。”“台灣當局已不是在遵循一個中國原則,而是搞‘兩個中國’。這已不是台方所說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問題了。真正的問題是台灣當局必須以實際行動表明站在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 這一立場,迄今中共方面涉台人士在對內對外許多場合仍然堅持。幾乎每隔幾年,就有人出來說,“一中各表”是對“九二共識”的歪曲。 不過在明面上,隨著陳水扁執政進入第二任,中共出於團結國民黨、打擊民進黨的統戰需要,很少公開批判“一中各表”,以免削弱國民黨在台灣的影響力。畢竟現在國民黨成了團結對象。 假如沒有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一直是國民黨在台上,上述理由即不存在。中共必然延續其一貫態度,公開抨擊“一中各表”,將其視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障礙。只要取得武力優勢,就會將其作為武統藉口,不會有任何猶疑。
1个月前
在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各色间谍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节节败退,王芸生所领导的《大公报》也面临着抉择。也许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也许是对共产党还抱有一丝希望,在毛的邀请下,在《大公报》内共产党人的“劝说”下,在中共“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的承诺下,王芸生决意北上北 平“投奔”共产党。 这是一个令后人费解的选择,因为早在1945年9月,王芸生就对毛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当年当王芸生等大公报人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即对毛直言“不要另起炉灶”,而毛则答曰:“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不久,在王芸生读了毛的《沁园春•雪》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吐露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帝王思想)的感慨。之后他连续四天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上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提出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思想。 然而,王芸生还是最终投向了这个充满帝王思想之人,他后来自己的解释是向“人民阵营来投降”。可毛所缔造的王国真的是代表人民的吗?王芸生此后的遭遇证明其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幼稚。 1949年就在王芸生刚来到“解放区”,天津《大公报》就被改名为《进步日报》,对此违反“承诺”之举他亦无可奈何。5月,王芸生回到上海,6月17日,发表了《大公报新生宣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旧《大公报》“文人论政”的“反动”。此后尽管他还担任了“新生”的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也拥有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等头衔,但他的报业生涯从发表这个宣言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已彻底结束,也意味着他一向所坚持的独立办报原则彻底的破灭。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坚持“我有封建思想,但决不出卖朋友”。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中箭落马,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说《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他是绝对无法幸免的。 1960年代初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写《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对自己最珍贵自豪的那一段历史多有“批判”,其中的违心和痛苦后人难于体味。 文革爆发后,王芸生依旧免不了遭“批斗”和“劳动改造”的命运,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因为1934年出版过权威性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毛亲点其名让他“参加对日友好交流”,他才被“特赦”,以后就一直被当作装点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配角而使用。 可以说,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王芸生既不能像以往一样畅所欲言,撰写犀利的批判文章,也没能完成多少有价值的其它事情。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是才华横溢的人而言,如此消磨时光,该是怎样的痛苦啊! 据说王芸生临终前对其儿子回忆往事,言语中充满了悔恨之意。也许是“悔”自己天真的选择葬送了《大公报》?毕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新闻钳制,但新闻依旧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空间;而在中共统治下,连这样的空间也丧失殆尽。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轻诺?“恨”自己顶不住政治压力违心自贬?其实,这样的悲剧又何止王芸生一人呢? ---《大公报》总编临终前悔恨自己葬送了这份报纸 作者: 林辉
1个月前
关键的裁军 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重庆谈判”关键细节:国府额定全国军队50个师,中共要占19个师,国府最初给9个师,一直让步至15个师,只要求签约后立即缩编。周恩来同意,毛泽东不同意。主持调停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达成统一的障碍来自共产党的要多于来自国民党的。” 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远比中共讲团 结,更维护“统一战线”。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吴国桢: 从蒋介石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从中央宣传部到政府控制的新闻界,都下令说不要发表有关共产党与政府发生冲突的消息。再也没有比这个政策更使共产党高兴了。当我们傻傻地保持沉默,他们却大肆宣传,全世界只能听到他们的说法而听不到我们的。 国民党在丢失中国大陆之前,就早已在宣传上打了败仗。 1946年初,蒋介石召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至重庆,要张放中共东江纵队北撤,语重心长面谕: 经此八年抗战……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动荡;在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基于上述原则,我们不能不与共产党妥协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吾人应当遵守。俟共产党加入政府后,我们的困难自会增加,希望大家忍耐,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我们不必忧虑,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局面。 2300余人的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千余人的琼崖纵队亦未加围剿。而且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裁军。张发奎认为马歇尔明显偏袒中共——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马歇尔的无知促成了中国大陆迅速“赤化”。 ---重庆谈判真相——破裂主责在“共” 作者: 裴毅然
5个月前
初到延安,他们身上还保留着独立思考的习惯,随着时间,慢慢地要这些习惯被抹平了。尽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组织纪律常常让他难以适应,乃至“苦不堪言”,他却没有产生过脱离的念头,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本来就是不满国民党而出走的,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也是挂了号,不现实,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势已 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么不适应,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也只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包括林牧在内的那些青年的命运。 他们多数人的经历都证明这是一条通向炼狱之路,也是整个民族通往炼狱的路,却宿命般的无法避免,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万劫不复。今天,我们看到了结果,看到了六十多年来一点点展开的这个过程,何等残酷,何等无奈。血肉之躯被冷酷无情的机器碾成粉末,连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无地,四顾茫然。如果说他们年轻时所处的国民党时代是一个可以流血的时代,那么之后进入的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古往今来未曾遇到过的。 “烛烬梦犹虚”,林牧先生的回忆录以他一九八九年逃亡之时的这句诗为书名,实在贴切,凄凉、悲怆而又意味深长,人间的理想主义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烬生命的蜡烛,也诉说不尽其中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并不讳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跃进”时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在平时是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症状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穿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层叠叠、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厄运缠身,批判、监禁、自杀……林牧活下来了。 一九四八年他奔赴延安,踏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中,最终明白误读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传,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价。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一九八九年以后他重新走上漫长的告别之路,告别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就是他留下的血泪交错的记录。 ---胡耀邦秘书反思:上中共大当走向炼狱 作者: 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