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生活

4个月前
延安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据司马璐介绍,延安的一般干部,每天是七分钱的菜钱,部队只有五分钱。开饭的时候,十个人一组,共一小碗菜,一个冬天间,要连吃几个月红萝卜,一个夏天,要连吃几个月的南瓜。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级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汤。再以上厅级旅级,有小灶,两菜一汤。 再高级的四菜一汤。毛泽东的生活待遇最好,每天都吃一只鸡。 当年的延安,还举办晚会。“参加晚会要入场券,找入场券要靠‘关系’,我的‘关系网’似乎不错,所以常常有参加晚会的机会。我每次在晚会上都见到一个相同的情况,当中的前一排是空着的,说是虚席以待毛主席的,毛泽东多数不来,这些座位就一直空着,没有人感到(应该说没有人敢于)说这个情况是不合理的。”司马璐说。 如果说延安的枣园类似日后的中南海,那么延安的桃园就跟日后的北戴河差不多,也是中共高干的休憩胜地。这里风景优美,不仅有茶室,还常有宴会、舞会。王实味所写的“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就是这个地方。司马璐曾被自己的领导曾希圣带去桃园玩过。他描述那里的情形说,“我踏进桃园感到既惊又喜,在陕北那块枯荒的土地上,我突然见到几十株桃树,一片片绿叶,红花点点,真有‘世外桃源’之感。树下有石桌石凳,有人在喝茶谈天,有人在下棋玩扑克牌,和整个延安表面上那种清教徒的精神相比,桃园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延安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是不平等的,利用权力仗势欺人的现象也不乏其例。据司马璐披露,他曾经的一位女友,姓淡,到延安的某一晚,一位领导干部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她起初不从。那领导说:“你是否真有革命的决心?这就是第一关呀!” ---作者: 袁斌
5个月前
初到延安,他们身上还保留着独立思考的习惯,随着时间,慢慢地要这些习惯被抹平了。尽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组织纪律常常让他难以适应,乃至“苦不堪言”,他却没有产生过脱离的念头,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本来就是不满国民党而出走的,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也是挂了号,不现实,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势已 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么不适应,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也只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包括林牧在内的那些青年的命运。 他们多数人的经历都证明这是一条通向炼狱之路,也是整个民族通往炼狱的路,却宿命般的无法避免,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万劫不复。今天,我们看到了结果,看到了六十多年来一点点展开的这个过程,何等残酷,何等无奈。血肉之躯被冷酷无情的机器碾成粉末,连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无地,四顾茫然。如果说他们年轻时所处的国民党时代是一个可以流血的时代,那么之后进入的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古往今来未曾遇到过的。 “烛烬梦犹虚”,林牧先生的回忆录以他一九八九年逃亡之时的这句诗为书名,实在贴切,凄凉、悲怆而又意味深长,人间的理想主义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烬生命的蜡烛,也诉说不尽其中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并不讳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跃进”时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在平时是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症状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穿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层叠叠、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厄运缠身,批判、监禁、自杀……林牧活下来了。 一九四八年他奔赴延安,踏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中,最终明白误读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传,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价。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一九八九年以后他重新走上漫长的告别之路,告别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就是他留下的血泪交错的记录。 ---胡耀邦秘书反思:上中共大当走向炼狱 作者: 傅国涌
6个月前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 ,可三番五次地写,…”。“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创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年轻的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1944年6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斯诺夫人海伦对人说,1937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延安整风的真实原貌 中共重建了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 作者: 袁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