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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周恩来斗争龚楚 一九叁一年年底,中共中央因白区环境日益险恶,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之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遭排挤,大权由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掌握。 当时毛泽东的所谓“富农路线”遭到清算和批判斗争。根据地的高级军事干部龚楚等人也遭到清算斗争,周恩来宣布开除龚楚党籍一年以观后效。 某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规模颇大的思想斗争会,被斗争的对象是龚楚和另一个叫孔荷宠的被撤职了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龚楚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是他在广西右江主持苏维埃运动时候没有大开杀戒屠杀土豪劣绅,因而被认为执行党的政策不利,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周恩来在会上说,“党为了要教育他们(龚楚,孔荷宠),特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使他们的错误屈服在全体同志的勐烈斗争火力之下。”龚楚在巨大压力之下,被迫做出违心检讨(就如多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成所做的那样),之后继续接受同志们的“勐烈斗争火力”。此时,一个叫黄苏的年轻干部(时任叁十四师政委),起身发言揭发龚楚说,“我和龚楚同志认识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知道龚楚同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过去生活腐化,在广西工作时,曾以千元代价娶一个妻子,这一点龚楚同志没有坦白的。”黄苏的这个揭发使得龚楚听了忍无可忍,极其愤怒,因为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龚楚的婚姻情况,同为党内高级干部的贺昌和邓小平了解,而且贺,邓二人还是协助促成龚楚婚姻的当事人。这个子虚乌有的揭发后来因为贺昌提出证明才不了了之没有变成莫须有的罪状,使得龚楚好歹渡过了一关。 斗争会结束后,龚楚与黄苏在当时另一领导人项英家碰到,当时邓小平也在座,龚楚质问黄苏,“我在广西工作时,你并没有参加,为什么说我一千元买老婆?”黄苏讪讪地回答道,“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黄苏当时非常年轻,不过二十叁四岁,他后来没过几年就战死于战场,死时才27岁。 黄苏虽然死得很早,但他与龚楚的上述过节却发人深省,让人看到了早期中共党内斗争的生动景象。如黄苏事后自己辩解所说,他与龚楚是老同志,如果他不积极斗争龚楚,人们就会认为他“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换句话说,当老同志老战友遭受斗争清算时,只有落井下石积极参加“无情斗争”,才算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为了这个“无产阶级的意识”或立场,“无情斗争”时,新账老账一起算,哪辈子的陈康烂谷子都要兜底翻出来说事儿,可以既不顾及同志之间的友情和信任,也可以完全无视事实真相;可以把道听途说当做事实牵强附会,也可以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假话连篇,随意捏造。通常,人之常情,当不小心误会冤枉错怪别人时候,人们本能地会觉得愧疚和抱歉,然而,“无产阶级意识”下的“无情斗争”却完全没有这层顾忌或包袱,无论“无情斗争”给当事者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或伤害,参与者丝毫不用背负道义上的愧疚。当龚楚质问黄苏何以无中生有时,他只轻描澹写地一句“反正事情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就“哈哈”过去了。 ---从周恩来斗争龚楚看所谓“无产阶级的意识” 玉米穗的博客
2个月前
一个红军打土豪实例 洪荣昌:我曾经在一个收藏家处一次性购买了三张苏区建立初期关于打土豪的信件。 图1:这是一封派款公函,兴国县第四区第二乡根据群众举报,该乡的潘亮恒户很富有,家中存有几百块大洋,经区苏维埃政府讨论决定,向潘亮恒借大洋150元,以助区政府公用。 落款是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 政府,代委员长李家铎,11月29日,加盖“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条形印章。 图2:12月3日上午,因不见潘亮恒前来交款,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又给“亮恒”户发出公函,指出:前一次已经给你说了,借大洋100元(其实,前面说的是150元,可能是条子发出去之后,没有留底,具体数量给忘了),至今天还没有交来,如果还不交来,定要采取革命手段。从文字口气和100块大洋数量看,这个“亮恒”肯定是一个土豪或者地主。字面说是借,那是客套话,其实就是“打土豪”。 图3:接到区苏维埃政府派款公函后,潘亮恒觉得很冤枉,于是找到乡里比较了解情况的几个人作证明,给区政府写了一封哀求信。要求苏维埃政府调查弄清家庭经济情况,并且,还请潘亮遗等4个人证明。 这些信函反映了苏区政权建立初期红军部队和苏区政府打土豪的实际情况,非常难得。至于此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因没有找到下文,无法推断。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3个月前
司马璐描述那时的情形说,“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区真是一个恐怖世界,遍地肃反,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帽子满天飞,谁是‘AB团’?谁是‘社会民主党’?谁是‘改组派’?谁是‘托洛茨基派’?一起喝茶的叫‘喝茶会’,一起散步的叫‘并肩会’,一起吃饭的叫‘牙祭会’,男女谈恋爱的叫‘交心会’等等,每一顶帽子,每一 条罪名,都是可以致人于死命的。” “在那个时代,在共产党内部斗争中,凡是政敌都被加上‘托派’的罪名,把政敌称为‘托派’处死,即使杀错了也没有关系。当时党内有两句话,一句话是:‘以防万一’,意思是说,宁可冤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不可放掉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断在冤案中接受考验。另一句话是,‘敌特在哪里?敌特就在我们的队伍中间。我们抬着头看不见蚂蚁,低下头不是可以看到地上到处是蚂蚁吗?’这句话的意思是,敌特之多,遍地皆是。” 中共六大以后,党内存在着两大势力,一个势力以中共实际当权者周恩来为代表,控制着在上海的中央,背后是共产国际,可称之为中央派或国际派。另一个势力以毛泽东领头,控制着红军主力和江西苏区,可称之为土共派。按中共的组织系统,周恩来兼中央军委书记,党指挥枪,毛应该听周的,但实际上这两派之间却一直明争暗斗。按司马璐的说法,“两雄相争,谁也奈何不了谁”。“江西富田与黄陂的大屠杀事件,实际上就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这个盖子在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揭开。”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10):苏区肃反 整理:袁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