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 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 ---祝春亭: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蔡咏梅:恐怖:毛泽东政权的基础 实际上在整个中共历史中,中共公开讲自由民主反独裁反一党专政,只是在抗战胜利在望的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底国共内战全面开打之间短短三四年时间,而且只说不做,是一种对外宣传而已,与此同时,中共在它统治的延安和其它“解放区”,实行的恰恰是毫无自由民主可言 的极权统治。张戎毛传第二十八章指出,中共在这段时间突然做出“期望美国式的民主”的宣传姿态,是为了阻止美国支持蒋介石,毛泽东说,“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 中共一九四九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曾建立过两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式上完全是仿苏的极权社会(见张戎毛传第九章)。中共长征后抵达陕北建立的第二个红色政权陕甘宁边区,同中华苏维埃政府一样也是实行思想专制,严密组织控制的极权社会。此不单张戎毛传有全面介绍,南京学者高华研究延安整风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及无数经历过延安整风的中共革命者的回忆都可以作证。 在第一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毛泽东是以搞肃反,打AB团来营造恐怖。,张戎在毛传中指出,毛泽东打AB团,把人抓了关在牛棚中,使牛棚成为准监狱代名词即由此而来,而最常用的恐怖手段是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杀人,以制造最大心理震慑力量的恐怖效应。张戎说,毛在井冈山已经常组织万人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种恐怖手段连最早上井冈山的土匪也吓住了,对毛甘拜下风(这很像黑社会,只有最残忍心狠手辣者才能镇慑住众人而成为黑道大哥)。 张戎说,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像一座大监狱,每个村子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要有路条,在最极端的日子里,日常往来都可能遭杀身大祸,如发现谁家有客人,主客同罪杀头。 图:澳洲媒體評論張戎毛傳所附漫畫,指毛浸浴在中國人民的鮮血中。
肃反甄别的标准之一“不识字” 闲来无事,翻了一本老红军的私人回忆录。口述人叫李耀宇。老红军李耀宇虽然级别不高,但在延安期间,由于学过厨师,长期在后勤部门工作,因此见过的事多,见过的大人物也多,由于级别不够,没有组织上给他配人撰写,只是由他个人口授,儿子记录下来的。因此就没有那么多顾 忌,读起来,可以了解红军及延安生活的诸多细节,值得一说的事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却是老红军李耀宇有关识字的经历。 李耀宇是个红小鬼,四川巴中人,12岁就跟上红军,他所在的川陕红军,在张国焘领导下,肃反肃得凶,红军里凡是出身差一点,就有危险,而检验出身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人识字多少。 当然,北大毕业的张国焘是不在其内的,因为他是最高领导。虽然识字多了有危险,但军中却办识字班,教那些不识字战士识字,至少能写封简单的家信或看懂标语。刚开始李耀宇学习很卖力,成绩突出,但是识字教员偷偷跟他讲,不要这么卖力,识字多了,当心被当反革命抓进去,当他正在疑惑时,识字教员就被肃掉了,识字班无疾而终。 从此,李耀宇再也不敢识字,到了延安,给首长当勤务员,首长教他识字,不干,送他去学校学习,不干,最后,只学了一手厨艺。结果,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不识字的好处显出来了。李耀宇回忆道:“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属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 有一次,整风审干负责人之一的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不识字的好处 张鸣
朱韵和
4个月前
政治保卫局 中共的肃反工作是在一九三零年朱毛红军占领吉安县城开始的,那时是以肃反委员会来负责肃反任务,当时肃反的目标是指向豪绅地主,反动派等阶级人士,接着又发现了AB团的恢复活动,遂又指向AB团开刀。当时这种工作的进行,完全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后来毛泽东感到以肃反委员会的名义,及 由自己直接领导, 易招党内同志的攻击,乃于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苏联政治警察组织的办法,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去推行。这就是中共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开始。 他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反抗是绝不可能的事。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 失踪的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 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终在它的控制之中。 中共在准备突闽西窜时,为了要使红军的组织更加强固,保证在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发生,以保持军事机密,特将红军部队、地方部队、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级干部与员兵,来一个严密的整肃。一时被撤职查办的干部达数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县属之九保、麻田、沿坝田心墟一带,设立了十多个收容所。 收容所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到收容所的干部,经过了所长的登记,便有住、有食,还可在附近行动,但不能离开指定范围。他们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虽无红军驻守,但外围就不同了,重重叠叠的赤卫军、少先队守在路口,没有苏维埃政府的路条是不准通行的。 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经已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 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龚楚将军回忆录
朱韵和
5个月前
中共在苏区杀人如麻 由于张国焘在中共内部权斗中失利,才可能让我们了解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戮民众百万的事实,中共对其他苏区百姓的杀戮根本不让触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方面(如回忆录,人口统计等)来推测。 据中共将领萧克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由于被杀 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 在1934年冬,中共军队“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逃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1927年底,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夺取地方政权,宣告海陆丰苏维埃建立,尽管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仅存在两个多月时间,但海陆丰地区(40万人口)就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有的乡村被焚烧毁。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6个月前
日趋严峻的“斗争形势”,往往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激进情绪,倾向采用更加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式,即过度动员的方式,高压手段,解决目前的困难。“过度动员”的概念,是陈永发先生提出来的,但过度动员的产生,恰是打土豪经济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严酷的战争压力面前,只有不断肃反和相应的“残酷斗争 ”,才可以保持苏区军民尤其是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 同时,为满足军队的需求,也要借助更加严厉的阶级斗争工具,采用政治斗争和“运动”(查田,反富农),借强力从事征收。显然,这两方面,都有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内战时期的“成功经验”。不过,不管苏俄经验起了多大作用,现实刺激还是最重要的,愈是直接处在革命现场的领导人,表现就愈激进,这就是为什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远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倾”的缘故。 早在1930年下半年,闽西就有“肃反筹款”的说法[38],1933年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所有反革命的家产,一律没收,把肃反当成筹款的一种手段。不过,由于肃反对象不见得有钱,所以,更有声势的是反富农运动。此时的所谓富农,其实都是“新富农”,是土地革命之后有富余的农户。 按中共当时的说法,凡是从事小规模经营,饲养家畜,“分田时留肥短报,以及利用政权侵吞公款等”有了“多余存积”的人,都是富农,“过去一般中农及贫农中一部分,已经开始转变为富农,同时有一部分中农及贫农,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39]所以,这些人都是运动的对象。1933年以来紧锣密鼓进行的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富农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筹款。 “查田是查阶级,要把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来,不但查出来,而且要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从经济上去消灭地主,削弱富农,这是我们的主要政策,同时使苏维埃财政得一很大帮助,因为目前急需筹得大批款子去接济红军的费用。”具体方法则是,“地主应该捉起他家的人迫他交款,富农不必捉人,只严催交款,但顽固反抗的富农,也可以捉他起来以便催款。”[40]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
朱韵和
6个月前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胡风狠下毒手,在短短一个月里把他的问题的性质从文艺思想上的“反党”连升两级而变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还是一个谜。 其主要的原因,那时毛泽东认为镇反远不彻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大有人在。于是,从1955年7月起至195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该运动简称 肃反。 肃反的条例中没有界定究竟何行为是“反革命”,只笼统地提及“反革命罪”,所以,凡是当时被有关官员认为他是反革命的,就可以定“反革命罪。”至于什么是恶霸、什么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中的“民愤”更是离谱得不着边缘。显然,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官员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早在运动开始之际,很大部分地区就就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情况。加上以下他们自制的非法的三条规定,更加重了“审判”官员的主观意断、为所欲为。 1、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量的逼供信、体罚等各种残酷的手断按他的计划完成招供,这就是可谓屈打成招,这种事太多了,特别是在各种运动中,多的无以其数。 2、预先规定了杀人比例。按比例杀人,这是中共的创造也是它中共专利,中共草菅人命到何等程度,可想而知。这个比例下达到各地方的政府或军管会,如达不到这个比例的,就依次将下面本不该杀、关、管的人上报名单,只能超过规定数目,不得少于规定数目,限制很严。 3、同时规定了受害人不准上诉。这个规定更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古代那一个封建王朝也允许老百姓喊冤,当今任何国家都不会有这种刑法,包括(纳粹德国)都不敢有这种规定。 肃反运动全国出现极其严重地大量的冤假错案,老百姓敢怒开不敢言,特别是基层农民们,真可谓往昔土匪没有作的恶作剧,现在毛泽东就作了,真是一个杀人魔鬼。 ---高耀洁:杀人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