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

2个月前
中共在苏区杀人如麻 由于张国焘在中共内部权斗中失利,才可能让我们了解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戮民众百万的事实,中共对其他苏区百姓的杀戮根本不让触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方面(如回忆录,人口统计等)来推测。 据中共将领萧克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由于被杀 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 在1934年冬,中共军队“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逃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1927年底,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夺取地方政权,宣告海陆丰苏维埃建立,尽管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仅存在两个多月时间,但海陆丰地区(40万人口)就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有的乡村被焚烧毁。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 ---编写: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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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依靠严厉的血腥手段、过度的动员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苏区的经济困境。鄂豫皖苏区在被放弃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粮荒,“外面不能输入,内面储蓄已罄”[46],只能“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对派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省(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 瓜、豆、荞麦)等办法勉强过去。”[47]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称为“稀饭学校”[48]。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 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49]。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 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满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粮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了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 [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的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五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体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 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队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58]。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