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日趋严峻的“斗争形势”，往往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激进情绪，倾向采用更加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式，即过度动员的方式，高压手段，解决目前的困难。“过度动员”的概念，是陈永发先生提出来的，但过度动员的产生，恰是打土豪经济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严酷的战争压力面前，只有不断肃反和相应的“残酷斗争 ”，才可以保持苏区军民尤其是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 同时，为满足军队的需求，也要借助更加严厉的阶级斗争工具，采用政治斗争和“运动”（查田，反富农），借强力从事征收。显然，这两方面，都有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内战时期的“成功经验”。不过，不管苏俄经验起了多大作用，现实刺激还是最重要的，愈是直接处在革命现场的领导人，表现就愈激进，这就是为什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远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倾”的缘故。 早在1930年下半年，闽西就有“肃反筹款”的说法[38]，1933年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所有反革命的家产，一律没收，把肃反当成筹款的一种手段。不过，由于肃反对象不见得有钱，所以，更有声势的是反富农运动。此时的所谓富农，其实都是“新富农”，是土地革命之后有富余的农户。 按中共当时的说法，凡是从事小规模经营，饲养家畜，“分田时留肥短报，以及利用政权侵吞公款等”有了“多余存积”的人，都是富农，“过去一般中农及贫农中一部分，已经开始转变为富农，同时有一部分中农及贫农，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39]所以，这些人都是运动的对象。1933年以来紧锣密鼓进行的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富农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筹款。 “查田是查阶级，要把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来，不但查出来，而且要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从经济上去消灭地主，削弱富农，这是我们的主要政策，同时使苏维埃财政得一很大帮助，因为目前急需筹得大批款子去接济红军的费用。”具体方法则是，“地主应该捉起他家的人迫他交款，富农不必捉人，只严催交款，但顽固反抗的富农，也可以捉他起来以便催款。”[40]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