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朱韵和

1周前

沈志华永远不会放弃追寻中国的历史秘密。但他想知道的是，此时此刻，那些真正重要的文件是否依然存在。离职时，很多高官都会对文件大肆洗劫。周恩来的妻子据传带走并毁掉了一些档案。毛泽东的妻子据信也毁掉了一些文件。中国共产党保留的记录远比苏联共产党要少。在苏联，相关档案的解禁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冷战历史产业。 “俄罗斯有保存记录的传统，”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从地下组织发展起来的，总是遮遮掩掩，很多事情都没有记录。有关50年代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少之又少。他们从来不把事情写下来。”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政治关系至少能够帮助他走进中国重要档案馆的大门。但是，仅仅进去是不够的。一个官僚制体内的朋友曾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你知道1996年那项法律，’”那个朋友对他说。“‘但你不知道还有“十不”。不准查看宗教、外交、国家领导人的私事。’我说，‘那我能看什么？’那个人说，‘基本上什么都看不了。’” ---学者沈志华：盼共产党将隐秘历史公诸于世 JANE PERLEZ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历史 #沈志华 #档案 #历史研究 #中共档案

央视网-光明日报

2周前

线虫草起源时间向前推进约3000万年

近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研人员与国外科研人员合作，对距今约1亿年前的缅甸克钦琥珀中被线虫草感染的蚂蚁和蝇类化石开展深入研究，揭示了线虫草的早期演化历史，为探索真菌与昆虫的协同演化提供了重要证据。

#线虫草 #起源时间 #历史研究 #科学发现 #古生物学

rick awsb ($people, $people)

3周前

《内战？》桥水老板达里奥刚发的长文 “阶级斗争加剧。。。对其他阶级的人妖魔化，找替罪羊” “内战不可避免” 全文：观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在看一部我已经看过很多次的电影。我的观点来自于我超过50年的全球宏观投资经验，以及对过去500年历史的研究。在我2021年出版的《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一书中，我描述了一个模板，人们可以用它来与实际发展进行比较，以帮助理解世界秩序是如何演变的。我还解释了产生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大周期的永恒和普遍的因果关系。该模板让我相信，货币秩序、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很有可能发生汇聚性崩溃。不幸的是，事件的发展与该模板一致。这份说明的目的是帮助您在我的模板背景下看待最近的发展，特别是它解释了国内秩序的崩溃（我将其描述为某种形式的"内战"，尽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互相杀戮）。本书第5章描述了"内部秩序和动乱的大周期"。它以一个大周期的形式发生，经历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特征。由于政府的债务问题和洛杉矶的骚乱现在正被特朗普总统派遣国民警卫队镇压，我认为这是提醒您这个模板的好时机。如果您有兴趣回顾整个周期及其所有6个阶段，您应该阅读整个第5章。这里包含的内容太多了，但由于我相信我们现在处于周期的第5阶段，即描述内战前阶段的阶段，我将只分享我对它的描述以及第6阶段，即内战阶段。我相信这些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良好指导。一如既往，我欢迎您的任何问题或评论。第5阶段：当存在恶劣的金融条件和激烈冲突时在大周期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债务、货币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因为我在第3章和第4章中全面涵盖了这个周期，所以我不会在这里详细解释。但要理解第5阶段，您需要知道它跟随第3阶段，在第3阶段有和平与繁荣以及有利的债务和信贷条件，以及第4阶段，在第4阶段过度和堕落开始带来更糟的条件。这个过程在最困难和痛苦的阶段——第6阶段——达到顶峰，当实体耗尽金钱，通常以革命或内战的形式发生可怕的冲突。第5阶段是伴随恶化金融条件的阶级间紧张关系到达顶点的时期。不同的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和人群如何处理冲突，对国家是否会和平或暴力地进行必要的变革有重大影响。您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现在在许多国家发生的迹象。那些有充足金融条件的国家（即收入大于支出，资产大于负债）相对状况良好。那些没有的国家相对状况不佳。他们想要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钱。问题是，相对于那些状况良好的国家，有更多处于不良状况的国家。您还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条件是现在发生在这些国家、州、城市、公司和人民大多数方面的差异的重要驱动因素——例如，他们的教育、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福祉。您还可以看到各国如何应对压力条件的巨大文化差异，一些国家更和谐地处理这些问题，而另一些国家更倾向于战斗。因为第5阶段是内部周期中如此关键的阶段，而且它是许多国家，最重要的是美国，现在所处的阶段，我将花一些时间来分析在此期间起作用的因果关系以及在检查其进展时要观察的关键指标。然后我将更具体地转向美国的立场。经典的毒性组合导致大型内部冲突的经典毒性力量组合包括： 1）国家和国家（或州或城市）中的人民处于恶劣的金融状况（例如，有巨额债务和非债务义务）， 2）该实体内部存在巨大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以及 3）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这种汇合通常带来动乱、冲突，有时是内战。经济冲击可能由于许多原因而发生，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行为（如大流行病、干旱和洪水）和战争。它创造了一个金融压力测试。在压力测试时存在的金融条件（以收入相对于支出和资产相对于负债来衡量）是冲击吸收器。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的大小是系统脆弱性的程度。当金融问题发生时，它们通常首先打击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因为政府永远不会让私营部门的金融问题拖垮整个系统，所以政府的金融条件最重要。当政府耗尽购买力时，就会发生崩溃。但在崩溃的路上，有很多为金钱和政治权力而战的斗争。通过研究50多次内战和革命，很明显，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领先指标是破产的政府财政加上巨大的财富差距。这是因为当政府缺乏金融力量时，它无法在金融上拯救政府需要拯救以保持系统运行的私营部门实体（正如大多数政府，由美国领导，在2008年底所做的那样），它无法购买它需要的东西，也无法支付人们做它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它失去了权力。处于第5阶段的经典标志和失去借贷和支出能力的领先指标，这是进入第6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是政府有巨大的赤字，创造了比除政府自己的央行之外的买家愿意购买的更多债务。当不能印钞的政府必须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或者那些能够印钞的政府印大量钞票并购买大量政府债务时，这个领先指标就被激活了。更具体地说，当政府耗尽金钱（通过运行巨大赤字，有巨额债务，没有足够的信贷渠道）时，它的选择有限。它要么大幅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要么印大量钞票，这会使其价值贬值。那些有印钞选择的政府总是这样做，因为这是痛苦少得多的道路，但它导致投资者逃离正在印制的货币和债务。那些不能印钞的政府必须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这促使有钱的人逃离国家（或州或城市），因为支付更多税收和失去服务是不可容忍的。如果这些不能印钞的实体在其选民中有巨大的财富差距，这些举措通常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在撰写本文时，这种后期周期债务动态现在在美国的州和联邦层面上演，主要区别是州政府不能印钞来偿还债务，而联邦政府可以。联邦政府和许多州和城市政府都有巨额赤字、巨额债务和巨大财富差距，央行（美联储）有印钞的权力。因此，在撰写本文时，央行正在印大量钞票并购买大量联邦政府债务，这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该支出远远大于联邦政府的收入。这帮助了联邦政府和它试图帮助的人，尽管它也使那些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务的人在实际购买力方面损失了很多。那些有最大财富差距、最大债务和收入最严重下降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大的冲突。有趣的是，在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是负债最多、财富差距最大的州和城市——例如，像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市这样的城市，以及像康涅狄格、伊利诺伊、马萨诸塞、纽约和新泽西这样的州。面对这些条件，支出必须削减或必须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下一个问题是谁将支付修复费用，"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显然，不能是无产者。支出削减对那些最贫穷的人来说是最不可容忍的，所以需要对那些有能力支付更多的人征收更多税收，并且有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增加。但当有产者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来支付债务服务和减少赤字时，他们通常会离开，造成空洞化过程。这目前正在推动美国一些州向其他州的迁移。如果出现糟糕的经济条件，这会加速这个过程。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周期。历史表明，当存在巨大财富差距和糟糕经济条件时，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是某种类型的内战或革命的领先指标。需要明确的是，它们不一定是暴力的，尽管可能是。我在个人互动中看到这些周期的发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该州拥有全国最高的人均收入、全国最大的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以及全国最大的人均债务和未资助养老金义务之一。我看到有产者和无产者如何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很少花时间担心对方，因为他们没有太多接触。我了解有产者和无产者的生活，因为我与我们有产者社区的人有接触，而且我妻子帮助处境不利社区中脱离和孤立的高中生的工作使她与生活在无产者社区的人接触。我看到那些无产者社区的条件是多么糟糕，以及有产者（在无产者看来显得富有和堕落）如何不觉得富有。我看到他们都专注于自己的斗争——有产者与工作/生活平衡斗争，确保他们的孩子受到良好教育等，无产者与寻找收入、食品安全、避免暴力、试图让他们的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等斗争。我看到两个群体更有可能对彼此有批判性、刻板的印象，这使他们更倾向于不喜欢对方，而不是同情地将自己视为一个社区的成员，在这个社区中他们应该互相帮助。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以及有产者不觉得他们有足够多或无产者值得他们的经济支持，互相帮助是多么困难，我担心由于现有情况以及它们可能恶化的方式，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亲眼看到COVID造成的健康和预算冲击如何暴露了无产者的可怕条件，并正在恶化可能带来经典毒性组合动态的金融差距。平均数不如受苦人数及其权力那么重要。那些支持对整体有利的政策的人——例如，自由贸易、全球化、技术进步替代人——而不考虑如果整体没有以惠及大多数人的方式分配会发生什么，他们忽略了整体面临风险这一事实。要有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有惠及大多数人的生产力。您认为我们今天有这个吗？历史表明，破产政府可以遵循什么道路来提高惠及大多数人的生产力？它表明，重组和/或贬值足够多的先前创造的债务和非债务义务有很大帮助。这在第5和第6阶段是经典的。一旦重组或贬值减少了债务负担，这在当时通常是痛苦的，减少的债务负担允许重建。成功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创造的债务和货币被用来产生生产力收益和有利的投资回报，而不仅仅是在不产生生产力和收入收益的情况下被给出。如果它在不产生这些收益的情况下被给出，货币将贬值到我不会留给政府或任何其他人太多购买力的程度。历史表明，对产生广泛生产力收益和超过借贷成本的投资回报的项目进行放贷和支出，导致生活标准提高，债务得到偿还，所以这些是好政策。如果用于为债务融资的货币数量不足，央行印钞并成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的，只要货币被投资以获得足够大的回报来偿还债务。历史表明，逻辑也表明，在各个层面（包括职业培训）的教育、基础设施和产生生产性发现的研究方面进行良好投资效果很好。例如，大型教育和基础设施项目几乎总是收回成本（例如，在唐朝和许多其他中国朝代、罗马帝国、倭马亚哈里发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发展项目中），尽管它们有很长的交付时间。事实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使是那些由债务资助的，也是几乎所有帝国崛起背后的基本要素，而这些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总是帝国衰落背后的要素。如果做得好，这些干预措施可以抵消经典的毒性组合。经典的毒性组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条件越多，发生像内战或革命这样的严重冲突的概率就越高。堕落虽然在周期早期通常更多地将时间和金钱花在生产性事物上，但在周期后期，时间和金钱更多地用于放纵的事物（例如，精美的东西，如昂贵的住宅、艺术品、珠宝和衣服）。这在第4阶段开始，当时这种支出是时尚的，但到第5阶段，它开始显得grotesque。通常，这种堕落的支出是债务融资的，这恶化了金融条件。伴随这些变化的心理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有产者觉得他们赚了钱，所以如果他们喜欢，可以把它花在奢侈品上，而无产者在他们受苦的同时将这种支出视为不公平和自私。除了增加怨恨，堕落的支出（与储蓄和投资不同）降低了生产力。社会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很重要。当它花在产生生产力和收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时，它比花在不提高生产力和收入的消费项目上创造更好的未来。官僚主义虽然在内部秩序周期早期官僚主义很低，但在周期后期它很高，这使得明智和必要的决策更加困难。这是因为随着事物发展，它们往往变得更加复杂，直到达到甚至明显好的事情都不能做的地步——需要革命性的变化。在基于法律和合同的系统中（这有很多好处），这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法律可能阻碍做明显好的事情。我将给您一个我很接近的例子，因为我和我妻子关心它。因为美国宪法没有将教育作为联邦政府的责任，它主要是州和地方的责任，学校资金来自城镇征收的地方税收入。虽然各州情况不同，但通常富裕州的富裕城镇的孩子比贫穷州的贫穷城镇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显然是不公平和无生产力的，即使大多数人同意孩子应该在教育方面有平等的机会。但因为这种结构如此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政治制度中，没有革命性地重新发明我们的方法，几乎不可能修复它。有更多官僚主义阻碍做明智、生产性事情的例子，比我有时间和空间在这里传达的要多。它现在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从混乱和不满中出现了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主义并声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人。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它吸引那些觉得精英没有解决他们关切的普通人。它通常在存在财富和机会差距、来自国内外价值观不同的人的感知文化威胁，以及处于权力地位的"建制精英"没有为大多数人有效工作时发展。当这些条件在希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为他们而战的普通人中造成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上台。民粹主义者可以是右派或左派，比温和派更极端，往往吸引普通人的情感。他们通常是对抗性的而不是合作的，排他的而不是包容的。这导致左派民粹主义者和右派民粹主义者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上进行大量斗争。在他们领导下发生的革命的极端程度各不相同。例如，在1930年代，左派民粹主义采取了共产主义的形式，右派民粹主义采取了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而在美国和英国发生了非暴力的革命性变化。最近，在美国，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是向右派民粹主义的转变，而伯尼·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左派民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在许多国家有向民粹主义增加的政治运动。可以说，乔·拜登的当选反映了对较少极端主义和更多温和主义的渴望，尽管时间会证明。观察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作为标志。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存在得越多，一个国家在第5阶段就越远，离内战和革命就越近。在第5阶段，温和派成为少数。在第6阶段，他们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在第5阶段，阶级斗争加剧。这是因为，作为一个规则，在增加困难和冲突时期，有增加的倾向以刻板方式将人们视为一个或多个阶级的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5阶段，这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在第6阶段，它变得危险。第5阶段的一个经典标志在第6阶段增加，是对其他阶级的人的妖魔化，这通常产生一个或多个替罪羊阶级，他们被普遍认为是问题的根源。这导致排斥、监禁或摧毁他们的驱动，这在第6阶段发生。种族、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被妖魔化。这方面最经典、最可怕的例子来自纳粹对犹太人的待遇，犹太人被指责并因德国几乎所有问题而受到迫害。居住在非中国国家的中国少数民族在经济和社会压力时期被妖魔化和替罪羊。在英国，天主教徒在许多压力时期被妖魔化和替罪羊，如光荣革命和英国内战。富有的资本家通常被妖魔化，特别是那些被视为以穷人为代价赚钱的人。妖魔化和替罪羊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经典症状和问题。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由于媒体的扭曲和宣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随着人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情绪化和政治动机而增加。在第5阶段，那些正在战斗的人通常与媒体中的人合作，操纵人们的情感以获得支持并摧毁反对派。换句话说，左派的媒体人与其他左派人士一起，右派的媒体人与其他右派人士一起进行肮脏的斗争。媒体像义务警员一样疯狂：人们通常在媒体中受到攻击，基本上在媒体中被审判并被认定有罪，他们的生活在没有法官和陪审团的情况下被毁掉。 1930年代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右派（法西斯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共同举措是控制媒体并建立"宣传部长"来指导他们。他们制作的媒体明确旨在使民众反对政府认为是"国家敌人"的群体。民主运行的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建了"信息部"来传播政府宣传，如果主要报纸出版商做政府希望他们做的事情来赢得宣传战，政府就会提升他们，如果他们不合作，就会被诽谤和受苦。革命者在各种出版物中也做同样的歪曲真相的事情。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经营的报纸推动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当这些革命者获得权力时，他们在恐怖统治期间关闭了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巨大财富差距和民粹主义思维时期，贬低精英的故事很受欢迎且有利可图，特别是那些在右倾媒体中贬低左倾精英的故事，以及那些在左倾媒体中贬低右倾精英的故事。历史表明，这些活动的显著增加是第5阶段典型的问题，当与施加其他惩罚的能力相结合时，媒体成为强大的武器。众所周知，在撰写本文时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传统和社交媒体中感知的真相比我们有生之年的任何其他时候都要低。例如，2019年盖洛普民调发现，只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有"很大程度"的信任，只有41%的受访者对媒体有"公平"或"很大程度"的信任。这与1976年信任媒体的72%形成对比。这不仅仅是边缘媒体问题；这是主流媒体问题，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信任度的急剧下降甚至困扰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前新闻信任偶像，它们的信任评级暴跌。除了政治动机，耸人听闻的故事在媒体业务陷入财务困境时变得商业上有利。我交谈的大多数媒体人都分享我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分享。尽管如此，在反思这个问题时，时任《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的马丁·巴伦说："如果你有一个社会，人们不能就基本事实达成一致，你怎么能有一个运作的民主？"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害怕发言，因为他们将如何在传统和社交媒体中受到攻击，这些攻击是为了贬低他们而设计的扭曲。即使是非常有能力和强大的人现在也太害怕媒体而不敢就重要事项发言或竞选公职。由于大多数高调人物被诋毁，我交谈的每个人都同意，成为一个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高调、有声音的人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冒犯了倾向于使用媒体战斗的人。虽然由于害怕媒体报复而不在公共场合讨论，但这个问题在私下不断讨论。例如，在我不久前与一位担任非常高政治职位并刚刚离开政府服务的将军共进午餐时，我们探讨了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我问他最热衷于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我问他是否会考虑竞选民选职位，他解释说，虽然他愿意为他的国家而死，但他不能让自己竞选公职，因为敌人会如何使用媒体和社交媒体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这位将军和几乎每个我们应该听取的人都害怕公开发言，因为他们担心反对他们的极端主义者的攻击将被耸人听闻的媒体启用和放大。我的许多朋友告诉我，我公开谈论这本书中涵盖的有争议的事情是疯狂的，因为一些人或团体不可避免地会试图通过媒体诋毁我。我认为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我不会让风险阻止我。规则遵循消失，原始战斗开始当人们热衷支持的事业对他们来说比做决定的系统更重要时，系统就处于危险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它们非常清楚并且大多数人足够重视在其中工作以至于他们愿意妥协以使它们运作良好时才有效。如果这两者都不够优秀，法律制度就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竞争各方不愿意试图相互理性，为了整体福祉而文明地做出决定，这将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想要的东西并可能在斗争中获胜，就会有某种内战来测试相关各方的相对力量。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是游戏，肮脏的竞争是常态。第5阶段后期是理性被抛弃而支持激情的时候。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时，不道德的斗争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有力。当每个人都有他们正在为之战斗的事业而没有人能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时，系统就处于内战/革命的边缘。这通常以几种方式发生：第5阶段后期，法律和警察系统通常被那些能够控制它们的人用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警察系统形成——例如，殴打人们并夺取他们资产的暴徒，以及保护人们免受这些事情发生的保镖。例如，纳粹党在上台前形成了一个准军事翼，然后在纳粹掌权时成为官方力量。1930年代短命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和美国的三K党实际上也是准军事组织。这样的情况很正常，所以将它们的发展视为进入下一阶段的标志。第5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增加，变得越来越暴力。因为健康抗议和革命开始之间并不总是有明确的界限，掌权的领导人经常在如何允许抗议而不给予反对系统的感知自由方面苦苦挣扎。领导人必须很好地管理这些情况。当示威开始转向革命时，出现了一个经典的困境。给予抗议自由和镇压抗议对领导人来说都是有风险的道路，因为任何一条道路都可能导致革命变得足够强大以推翻系统。没有系统允许人们推翻系统——在大多数系统中，试图这样做是叛国，通常可判死刑。尽管如此，推翻系统是革命者的工作，所以政府和革命者相互测试以看到限制是什么。当广泛的不满情绪冒泡并且掌权者允许它增长时，它可能沸腾到当他们试图盖住它时爆炸的程度。第5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建立到一个高潮，触发标志着过渡到历史学家标记为官方内战时期的暴力斗争，我将其识别为大周期中的第6阶段。在斗争中死亡的人是几乎肯定标志着进入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的标志，这将持续到明确确定胜负为止。这让我想到我的下一个原则：当有疑问时，离开——如果你不想参与内战或战争，你应该在还能离开的时候离开。这通常是第5阶段后期。历史表明，当事情变糟时，门通常对想要离开的人关闭。投资和资金也是如此，因为各国在这种时候引入资本管制和其他措施。从第5阶段（当存在非常糟糕的金融条件和激烈的内外冲突时）到第6阶段（当有内战时）的跨越发生在解决分歧的系统从工作到不工作的时候。换句话说，当系统无法修复地破坏，人们相互暴力，领导层失去控制时，它就发生了。正如您可能想象的那样，打破一个系统/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系统/秩序比在现有系统/秩序内进行革命性变革是一件大得多的事情。虽然打破系统/秩序更痛苦，但它不一定是比在系统内运作更糟糕的道路。决定是保留和翻新某些运作不佳的旧东西还是处置它并用新东西替换它从来都不容易，特别是当新东西不清楚地知道并且被替换的是像国内秩序一样重要的东西时。尽管如此，它确实发生了，虽然通常它不是在智力上决定的；它更多是情感驱动的。当一个人处于第5阶段时（就像美国现在一样），最大的问题是系统在破裂之前会弯曲多少。民主制度，允许民众做几乎任何他们决定做的事情，产生更多的弯曲，因为人民可以进行领导层变化，只能责怪自己。在这个系统中，政权变化可以更容易地以和平方式发生。然而，"一人一票"的民主进程有一个缺点，即通过主要不进行大多数组织在试图为重要工作找到合适人选时会进行的那种深思熟虑的能力审查的人进行的受欢迎程度竞赛来选择领导人。民主也被证明在巨大冲突时期会崩溃。民主需要共识决策和妥协，这需要许多有相反观点的人在系统内很好地合作。这确保了有重要选民的政党可以被代表，但像所有有广泛不同观点（甚至可能不喜欢彼此）的人的大委员会一样，决策系统效率不高。民主的最大风险是它们产生如此分裂和对抗性的决策，以至于它们可能无效，这导致糟糕的结果，这导致由代表想要有强大、有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混乱并使国家为他们很好地工作的大部分人口的民粹主义独裁者领导的革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表明，在巨大冲突时期，联邦民主国家（如美国）通常在州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其相对权力发生冲突。这将是一个在美国还没有太多出现的值得关注的标志；它的发生将标志着向第六阶段的持续进展。有太多民主制度的崩溃需要探索，更不用说描述了。虽然我研究了其中的一些以看到模式，但我没有完全挖掘它们，我不会在这里深入探讨它们。我会说，在第5阶段解释中描述的因素当被推向极端时——最重要的是，可怕的财政、堕落、内部冲突和混乱，和/或重大外部冲突——导致功能失调的一系列条件和由强大领导人领导的权力斗争。典型例子包括公元前400年代后期到300年代的雅典，公元前27年前一个世纪左右的罗马共和国末期，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1920和1930年代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弱民主国家，它们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给混乱带来秩序。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来获得最佳结果。第5阶段是一个关键时刻，其中一条道路可能导致内战/革命，另一条可能导致和平的，理想情况下是繁荣的共存。显然，和平繁荣的道路是理想的道路，但这是更难实现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一个"强大的和平制造者"，他们努力将国家团结起来，包括向另一方伸出援手，让他们参与决策，并以大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秩序（即以惠及大多数人的方式高度生产）。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少。我们为他们祈祷。第二种类型是"强大的战士"，有能力带领国家度过内战/革命的地狱。 1/2（下面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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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纪念六四】丢替：广场史学家吴仁华的寻岸之旅

#六四事件 #纪念活动 #吴仁华 #广场史学 #历史研究

程鹗 Eddie Cheng

1个月前

继续气候的故事：科学方法进入历史研究领域

#气候变化 #科学方法 #历史研究

Jacobson🌎🌸贴贴BOT

1个月前

太平天国时期浙江淳安的一张物价表

#太平天国 #物价表 #浙江历史 #经济史 #淳安县 #历史研究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1个月前

近日，湖南大学法院学教授杜钢建，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研究内容，称马克思的祖先来自中国，马克思的祖先是在元朝随蒙古大军从中国到达欧洲的。文章还称，马克思的女儿去世后，其中的后裔也转世为人，广州武台寺印幸法师的前世曾是马克思的女儿。然而这还不是最炸裂的，杜钢建的研究内容还有：论证英国人起源于湖北，英国的名字来源于湖北“英山”；论证列宁的祖先是湖南人；论证雅利安人起源于湖南湘西；论证百余个外星人在湖南活动多年等等。被人质疑是在滥用科研经费。

#杜钢建研究 #马克思祖先 #英国起源湖北 #列宁祖先湖南 #雅利安人湘西起源 #外星人湖南 #湖南大学 #历史研究

朱韵和

2个月前

对照日本史料：看国共战报的水分根据战后日本防卫厅及日本学者有关着作提供的资料，现将八年抗战期间，国军和八路军毙伤日寇最多的各7次战役（斗）资料摘录如下，供有兴趣的网友一阅。从资料中可以看到：国军战报跟日本人自己的统计基本相符；八路军战报与日本人自己的统计差距较大。一、国军对日作战毙伤日寇10万人以上的7次战役。 1．武汉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25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23万余人，因病减员6.7万余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2．凇沪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6万余人。日寇战报：死亡16万人，伤31157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3．长衡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6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15.2万余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4．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5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14.6万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5．徐州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5万余人。日寇战报：在1937年公开承认伤亡13.2万余人。 6．随枣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4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13万余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7．南京保卫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1.3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10.6万余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二、八路军对日作战毙伤日寇100人以上的7次着名战斗。 1．百团大战八路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日寇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 2．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战报：歼灭日军1000余人。日寇战报：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日中战争》）。 3．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日寇战报：亡39人，伤132人，皇协军伤亡107人（臼井胜美《中日战争》）。 4．1939年冀南春季反十一“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3000余人。日寇战报：亡37人，伤70人，皇协军伤亡81人（臼井胜美《中日战争》）。 5．冀中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2500余人。日寇战报：亡27人，伤89人，皇协军伤亡71人（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 6．冀中1940年春季反全面“扫荡”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日寇战报：亡11人，伤91人，皇协军伤亡62人（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 7．115师陆房突围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日寇战报：亡10人，伤122人，皇协军伤亡67人（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

#日本史料 #国共战报 #抗日战争 #历史研究 #战争统计

朱韵和

2个月前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和乔•哈里戴在其中一章“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中指出：“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狱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毛泽东 #延安整风 #恐怖统治 #历史研究 #极权主义

中日政经评论

2个月前

鲜为人知的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朝鲜的经济水平曾经达到了准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苏联的帮助下，60年代，朝鲜就实现了全国电气化，而中国直到2000年才达到他们的水平。到70年代，朝鲜城市化率就达到了70%。1970年，朝鲜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韩国的五倍。

#朝鲜经济 #历史研究 #经济发展 #苏联援助 #城镇化 #朝鲜历史 #中朝对比 #人均收入

醍醐

2个月前

这个UP主参观了2022年开放的成吉思汗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蒙古国将自己的历史像中国朝代一样划分为匈奴、鲜卑、柔然、契丹、蒙古。这是近年来流行的“内亚”史观，我国也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否定中华文明圈的思路，阅读研究需谨慎。

#成吉思汗国家博物馆 #蒙古历史 #内亚史观 #中华文明圈 #历史研究

央视网-新华社

3个月前

文明探源｜下汤遗址：穿越新石器时代的人间烟火

一处10米乘10米的探方，边上留下了一道12级土阶，拾级而下，将连续“穿越”4个新石器文化时代，“回到”近1万年前。

#文明探源 #下汤遗址 #新石器时代 #人间烟火 #考古发现 #历史研究

iPaul🇨🇦

3个月前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要修，为什么清史还没修出来？

#中国历史 #修史 #清朝历史 #历史研究

中日政经评论

4个月前

中共党史的研究的两个高峰，是高华和杨奎松，号称南高北杨。高华的特点是从常规的史料推导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杨奎松的特点是早年看了很多别人没看到过的史料。没有精读过他们两个的作品，很难了解中共和近代史。

#中共党史 #高华 #杨奎松 #历史研究 #近代史

凤凰网-国家人文历史

4个月前

古代封王为什么明以前是秦王、赵王，清朝却是恭亲王、礼亲王？

#古代封号 #秦朝 #清朝 #亲王制度 #历史研究

朱韵和

4个月前

李江琳：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对我认知颠覆最大的应该是一连串的苏区镇反，对自己人的残杀，不仅是对敌人。这里面的例子就太多了：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对民众的镇压，毛泽东他们在江西打AB团对自己人的镇压，还有一些资料到现在还是秘密资料，有关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强行向民众征粮的过程中，对这些中农以上的人的残暴。48、49年他们进云南和四川征粮过程中的残酷也是引发当地暴动的原因之一。你从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它推行所有的政策时候所用就方法——暴力，极其残酷的暴力，就是一路杀过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谁不服从就杀谁。从1959年的拉萨到1989年的北京，它是同样的手法。1959年拉萨事件后对藏人的大批关押，把藏人的精英几乎扫荡干净，对维吾尔人的方式也是同样的。这种对精英的控制从反右开始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要么收买，如果收买不了，不服的，就是找一个罪名抓起来枪毙。它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 ---李江琳：与红色家庭分道扬镳，这场革命是错的

#镇反 #苏区 #张国焘 #毛泽东 #AB团 #中共征粮 #云南暴动 #四川暴动 #历史研究

KUNLUN昆侖

5个月前

毛泽东在延安十多年，明显吃胖变肥：蒋介石为什么短短三年就败退台岛？这是学界一直争论探讨的一个大课题，限于政治氛围，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并没有被重视。即蒋介石政权影响力，仅限于长江中下游的江浙沪地带，没有覆盖到西北，更没有下沉到县乡村三级。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能够在延安生存发展十多年的根本性原因。蒋介石所代表的阶层，是上海开埠通商以后，发展成长起来的中国西化阶层。这个半西化半中化阶层，在完成政权建立后，完全忽视了中国政治必须渗透到基层的统治原理。在基层影响力几乎为零的蒋介石政权，面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新兴农民阶层的底层抗争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反击能力，这是苏维埃政权，能够从江西两广两湖，推进到大西北，大东北的原因。对基层控制力没有重视，没有建设，没有存在，这导致1946-1949三年间，毛泽东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从北到南，从农村到城市，完成了政权更迭。这个模式，就被毛泽东总结为三大法宝之一的：农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 #蒋介石 #学术争论 #政治氛围 #权力影响 #农民起义 #历史研究

左手墨迹

5个月前

正在读《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作者是哈佛毕业的美驻华外交官，书中不仅使用了中国、台湾、日本、苏联的相关史料，也使用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的相关史料，很多史料可以通过各国史料交叉印证，可信度是比较高的。书中讲了蒋介石是如何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普通人，成为国民党军队的统帅，又是如何统一各派军阀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在如何抗日和国共内战，最后退守台湾的。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往往比夹杂各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审判的角度，更能还原历史真相。书中关于西安事变和抗日的这段阐述，非常有意思。书中说杨虎城和张学良是在跟毛泽东通气后，才软禁蒋的，毛暗示杨杀了蒋。当蒋被张杨软禁后，中共高层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得到消息后都喜出望外，在延安等等蒋归西的好消息。西安事变几个小时后，南京政府也得到消息，但不同党派却有不同的打算。比如何应钦就急电在欧洲的汪精卫赶紧回来主持大局，然后调动大军围困西安，试图逼张杨撕票；宋美龄鼓动在华德国顾问居中调停，试图解救蒋介石。但蒋介石能脱困，起最重要作用的还是陈立夫。他作为国民党中统的当家人，直接以潘汉年的密码将消息电告共产国际。早知道，如果此时蒋介石如果死了，没有人能再将中国团结起来，那么日本将快速吞并中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苏联。从苏联安全的角度考虑，此时蒋介石活着对苏联意义重大。于是斯大林电告毛泽东，释放蒋介石。对于苏联的命令，中共不打折扣的执行了，因为这关涉到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苏联的援助又关系着中共的生死。所以接到指示后，中共发电张杨释放蒋介石。蒋介石在软禁期间的表现也让人钦佩！张杨软硬兼施逼迫他联共抗日，他说：你可以杀了我，但无法胁迫我！一直不肯屈服！他后来同意抗日是在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口头协议不是跟张杨谈的，而是跟周恩来谈的。种种迹象好像是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前都在消极抗日积极剿共，那是因为蒋介石知道，西国民政府当时的实力，打日本根本没有胜算，若战败境况会比抗战前更差，那么日后再积蓄战力需要更久的时间。在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军一直在采购德国的飞机弹药，军队也一直在接受德国技术顾问的训练。即便如此，在日本全面开战时，还是一败涂地，不得不一退再退，迁都重庆。在西安事变后，由于联共抗日政策，中共编入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承诺中共军队完全接受统一调遣。可是当全面战争真的爆发后，前线抗击日军的全是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根本就调不动。到1939年，国军伤亡130万，中共伤亡仅三万。因为伤亡惨重，国民党在国统区大力征兵，民众怨声载道。中共虽然没什么损失，兵力却由1937年的4万人，暴增到39年的80万人。不少人都是因为怕被抓壮丁，才逃到延安的。推荐观看《地下钱庄的前世今生》：

#蒋介石 #现代中国 #中美关系 #历史研究 #史料分析

Hu Ping胡平

5个月前

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链接：）发刊说明 – 王友琴 (2022年1月20日) 我在2000年做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页。我的电脑技能只限于1997年和2000年参加的两个短期暑期项目所学。此后网络技术有了长足进步，我却只会按照最初学会的做下去。二十年来我在大学有全职教职，自己曾经觉得可以实行“三个八小时生活法”，即八小时用于教书，八小时用于睡觉，还有八小时可以写文革历史。但是实际上不能做到。我寻访调查受难者的名字和受难经过，做好详细记录，再一一写成文章，我学习了做网页把文章放上网给人们看，在香港出版了五十二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书。我尽了力，但是有很多方面没有能做好。因此当几位没有见过面的年轻朋友提出帮我改进网页的时候，我高兴而感激。但是我的网页做在我任教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储存器上，我不能给他们进入我的网页的密码。我们需要另找空间。我上网注册域名的时候遇到周折，一位住在远方的网友不但帮我注了册，而且付了注册费。深深感谢我的电脑空间友人，他们一下子拓宽了我的天空和大地。我相信新网页会越做越好。我们记载真实的历史，也在这个过程中，增进思想和道德。制作者的话 (2022年1月21日) 我们是个很小的群体，多年来读了王友琴大姐为还原文革历史所撰写的大量文字，成为她的”粉丝“。她一个人调查，写作，做网页，出书籍，负担太重了。我们决定帮助她。因为“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和她工作的大学内部网络相连，我们必须另辟疆土。在这里，我们复制了原网页上纪念园的内容，并且准备帮助她继续扩充资料，为保存和还原文革历史这一初衷贡献绵薄之力。这样，即便做不成文革博物馆的实体，还能在网上重现文革历史。孔子和司马迁在竹简上写了《春秋》和《史记》，俄国人把祭文放在玻璃瓶里，投在牺牲了几十万受政治迫害的人修建的运河水里。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电脑网络。我们相信这项资料收集工作能持久进行，网页能长久保留，并为关注这个题目的有心人们提供参与的机会。我们的网页设有新专栏，今后还可以增加新的。感谢读者光临并请批评和提出建议，我们一起扩充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并建设起一个网上文革博物馆。

#文革受难者 #纪念园 #网络技术 #历史研究

佛瑞德里希4th😷

5个月前

人们很难看清“中国”的真实样貌，这并不是因为你们的眼光不够雪亮，而是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中国”。它是许多个中国的叠加。而中国的坍塌，也会是这“许多个”的坍塌的叠加。所以你会看不清楚。因为绝大多数人只看得见属于自己圈层的那个中国，而少数社科学者又只能依据不准确的统计数据，和压根没注意过“圈层”存在的旧社科理论去推演未来。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是三层楼式的中国，是由底层农民、官绅阶层和皇权三重主体结构组成的中国，那么历史上的中国的社会坍塌，就是“三层楼的坍塌”。其复杂性当然和现在这种形态并不规整方正，层数多到难以计算的建筑群的整体坍塌难以比较。太多人只看到到某一个或某几个中国了，但他们都以为那就是全貌。所以，有人说，中国人不反抗——当他接触得最多的是那个最不反抗的圈层时，他当然会这么以为。有人认为中国人只会在快饿死时造反，甚至饿死也不会造反。这只是因为他没有接触过“饿死也不造反的中国”之外的，其他中国。如果真的饿死也不造反，在还没有饿死时，怎么就有了敢在半夜签下生死状的小岗村呢？今天的中国，不是“一个中国”，它是许多中国的组合，它是多种中国的叠加。而且它是由彼此不能互相理解的许多个中国，方言差异大到几乎语言不通，饮食习惯截然有别，在观念习俗上分属不同星球的许多个中国，被中央政权强行糅合而成的整体。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整体。真实的中国，是由中央政权之树聚起的一群“猢狲”，树倒之时，猢狲就会四散。春晚上的中国，从来就没有真的关心过春运中的中国。春运中的中国，也没有和春晚中国生生世世绑定下去的意愿。在改开时代，在“打造一个看似和平有序的投资环境”对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农民工的每个人都有利可图时，他们能因共同的利益暂时聚在一起。但在改开结束后，在经济下行，欧美消费者不再向此地输血后，在存量博弈成为主导，中共国境内各个阶层各个圈层要为自身的利益彼此拼杀时，面对彼此，他们当然会醒悟到“我们不是一国”。双链争持，阵营分化，这是全球大势。在对阵营划分标准还没有清晰认识时，分化会以更传统也更模糊的形式进行。左和右、进步和保守、不同的国籍，会在人们还没有看清行为模式的底层逻辑才应是阵营划分标准时，成为欧美各国渴望与对立面划清界限的人们临时采用的工具。在中共国，分化同样会出现，而标准，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不是肤色，不是种族，不是信仰，是圈层。甚至不是阶层。因为在改开浪潮冲击下，在社会连续变化四十年之后，中共国社会已经没有足够清晰的阶层界线。例如你很难在商人和较低层级的官员之间分清谁高谁低。也因为在今日中国的复杂社会结构里，所谓的阶层，并没有“共同的处境”。拥有共同处境的是圈层。是由共同的谋生方式或类似的谋生方式形成的圈层。是由同乡、同学、同事关系交织而成的圈层，是在多数普通人的事业发展过程中向他们提供助力，提供资讯的社交圈，也是因彼此在发展事业时互相提携，逐渐形成的一股股被称为“某某帮”或“某某派”的隐形势力。在中共国，没有能公开发展的民间组织。但你以为民间真的没有组织吗？没有能公开发展的民间组织，意味着没有能通过公开的条约、协议构建组织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组织。也就意味着真实存在的组织，不能靠公开的条约、协议来约束彼此，构建成员之间的信任。那它们靠什么？靠“义气”。最原始的民间组织是靠什么构建合作关系的？是靠理性吗？是靠利益计算吗？不，是靠情绪。越接近底层的民间组织就越依赖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共识，越依赖成员之间努力构建和维系的情感联系，靠人们的感性而不是理性。当中共国的经济不断下行，当一个又一个在改开期间互相扶助互相提携过上较好生活的圈层陷入共同的困境，当这些彼此之间不能讲法律只能讲义气的个体在尝试过种种自救途径后陷入同样的绝望，当他们中的一个遭遇格外的不公，愤而反抗，把“义气”看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同类们会怎么做？我知道，不会发生所有圈层同时反抗的“盛况”。但圈层与圈层之间也确有关联。一个行业的坍塌会引出另一个或多个行业的坍塌，一群人的失业，会激发另一群人被迫更“卷”或干脆也失业。在城中村那样乱糟糟挤成一团的建筑群里，一栋房子的坍塌一定会砸到另一栋或多栋，也无法避免会毁掉附近的某些招牌、窝棚。烟尘四散，沙砾横飞，这是难免的。然后，一处的火头会延烧到另一处，在混乱中，如果你没有将自身利益与混乱隔绝的手段，你迟早会被卷入，因为你无处可逃。最真实的中国，是分属许多圈层的中国，是在各自的处境中“各有其乱”的中国，也是会因各自的混乱互相干扰，最后乱上加乱全面溃散的中国。是彼此争战，圈层之内抱团，圈层之间恶斗，极力向对方输出伤害的中国。是会在纵向裂解之后只能走向横向分裂，只能“各顾各”，不通过分治割据就没法恢复一点点安宁的中国。它们从来就是一群中国，从来不曾是一个中国。即使没有独派，事情也不会两样。

#中国现状 #社会分层 #统计数据 #社科学者 #历史研究 #农民与官绅 #社会理论

朱韵和

6个月前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国外的-已经开始揭开这神话的面纱。其中最著名的是张戎（英文名：Jung Chang）和John Halliday，他们对毛泽东的生活和行为进行了严厉的复述，其论点是毛和他的追随者是嗜血的暴徒，他们通过反平民的暴力、险恶的操纵和不应得的好运气一路到掌权。中共在其初创期的残酷和根本不受欢迎与许多其他研究人员的发现一致。中国的历史学家孙淑云（音）进行了一项特具启发性的调查，她追朔了毛及其共产党人“长征”的足迹——1934年至1935年从江西山区撤退到延安。在整个旅程中，她采访了一些尚且在世走过“长征”的老兵和当地居民，发现他们讲述的关于长征的事件，版本比中共宣传的负面得多。Jean-Louis Margolin、Frank Dikötter和Rudolph Rummel研究了中共上台执政期间对平民进行的广泛暴行和非人道待遇。Otto Braun第一手记录了毛及其追随者在1930年代的许多虐待行为，但他的报告由于政治上的权宜而被他在俄罗斯的上司搁置一边。这些调查和其他调查的结果正在揭示国共内战的真相。与中共的宣传相反，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其初创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大为人所知，而那些听说过他们的人倾向于以矛盾的或完全敌意的态度来看待他们。产生后一种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毛的领导下，中共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两次大清洗中故意大批杀人，并持续地对平民进行屠杀和虐待。共产党通过部署大型常规军队而不是通过全国各地爆发叛乱来击败国民党。此外，他们的军队主要由苏联装备，主要从农民征兵，而不是踊跃的志愿者。事实上，在整个内战期间，在敌后，并没有一次是自发的亲共的民众叛乱，即使在1940年代末中共即将取得完全胜利时。1949年，江西是最后向中共投降的堡垒之一，而那里是毛及其追随者1930年代所在地及第一个完整的中国苏维埃所在地。当地居民记得毛的统治是如此恐怖和令人厌恶。 ---《国家利益》杂志：历史是中共最大的敌人作者： Francis Grice/编译: 赵亮

#历史学家 #张戎 #John Halliday #毛泽东 #中共初创期 #暴力 #操纵 #历史研究 #孙淑云 #中国历史 #西方历史

德潤傳媒

6个月前

留下历史证据！

#历史证据 #历史研究 #考古发现 #文物保护 #古籍整理

陈闯创律师

6个月前

李江琳女士去世，令我深感悲痛。她否定中共革命，背叛她的出身，很不容易凭借她对中共侵略西藏的历史研究，她早就准确预判了中共对香港的计划，她三年前所著<“打台湾”已经准备多年现在正完善过程中>现在尤其值得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毁灭

#李江琳 #去世 #悲痛 #中共革命 #历史研究 #香港 #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

Hu Ping胡平

2年前

是的，王莽长期以来被丑化，被漫画化。那段历史很值得研究。

#王莽 #历史研究 #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