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

朱韵和
1个月前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复杂,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1928年-1936年)1925年周恩来从苏联归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广东军事部长,培养中共军事干部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他与陈延年、杨殷都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培养的军事领袖。后来领导南昌 起义,建立中共军队。1928年4月参加中央核心领导集团,成为政治局常委。从李立三、瞿秋白直到王明路线时期周恩来都是中共中央实际掌权者。 毛泽东是井冈山和江西根据地的开创者,是地方实力派,是土共。毛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有深刻了解,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所主张的东西与苏联革命路线相去甚远。 他农民背景,他游击流寇似的作风决定了他不是一个苏联要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共产国际对毛这种人是排斥和不信任的。周恩来是苏联在中共党内的“代表”,共产国际的看法决定了他对毛的态度。毛桀敖不驯,他有他的法宝,不会对洋人唯命是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与中共中央里那些苏联的追随者们是格格不入 ,要发生冲突的。早年朱德、陈毅也是仗上海中央的支持(还是周吧)把毛泽东赶出红四军。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也是受周指派到瑞金去斗争毛的。制止他滥杀“AB团”。周败退江西后,更将毛撤了职,赶出红军长达三年。毛在周执掌中共大权的时代是饱受打击,有志难伸。他痛恨那些洋大人,更恨那些“国际派 ”。周与他结怨很深。这种受排挤状态直到遵义会议才结束。毛利用长征途中军队及党内的不满,鼓动发难,要求中央检讨失败的原因,改组领导集团,接纳毛回来辅助周恩来领导红军。毛趁势反客为主,取周而代之,进而将周恩来排挤出红军。 第二个阶段:(1937年-1941年)由于得到苏俄支持与信任,长期担任中共领袖,加之在中共党内有雄厚的力量。周恩来并不甘心于眼前的失败。他等待时机,力图东山再起。抗战爆发后,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新的指示回来延安。这是周等待已久的机会,也是信号。旋即与王明结合,周在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 ”上支持王明,拥护苏联的主张,也带动一大批追随者,改变党内形势。“国共合作,拥蒋抗日”成为中共新的方针。由此拉开“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序幕。这是毛夺权力后遇到的真正的挑战,毛领教了王明与周恩来结合的威力。其实“王明路线 ”的实质还是周具体实施推动,王明传达的苏联的方针战略,是周恩来的力量借王明的旗号卷土重来与毛争夺党的领袖地位。这是周恩来的风格和策略,其它人在台前发号施令,呼风唤雨。他则隐身幕后,执掌大权,控制一切。李立三时期他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瞿秋白时期,王明时期他是党的领袖。可以想象,假如“第二次王明路线”取得成功,毛被斗到或被莫斯科撤职。王与周的联合可能还会是这种形式:王明当总书记或主席,周当副主席,控制军队和党。由于形势变化,日本占 领武汉,拥护蒋联合抗战无疾而终。长江局撤消,成立重庆南方局。莫斯科承认毛的领袖地位。“第二次王明路线”落幕。周和王明挑战失败。但周恩来仍然借莫斯科的支持和项英的新四军的支持,与毛周旋。直到“皖南事变”时,毛泽东用“借刀杀人”之计解决项英。使周顿失依靠,终于缴械投降。为两年后搞延安整风,彻底清算王明和周恩来铺平道路。试想如果有项英的军队在,以周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毛是不会轻易地在延安对周大张挞伐的。 第三个阶段:(1943年-1976年)中共的事业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是又一场“农民造反”,要想颠覆中国,毛这样的农民领袖是必不可少的。他比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周恩来都厉害。他老奸巨滑,深谋远虑,无法无天,不择手段。这些人是自愧不如。况且“形势比人强”,在与毛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周屡战屡败,阵地被一块块蚕食掉,苏联的表态支持毛使他惊醒。他知道大势已去,他无力与毛争雄。中共领袖的位置非毛末属。他痛下决心,转换角色来适应新的形势。以副手的身份辅助毛夺取江山。他的选择虽然无奈和屈辱,却充满智能与远见卓识,威力十足。毛周的结合影响深远,已为历史所证明。从此以后 ,周就是毛泽东的参谋长、外交官、警卫员、谋士、仆从、宰相、战友、同志、说客、帮凶。毛的需要就是他的工作。所有这些角色的背后他们俩的对手关系没有真正改变。毛始终限制和约束周,一有机会就要打倒他。周则时刻警惕,小心周旋, 立于不败。俩人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直到最后。只有在国共内战期间毛对周比较“友好”。解放以后毛又重新开始斗争。 1953-1954年“高饶”是毛放高岗要打周批刘,被刘周联合挫败。1958年毛亲自上阵批周“反冒进”要逼他辞职。周坚持下来得以幸存。 1966年文革爆发,扫除“刘邓彭罗”以后毛又要倒周, 双方在1967年激烈较量,毛以失败告终,周成为党内保守派的总代表。197 1年“林彪事件”是毛再遭重创。1973-1976年毛再度奋起打周,可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橹缟。 1976年一命归西,周的追随者打倒文革派,否定文革。毛与周的斗争从二十年代末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俩人死了已后。“四人帮” 垮台和邓小平复出也他们斗争的延续,是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司马璐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是贯穿中共历史的一条主线。不谈他们俩人的斗争,研究不好中共党史和人物。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朱韵和
8个月前
周恩来扑杀反对派 周恩来在六届四中表面上虽然胜利,但党内反对派的实力依然很大。周恩来用尽全力分化与瓦解反对派。 1931年1月9日,即六届四中开会的第三天,反对派举行“反四中全会会议”,由何孟雄主持,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告同志书”,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并选出何孟雄、罗 章龙、王克全等为中共临时中央筹备委员,自此中共一分为二,一是周恩来、王明一派,称为“四中派”,何孟雄、罗章龙的一派称为“临中派”。“临中派”展开全国活动与“四中派”对抗。1月17日“临中派”的江苏省委成立,当时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左联都在江苏,江苏省委是全党最大的实力派。 1月18日,临中派江苏省委成立的第二天,在上海远东旅馆开会时,何孟雄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九人被处死。当时盛传系中共自己的同志向国民党告密的。笔者曾查看过国民党的“匪情档案”中也见到这份资料。王明晚年的回忆中说,告密的人叫王拙夫,当时是锹的交通员。美国费正清回忆中说,中共高层人士有人私下对他表示,当年的确有人想“一箭双雕”,既可以消除党内的敌人,又可以作为国民党杀共产党的宣传。鲁迅当年同情中共的反对派。何孟雄事件中死的有五人是著名左翼作家,其中如柔石、殷夫、白莽等都是鲁迅的朋友。 1月21日,即何孟雄等被捕之第四日,周恩来约了罗章龙、王克全谈话。周恩来要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周说:“从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罗章龙正色道:“是你们出卖了他们。”周恩来也拍了台子说:“你侮辱中央。”罗章龙说:“你做走狗我不做。”王克全也指着周恩来的鼻子骂:“你周恩来,赤佬,卖身投靠。”(注:“赤佬”是上海人的粗话,“下贱”的意思)。 周恩来一怒拍案而起说:“限你们五天之内解散你们的分裂活动。”罗章龙拉住王克全,向周恩来挥一挥手说:“你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周恩来把罗章龙、王克全的态度向米夫作了汇报。米夫大怒,1月27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罗的中央委员和王克全的政治局委员。1月31日,反对派的非常委员会中央正式成立。在周恩来的铁腕之下,打击威胁与利诱说服双管齐下,反对派不断分化。反对派的最后一任中央书记王云程被捕后,向国民党的交代中说:“他们(指中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中告密手段,如何孟雄等二十余人,都死在康生、周恩来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张金保(女工出身的中央委员)逝前说,四中全会几乎是周恩来一个人的戏,她曾表示不服,周恩来以停止生活费威胁她悔过。 后日在中共七大中,有一份为何孟雄平反的提案,其中说到某些同志,往往牺牲同志保存自己。他对人的利用,往往榨光了对方,然后抛弃。又提到当年何孟雄等被捕党中央有责任。虽未点名,但是矛头暗指周恩来,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是可以看得出的。后来“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也表扬了何孟雄。1969年我访问苏联,问到一位与王明接近的人,我问:“王明所指何孟雄等当年被国民党逮捕是一个叫王拙夫的告密的,这王拙夫到底是谁?”答者说:“王拙夫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红队专门杀叛徒,何孟雄反对六届四中被认为反党分裂,所以就被当作叛徒处理了。” 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人大批被捕,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共敌对派系都向国民党告密,打击对方。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