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忆

1个月前
法国前驻华大使马腾回忆“六四”所见所闻--法广 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前,法国《世界报》刊登文章,介绍前法国驻华大使Claude Martin马腾对天安门事件的回忆说:那晚他“听到了冲锋枪的声音”、“看到了马路边躺着一些人”,听现场民众讲述“军队向楼房扫射”。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该文说:1989年6月3日 下午6点, 时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马腾前往北京公干。当晚,他和《世界报》驻华记者Francis Deron,以及一位朋友从王府井背面进入天安门广场。 马腾说:“长安街上到处都是坦克,广播在高喊,离开广场,政府禁止在广场逗留,否则后果自负”。广场上,马腾看到众多身着白色服装的学生们,头部绑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布条。 “那些身着白色服装的学生,是准备牺牲的。他们所有的人,所有的,都认为今晚的结局将会很难”。马腾说。 当天夜间,海淀开始枪杀的消息传到了广场。“之后,我们真的就听到了枪声。”马腾说。当时广场上和马腾交流的学生希望他能留下来,见证发生的事情。但他被人群中的便衣警察强行拉走。接近零时,马腾返回法国使馆。 “我听到了冲锋枪的声音,甚至在使馆!使馆在15公里之外,我们都能听到”。马腾说,这个枪声让他无法入眠。6月4日凌晨,马腾在齐家园外交公寓上看到长安街的部分路段:“从高处,我看到了马路边躺着一些人,但不知道死活”。 在木樨地的一些朋友们告诉马腾,他们看到军队前进的场面,“他们甚至朝楼房扫射,朝阳台上的人开枪。他们给我看了照片。我们都知道,这是事实,这点没有任何疑问”。 在天安门屠杀事件的几个月之后,马腾出任法国驻华大使。对于30年后的中国,马腾认为,“中国封闭又倒退”且“非常专制”,“一个政权以这种方式运作,显示了这个政权实际上对自己没有完全的自信”。
1个月前
退伍兵亲历六四:“打越战也没有这样惨!” 在六四的前夕,一个有十几年侦察经历的退伍兵,用文学的笔触,描述了亲历23年前那场血腥的镇压。 大难将至的感觉 1989年6月3日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干脆爬起来,骑上自行车冲呼家楼、三里屯、农展馆、东直门,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上万人攒动。人人都六 神无主,噪动不安,他们在街上窜来窜去,说再迟钝的人也觉出风云际会,雷霆将至。人们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危险飘浮在空气中,连鼻子都闻出了火药味。 谣言不胫而走,因为人们相信它或许是真的。人人都在马路上打探消息,马路消息比什么都来的快,口传心授――最古老的交流方式超过现代声光电。人人在争论,喧闹的人群即创造出一种统一的节奏,这节奏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狂热,人人都疯了!本能竟列队朝着一个即定的方向,一个悲惨的目标冲去。 关键是谁也无法选择,也不能控制,一群籍籍无名、平常被人想不起名子的人,在危难时挺身而出或被卷入漩涡。毫不怀疑他们中有精英,有痞子,也有人渣,但因为共和国的大事使他们人格得到了升华,像火山喷发那样,他们被抛向天空,灾难又把他们重重的摔在地下。 20点12分:东直门路口 公共汽车司机用电车和大通道车挡住了几辆军车和指挥车,人群全都爬军用卡车,爬上了引擎盖上喊叫争执著。军车看牌照是野战军的V14—1356,一个上校军官在向群众解释着,他请群众放心,绝对不会镇压群众,部队没发子弹,他把56冲锋枪拉开,枪膛是空的,弹匣也是空的。他的表演像蹩脚演员不自然。 21点50分天安门广场 我绕城一周,最后又从小道插进天安门广场。贴在广场边边上,把自行车架好,我找个安全点地界,坐在红白相间的隔离桩上,万一出现情况好溜,点上一只烟喷云吐雾。看看表21:50,地点离国旗100米。此时我冷静的出奇,仿佛等候着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纪念碑高音喇叭嘈嘈声,不时有讲演的喧闹声,有口号声,还有鼓掌声。 23点50分高音喇叭声很急 “我是军博的一名文职,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他们在开枪!他们在开枪!我确认在我离开时,已有5人被打死!有人说是橡皮子弹,有人说是实弹,我相信他们会包围广场。” 广播未完,人们就全站起来了,依稀听见西边像过年时放鞭炮声,声音时紧时松,声音连成了片,看西方有些泛红, 很可能还有火光,动静不小哟。我从15岁就当兵,我确认是枪声。广播又响起,号召人们去木樨地救援。忽忽拉拉站起一批人就奔木樨地,一大批自行车流直奔响枪的地方。 0点15分:装甲车 突然,传来重型马达的轰鸣声,一大汉举着望远镜四处寻找,两辆装甲车飞速而来,从南边插过来,分别从人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通过天安门时速不低于60 多迈,车号是337-339,真来了,时间是0:15。 我嘴上不由自主咕噜一句:“63装甲运兵车。”那手持望远镜大汉手也搭拉下来:“你再说一遍。”我张口就来:“63式履带装甲运兵车,自重12.8吨,乘员13人。你还需要啥?”大汉睁大眼把我打量个遍。看啥?我心说我15岁就是侦察兵。 这时疯狂的装甲车会车拐弯都不减速,驾驶员开疯了。等到人们反应过来,装甲车也跑远了。愤怒的人群蜂涌而至,有人喊出:拉路障!几千人顿时响应,一声声号子过后,仅仅几十秒,道边隔离桩全横在长安街上。 西边枪声更紧密了,我起身向远处眺望。 23点20分:木樨地 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也不能超越其政治目的,单单看到冒烟的枪口是不够,必须找到它背后的东西。对于国家重大事件快速解决,就等于什么也没解决。 我弟小波他们在木樨地,从一开枪就在,他们从木樨地一直退到天安门,他比我勇敢。 装甲车、坦克集群已经冲过了木樨地大桥,小波和英则伟俩医科毕业生爬在复兴医院前的草地上:“真打啊!打越战也没这样的。”能听出班用机枪、冲锋枪的散布射,79阻击步枪的点射。当枪声渐稀后,装甲车、坦克车一马平川开过来,谁栏得住啊! 愤怒人群手无寸铁,只好骂开了:“操你妈,法西斯!”枪械、装甲车、坦克是不怕吐沫星子的。有些人去扒地下的花砖,把花砖再摔碎砸过去,虽然无济于事。 1点06分:西单路口 我抄起自行车迅速奔向西单,行至西单路口,听到枪声连成一片,不时夹杂着阻击枪的点射和坦克高射枪打平射很沉闷的散步射。 1点06分枪响起的同时一辆辆汽车被点燃了,西单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钢盔的反光很抢眼,五个、十个、十五个,越来越多,沿长安街左右两侧,成两列纵队半蹲半猫腰前行。我心头一沉:坏菜了,突击兵! 随即59冲锋枪作动筒火光四闪,我处地型位置好,看见冲锋枪作动筒打出扇面火光,枪口火光比这要小。我当即也半蹲着,他们运动我运动,他们停止我停下。我们学的是一个教程,停下就是瞄准射击。 我向后观察:还有几个人在掩护群众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后边压阵,十几人要掩护上万人的撤退,对上万人和十几个退伍兵来说,此时正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冒险。 离突击兵最近时就是40米,子弹打的满地面冒火星,像过年放鞭炮,我听不到枪声,只看见火花四溅,我得踩着火星跑才不会受伤,因为火星就是前一弹着点,两颗子弹不会落在同一地方,这是常识。 我跑着跑着,不时地回头看看后边的大兵有多远,80米、100米了,身边开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软软的塌了,有人硬硬捕地发出很响动静,有人像纸片一样飞出去,千姿百态。突然,我面前像爆开一朵红菊花,跑在我前头是一个穿白衬衣的人,红色就在白衣上开放,我们跑一条轴线,伸手可及他的肩膀。 他还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们,你中弹了,背后。”他伸手触及背后,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还末触地面,我的一条胳膊就夹住了他,另一个人胳膊也伸过来,同时把他捞起来。平常想练练这份功夫都不容易,这叫寸。 终于脱离了危险区,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楼工地的胡同口,自发救援的人,打接力把伤员转移走,效率很高。一个女孩大叫:“妈哟!”捂着手冲进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断了,随手扯下一条男人围在脖子的毛巾,给她捆住动脉。 这当口,一小伙子冲过人们的阻栏,手抓两块板砖:“他们枪杀平民,我跟他们拼了!”我纵身一捕,将他强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着白沫喘粗气,我也喘着粗气,等他冷静了,我小声说:“他们有枪!” 我躲在胡同里喘一口气,人们全龟缩在胡同里。奇怪,又听见枪声了,紧张时听不到枪声,全是视觉感受。点射穿过街道是回声,还有脱音,散步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声,打在土地上啾啾声。老兵知道回声是子弹离的远,“啪啪、啾啾”子弹是离的近,得当心了,这也是常识。 01点45分:吸烟老人 大兵们开过来了,看到胡同的人群.. 我醒悟到还得换安全地界,民航售票大楼是工地比较安全,有大铁门,是铁皮的,也可一档穿透力,于是,我翻过大铁门,从铁门缝隙观察,突击兵过后就是装甲车队,黑影瞳瞳的墨绿色装甲车133、135、144,首尾相顾。 装甲兵过后是军用车卡,指挥车、通讯车,游动步兵分队,连绵不绝。这会儿枪声停了,人群又从胡同冒出来,工地的墙头翻出来,人群并不比打枪时少。两女孩不听人劝告,一直尾随着大兵走到街口,她们还穿着拖鞋,我忍不住大声吼:“不要命了,还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静地说:“那你哪?” 人类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于女性, 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一个老人就坐在马路牙上,手拿烟斗吸烟,从他坐的姿势来看好久没动,续烟也续好几锅了。 当兵也觉得怪了,围拢他转几圈,就见烟火一红一灭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当兵的觉得:这老头怪兮兮的,他不怕死吗?不怕死就能永远不死,神了!在这大屠城时节,他是练的那份功啊,他想些什么?烟火一红一灭。惦记自家孙子,还是八只鸽子一只猫。当兵的放了他一马。 03点05分:白衣少女 2点10分我赶到了金水桥,是沿护城河沿绕东华门,穿午门进天安门城洞的。尾随着我的还有几个不怕死的人。一路不多话,大家都想:广场肯定完了!又想知道广场的切实情况,进广场肯定全包了饺子。 我寻思着:当兵的起码不会向毛主席像开枪,我认定天安门城洞里最安全。站在金水桥隔着长安街看天安门广场很遥远(整个句式像最最蹩脚诗)。此时此刻,安全最重要。不时传来口号声,还有女孩尖叫声。广场华灯灭了,纪念碑只三四个灯亮着,能见度很低,还弥漫着硝烟。 我弟小波跟同学一路退至天安门广场,我在外边时,他刚好在里边。关键时刻到了1:30,广场高音喇叭传来:“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广场上稀稀拉拉的枪声全停下来了,人们渐渐的冷静下来。 喇叭里传来一个低沈的声音:“我是侯德建,我们已经流了很多血,我们不能再流了。同学们,市民们,全体公民们,我敢说,就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不是今天,我们早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我相信――在场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民族精英,我们不怕死!但我们要死得有价值。我是侯德建,我们四人刚刚到指挥部谈过,我们已经答应尽量说服和必需说服同学离开广场,他们接到了死命令,5:30,必需清场。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际歌从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升起,人们的声音嘶哑、咽哽、悲壮,人们唱国际歌唱了很多次,从来没像这一次投入那么深厚的感情,这是第一次,兴许也是最后一次。大军压城,兵临天安门,面对坦克、装甲车,面对手59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军警。第一次对国际歌理解得如此之深,女孩子的高音清晰可辩。 远处有军人过来,我想上前看看是武警还是老野(野战军),我有心看看他们的领花和肩章,是武警,手里还拿根棍棒,这我就放心了。武警驱赶人群,把人往城门洞赶,城门洞像一条直直隧道,要是开枪就全没命了,幸好他们手里只有棒子。 一大批军警压过来,群众就退下,军警一停,群众再回来,反反覆覆像拉锯。又一批军警从东华门后头包抄,没退路了,人真成了老鼠,人群只好争相逃命。 我拎着自行车就跑,得抬高后轮,因没开锁,跑远了再开锁,飞身上车,一路狂奔出午门口,前边故宫两侧门同时开进几辆吉普,我一看是武警的车,别叫他们堵住,得快跑啊,急不择路从故宫侧门斜坡上冲下来,我方松了口气。 沿护城河急行,旁边一白衣女子骑车跟着我问:“能出去吗?”我说:“跟我试试吧!”一路骑行,她在说着今晚她挨了三棍子。我们在逃命,大难不死遇到第一个人,把我当成救命稻草,我一直不吭气。一直骑到东华门,我们终于脱险了。 我说:“现在可以停下来。”东华门一群一群的人向我们打听天安门广场里面的情况,我们只坚持到三点多,很难说清里边情况。人人在叹息,国家完了,共和国完了!我知道我们该分手了,我们一起逃命,却不知对方名字。我想鼓起勇气想问问她的名字,凑上去却变了:“早点回家!”她说:“好!”比我的声音还小,只记得她音色挺好,言谈之间有着一种超乎少女的成熟。 6点12分:血色黎明 4点我回到家打了一通电话,也接了几个电话。知道双方家里的情况。我跟妻子告诉了天安门的情况,妻子眼含着泪水。老岳父说:“我70多岁了,听一夜枪声,等着俩孩子回家,5点多还没影儿。”不行,我还得走一趟台基厂,我妻子的姐姐、姐夫全没回来。 走建国门、长安街,到王府井,我本可以向南拐进台基厂,可南池子传来枪声,6点12分,我本能地寻着枪声就来到南池子,南池子口上,人群缩在里面喊口号,军队一字排开封住路口,后排的大兵坐地休息,前排大兵有些异样,撸胳膊卷袖,胳膊上扎条白毛巾,单手拎着冲锋枪,不符合军事条例规范,不时向南池子方向射击,里边喊几句口号打几枪。 几个当兵的神情显然恍忽,就那野劲,还是吃药啦,真疯了!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像打鸟一样。一个尉级军官拿54手枪,左手扣右手为依托,对南池子躲在垃圾筒后一个个平民开枪,喊几句口号打几枪,直到一个个平民中弹。一响一个平民倒地。 伤员有的比军官年轻,有的比他大不多少,一会倒下一片,年青人杀年青人是不是很过瘾。我头一次看到杀人像打鸟一样。我离着30多米,清楚看弹匣打空了还楼几下板机,手枪弹仓打空,枪膛卡在后头处开机状态,他又连搂几下枪机,这太有失常理。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说要上班,边说边掏工作证,还没等他掏出,当胸一枪撩倒,连车带人就这么给撩了。 这家伙真疯了,军官啊,军官,你也有老人,有父母,你现在要活着,你就不怕50年后下地狱,北京人诅咒你,全世界人都诅咒你。 北京街头创造了举世无双伤员抢救,民众很英勇,随即就被人们拖进胡同里,效益速度之高,超过国际红十字。我再不能这样看下去了,就这样假装冷静抱着双肘,若有所思的看下去。 骑行在正义路的林荫道上,被人称之正义那个东西,你在哪?你原本就是一场梦。我们流血,我们哭泣,我们忍受,你都看见了没有。你回答啊!你不回答,你就不存在!勇气打掉了,尊严消失了,思想麻木了,只剩下一条弯弯的脊梁和跪着的膝盖。当世界上一样东西消失,我们就要创造她。 6月4日早晨,天阴的特别利害,黑黑的云,血色天安门,我有幸欣赏这夜半血色黎明。 7点到8点,在老岳父家等了一个小时,我妻子的姐姐、姐夫终于到家了,姐姐的裤角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谢天谢地没出大事。我还得去三里河我母亲家。这样,我沿长安街奔木樨地,看看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长安街沿线,六部口、西单路口上都有汽车在燃烧,冒着滚滚浓烟。到处是碾碎的自行车零件.. 左一堆,右一摊,剩下的就是很厚一层碎砖,可见昨晚上抵档坦克有多激烈。自行车在艰苦的蛇行,走到老商业部时,坦克迎面开来,行人纷纷躲避,我继续直行。车长从车顶钻出半个身子,手持手枪左手扣右手托着,总处于临战状态,比我还紧张。 一夜间北京变成了战场,百年罕见。人是什么?人是动物,动物的本能就既嗜血又爱钱。思想是什么,是痛苦的积淀,一半是痛苦,一半是血液。 9点01分:木樨地 木樨地公共汽车站站牌子被12.7毫米机枪洞穿,西北角少女的不锈钢雕基座上留下三个12.7毫米高机的枪眼,弹洞钻得都挺深,是坦克高射击机枪打平射造成的。地铁站的大玻璃窗被打碎,有几扇像开放的菊花,有几扇是洞穿留下园园的弹孔。 人行道的隔离杆油漆被子弹打掉了,露出新茬。行道树的树皮上有弹痕,有几个孩子爬上树,去抠钻进去的子弹。槐树枝叉被子弹打折还连着,风吹过后晃晃悠悠,旁边居民楼的窗户玻璃被打稀烂,木樨地22楼晾的一件衣服,穿了 8、9个洞。地上横七竖八散布单只的各样的鞋,一只高跟鞋壳里灌满了血。 绿树篱的灌水槽里有一大滩血浆,还没有完全凝固,显然有人选错了掩体,他不是单兵,他是老百姓,绿树篱能档视线,不能档子弹,人体被洞穿之后,12.7毫米子弹还不解气,又打在国家计算机中心墙上。要知道这子弹的威力有多大,你伸手指比一下,像手指般粗。 拐到中科院慢行道上,七七八八的血流子,像墩布拖的一样,弯弯曲曲的长及百米,肯定是凌晨抢救伤员留下血痕,不规则血痕可以想见伤员挣扎的痛苦状。 中科院门口的水泥地上,一大滩一大滩的血痕,足有四、五块之多。估计出血量有上千CC之多,经过几小时氧化都开始发稠了,还没有完全凝固。 看来这里是伤员集中地,战地医院,可更像屠宰场。人们在科学院门口受伤,在此做最后的挣扎,爱神缪斯她帮不了她的子民,当然也帮不了她自已。谁来保佑我们! 流血最多的地方,反抗也越强烈。木樨地人行道的花砖扒的也最多,人们用手指抠出来摔碎,把它当成对抗野战军那些装甲车、坦克车的唯一武器。士兵们都丢弃装备和手中的武器四散。 坦克的机枪被人卸下,被挂在红绿灯灯杆上。孩子们只是比平时更忙合,他们从河里捞出枪枝和班用机枪的子弹链,从火里抢出退了火 的冲锋枪,孩子们腰里捌着64自动手枪,只是塑胶手柄烧坏了,向人们臭显呗! 30多辆63装甲车,59坦克车和40多辆军车被档在木樨地,沿长安街排了足有2公里长的各种军车陆续被点燃,浓烟翻腾着升空达二、三百米高,将近一个轻装快返师的军车都报销了,整条街都在燃烧,长安街在燃烧。车里弹药被高温点燃砰砰的爆响。 成人们则阴着脸,沉默若有所思。一个老工人对一群放下武器的大兵们责问:“你们有父母吗,你们有兄弟姐妹吗,有没有?你们就这么冲着人脑袋开枪,我操你妈,操你妈!你懂吗?你们的枪是干什么用的,睁开眼,这儿不是越南,动脑子想一想,北京怎能这么多反革命,父母要是看你们打天安门,哭不哭?你们说不打天安门?怎么十字路口四处都是枪眼啊——。”战士们低着头不说话,岁数都像老工人的儿子一般大。 14点多,阴沈的天空阵阵闷雷从天空滚过,雨终于下来了,落在树枝上,落在树叶上,再掉在草地上,大滴大滴的雨水落在大片大片的血迹上。深色的血迹已经氧化,几乎变成棕黑色。一经雨水泡湿了,融化了,泛起一层酱色的泡沫,急雨又把它冲散了,我骑自行车尽量规避这血色泡沫,她落地不到十个小时,还具有灵性就这样四散奔逃了。 15点天怒人怨的雨水继续下,落在燃烧的坦克上,落在怒火中烧的人脸上,今天无人带雨具,任凭雨水打湿全身。雨水把马路冲溜光,迎宾路变得水色凄迷。没有人,有人也像个魂儿,弯腰躬背悄无声,马路上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很少,按一下车铃,吓自已一大跳。这就是4:30的寂静钓鱼台。恐怕,中国近百年历史不曾有过这么寂静的白天。 几千年来,对付同样的问题,采用同样的手段,其相似程度让人惊讶。历史证明这是个错误,不管什么错误,错误本应当避免的。人们沉默的捌过脸用眼泪、用雨水温润自已的心灵。他们似乎睡着了,不用去叫醒他,也不要希望他觉悟,更不能使他产生怀疑,听天由命是危险的,但大彻大悟更危险,谁也不能强迫人民,伟大的人民在退缩时,把一切都忘掉!包括今天。 谁来保佑我们?谁!
1个月前
关于官员的特权,大概从一些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员的过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经意修饰的细节中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端倪。比如,一个老干部在回忆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家里的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蔡畅生平的书中,作者为了夸赞蔡畅如何严已律己时, 透露了五十年代初,蔡畅的侄子跟她要一辆摩托车,被说成是一贯洁身自好的蔡畅拒绝了。等等。冰箱在八十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物,六十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在五十年代,不要说摩托车,自行车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稀罕物,但高干子女们竟可以有这个奢望。这些背后表明了什么? 文革没有起到别的作用,高干享受特权的事例却被大量披露出来,让普通干部和民众看到了,在国家和贫困的年代,许多高级干部依然享受着豪华腐朽生活,有些很触目惊心。文革前,老百姓对此是不知情的,即使了解一点真实情况,也不会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可能还觉得那是天经地义。这不能不说与当时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和政治教育有关。当时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予以保密封锁。不但是政治事件,即使是某个地方发生重大社会事故,都可以种种理由列为秘密,不准声张、禁止外传。 1958 年,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立即被指责为 “ 攻击党的领导 ” , “ 挑拨党群关系 ” ,因而被打成 “ 右派 ” ,送去 “ 劳改 ” 。 如果说文革的一部分初衷是为了反特权,不如说毛是巧妙地利用了老百姓对揭露出来的官僚特权的不满,打倒了他的政敌,然后又迅速恢复了这种特权。著名作家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 —— 我的心灵自传》一书中就披露这样的一些细节。一是周到郭家看望郭世英(郭沫若的长子),郭沫若在一旁不声不响地为周削了个椰子吃;二是周离开北京之际到郭家道别,郭沫若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为他饯行,餐桌上有周爱吃的大对虾。哪个年代无论老百姓生活怎样窘迫,并不耽误高干们过着高贵奢侈优雅的生活,即使在口称消灭特权的文革时代,那些未倒下的高干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邓小平对此就严厉批评过,今天读来,也还有令人震惊之处。他(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说 “1958 年以后,到处给中央同志盖房子, ‘ 四人帮 ’ 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 ” ---杨奎松:以前的故事
2个月前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 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据中共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给中央的信,“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 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不管他们多么痛苦。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必受的考验,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毛说。以后人人皆知的这句话就是在此时被大加张扬的。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刀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灰拍拍干净,继续工作。”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3个月前
司马璐描述那时的情形说,“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区真是一个恐怖世界,遍地肃反,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帽子满天飞,谁是‘AB团’?谁是‘社会民主党’?谁是‘改组派’?谁是‘托洛茨基派’?一起喝茶的叫‘喝茶会’,一起散步的叫‘并肩会’,一起吃饭的叫‘牙祭会’,男女谈恋爱的叫‘交心会’等等,每一顶帽子,每一 条罪名,都是可以致人于死命的。” “在那个时代,在共产党内部斗争中,凡是政敌都被加上‘托派’的罪名,把政敌称为‘托派’处死,即使杀错了也没有关系。当时党内有两句话,一句话是:‘以防万一’,意思是说,宁可冤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不可放掉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断在冤案中接受考验。另一句话是,‘敌特在哪里?敌特就在我们的队伍中间。我们抬着头看不见蚂蚁,低下头不是可以看到地上到处是蚂蚁吗?’这句话的意思是,敌特之多,遍地皆是。” 中共六大以后,党内存在着两大势力,一个势力以中共实际当权者周恩来为代表,控制着在上海的中央,背后是共产国际,可称之为中央派或国际派。另一个势力以毛泽东领头,控制着红军主力和江西苏区,可称之为土共派。按中共的组织系统,周恩来兼中央军委书记,党指挥枪,毛应该听周的,但实际上这两派之间却一直明争暗斗。按司马璐的说法,“两雄相争,谁也奈何不了谁”。“江西富田与黄陂的大屠杀事件,实际上就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这个盖子在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揭开。”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10):苏区肃反 整理:袁斌
4个月前
冯志轩:松北土改亲历记 土改分为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和发土地证。 第四阶段是挖财宝。怎么挖?先挖人——毒打地主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然后是挖地——掘地五尺。毒打地主的方法是把他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 好触地,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就像在跳芭蕾舞,晃来晃去。毒打其子女的方法是扒光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抽。此法非常有效,绝大部分地主立即把藏财宝的地点招供了出来。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地背着套筒子(旧步枪,俗称烧火棍),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聚敛的财物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等,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存放在农会的房间里,由民兵看守。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当时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简言之,挖浮财的手段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五六天之后就进入了第五阶段,即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真正是夺人心魄,血腥残暴。 在松花江北的广大地区,土改运动中的兽性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被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被打死一人,自杀一人,南小城子屯邢家被打死两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不论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人弄死,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无需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被打死的地主占多大比例?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据专家估计,土改杀害了3-5百万人。 土改运动中流血斗争阶段,还有一个花样,叫串联斗争。一个区的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 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扩兵支前运动,已经开始了。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先到寇家屯乡政府,给乡政府里的人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动员。 一九四八年过年刚去,上午十点左右,县扩兵工作队就到屯子里来了。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讲话直截了当:“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就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农民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农民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此刻不见了。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队长又喊叫起来:“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接着他赤裸地威胁道:“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吗?!” 我离讲话的人仅四米左右,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最后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共有七个人被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