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运动

机械化运动式清除,针对每一个被视为异己的个体,都有类似的处理步骤和模式: “第一步就是点名,单位点名:‘张三。经我们查明,长期散布反动言论。’一下,啪,你就完了。然后你是不是暂时不要工作了,停职一下,清理一下,回去想一想你都做什么了,你都错在哪儿了,写一个材料。点名有各种点名。最严 重的是见之于报章。” “这样就开始弄你的家庭。对人致命一击是家庭。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但是你的家庭是温暖的,这个人还能活,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你回到家……这个你就活不了。” “拆了家,你就彻底孤立了。然后就不停写检讨,不停调查,看你还联系什么人,他要把你周围的、与你相同思想倾向的,通过你清理出来,牵出一串儿。章伯钧第一次到交通部接受批判,他进去吓一跳,有一个右派席位,他都没有想到,他以为他一个人。他回来之后跟我说,‘小愚啊,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把我所有的同事朋友,由我介绍到交通部工作的,彻底,右派分子席位,一个一个搞’。”(注:章诒和小名“小愚”) “到最后才是戴帽子、降职、降薪,再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家庭成员,以阶级路线的方式,让子女考不了学。没有人可以逃得过。为什么检举揭发,亲人反目?他要从你这个事情中剥离出来,他得活,所以这个很有效。” 民主党派消亡,知识分子遍体鳞伤,被崇拜的集中权力将荒唐引为创举也再无异议。 ---专访章诒和:与民主擦肩而过的故事,和谁细讲? 苏昕琪
Daniel Fang
1个月前
一定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共整风,杀了那么多他们自己的人,却最终赢得了战争,不知有谁能够回答。 《整人和被整,一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轮回》 —— 孙盛起 微品选读 1月10日 1949年以后的30年间,我们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曾经被几十次政治运动的风暴所席卷,而这些运动大多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整人。    其实,上溯20年,整人的轮回就已经开始。    1930年的中央苏区肃反开启了整人的魔盒。那次整人的残酷程度,从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和贺龙等人的回忆所提供的数字可见一斑:总计有超过十万红军被杀害,其中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围歼,副排长以上干部被全部肃清。贺龙说:“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5年的陕北肃反,几乎屠杀和关押了红二十六军连以上所有干部,包括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也被逮捕,险些遭到杀害。    1939年湖西“肃托运动”,公开和秘密处决所谓“托派”上千人,几千人被逮捕和关押。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刘少奇担任整风小组组长。那次整风共有15000多人被打成特务,其中多人被秘密处决和因为酷刑逼供而含冤死去。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都是被整对象。    如果说1949年以前整人还局限在一定区域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整人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被整人数也扩大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    当整人运动席卷而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整人者而不是被整者,这是人性,尽管这种人性是那样的卑劣。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除了站在顶尖操纵运动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是安全的——使得人人自危,这就是整人运动的“妙处”—— 今天的整人者,明天也许就是被整者,这样的轮回在华夏大地反复上演。    1955年,在编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时,夏衍毫不留情地对交往20多年的好友胡风落井下石,可谓出尽了风头。那时他是春风得意的整人者。然而,凡是权威皆反动的文革开始后,作为电影界泰斗的夏衍,不可避免地被整并被投入监狱,完成了从整人者成为被整者的轮回。    吴晗,身兼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副主席等多个要职,文革时因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而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他所受到的摧残令人发指:脖子险些被铜丝勒断、头发被拔光、死后骨灰被扬弃。他的妻子袁震先被致瘫后被致死,养女吴小彦也在狱中自杀身亡。这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嘘泪下。    可是,在这之前呢?吴晗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整人者,用钱钟书的话说:“他整人时也很无情。”反右时,他用“引蛇出洞”的手法,将储安平、罗隆基、章伯均三人打成“头号大右派”并施以严酷的摧残。不知道吴晗被投入监狱以后,是否会想到“轮回”二字。    彭德怀彭大将军,文革时肋骨被打断,在万众面前遭受扇耳光、被脚踩等羞辱和折磨,其惨状目不忍睹。然而,将日历向前翻几年,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也扮演过整人者的角色,刘伯承、罗荣桓、粟裕等几位元帅和将军都曾遭到过他的重拳猛击。    说到整人和被整,不能不提到刘少奇,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名义上的元首,他的被整创下了亘古未有的整人之最。    文革初期,刘少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发生逆转。1966年6月,他刚刚把彭真、罗瑞卿等人送进秦城监狱,8月,整人的大棒就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而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的,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他整过的周恩来。这次的角色转换,没有给刘少奇留下翻身的机会。    至于后来的“王张江姚”,从他们疯狂整人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启了必遭轮回的按钮。   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今日方为座上客,明日却成阶下囚,是人们最常目睹的荒诞闹剧。    不可否认,即使是最凶残的整人者,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投入整人的漩涡之中,因为人性中的恶一旦被释放出来以后,正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说“他人就是地狱”,你不整他,他就整你,于是乎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整人,生怕后下手遭殃,成为被整的刀俎上的鱼肉。    人性有善恶两面。仅仅诅咒人性中的恶是没有用的,因为人性不可改变,能够改变的,是把人性中的恶释放出来的环境。   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能够使人性中的善成长、圆满、光大,而在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恶就会探出狰狞的面孔,发出骇人的狞笑,因为它看到了适合自己生长肆虐的土壤。    但愿,整人和被整的轮回就此终结,永不再来! ——然而,这个星球上的真理反复雄辩地告诉我们: 长得了仙人掌的土壤,决不会长出玫瑰花!
朱韵和
5个月前
张国焘鄂豫皖根据地肃反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扩充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学毛泽东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搞“肃反”运动。将近3个月的“肃反”,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战 士,就有2500余人,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另有数字是: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12个团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杀了一半。杀人之多,至今无法统计出准确数字。 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 川北有户6 人参加红军的“红军之家”,就有4人死于肃反,仅剩下王新诗、王新兰两姐妹。其中长得最漂亮的王新国被杀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几个月的“肃反”竟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 “文革”中流行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和打击知识分子之类的极左作法,其实早在中共苏区就有过实践,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历史根源,包括中共的血统论等。 搞血统论、唯成分论、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原本是当时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做法。他们认为,只有工人成分最可靠,“中间势力最危险”,中共“领导机关必须工人化”。 张国焘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对共产国际这一套既熟悉又极感兴趣,执行起来非常卖力。张国焘搞“肃反”时,将这种血统论、唯成分论发展到了极端,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打击,和杀戮的严重程度,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据徐向前等人回忆,“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上过私塾的,一律严审。对这些审查对象,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张国焘还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除了审查本人,还要查祖宗三代。有的保卫干部还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老茧、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谁要是戴眼镜,口袋里别着钢笔,就极易被怀疑为坏人。 在被冤杀的无辜者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毛泽民曾在一份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材料中,力陈张国焘滥杀的罪恶,说张国焘“处决了那里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5个月前
毛泽东同学夏曦“肃反”创记录 夏曦1917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结识,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第一批党员之一,深受到毛泽东的器重。 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从1932年4月到1934年7月中共发出停止“肃反”的指示,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总计进行了4次 大规模的“肃反”。以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在洪湖杀了几个月,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其中,仅在洪湖地区被屠杀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有一万多人。只有几个女人活着,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国军来了,女的来不及杀才活下来。 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49年后,洪湖里还经常挖出白骨。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的“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洪湖红军的著名创始人段德昌,还有王炳南、柳直荀。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肃反”尚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结果,杀掉含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三千多人。夏曦在前后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竟然共杀掉红军和根据地干部,战士和群众达数万人。 夏曦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 红三军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排长,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经过4次“肃反”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3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左右。仅相当于两个团。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不包括地方上的冤魂。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5万多人马减员为4000人。 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李锐的资料是只剩下“五个党员”)。 1936年2月28日,在毕节渡河时夏曦失足落水;因杀人过多,身边的红军对其恨之入骨,对其落水视若无睹、袖手旁观,夏曦因而失救溺毙。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6个月前
司马璐描述那时的情形说,“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区真是一个恐怖世界,遍地肃反,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帽子满天飞,谁是‘AB团’?谁是‘社会民主党’?谁是‘改组派’?谁是‘托洛茨基派’?一起喝茶的叫‘喝茶会’,一起散步的叫‘并肩会’,一起吃饭的叫‘牙祭会’,男女谈恋爱的叫‘交心会’等等,每一顶帽子,每一 条罪名,都是可以致人于死命的。” “在那个时代,在共产党内部斗争中,凡是政敌都被加上‘托派’的罪名,把政敌称为‘托派’处死,即使杀错了也没有关系。当时党内有两句话,一句话是:‘以防万一’,意思是说,宁可冤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不可放掉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断在冤案中接受考验。另一句话是,‘敌特在哪里?敌特就在我们的队伍中间。我们抬着头看不见蚂蚁,低下头不是可以看到地上到处是蚂蚁吗?’这句话的意思是,敌特之多,遍地皆是。” 中共六大以后,党内存在着两大势力,一个势力以中共实际当权者周恩来为代表,控制着在上海的中央,背后是共产国际,可称之为中央派或国际派。另一个势力以毛泽东领头,控制着红军主力和江西苏区,可称之为土共派。按中共的组织系统,周恩来兼中央军委书记,党指挥枪,毛应该听周的,但实际上这两派之间却一直明争暗斗。按司马璐的说法,“两雄相争,谁也奈何不了谁”。“江西富田与黄陂的大屠杀事件,实际上就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这个盖子在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揭开。”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10):苏区肃反 整理:袁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