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运动

朱韵和
3个月前
张国焘鄂豫皖根据地肃反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扩充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学毛泽东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搞“肃反”运动。将近3个月的“肃反”,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战 士,就有2500余人,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另有数字是: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12个团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杀了一半。杀人之多,至今无法统计出准确数字。 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 川北有户6 人参加红军的“红军之家”,就有4人死于肃反,仅剩下王新诗、王新兰两姐妹。其中长得最漂亮的王新国被杀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几个月的“肃反”竟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 “文革”中流行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和打击知识分子之类的极左作法,其实早在中共苏区就有过实践,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历史根源,包括中共的血统论等。 搞血统论、唯成分论、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原本是当时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做法。他们认为,只有工人成分最可靠,“中间势力最危险”,中共“领导机关必须工人化”。 张国焘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对共产国际这一套既熟悉又极感兴趣,执行起来非常卖力。张国焘搞“肃反”时,将这种血统论、唯成分论发展到了极端,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打击,和杀戮的严重程度,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据徐向前等人回忆,“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上过私塾的,一律严审。对这些审查对象,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张国焘还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除了审查本人,还要查祖宗三代。有的保卫干部还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老茧、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谁要是戴眼镜,口袋里别着钢笔,就极易被怀疑为坏人。 在被冤杀的无辜者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毛泽民曾在一份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材料中,力陈张国焘滥杀的罪恶,说张国焘“处决了那里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3个月前
毛泽东同学夏曦“肃反”创记录 夏曦1917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结识,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第一批党员之一,深受到毛泽东的器重。 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从1932年4月到1934年7月中共发出停止“肃反”的指示,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总计进行了4次 大规模的“肃反”。以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在洪湖杀了几个月,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其中,仅在洪湖地区被屠杀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有一万多人。只有几个女人活着,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国军来了,女的来不及杀才活下来。 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49年后,洪湖里还经常挖出白骨。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的“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洪湖红军的著名创始人段德昌,还有王炳南、柳直荀。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肃反”尚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结果,杀掉含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三千多人。夏曦在前后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竟然共杀掉红军和根据地干部,战士和群众达数万人。 夏曦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 红三军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排长,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经过4次“肃反”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3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左右。仅相当于两个团。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不包括地方上的冤魂。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5万多人马减员为4000人。 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李锐的资料是只剩下“五个党员”)。 1936年2月28日,在毕节渡河时夏曦失足落水;因杀人过多,身边的红军对其恨之入骨,对其落水视若无睹、袖手旁观,夏曦因而失救溺毙。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4个月前
司马璐描述那时的情形说,“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区真是一个恐怖世界,遍地肃反,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帽子满天飞,谁是‘AB团’?谁是‘社会民主党’?谁是‘改组派’?谁是‘托洛茨基派’?一起喝茶的叫‘喝茶会’,一起散步的叫‘并肩会’,一起吃饭的叫‘牙祭会’,男女谈恋爱的叫‘交心会’等等,每一顶帽子,每一 条罪名,都是可以致人于死命的。” “在那个时代,在共产党内部斗争中,凡是政敌都被加上‘托派’的罪名,把政敌称为‘托派’处死,即使杀错了也没有关系。当时党内有两句话,一句话是:‘以防万一’,意思是说,宁可冤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不可放掉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断在冤案中接受考验。另一句话是,‘敌特在哪里?敌特就在我们的队伍中间。我们抬着头看不见蚂蚁,低下头不是可以看到地上到处是蚂蚁吗?’这句话的意思是,敌特之多,遍地皆是。” 中共六大以后,党内存在着两大势力,一个势力以中共实际当权者周恩来为代表,控制着在上海的中央,背后是共产国际,可称之为中央派或国际派。另一个势力以毛泽东领头,控制着红军主力和江西苏区,可称之为土共派。按中共的组织系统,周恩来兼中央军委书记,党指挥枪,毛应该听周的,但实际上这两派之间却一直明争暗斗。按司马璐的说法,“两雄相争,谁也奈何不了谁”。“江西富田与黄陂的大屠杀事件,实际上就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这个盖子在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揭开。”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10):苏区肃反 整理:袁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