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

2个月前
中共除掉抗日神父雷鸣远 1901年,雷鸣远来华传教。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1927年,雷鸣远加入中国国籍,在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 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 。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中国军队伤兵很多,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为抗日军队担任前线救护工作,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先后被宋哲元和傅作义任命为残废军人教养院院长和前线救护队队长。 娘子关战役结束后,雷鸣远接受了近900名伤员,全部照顾看护、送回大后方。国民政府为感激他的巨大帮助,特于1938年授予他陆海空甲种二等勋章;蒋介石还专门在武汉会见了雷鸣远,委任他为华北战地辅导服务团团长,专门负责在敌后援助抗日游击队。 雷鸣远的华北服务团因此活跃在敌后,不分国共派系,凡是抗日都给予大力帮助。因此,中共的八路军十分痛恨雷鸣远,从1939年起就不断挑起事端,终于在1940年3月9号,中共元帅刘伯承部下将雷鸣远绑架起来,关押在太行山山区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把他当作国民党间谍,受到6个星期的严刑逼供和酷刑,要他交代罪行──可见抗日行为在中共眼里就是罪行。雷鸣远被绑架的同时,他的几百名医疗工作队有的被俘,有的遇害,就分散了。 这一绑架行动引起了全中国的震动,胡宗南亲自去见刘伯承,要求释放雷鸣远;而刘伯承则一口咬定他的人根本没有绑架雷鸣远,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等等。蒋介石为此大为震怒,立即命令八路军司令朱德保证雷鸣远的人身安全,勒令中共24小时之内必须放人。 4月末,中共被迫释放雷鸣远神父,但他已罹重病。两个月后,饱经酷刑折磨的雷鸣远去世,享年63岁。 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 为了表彰雷鸣远神父卓越的抗日行动,蒋介石还专门写了挽联,其中说道:“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亦有设他的灵位。 雷鸣远的死,也践行了他说的“我為愛中國而生,我為愛中國而死”,他若不是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中国人那般真正地爱中国,何必去抗日,也就不会遭惹中共如此大的仇恨,不会被中共酷刑折磨了。 雷鸣远神父被中共绑架后逃出太行山后说过很经典的话: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不是人;   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 ---编写:爱德华
3个月前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 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页四七)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册,页二○)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它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羣)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三年,上册,页九四)可知孔祥熙、张羣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晚上咏霓(按:翁文灏)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册,页六一八)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 藁》序
3个月前
现在看当时苏联间谍和日本左翼势力的间谍在中国工作的重点,就是避免苏联同日军的直接作战,并把这场战争的祸水引到中国来。现在看来,他们的目的是完完全全达到了,国家不幸,生有逆贼,断送了中国的前途。崔可夫曾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 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8页) 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看到战争在中国实实在在打起来了,他就藉这个机会,向日军发动了两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夺取了中国大片土地。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槛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苏俄轻而易举地从日本手里夺走了中国大片土地。1939年后,苏日签订协定,停止军事冲突。日本陆军从此可以专心打中国。当时全国都认为被苏联出卖了,可是共产党却叫好,毛泽东为苏联辩护说: “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毛泽东选集・团结到底》) 其实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初,苏联一直不放心,生怕日本进攻苏联,也正因为如此,苏联间谍佐尔格和日本亲共间谍尾崎秀实一直在为将战争控制在中国的范围内作着努力。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败露,他和尾崎秀实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日本恨透了这些间谍,正是他们将日本引入了中日战争不能自拔,日本没能从战争中得到任何利益。于是在1944年特意选择10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将尾崎秀实和佐尔格两人施行了绞刑。这两个人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但即使在他们被捕后,他们所控制的间谍组织也没有放松对日本的监视,生怕日本将战争转到苏联方向去。有一篇名为《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的网文,发在《西西河》网站,里边有如下一段儿描写: 1942年的到来。吴纪光高兴地告诉中西功,延安发来专电,表扬上海情报科的工作。吴纪光表示,莫斯科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美英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由此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中西功显得忧心种种,并不怎么高兴。吴纪光觉得,可能是左尔格和尾崎秀实的被捕对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于是问他:“你跟尾崎很熟悉吗?” 中西功说:“无话不谈。” “他会把你供出来吗?” “不会。” “其他人呢?” “也不会。”中西功显得很自信。 吴纪光疑虑地看着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这个场面,赶紧捅捅中西功。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没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下去。他说,战争的前途无疑正向著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日本的战争潜力不能掉以轻心。“9・18”以来,日本海军基本没有使用,陆军在中国和其他战场没有受到过重创(编按:在日军曾屡屡受国民党军队重创)。日军突袭珍珠港取得重大胜利,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大片领土,短期看其战争实力是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 中西功沉默了一阵说:“我总是在担心。” “担心什么?”吴纪光问。 “日本陆军会就此甘休吗?” “你指什么?” “当日本海军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耀武扬威的时候,陆军会怎么样?他们忍受得了吗?会不会乘远东苏军大量西调之机,在春季化冻之前来个突然北进呢?别忘了,他们是军国主义,战争狂人,不能用对常人的眼光分析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吴纪光点着头说:“对!延安来电也要我们特别注意盯住日军在北方的行动!” 以上的描述表明,起码在1942年,延安和苏日间谍的工作重点都还是在想法将战争限制在中国土地上。佐尔格被捕了,但他的组织并没有受到多大破坏,尾崎秀实也是一样,中西功、西里龙夫都是他忠实的助手,他们将战争死死地拖在中国,直到二战结束。 如此写这篇文章或许会被一些人骂为汉奸,民族败类,但我想问一下,把四亿五千万人推向战争的血海,付出3000万生命代价,给国家造成6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这一切都只是为一个和中国公民毫不相干的共产国际作牺牲,这同逃避战争甚至作一些必要的妥协比哪个更爱国?某些人或组织为了一己私利,竟为了别国利益,将中华民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确实,我们现在还缺乏某些直接证据来证实我文章里所写内容,但我们现在能得到直接证据吗?佐尔格1933年暴露身份后去了日本,苏联解体后,一些秘密档案解密,却没有佐尔格在中国活动的档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尾崎秀实也是一样,人们找不到他在中国活动的重要资料,但我相信,一个人,只要你做了坏事,你就别想着别人会永远不知道。 ---日本侵华背后共产国际的巨大黑手(下) 作者:曹维录
3个月前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卢沟桥事变后,由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张治中引发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把中国推入无边的战祸之中。该书称:“八月九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 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十二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十三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十四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治中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 在以后几天里,张治中不断传播虚假资讯,制造混乱,并不听蒋介石命令,擅自向日军进攻,加速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维基百科评述说:“蒋中正在淞沪会战几乎投入所有的精锐部队,造成极大伤亡。中国军队一败涂地,幸好日本当时尚未做好侵略中国的准备,兵力有限,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之后,中央政府的兵力已无法对全国各地的军阀造成威胁,这时中国共产党、各地军阀都各据一方,拥兵自重。……淞沪会战后大量的游勇散兵,中国国民政府无力加以收编,往往造成后方百姓的困扰,或者被中国共产党加以吸收,造成八路军或新四军的急速扩充,至1940年7月7日,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编按:中共中央1939年的文件已一再称“我党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 ---日本侵华背后共产国际的巨大黑手(下) 作者:曹维录
3个月前
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肯定是多种因素凑成的,佐尔格、尾崎秀实、中共,中国国内的各军阀土匪、还有史达林,他们好像都在往一个目标上努力。“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爆发全面的中日之战。事变之初,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但由于当时希望中日火拚的各方势力太 多,日本和中国国民政府几乎丧失了控制战争的主动权。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就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短短十来天的时间里,中共上蹿下跳,全心全意的要把中国带入战争的血海。7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收复失地,坚决抗战,并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等九名红军将领暨全体红军指战员再次通电全国:“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自由解放。” 这些都表明中共希望中国的合法政府能够同日军大打,持久的打,全面地打。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在整个抗战史上,中共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同日军要过仗,他在看着国军“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无论是“反蒋抗日”还是“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目的都是要把中国拖入战争,用战争消耗国民政府实力,达到借乱夺权的目的。 ---日本侵华背后共产国际的巨大黑手(下) 作者:曹维录
3个月前
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和日本进行了一次长达14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以伤亡3500多万人(一说20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的代价,非常艰难地保住了中国没有沦亡,但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经济陷于崩溃,国力空前衰弱,共产主义红祸借机兴起,在中国泛滥成灾, 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人沦为奴隶已近60年。 2007年是中日全面开战70周年,当我们再一次忍着剧痛翻开这一页历史,我们隐隐约约地发现,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手在导演着中国发生的这场悲剧。中国,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刻,作了别人的牺牲品,成了工具,演出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凄惨壮烈的民族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有两个外国人起了很重要作用:一个混血的德国人佐尔格,另一个是日本人尾崎秀实。这两个人在40年代初差不多同时在日本被捕,两三年后被日本处死,谈到中国近代的悲惨遭遇,就不能不提到这两个人,这是两个值得中国人永远记住的外国人。 佐尔格,混血的德国人,后被招募为俄国间谍。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说得上是最出类拔萃的。他最初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上海从事间谍活动,身份暴露后,他受命前往日本,潜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由于他的精心运作,在整个30年代对苏联和中国命运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4年,也就是他死后二十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佐尔格为“苏联英雄”,以表彰他“立下的卓越功勋和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与英雄气概”。在他的忌日,苏联官方炮制了一系列传记来纪念他,更为不平常的是,对一个外籍间谍,还为他专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苏联如此高调地纪念这样一个外国籍间谍,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佐尔格最根本的功绩,就是由于他避免了日本对苏联直接作战。 尾崎秀实,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界人士联系密切。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以记者身份从事间谍活动。夏衍说,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尾崎秀实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中国,同美国的间谍女记者史沫特莱一起从事坑害中国的活动,史沫特莱称赞尾崎秀实,说他“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坚定信仰”。其实她也一样,他们在中共看来都是国际上的进步人士,同情中国的解放事业,支援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主张为共产国际的利益牺牲中国利益,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消灭中国的资产阶级,实现由共产主义掌权的目标。史沫特莱是有名的婊子、“骚货”(贺子珍的评价)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为中共在党外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 ---日本侵略中国背后共产国际的巨大黑手(上) 作者: 曹維錄
3个月前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表示要抗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汪精卫则公开表示反对,说:“三年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三枪。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 在抗战初的一年中,陈璧君曾三次分别搭飞机、火车、汽车回广东,据她自己称:“沿途查察地方、人心、风气,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互相了解,舆论的向背和人民 的希望怎样”,得出的结论是,“照此下去,再一年便可以由蒋打光了”。 有资料表明,陈璧君宁愿妥协降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失去信心。抗战初期,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尽管中国军队的广大将士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客观上敌强我弱的态势,以及国民党在战略战术、军事指挥等方面的失误,又不愿充分发动民众起来抗日,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暴露无遗。身处国民党的最上层,陈璧君、汪精卫熟谙内情,对一些高级将领的腐败无能也十分了解,更使他们对抗战失去信心。 晚年,陈璧君曾在《自白书》中这样写道:“各地所筑的据点、要塞、碉堡、空防设备,近路边的稍为坚固,步行深入的便用脚也可以踢陷的。哎,如此工事,十足的贪污,偷工减料可以证明了。我们当时的空军,较之日本,原已很差,而事实的率领者,又为不知军事的宋美龄。南京卫戍司令是唐生智,他的防空室内几变成一个香烟仓库和轻便舒适汽车的橡胶轮胎仓库。我很可以证明他不是准备巡城用的,而是备作逃跑时用的,怎样抗战呢?”“我到广州,党政军和人民代表亲属都相同地对我说,余汉谋因为自己不是蒋的嫡系,他便尽力地拍中央太太们的马屁,为她们当买办,办化妆品和奢侈的食用品。军事则唯香港之命是从,准备来不及时溜到香港。”这里,陈璧君固然有为自己降日投敌的汉奸罪行寻找托词的一面,但确也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表露了她和汪精卫等人的一些真实思想: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国民党军队如此不堪一击,那么既不能打,则不如和,继续抵抗只能毁灭国家和民族。 ---审判陈璧君 作者:李翊
3个月前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 ,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于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4个月前
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空军已有9个大队(3个轰炸大队、3个驱逐大队、2个侦察大队、1个攻击大队),及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机队。当时全国计有机场262个,各类飞机600余架,其中305架可用于升空作战。 同时期,日本可用于作战的飞机有约2300架,数量是中国的7倍。日本最初用于中国战场的飞机为 443架,后来最多时在800架以上,实力远在中国空军之上。更重要的是,日本有自造飞机的工业实力,月产飞机60架,且能不断更新相关技术。而中国工业落后,空军所用飞机全部来自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一方面很多机型已然过时,另一方面零件补给困难,严重限制了中国空军能力的发挥。 对空军抗战之艰难,蒋介石曾如此描述:“我们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五倍以上兵力继续三个至六个小时的始终苦斗,每一队飞机至少有三分之二皆被敌机枪炮弹击中的,有一次,周志开同志所驾驶的飞机,被击中九十九颗枪弹,又加一颗炮弹……” ---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的牺牲有多悲壮? 作者: 杨津涛 图1:刘粹刚,1937年10月25日殉国淞沪战场,是年24岁。 图2:阎海文,1937年8月17日殉国淞沪战场。 图3:追晋空军少将 高故将军志航 图4:8月14日的空战英雄乐以琴。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保卫战中殉国,时年23岁。
5个月前
大清,其实赢了甲午战争 上层统治者、精英们知道甲午战争失败,底层老百姓可不知道。为了和谐稳定,清廷对国内宣传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取胜,于是底层百姓继续生活在“又赢了”的狂热心态中,那快活劲儿、那天朝上国的美梦,继续做着。那痛恨西方势力和日本假洋鬼子的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其实对 清廷来说,战争到底赢了没,倒也没有那么重要——毕竟输了洋人已经不知多少次,而维持自己的统治才是第一要务。于是,不管上层有多慌张,对下层的宣传,那必须是又赢了、一直赢。 万一让老百姓知道了真相,引起社会不满,才是真正的大麻烦。 于是,刚刚战争失败的清廷,并没有在挽救战局、改革自强方面花费更大的精力,反而将重点放在了“对内宣传战”上。让老百姓继续活在自信之中,才是重点。 下面来看一段来自蒋梦麟的记录: 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指朝鲜)也被日本抢走了。 另外还有什么《海军大胜图》、《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都分别展现了当时对清军“胜利”的宣传。这套版画现藏于大英图书馆,于十九世纪末购入,保存至今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曾在2014年与大英图书馆合作,在其网站上举办了题为“绘画中的日清战争锦绘、年画和公文书”的网络特别展,其中也展出了这些题材的版画。 在这些版画中,清军不是战斗取胜,或者就是在胜利后惩治日军俘虏。 以上是民间媒体和艺术的再创作,只能说是当时的“自媒体带节奏”。那么清廷官方有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宣传控制工作呢?还真有。 电报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通讯手段,因此,对电报局的信息管制就成了重点。在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严禁电报局向外界传递任何与战争相关的信息,任何人都不能在电报里写入前线战事的实情,尤其重点禁止民间以暗码传递消息。 可见清廷从战争进行之时,就已经在忌惮一件事情:如若战争失败,消息又被传到民间,恐怕会引起大众的愤怒、失望和不稳定情绪,导致社会动荡。 比如说在“牙山大捷”之中,就连当时的“主流大媒体”——《申报》,都报道了牙山大捷,因为《申报》也无法绕过电报局,获取真实的第一手消息。其实所谓牙山大捷,是清军的牙山惨败。 他们虽然搞电报限制、保密有一手,防百姓防得好,但对日作战中却泄密到一塌糊涂。甚至就连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之间的往来密电都被日方全部获取破译,最后搞得相当被动。 不过,日本人倒是做事严谨,破译了清廷秘密,但自己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几十年后日本公开了当年破译清廷的那些密电,但此时清朝早已灭亡。 当时不仅进行版画宣传、限制电报信息,而且主流媒体也会迎合社会风向,主动“带节奏”,去讲清朝胜利的消息,以满足广大读者们“永远在赢”的狂热需求。 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就吃过一次亏。他们当时坚守媒体责任,如实报道了清军失利的消息,结果却令他们大跌眼镜:大众不仅没有认可《申报》的新闻操守,反而集体攻击该报“屁股歪了”,向着法国人说话,灭了自己国家的威风。 民众喜欢看清军获胜的版画或者新闻,所以他们厌恶那些说出真话的媒体,巴不得他们闭嘴。这些媒体,自然要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于是,《申报》为了“流量”也不得不低头,开始扭转报道风向,不再如实报道那些于清国不利的消息。 其实,《申报》在甲午战争后期,也还是有过一些保持新闻操守的举动,通过翻译外媒的消息,传入过一些清军失利的消息。但每次发布这种消息,都被民众指责为“助长敌人威风”,考虑到又是来自外媒的消息,就更是让民众愤慨。 《申报》可真委屈啊!但当时媒体是有一些自由度的,《申报》的对手《新闻报》利用了对方弱势的机会,为了“流量”彻底不要脸了,捏造出清军“海上夜壶阵”戏弄日军的假新闻。 别看这新闻扯淡,却让《新闻报》大卖特卖,成为当时的畅销报纸。 民众就喜欢看这个,您还真怪不得媒体。 清末的奇葩事,真的不少。其中有一大原因,是洋务运动带给了民众以自信,认为中国很快就能凭借学了西洋的科技和工业,而不学西方的法律和制度,就能重回世界之巅。于是,在甲午战败的消息面前,民众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另外就是,清廷一向非常注重对内的宣传工作,“民乱”对他们的恐慌远大于列强。毕竟,洋人来了只要给割地赔款就行,但如果民间动荡,可是会要了清廷的命啊! ---参考文献:《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