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4周前

民国人物，即使是汪精卫周佛海陈功博这些人物，也不是中共任何一个人所能比拟得。

#民国人物 #汪精卫 #周佛海 #陈功博 #历史评价

1个月前

石国鹏：地理决定论错在哪里？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不是一体两面？为什么欧美人更善于反省？

#石国鹏 #地理决定论 #汪精卫 #蒋介石 #反省

1个月前

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坚持没有卖国拒绝毛泽东特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璧君被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女士、何女士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 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陈璧君先生大鉴：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谨此敬颂大安。庆龄（执笔）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陈璧君并未欣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善意，她回信婉拒，大意为：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女士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52年，宋庆龄和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 1959年6月17日病故于提篮桥监狱医院。 ---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精卫的辩词图1：1951年，上海提篮桥监狱，陈璧君

#陈璧君 #汪精卫 #拒绝特赦 #宋庆龄何香凝求情 #坚持未卖国

1个月前

如果是日本赢得了中日战争，汪精卫就是功臣。

#中日战争 #汪精卫 #日本 #功臣 #负面

1个月前

冯学荣：第三只眼睛看汪精卫问：从历史的角度说，你怎么看汪兆铭（精卫）这个人？答：我觉得谈汪兆铭（精卫）这个人，至少要将他的《艳电》、他在汪伪时期的一系列公开演讲文字、他的遗书、他和日本鬼子屡次的和谈条款都细细耕读一遍，才有资格谈这个人，否则就没有发言权。不但要熟悉史料，而且还要眼界开阔，要有横向（世界）、纵向（历史）的眼光，才可以将历史看准，否则就只能在狭隘史观的周遭打转、跳不出来。问：你觉得汪兆铭（精卫）是不是一个“汉奸”呢？答：普罗大众将汪兆铭（精卫）定义为“汉奸”，我并无异议，但我是写历史的，我需要对我的读者负责任，而且我也要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没有义务给汪兆铭（精卫）扣上任何的帽子，我只需要将他的想法、他的所为搞清楚，而至于怎样定义这个人，则悉随尊便，那不是我的份内事。史家只是调查员，评判是非则是法官的职责。问：现在有一些声音认为汪兆铭（精卫）这个人很难评价、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答：所以我认为不要给他下定义。在所有的问题都能公开讨论之前、在所有的事情全部弄清楚之前，作为一个严谨的学问人，最好不要急着给任何历史人物下定义、戴帽子。在我看来，没有必要给汪兆铭（精卫）戴什么“汉奸”、“烈士”、“卖国贼”、“侠客”、“英雄”一类的帽子，汪兆铭（精卫）就是汪兆铭（精卫），汪兆铭（精卫）就是一个人，这个人一生中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而具体每一件事如何评价，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必要对整个人下一个脸谱化的定义。就像我们的法官撰写判决书一样，你只需要在“本院查明”一段写明白你所查明的事实、然后在“本院认为”一段写明白犯人所应受的刑罚就够了，没有必要在判决书的最后一段还要绞尽脑汁给犯人下一个什么“杀人狂”、“无耻之徒”、“人渣”之类的定义，没有必要，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这种做法。问：汪兆铭（精卫）从重庆出走之前，他主要的意识形态是怎样的？答：人的想法本身是无法探知的，但好就好在汪兆铭（精卫）死后留下了大量的演讲文字实录、还有遗书等，这为后世人探究他的思想，还是留下了可靠的依据。总的来说，汪兆铭（精卫）从重庆出走之前，他有三点重要的思想：1、中国打不过日本；2、即使打赢了，中国也会赤化；3、日本摆出的条件是可以谈的。这三条，在汪兆铭（精卫）的公开演讲资料、《李时雨回忆录》、汪兆铭（精卫）遗书《最后的心情》等诸多史料，都能看出来。问：我们逐个来谈。首先第1条（中国打不过日本），蒋介石又是怎样想的？答：蒋介石早就知道中国打不过日本，他自始至终都知道。蒋介石在重庆陪都时期的心态是“苦撑待变”、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家的援助或者卷入战争。问：蒋介石的最坏打算是什么？答：蒋介石在重庆年代的最坏打算，是一旦重庆沦陷，则进一步向西撤退，为此，戴笠已经在四川西昌建了楼房，准备到万一之际，国民政府将西迁到西昌办公、继续坚持抗战。再进一步就是退到苏联去，当流亡政府。问：第2条呢？“即使打赢了，中国也会赤化”。汪兆铭（精卫）为什么会这样看？他这样看的依据是什么？答：汪兆铭（精卫）已经看到了赤军在抗战中壮大，而且也看到了赤潮在未来五十年很有可能席卷亚洲的景象，他认为赤潮在当时是个潮流，赤俄输出革命的能量太大，国民政府是没有力量单独抵御赤潮的。问：也就是说，汪兆铭（精卫）在抗战中期，就已经预见到，国民党用尽全力将日本势力赶出中国之后，中国必然会走向赤化？答：是的。汪兆铭（精卫）在抗战中期，已经很准确地预见到，国民党尽管侥幸抗战胜利、将日本势力赶出中国之后，精疲力尽的国民党将独立对抗赤俄，但是赤俄更是一个强敌，所以届时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中国的全面赤化。问：看来汪兆铭（精卫）的预言还真的灵验了？答：的确是真的灵验了。战后历史的走向，正如汪兆铭（精卫）所预言的，一模一样。非常准。问：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未能预见这一点，蒋介石的眼光很差？答：不能这么说。蒋介石预见了美国参战，而且也灵验了。所以说，蒋介石也有其高明之处。相反，汪兆铭（精卫）没有能准确预见美国参战，所以汪兆铭（精卫）也有眼界狭窄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凡人，没有必要跳大神。政治家看问题是有远见，但却并不见得一定准确。有灵验的时候，也有失灵的时候。不必神化。对任何人都不必神化。问：我们说第3点吧。汪兆铭（精卫）认为“日本摆出的条件是可以谈的”，那么日本在1938年末，提出了什么谈和条件？答：梅思平和日方代表于1938年夏秋之际在香港谈判，日方初步确定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和平条件。梅思平转告了汪兆铭（精卫）。汪兆铭（精卫）考虑之后，决定出国、呼吁中日和谈。汪兆铭（精卫）去了越南河内之后，1938年12月1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内容为：1、日中亲善；2、共同防赤；3、经济合作。问：紧接着汪兆铭（精卫）就发表了《艳电》？答：是的。《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仅仅17天之后（12月29日），汪兆铭（精卫）发表了《艳电》，呼吁中日和谈。问：为什么叫“艳电”？答：所谓“艳电”，不是汪兆铭（精卫）向日本鬼子“搔首争艳”的意思，“艳”字只是“29日”的电报代码，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特别的意思。当时的电报员，如果打“二十九日”，需要打四个字，而打一个“艳”字，只需要一个字，就代表了“二十九日”的意思。当时电报费用贵，从简效率高。问：据说《艳电》并不是组织伪政府的宣言？答：这是世人最误解汪兆铭（精卫）的地方之一。事实上大多数历史爱好者都没有读过《艳电》的原文。其实汪兆铭（精卫）在《艳电》里仅仅是说了一个意思：呼吁中日和谈。汪兆铭（精卫）在《艳电》里，既没有主张向日本投降、也没有主张建立傀儡政府。问：那么，当时的日本人有没有诚意？答：有没有诚意这是心理活动，很难断定。但是要了解近卫文麿这个人，也不是没有资料，大家可以读他所著的《日本政界二十年：近卫手记》。但问题是：近卫文麿有没有诚意并不重要，因为《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就倒台了。问：当时的汪兆铭（精卫）在哪里？答：当时汪兆铭（精卫）人在河内。近卫文麿倒台的消息对汪兆铭（精卫）打击很大。这个时候，汪兆铭（精卫）和他的幕僚们就在河内产生了犹豫。问：犹豫什么？答：犹豫的就是，近卫文麿倒台了，之前的《第三次近卫声明》，继任的日本内阁还认不认账呢？很犹豫。整个团队都很犹豫。汪兆铭（精卫）在这一段日子里，曾经打算去法国、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撒手不管了。问：汪兆铭（精卫）有法国关系，倘若他纯粹是为了自己，其实他在法国可以过一个安稳的后半生。答：正是。所以说：汪兆铭（精卫）投敌不是出于名利动机。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问：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断然决定投敌呢？答：关键就在于“河内刺汪”一案的爆发。1939年3月底，戴笠派出陈恭澍远赴越南河内，刺杀汪兆铭（精卫），将汪兆铭（精卫）的心腹兼亲戚曾仲鸣杀死。从此之后，汪兆铭（精卫）停止了犹豫、开始了和日本鬼子合作的历程。问：也就是说，汪兆铭（精卫）在河内的时候，仍然没有决定要当汉奸，而只是在犹豫当中，其实是蒋介石的刺杀行为，使汪兆铭（精卫）大受打击、并果断走上了汉奸之路？答：正确。河内刺汪案件发生之后，汪兆铭（精卫）就没有退路可走了。自己已经在蒋介石的刺杀黑名单上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伤透了心。关于汪兆铭（精卫）在这一段日子的思想和行为举止，大家可以读高宗武的《深入虎穴》、陈公博的《苦笑录》、陶恒生的《高陶事件始末》等资料。问：汪兆铭（精卫）最后是不是被日本人毒死的？答：这种说法早就已经被汪兆铭（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所断然否认，不值得采信。汪文惺与何文杰在汪兆铭（精卫）最后的日子里，一直陪伴在汪兆铭（精卫）的身边，他们最有发言权。事实上，日本方面给汪兆铭（精卫）治病的，都是当年日本国内的名医、是教授级的专家。诸位可以读一读高伐林采访汪文惺、何文杰的文字记录。问：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历史，被汪兆铭（精卫）言中了。答：是的。赤化是当时亚洲和东欧的大潮。汪兆铭（精卫）当年和日本合作，相信并希望扭转这个历史大趋势，是他的重要动机之一。问：投敌之后，汪兆铭（精卫）承认了“满洲国”，他的心态是怎样的？答：没有办法。他的心态是“壮士断臂”——与其全国赤化，不如放弃满洲。蒋介石的心态就与其不同，蒋介石是——既不要全国赤化，也不能放弃满洲。结果汪兆铭（精卫）和蒋介石，一个是清誉扫地、一个是败退台湾。问：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历史，我们发现在1920-1930年代，无论是谁当中国的领袖，似乎都搞不好？答：是。恐怕是谁都搞不好。当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凶险，既要对抗殖民主义，又要抵御赤色大潮。很难办。我们中国走到今天，它的历史脉络是很清晰的。历史总有其合理性所在，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哲人说得对——存在就是合理。

#汪精卫 #汉奸争议 #中日和谈 #蒋介石 #历史评价

1个月前

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 推倒柏林墙

#汪精卫 #蒋介石 #中日关系 #塘沽协定 #抗战

1个月前

在东京住了几年，居然不知道高円寺的宗泰院有汪精卫的墓。因为出版了这本书，和读者交流，才有这个发现。1946 年，汪的墓被炸，挫骨扬灰。42 年以后，居然有日本人带回当年墓的碎片，在东京重新安葬，墓碑上有“爱国者”字样。古有“衣冠冢”，这个，应该叫什么冢？

#汪精卫 #高円寺宗泰院 #爱国者墓碑 #历史争议 #日本

2个月前

莫斯科的代表米哈伊尔-鲍罗廷（左）在广州帮助孙中山推翻北京政府。汪精卫（右）（Mikhail Borodin (left ), Moscow's representative to Sun Yat-sen, was in Canton to help Sun overthrow the Beijing government. He designated Wang Jing-wei (right) Sun's successor.）

#米哈伊尔-鲍罗廷 #孙中山 #汪精卫 #广州 #北京政府

Jacobson🌎🌸贴贴BOT

3个月前

如果中国一边宣传汪精卫是坏人，一边又在行为上模仿汪精卫，那会是十分可笑的。

#汪精卫 #中国政治 #历史评价

4个月前

历史上真实得汪精卫

#汪精卫 #历史真相 #政治人物

加州大富翁

5个月前

如果你看不清以下这几点，那说明你会随时被植入身体的红色基因触发，成为左派蠢货。 1. 不惜一切代价是法西斯词汇。 2.所谓大一统其实就是法西斯。 3. 孙中山是个苏俄资助的畜生。 4. 中国五千年来都是左派天下。 5.民主和共和是对立的。 6. 汪精卫不是汉奸。 7. 民主党和共产党区别不大。 8. 溥仪退位后中国曾短暂迎来共和。 9.黄左都是在野共。 10.左是口号，右是为人。

#政治观点 #法西斯 #民主与共和 #孙中山 #中国历史 #汪精卫 #民主党与共产党 #溥仪 #黄左

5个月前

汪精卫式话术欣赏：“大国小国”，“明知打不过”，“耗尽所有人”。

#大国小国 #明知打不过 #汪精卫 #耗尽所有人 #话术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册，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徧，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沧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

#汪精卫 #南京政权 #和谈 #日本侵华 #抗日战争

6个月前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页四七）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页八四）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册，页二○）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它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羣）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三年，上册，页九四）可知孔祥熙、张羣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晚上咏霓（按：翁文灏）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册，页六一八）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

#汪精卫 #历史 #陈克文日记 #中日战争 #政治分析

6个月前

首先必须指出，汪（精卫）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晚饭后，七─八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第六册，页一六八）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 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二○○四年，页二○三）这也是为甚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册，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

#汪精卫 #陈寅恪 #抗战初期 #主和 #亡国论

6个月前

汪精卫的投降理论与今天川普之流主张乌克兰割地求和的说法真是如出一撤。

#汪精卫 #川普 #乌克兰 #割地求和 #投降理论

6个月前

发现几个奥派在俄乌战事上纷纷变成汪精卫，里面肯定有什么思想上隐性的联系。/1

#俄乌战争 #奥派 #汪精卫

6个月前

如果说“长春围困战”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那么，“联日反蒋”简直使人无法置信!如果“长春围困战”反映出来的是“残暴”两个字；那么，“联日反蒋”让我们感觉到的是“无耻”两个字。 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的和平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不该被历史忽略掉的。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影佐为防潘与汪密谋反日活动，才派李士群同去以进行监视)其实潘汉年此行不过是把他与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报一下，并代表毛泽东向毛的恩师汪精卫作礼节性的拜访而已(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提拔毛任副部长)，这次会见并无实质性内容。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泽东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联日反蒋”的惊人内幕作者： XUPING

#长春围困战 #联日反蒋 #潘汉年 #汪精卫 #毛泽东 #抗战 #历史 #政治

6个月前

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需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令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 推倒柏林墙图：汪精卫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宣读誓词

#汪精卫 #送国 #反叛行为 #历史争议

6个月前

汪精卫是一个遭到中国现代史书丑诋的人物。汪氏不是一个坏人，甚至撇开年少时革命激情，至少终身一不贪污，二无二奶三姨太，三子女也没有“经商”以父荫谋私致富。汪精卫也没有仇恨二千年中国道德伦理文化。比起其死后涌现的许多窃夺权力的乌龟王八蛋，汪氏简直是圣人。其毕生污点，无非是战争时期投靠日本。这一点汪氏遭到全国唾骂，因为不懂公关。只要举例当时，史太林在赤化中国的时期，早就有毛泽东投靠苏联，拿钱要军火，颠覆国家，汪精卫如果有一位像香港特区的新闻统筹员，就可以在网络日日反击：你投苏联，成立“中华苏维埃”，我去南京组织傀儡政府谋和，只是做着这个时代合乎潮流之事。如是者日日重复，兼养一批汪粉啦啦队和什么丝带，天天在街头向农民百姓宣传，就没有问题。汪精卫只是太老实，不宜从政。不错，到了一九三九年，半壁江山早已沦陷。蒋介石指望英美法干预日本停止侵略，到这一年，欧战爆发，蒋汪都知道英美不会帮中国，因此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知识分子，都主张优先谋和，勿令苏联有机可乘，即为著名的“低调俱乐部”。主和不是问题，问题是汪精卫竟然一个人去跳火坑。在这一年，他没有想到过日本首相会时时更易，未能预见日本军方会疯狂，亦未能预见偷袭珍珠港。像一个运气差透了的赌徒，汪精卫本来可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独自在欧洲漫游，像今天中国的许多富豪走资，加入外籍，但却偏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下错赌注。香港人七十年后在一只猪和一头狼之间不懂判断的所谓Lesser Evil，汪精卫早就看到了。他认为在苏联和日本之间，长远而论，史太林的苏联比军事的日本更险恶，苏联更是中国人的敌人。而且一个人投日，全无班底，被日方玩弄于股掌。想不到一年多之后日本向美国宣战，汪精卫闻讯珍珠港大哭，以头撞墙，他想不到自己与东条英机捆绑，成为英美的敌人。 ---陶杰：汪精卫投日不比毛泽东投苏坏图：汪精卫国民政府前的匾额刻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汪精卫 #历史评价 #抗日战争 #民族投降主义

6个月前

不得不战的蒋介石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 推倒柏林墙

#蒋介石 #主和派 #汪精卫 #抗战 #民国政府 #舆论 #汉奸

6个月前

不得不和的汪精卫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 推倒柏林墙

#汪精卫 #汉奸 #伪政府 #民国政府 #抗日战争 #塘沽协定

6个月前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于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 推倒柏林墙

#汪精卫 #国民党 #共产党 #蒋介石 #黄桥之战 #国共合作 #中日战争 #中国历史

6个月前

汪精卫接受记者的采访，历史惊人的相似。卖国贼总是有理由的，而且冠冕堂皇。

#汪精卫 #卖国贼 #历史

6个月前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汪精衛的一套理論成為當今最流行的思想。

#汪精卫 #理论 #思想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