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

4个月前
中共获悉顾顺章叛变后,决定处决顾顺章在上海的家属。5月,周恩来、康生(赵容)率领洪扬生、陈养山、王世德(王竹友/李龙章/老先生/老头子)等十余人,将顾顺章全家八口全部勒毙。顾顺章三岁的女儿顾利群和两岁的侄子顾益群因年幼,被送往乡下寄养。顾顺章十二岁的妻弟张长庚因读书住校,而躲过一劫 。 1931 年 11 月,张长庚在上海街头指认出了王世德,致其被捕。王世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与顾顺章见面,在顾的劝说下叛变,供述出顾顺章家属已被处决以及四处埋尸地点。分别是: 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 33 号(今上海徐汇区余庆路 110 号) 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 37 号(今上海徐汇区余庆路 102 号) 武定路修德坊 6 号(今上海静安区武定路 930 弄 14 号,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麦特赫斯脱路 383 弄椿寿里陈家巷 91 号(今上海静安区泰兴路 383 弄 91 号,已拆除) 经过一周左右的挖掘,在这四处共发现 16 具尸体: 在爱棠村 37 号发现的四具尸体分别是: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 吴韶兰——顾维桢之妻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 在爱棠村 33 号发现的三具尸体分别是: 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 吴克昌之妻——顾顺章嫂子吴韶兰的弟媳 一名麻脸男佣 在修德坊 6 号发现的四具尸体分别是: 张杏华——顾顺章的原配妻子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吴克昌——顾顺章嫂子吴韶兰之弟 斯励 在陈家巷 91 号发现的五具尸体分别是: 黄弟洪(男) 又名黄警魂,黄是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江苏扬州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欲投奔敌方,曾发信给蒋介石,以看在也是黄埔学生这一点上,望蒋介石给予器重,发出的信被特科获取,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广东人,1901-1969,卅年代为中共安插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实为双面间谍,1949年后杨曾被中共方面关押,后来陈庚说情担保,被公安机关定为管制一年处理)设圈套引出黄第洪,说是请他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约见,黄不知有诈,上门请他外出者实际为特科行动组人员,经黄包车接送七拐八拐,后将黄弟洪秘密送入91号,即被特科行动人员勒毙处死。 邹志淑(女) 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尸体被挖掘前一段时期,有不知详情的人发现邹志淑怎么神秘失踪,据当时熟悉中共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在平时言语中流露出动摇倾向,中共特科认为假设她叛变会对中共组织极大破坏,故特科决定将邹志淑也勒死。 朱完白夫妇 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其妻姓名不详,难以考证),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 王盘(男) 亦有称王培,曾留学苏联。 根据徐恩曾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记载,总计挖掘出三、四十具尸体,其余尸首身份已不可考。 ---爱棠村掘尸案和斯励之死 作者 Fournoas 图:1931年11月29日,顾顺章在《申报》刊登「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
5个月前
上述的三、四十具尸体,除了顾顺章的家属以外,其余的也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叛逆分子”。据王竹友说,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他是奉命执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只有一个是例外,是叫“斯励”的老共产党党员, 他还是国民党北伐时期一个军长的胞弟。这个消息,被记者听了去,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不料在当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漂亮妇人,跑到K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K君诉说,她的丈夫已告失踪几个月,什么地方都找过了,毫无影踪,今天见报才知被共产党杀害了,她要求K君立刻引她去认尸,K君想不到事情的反应有那样快,但仍安慰她:“也许报告有错,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准备带她出去,一同前往认尸。那儿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报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会如此做,原来共产党特务把人弄死之后,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盖上四、五尺泥土,再浇上一层水泥,粗看起来,像似已被废弃了的屋基,然后再盖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当我们挖掉六、七尺土的时候,虽然出现水泥地基,工人们不知内情,认为没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们坚持要他们挖下去,掘开水泥,再继续往下挖了很久,才发现一堆大小有十多具尸体,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认,其中的一个,就其身材观察,似是一个矮胖而结实的壮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妇人一见此尸,就扑上前去嚎啕大哭,因为她从尸体的身材、牙齿、脚趾,还有那件背心等等,辨认出来,正是他的失踪已久的丈夫。 她告诉K君,她的本名叫陈梅英,和斯励结婚不到三年,生了一个小孩,他们过着美满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以前的半个多月以来,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么问题难以解决那样,常是紧皱双眉用力沉思,她问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始终不说,有一天早晨出门以后,便始终不曾回来。她说,她始终不知道丈夫是干共产党的,现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踪以前的最后半个月之所以满腹心事,必定是在考虑如何脱离这个罪恶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爱她的丈夫,她坚决表示要扑杀几个共产党替丈夫报仇,因而竟向K君提出参加我们的工作的需求,K君当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环境和本身条件之后,对她的请求未曾接受。 这一连串的发现,完全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本来我们的目的,只在查究顾顺章眷属的下落,不想因此发现了共产党特务杀人灭迹的种种残酷手段。这都是周恩来所亲自导演的。当时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上海各报连日都有详细记载,并附刊各种图片,可惜这些材料,我现在已散失了。此事所发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在赤区以外杀害人命的残酷手段,有了确切体认。同时,国际的正义人土,也普遍引起深切的注意和同情,舆论一致指责共产党的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第二,我们在租界方面的工作信誉从此建立,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和各地的租界当局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合作关系,为以后的业务增加不少便利。此点,关系极大,因为各地共产党的地下指挥机构,大都设在租界里,没有租界当局的通力合作,是难加以破获的。第三,对于新近转变的,或是以后转变过来的共产党分子,坚定了他们效忠于我的决心。第四,周恩来本人也因此不能在上海立足,秘密潜往江西赤区。我想若不是他走的快,他一定会步许多被捕同志的后尘的。 最可笑的,共产党国际为了平息国际正义人士的愤怒,挽回国际舆论的不利形势,对于中共的这种暴行,竟也假惺惺的发出“指责”,说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于残酷的报复手段”。话是说的不错,然而除了“残酷的报复手段”之外,共产党又能用什么来维系他的暗无天日的魔鬼集团呢? ---徐恩曾:周恩来的杀人记录 图1:当年上海众多报刊如《申报》、《时报》等对此案件有详细连续报道,这是《民国日报》的现场采访报道。 图2:姚主教路爱棠村33号与37号门前的挖掘出来待运的死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