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

4个月前
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失落的一代》书提供了一系列数据: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一九八○年仍有十五点五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四十三万。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 ,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五百,农村插队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农场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一千元,相当于中级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一千三百元,进乡镇企业仅需五百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据港府统计,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真是何苦来哉?!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共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后只有四十三万九千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点。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集体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开文化追责吗?为什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什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 ---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罪魁祸首是谁? 作者: 裴毅然
4个月前
智效民:广阔天地炼贼心 1966年冬天,我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返回太原到安置办公室造反,随后又到了北京。当时的中央安置办公室已经被砸得一塌糊涂,于是我从扔在地上的机密文件中看到,上山下乡不过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就业压力,这让我深感上当受骗。同时也觉得,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希望。 造反以后, 我在城里呆了两年,一直处于啃老状态。当时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扣发工资,全家人的生活特别窘迫。后来我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去过那非人的生活。从那以后,我干了许多出格的事情—— 比如夏天西瓜熟了,便在夜里避开巡田的人,潜入瓜田,用摸皮的方法挑选成熟的西瓜,就地美餐一顿。 又如秋收季节,正是吃嫩玉米的最好时候,于是在收工途中,我假装进地里方便,然后把玉米棒子掰下来插到腰间,再把衣服披在外面,就像敌后武工队那样,大摇大摆地向村里走去。 有一年队里收割的芝麻放在知青住的房顶上晾晒,于是大家便在人们熟睡以后爬上房顶,把外衣铺的房顶,拎起芝麻捆一抖,然后卷起衣服飞身而下,几斤芝麻就到手了。要知道,那时候的芝麻绝对是稀罕物,市场上根本就看不到。 有一年夏收季节,生产队为了龙口夺食,把男女老少编成两班,不分昼夜地在打麦场上大干三天。换班休息的时候,我在麦堆上无意中发现袖筒里可以盛放小麦,于是用细麻绳把上衣的袖口一扎,偷偷地往里面装上小麦,然后披在身上返回住地。就这样跑了两次,居然偷回来30斤左右,相当于一个人全年分配的小麦。我记得,当时城里人的口粮中,只供应30%的白面。 这些往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好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